1964年出生的高祥晴回憶：最初在這比鄰小巷與大馬路的城隍府做「路邊電影」（露天電影）時，總是一次就放4場，分占城隍廟門口、旁邊與後方，而他一個人就得同時操作兩部電影──一台放映機投向前，另一台則投向後，好節省人力。隨著時代推進，「看電影」的方式多有變化，時至今日，露天電影依然存在，卻又不知道誰會看──就像那單掛在台南市區馬路車流中，偶爾引人抬頭的影布一樣。

就像台灣那些子承父業的故事，高祥晴會踏入「做電影」這途，也是跟著父親的腳步。

父親高鏡山就讀小學時期，受太平洋戰爭波及。盟軍對日本殖民的台灣發動空襲，家住台南市區的他無法好好上學，便與朋友騎著「孔明車」（腳踏車）到麻豆學放電影──彼時電影放映要靠手捲，機器不帶馬達，畫面黑白且需要讀書人當辯士，說明那光影建構的世界。

年幼的高祥晴跟在父親身邊，能把玩的只有電影膠卷，「以前底片很像紙，帶著一點油味，我會拿出來拆，拆得很高興，那個聲音很響。」他回憶：因為放映機聚光熱度很高，膠卷又帶油，如果溫度太高，還可能燒起來。「以前戲院沒有禁止抽菸，觀眾時常抽菸吃東西，沒幾個月就會把影布燻黑，這時就要噴上銀粉來維護影布。」高祥晴笑說，「銀幕」兩個字，就是這麼來的。

一直到高祥晴上了國小，高鏡山才掌握所有技術，回到台南市的中華戲院當機師長，而這時的電影放映機已經電子化，帶有馬達，放片無須靠手捲。當然，戲院演出內容也隨著時間推進而有變化──那個時代電影數量少，半年才產出一部新片，而一部電影一放就是3個月，因此，能在戲院填充檔期的表演多是布袋戲、歌仔戲、皮影戲，每當輪到這些表演上場，技師們才能抽空維修機器；然而，當高鏡山回到市區這段時期，在戲院裡搬演的歌仔戲、布袋戲已經沒有辦法吸引到觀眾，只好轉到廟府（宮廟）演出。而歌舞秀則在此時於戲院登場，與電影一起在戲院分配檔期。

「有的女生不想脫衣服，哭哭啼啼，就被拖到門口⋯⋯。」年少的高祥晴在戲院看著這些幕前幕後，心情複雜，這些女孩子大多都是原住民，「我聽老一輩的說，都是因為她們的爸爸愛喝酒，把她們賣掉，我看了覺得很可憐，我爸也沒辦法干預，因為（歌舞秀）背後都是黑社會。」

儘管歌舞秀大家都愛看，但僧多粥少，不一定有足夠的歌舞秀可以排進檔期，此時，戲院就會調色情片當備案，如果有閒置檔期就排片播放，也會安排人員在外頭看顧，如果遇到政府查緝，就要趕緊向裡面的人通報，將片子藏起來。但某次因為外頭的人沒通報，戲院被警察捉到違規，高鏡山因這僅僅5分鐘的色情片被關了3個月，中華戲院的營業執照也被吊銷，直到一年多後，方以「子都戲院」之名，換殼營業。高鏡山又回到戲院工作。

過往，很多人都想挖腳高鏡山，因為他不僅會放電影，也會拆修機器。在戲院停業時他並不怕沒工作可做。當他提到外面有人找他幫忙做事，老闆也沒阻止，「只要不要影響戲院就好。」後來戲院老闆去世、兒子接手管理後，這個「少年頭家」與高鏡山產生不少衝突，高鏡山才憤而辭職。當時高家生活條件並不好，高鏡山夫婦得邊賣玉米賺錢，離開戲院後，玉米園的朋友建議他去「賣藥」。

當時夜市會賣些民間製藥，像是「猴標六神丹」等這類胃腸藥，高鏡山便與朋友合作，一人賣藥，一人放電影，電影放個2、30分鐘就中斷休息，趁機賣藥，「一部電影兩小時可以切成好幾段來賣藥。」這個商業模式營運的頭一年，他們不僅從夜市走到鄉下，還從山線移到海線，因為愈是不熱鬧的地方，照明愈少，既適合放電影，也因缺乏競爭，藥比較好賣。

台南鹽務局注意到這種「露天電影」形式，希望也能在假日放電影給鹽務局員工看，便向高鏡山提出邀約。高鏡山有些遲疑：放電影沒問題，可是，他沒有戲院的執照（營業許可證），無法拿到片子。但顯然不需要太操心，鹽務局會寫公文取得片子，不僅如此，還可以取得最新型、輕便的日本進口放映機，供高鏡山放片。這時，高祥晴已經升國中一年級，跟著父親到鹽務局位在七股的宿舍幫忙。高家人幫鹽務局放片十餘年，一直到1990年才結束。

「沒辦法，阮毋成囡仔，又頇顢讀冊。」 （沒辦法，我就不學好，書又讀不好。）

高祥晴約莫才11、12歲，就被父親帶出去做事，只能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國中的最後一學期，導師詢問他升學意願，在明確表達無意升學後，被老師安排到台南市區的電子公司實習──如果表現良好，畢業後就能直接取得正職工作。高鏡山在高祥晴準備去實習的那一天，直接叫他「免去」，至此，他正式成為父親的「學徒」。

過往高鏡山如何學放電影，就怎麼教自己的兒子：在旁看捲片看上3、4個小時，就算不耐煩也不能動；或看接片看幾個小時，看得高祥晴心癢，很想動手做做看，還是只能站著看。就這樣「杵了」2、3個月，高鏡山才放手讓兒子試試──然而，光只是看而不碰膠卷、也無試做，自然會失敗，這時，高祥晴少不了挨父親一頓罵，或被𢼌頭殼（打頭）：「阮老爸足歹（很兇）欸。」回想過去，他總是以這句話開頭。

高祥晴坦言父子關係並不好，只要看到父親騎摩托車出現眼前就會閃避，什麼委屈或想法只告訴母親，對於父親，只是一聲「老的」（lāu--ê）。雖說如此，從跟著父親做事開始，他完全服從父親的指令與作息安排：早上5點半起床去摘玉米、將玉米載送到水交社（空軍菜市場）讓母親販賣，兩人在市場吃早餐後，他便隨父親回家捲片，午休過後，再出門架機器，開始露天放映。如此一日復一日。

剛開始工作時，高祥晴仍未成年，只能騎腳踏車運送膠卷或器材；待他國中畢業，高鏡山買了台「石橋蘭蒂50」給兒子。「做工的人一年到頭都沒有新衣服，都穿工人服，警察以為我是一般工人。」高祥晴說自己18歲終於去考了駕照，等於無照駕駛了3年，「不然，腳踏車要怎麼載？雖然我後來技術好到可以載多一點，但爬坡真的很累。」若要到遠處，就會請「車工」，協助載運機器。

彼時，因為家人跟會的關係，高家負債千萬。「天還沒亮，人就上門討錢了。」一家全靠母親賣玉米、父親放電影，拚個一年半載還完債務──也因高鏡山去協商讓債務打了折，稍稍減輕負擔。「我們就吃菜市場賣剩、別人分送的菜。」高祥晴道：當時賺的都是「實錢」，一場收入15,000，一天做個3場，加上省吃儉用，他們家才能全力清掉債務，從零開始掙錢。

高祥晴的每一天都被工作占滿──週間是廟府，週末是鹽務局，就連教會也有放映露天電影的需求，高祥晴回憶，教會較偏好洋片，但洋片也比較貴。當時，大製作的好萊塢片，像是《007》的價格，片商會開到7、8萬，但這並非露天業者可以吸收的成本，他們只好請教會自行向電影公司議價。「其實教會都有後台，像是國防部、新聞局，他們說一句話，電影公司不敢說第二句。」在兩蔣時代，不只是教會，連鹽務局想要看的電影，都是「打通電話就解決了」，他們靠的無非是權力背景，「邵氏電影的片不好出，戲院放完就送回去，不會讓你去路邊放，中影的拷貝也不會給你路邊放，可是鹽務局如果要放就沒問題，只是會要求他們放愛國片。」

彼時，台灣電影產業還沒將目光轉移到香港，是仍有中影文化城、諸多電影公司的榮景時代，「那時的台灣電影不輸香港。」高祥晴將此歸因於兩蔣的統治，他說，蔣家鼓勵拍片，因為蔣介石把電影當成政治洗腦並宣揚國威之用，「你看美國災難片最後都會出現國旗，或有架直升機飛出來，台灣的愛國片也是這樣，最後都有個軍人出來宣布勝利，或是和美國人站在一起。這代表國家很強。」

高祥晴偏愛武俠片，他認為當時台灣的武俠片拍得比香港還要好，也比較受歡迎，倒是在台灣影史上留下話題跟塑造偶像明星的文藝片，在他的經驗裡，就不受「主家」青睞──他們稱花錢買露天電影放映服務的客戶為主家──像是瓊瑤電影，約莫是他20多歲時在市場上出現，但只要放映這類文藝片，「主家」就會罵：「都幾歲了，還談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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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露天電影該放什麼電影，也不是他們或「主家」能決定，得看台北片商排定的檔期。相較領有執照的戲院，露天電影業者處於灰色地帶，在默契上，電影上映由首輪開始，再來依序是二輪、三輪，最後是四輪或五輪，待片子於四輪戲院下檔，才能由露天電影接手放映。然而，有些電影至多排到二輪，拷貝就得送回台北，中影出品的電影就是如此，但若鹽務局想放中影電影，只需發個公文、打個電話就可以看。其他露天電影場大部分都是放映民間電影公司的作品。

由於電影拷貝是從首輪開始依序往下輪，底片因此多有磨損，如果放映師疏忽，可能還會有斷片的情況出現，等拷貝輪到四輪館，兩個小時的電影可能只剩下一個半小時的長度。「所以我們去買片的時候，5罐底片的長度，跟准演證上面寫的都不一樣。」高祥晴解釋，當時他們跟電影公司買片是一批一批買，假設一批10支需要支付的價格是12萬，如發現拷貝有問題，高鏡山就會殺價到10萬。「當時的電影還有分主片跟副片，副片是票房比較差的。」高祥晴舉例像文藝片就是票房比較差，那買回來要幹嘛？「買回來剪成片頭跟片尾，加在本片前面。」因為機器啟動需要時間，而這段影片剛好可當導片，讓機器暖身啟動。

露天電影本來是高鏡山的「獨創生意」，但見他做起來後，許多人也想加入，高鏡山也不藏私，大方指導，於是形成一個「行業」。雖說如此，露天電影業者之間並無競爭關係，反倒是和戲院有著競爭扞格。「首輪戲院播完電影下檔，片子可能只存放一天，就要送回台北，有些『路邊老闆』會給戲院錢，讓他們可以把片子帶出去外面放。」高祥晴進一步補充：這些「路邊的」放完電影後，會在晚上10點半將片子送到車站，並在原本運費上多加點錢，安撫這些等候的車站人員。

「但我爸不會這樣做。」高祥晴轉述父親的觀點：他認為「首輪館」跟業者如此合作，實在沒道德，會把三輪、四輪館的生意弄壞──不管這些戲院電影票多便宜，營業都需要成本，「他們有營業的權利，我們沒有，我們那個時候就是不合法的工作啊，沒辦法。」為此，高鏡山還出面調解，保證露天電影只會放映五輪戲院下檔、至多四輪戲院下檔的電影。「談是這樣談，同業不會這樣做。」高祥晴當時才18、19歲，已經開始帶師傅、獨立作業，他憶起這些同業，只想討主家歡心，好繼續維持關係，「台灣人就是這樣，如果有受過日本教育、有日本精神，就不會這樣做。」雖沒有明說，但他指的就是自己的父親。

當時，除了經營露天電影業者是因高鏡山指導而萌生，許多四輪、五輪戲院的老闆，也是他在電影院當機師長時帶出來的學徒，彼此關係很好。有時候，四輪戲院老闆會將下檔的片子交給高鏡山，讓他們在「路邊」放個一星期，再拿去火車站寄送；甚至四輪戲院票房差的電影，老闆也會以一晚500或1,000元的價格，讓高鏡山拿去外面放。

「那時電影票大約一張30、40元，就算那些電影放一晚可能賺不到1,000元，也還是得做。所以就給我們做⋯⋯不過想看電影的（觀眾），都在首輪、二輪就看完了，片子到四輪就差不多了，誰會看？可能就是些沒事做的老人，到戲院吹吹冷氣，打發時間。」

高祥晴解釋，四輪、五輪戲院位在地方村落，而高家的露天電影則是在台南市區，彼此之間無拉客競爭關係，因此能互相合作。

和鹽務局、四輪戲院合作雖能增加收入，但高家的生意來自民間信仰的也不少。「很多是廟府（宮廟），可是一間廟能有幾尊神明生日，大多是正駕做一做，或是多個副駕，不可能整座廟的神都做。」在高祥晴心中，「私人壇」（私下供奉、敬拜神明者）形成的市場比較大，只要他們覺得電影好看，就願意繼續花錢。

然而，就算「私人壇」願意花錢，也沒有比簽賭的人更浪擲金錢。在愛國獎券、大家樂時代，瘋狂賭徒為了求神、酬神，會放電影給好兄弟跟神明看，甚至不惜將戲台搬到「墓仔埔」（墓地）去。「那時的墓仔埔很熱鬧。」高祥晴說，即使墓仔埔沒有電讓人放電影，簽賭的人仍執意而為。「以前電影放映機都是用碳精棒（カーボンロ^ッド，Carbon Rod），如果沒有足夠電壓根本不夠力，所以他們會花錢找台電來裝臨時電力，台電如果不願意，他們就找國大代表、議員（關說或施壓），一句話，電就來了。」

「錢死，人不用死啊。」高祥晴在那段時期看盡人為錢瘋狂的樣子，那些人已是「1,000萬下去輸贏」，牽個電不過就是10萬、2、300萬的數字，算什麼？「那個時候，發瘋的很多，得心理病的也多，還有人請神明，最後再把祂們丟到墓仔埔或水溝⋯⋯。」講起這一段歷史，高祥晴不時搖頭感嘆，旋即又煞有其事地說：在大家樂出來之前，台灣有很多孤魂野鬼，像台南在地就有「魔神仔」的傳說，有些人會無緣無故失蹤，但如果庄頭放鞭炮，人就會出現──明明這人一直在原來的地方，大家肉眼卻都看不到。

露天電影事業在高祥晴手上逐漸有了成績後，高鏡山也將工作慢慢放給兒子。這時高家還完債務，高母繼續賣玉米、粉圓，全家埋頭幹活攢了不少錢，高鏡山則將這些錢都拿去換金條，不料，卻被長子悉數拿走，最後鬱悶而逝。「那時他才60歲，才領沒有幾個月老人年金，人就走了。」高祥晴嘆息，這真的是無法預料的變故。

「放電影的時候，主家會抱怨：這個昨天在第四台看過了，你還放？」高祥晴原本以為，在家看電影跟在外看電影的感受不同，不會造成太大影響，但他發覺：人們一旦付了錢，就會想要讓它「有價值」，「會一直看，看到飽」；況且，出門看露天電影，又熱又會被蚊子叮，還不如在家看電視。

第四台出現時，第三代高璞元才剛出生。而露天電影也從1970年代一場報酬15,000元，到80年代因競爭而降價到7、8,000，90年代已剩4、5,000元，第四台合法化後，只剩3,000。「我請師傅1,000元、買個影片放映權，錢就沒了。」高祥晴稱自己當時根本請不起人，只能讓兒子當童工，因此，高璞元在國小三年級就跟著父親出外放電影，比高祥晴跟隨父親工作的時間還早。幸好，科技已進步到連小學生都能操作放映機的程度，「第四台出來後，我就弄個夏普S55U出來做，那時候的片子是小的錄影帶。」

視聽科技的快速演進，高祥晴深有體會：小錄影帶出來不過才6個月，就是大錄影帶，大錄影帶出現才一年，就是VCD出現，接著是DVD⋯⋯。「我到民國90幾年才進數位放映機，在那之前，沒有一台我看得起的。」高祥晴說，半自動的機器，只要會倒片、切片就可以放電影，已經不是講求專業技能的時代了，然而為了省電、省人工，他也不得不改用日益輕便、流明度提升的機器來播放。不過，上了高中的兒子，卻怎樣也不願回頭學習這些傳統的膠卷放映技術。

生長在台南中西區南廠的高祥晴，60年來幾乎未曾離開故鄉，只有80年代都市重劃，因重建被迫暫遷，幾年後回來，原本家裡囤積的千支電影膠卷已無處可放，只能找個倉庫存置。此前，曾有個大學教授提議收藏影片，高祥晴同意，也提出但書：就算自己出底片錢，也要留下一份拷貝。對方不肯，直說「給他們，就是給他們了」。

「文化要有開放性啊，不是緊緊握在手中。」高祥晴不悅：「況且我們是靠這個賺錢的。」後來才知，這個時候──即80年代──中國大陸也在收購武俠片，當時的價錢是武俠片一片700元，瓊瑤片一片300元。這些膠卷都很有價值，也有很多同行在賣，儘管高祥晴年少時討厭露天電影這行，但人家想要收購膠卷，他卻很不捨，要求父親拒絕。「那個時候，我想得很簡單，不做（電影），我就放在家裡，自己裝機器，自己看。」他道自己喜歡音響，一直在研究怎麼讓它變成四聲道、五聲道。「電影機械，不是只有機器而已，還有線路、音響、影布，不是外面的人想得那麼簡單。」

露天電影剛出來時，高鏡山因這獨門功夫受到尊重，但現在，人們已不覺得放映露天電影是個專業，對他們的態度也改變。高祥晴強調，事實上，掛影布，就是一件需要經驗與技術的活。「互相尊重很重要，我們雖然是頇顢讀冊才來做這行，但我們也是人啊，大家要互相啦。」高祥晴悠悠說道。

而那險被大學教授拿走的千支電影膠卷，雖留了下來，卻不敵2009年莫拉克風災侵襲。大雨打落倉庫屋頂，膠卷幾近全毀。訪談間，高祥晴以某部電影舉例時，就會想到自己曾有這個片子──像提到成龍拍的《笑拳怪招》（1979）心生扼腕：「我本來有這部片，但那個八八水災吼⋯⋯。」

風災摧毀了膠卷，也淋壞了器械；膠卷就此作廢，但高祥晴還是能修機器。訪談這天，雨打屋簷，滴答聲響，他比了比屋外的機器說：「就算雨淋，也沒有關係。」這些保存至今的笨重放映機，散落在高家各處，僅剩的膠卷則在倉庫。高璞元結婚後，妻子林佩褕看到家中收藏相當驚訝，不斷強調：「這些千萬不可以賣掉、不可以處理掉。」面對兒子自小抗拒接手、不願學習這些放映技術，高祥晴只是無奈，傳承似乎面臨了難關，不料，入門媳婦卻對倉庫裡的電影膠卷興味盎然，「我比較幸運，剛好我兒子娶到這個老婆，很重視⋯⋯。」

在林佩褕的鼓勵下，高璞元和妹妹不僅協助父親，還思考如何轉型，最後成立了熊南人電影映像有限公司。

1990年代，露天電影這途再也無法養家活口，高祥晴於是效法父母以賣玉米養家還債的精神，也在夜市賣點吃的、便宜的衣服、或是射水球，兼在家做點手工，好把孩子養大。只是這些生意都做不久，也賺不了錢，只要有人想放電影，高祥晴就會回頭繼續做，「老客戶還是要顧啊。」

媳婦林佩褕直言：對於露天電影的「難以割捨」，是這家人沒有辦法真正轉行、做其他生意的原因。

「你想想，你做小生意、賣個烤雞腿，就要一直做下去，累積客人，讓客人知道他明天來買，你還在這裡。但他們家不是，是有電影可以放，攤子就收一收去放電影，這樣生意怎麼可以做得下去？」

「他們家很窮的時候，一家四口會煮兩包泡麵分食，泡麵要加很多水，睡覺才不會餓。」林佩褕曾聽丈夫談論過，正是一起度過那樣貧窮的日子，才會平時吵吵鬧鬧，關係卻非常緊密，即使高璞元曾想逃離這個負擔，最後還是會回家。

高祥晴也知道問題，但就是無法離開這一行。他說自己仍堅持手把手教兒女，希望他們學會這行的技術，至於，兒女願不願繼續，他就無法過問了。「只要我還沒死，機器壞了我都可以修，我現在就是要把功夫傳給他們，不想把功夫留在他們阿公的棺材裡。」高祥晴說，孩子們不用拿這個功夫做自己的事業，但留下來當傳家寶也好，如果別人需要這個技術，還是能找他們協助。話鋒一轉，他又故作瀟灑：「其實沒差啦，他現在可以拍片、當導演也好啦。」

但，口口聲聲「我就是艱苦人，我很後悔，不知道電影死得這麼快」的高祥晴，繼續堅持露天電影的原因，僅只為了將功夫留給後代嗎？高祥晴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僅是反問：

「為什麼一個人可以從早上8點到晚上12點都在電影院裡放電影，一天要做12場電影，還是繼續做？不會得憂鬱症，也不會發瘋？」

他說的正是他自己──曾經因為缺工，父親叫他去戲院放了一個月電影，日日關在放映間耗上一整天，非但無怨言還很喜歡。「電影放映機會出現噠噠噠的聲音，如果壞了，是喀喀喀的聲音。」高祥晴覺得當時自己一直在聽機器說話，也產生感情。

「放露天電影時，我會去巡場。我們這裡有5、6組機器，我每次都要到放映機前看影像怎麼樣，機器聲怎麼樣。」高祥晴自嘲，也許自己是個神經病，發了瘋，但他總覺得機器在跟他說：「老弟，你來了啊。」彷彿每組機器都在跟他說話，而他也能回應──光是聽到機器聲就知道哪裡有問題，能進一步維修。「這種感覺，這種感情，別人很難體會，我也很難跟人家講啦。」高祥晴說，這些機器如同他的兄弟，他靠機器吃穿，沒有機器他無法工作，而沒有他的操作，機器的存在也沒意義，「它們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是連接在一起的。」

每每提到機器，高祥晴就會流露出自信──這個國中三年級跟班導師說自己對電子機械有興趣的男孩，儘管日後未能真正學習機械，但與放映機朝夕相處的他，發現自己比父親還熟悉電影放映機，也懂得怎麼自行拆解維修。像是台南鹽務局購買的電影放映機壞掉後，他帶回家修理，花了3個月，讓它得以正常運作。由於這台機器是日本進口零件組成，輕便好用，就算有人想花錢購買，高祥晴也極度不願，對父親說：「如果你要賣掉，我就要再把它拆掉。」他說服了父親，這種機器很輕，一個人就可以帶出去工作，省人工。

最後放映機不僅留了下來，底座還刻上高祥晴的名字。至今仍放在高家。

2024年9月6日大雨不止，高璞元開車載著高祥晴朝放電影的地方去，一路上吵鬧鬥嘴，懷疑先行前去準備的小女兒慧懿是否準備得當？如同紀錄片《卡夢Kābon》的氣氛：上一代抱怨下一代做不好，下一代覺得上一代囉嗦。

車近萬應城隍府，只見傍晚下班車流映照著雨幕，而影布則立在城隍廟牌之前，高祥晴轉過身再次強調：「我從18、19歲，就在這裡做到現在。」影布前，有台摩托車，車椅上是個小型放映機。高祥晴走來走去調整，高璞元撐著傘讓妹妹守在放映機旁，方才在車上的碎唸，此時化為柔情，親暱支持她。

而高祥晴則在唸完戲采、電影開始後，退了下去。這個大雨滂沱的十字街口，只剩下影布上的光影，還有看戲的神明。

※本文亦刊載於《Fa電影欣賞》第2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