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在問，買下《與狼共舞》的春暉影業是什麼公司？之前怎麼都沒聽過？Oliver Chen是誰？報導一篇篇出來，這家公司成立於1987年，一開始只有陳俊榮夫妻兩個員工。1989年春暉先是買了《性・謊言・錄影帶》（Sex, Lies, and Videotape）這部冷門片，摘下坎城影展金棕櫚大獎；接著又買下《當哈利碰上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1990年買下《與狼共舞》讓春暉聲名大噪，後來又引進《溫馨接送情》（Driving Miss Daisy）、《戰慄遊戲》（Misery）等片，春暉這間迷你小公司，創下連續3年包辦奧斯卡最佳影片及最佳外語片的紀錄，以及三度事先猜中坎城影展金棕櫚大獎。陳俊榮買片的眼光精準，次次都讓他選對，用很小的籌碼換取莫大的報酬，有「外片小巨人」的稱號。雖然陳俊榮笑說自己是運氣好，但那些年頻頻猜中得獎片的勢頭，讓春暉這家獨立片商，幾乎可和美商八大公司平起平坐。1992年，美商華納台北分公司延攬陳俊榮擔任總經理，陳俊榮同時管理華納和春暉兩家公司，1993年的奧斯卡，春暉、華納包辦入圍的14部劇情片，佔了半數以上，風光無限。

今年68歲的陳俊榮回憶起30年前的往事，「『It's just“beginning”』除了剛剛開始，還有好戲正要上場的意思，我會錯意了。」盲打誤撞的結果，讓春暉從兩個人的小公司，擴張到300多人的企業集團，春暉除了代理外片、發行錄影帶，1995年在有線電視頻道開設Sun Movie（春暉電影台），1996年取得《ELLE》雜誌中文版經營權、代理《首映》（Premiere），並一度參與投資信義區華納威秀影城，1999年西門町絕色影城開幕，舉辦多屆絕色影展，春暉旗下在台北還有總統、梅花、頂好戲院。春暉的多角化經營，2000年還延伸到劇團，成立由郎祖筠擔任總監的春禾劇團。

說起這些「春暉旋風」，旁人會以為這是深謀遠慮、多角化經營的常規。陳俊榮的回答卻出人意表，這一大串事業不是嚴密的規劃，而是條連鎖反應，因為A而生出B，因為B而催生出C，因為C而有了D⋯⋯，稍不注意就從小樹苗長成枝葉繁茂的大樹。

1995年開播的春暉電影台，是資深影癡的共同美好回憶，在HBO的好萊塢大片外，提供給觀眾更多元的歐洲片、藝術片選擇。陳俊榮說：

「一開始根本沒想設立春暉電影台，要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實在太大，做一個電視台要上億的資金，節目不能中斷，要準備6、700個小時以上的影片，我們畢竟不是HBO，要自己去談廣告、系統代理。」

成立春暉電影台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春暉引進的大部分是藝術片，「這類的電影必須要耐心看前面10分鐘以上才會進入狀況，產生喜愛」，陳俊榮希望藉由電視台的設立，培養愛看藝術片的觀眾，他認為一旦觀眾群建立起來，其中想先睹為快的人，就會走進戲院看電影。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春暉自製的一套戲劇《台北愛情故事》（1994年開拍、1996年播出）找不到地方播。春暉找來曹瑞原、易智言、蔡康永等6位導演，拍了30集。戲劇拍好，陳俊榮找有線電視台兜售，「他們的購買經費有限，最高20萬，我花5,000萬拍的劇，這樣根本血本無歸，只好成立自己的電視台來播。」

那為什麼想拍《台北愛情故事》？是為了向當時即將斷層的國片人才拋下一根救命浮木。陳俊榮答：「很多朋友告訴我，台灣導演快生存不下去了，他們要轉行。我們就去提供機會，找當時最好的演員，讓6個年輕導演發揮，拍最好看的電視劇。當時還為了爭一口氣，《東京愛情故事》很紅，為什麼沒有『台北愛情故事』呢？」

九○年代隨著西片拷貝數量以及映演廳數一再放寬，國片節節敗退，陷入低谷，一路長黑，直到2008年《海角七號》賣座才起死回生。1986年新聞局先是取消以往的外片配額制，九○年代初期，西片拷貝數量從8個放寬到12個，1995年已放寬到28個，到了1997年又放寬至50支拷貝、18家戲院映演，且一家戲院可以3廳聯映同一支影片。50支拷貝可讓一部好萊塢強片幾乎佔據每家戲院，多廳的影城還可以一次安排3廳，嚴重擠壓到國片生存的空間。

九○年代的全面開放，除了美方透過中美貿易談判、301條款不斷施加壓力，台灣也要為2000年加入WTO做準備。WTO談判時台灣的電影業被列為「服務業」，而不像韓國雖然也加入WTO，但電影採「文化免議」原則，可依照自己國家的文化發展適度保護，無須全面開放。台灣加入WTO後，2002年新聞局已完全取消西片拷貝以及映演戲院、廳數的限制，門戶洞開。

陳俊榮以及絕大部分的片商，在當時都贊成開放西片拷貝，他說：「這是時代的潮流，拷貝開放是必要的，要不然很多新的影城沒有電影可以播。可是在開放當中，要怎樣控制這個市場，當國片被欺負到這種程度，政府就要站出來，電影院要依一定比例演國片。但是滿可惜，在WTO談判就把映演比例拿掉，反觀其他國家，韓國電影能和好萊塢抗衡，就因為映演比例沒有拿掉。要問政府，開放的時候，保護台灣電影的心有沒有存在？」

對Oliver Chen這位美商分公司總經理而言，好萊塢的商業價值不是絕對。九○年代華納曾發行一部影片《閃靈殺手》（Natural Born Killers），送審前陳俊榮先看了片子，發覺劇情一直殺殺殺，共殺了51人。「我覺得這部片沒什麼意義，只是一直殺人，有害善良風俗，我直接跑到新聞局，說你們能把它禁演嗎？當時還有禁演制度，結果新聞局給它限制級，還是讓它演。我通風報信總公司當然不知道呀，你說我為什麼要這麼做？這是我愛護台灣的心！」

身在美商華納，陳俊榮心繫國片：

「藉著我在華納期間，我要讓台灣的電影更好，可以成長，這是我真正想要做的。」

陳俊榮說服美國老闆，在台灣成立「華納亞洲」（Warner Asia），投資華語片，也協助台灣的製片、導演，在兩岸三地拍片。華納亞洲發行楊德昌《獨立時代》（1994）到國際，入圍坎城影展正式競賽，走紅地毯，辦盛大酒會。還有王獻篪《阿爸的情人》（1995），該片投資四千多萬，工作流程比照好萊塢規格，拍攝現場有餐車，請來大廚。以及在宜蘭首映，請來林義雄致詞，白色恐怖題材的《超級大國民》（1994），也由華納亞洲發行。

「成績並不好，這3部戲的票房都沒有超過一千萬。《與狼共舞》拍美國原住民題材那麼成功，我找李道明拍台灣原住民題材，很可惜前三部不賺錢，華納不願意繼續投入。」陳俊榮說，「可惜我沒有抓準，如果當時再找一些有商業片潛質的導演，也許華納亞洲還會繼續到現在。」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華納亞洲雖然功敗垂成，但影響到後來哥倫比亞投資發行李安的《臥虎藏龍》，依循此模式，獲得巨大的成功。

與華納亞洲雙軌並行拉抬國片的，是春暉影業在1996年成立「國片部」，投資、發行華語片。春暉出資5,000萬拍攝《台北愛情故事》，出資4,000萬拍了兩季《作家身影》紀錄片，第一季拍攝魯迅、沈從文、張愛玲等12位五四時期的作家，第二季拍攝台灣本地的楊逵、呂赫若、鄭清文13三位作家。這是有拍完的，還有更多因故無法完成，陳俊榮要兼管華納亞洲與春暉這個龐大的事業體，分身乏術，常是投了錢卻無法盯著執行進度，「我常笑自己叫『拍一半』，太多例子了，用一大堆錢拍了一半，沒有完成。例如我特別飛到美國找白先勇，拿到《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一把青》的授權，想拍成電視劇，結果還沒拍就停滯了。」陳俊榮沒有明說停滯原因，1999年的新聞記載，九二一大地震，陳俊榮老家在東勢、豐原一帶，親人在地震中逝世，投資電視劇暫緩拍攝。

在外商公司工作，陳俊榮太清楚九○年代電影產業的決勝點在影城。1997年位於信義計畫區的華納威秀影城盛大開幕，從此改變台灣的觀影習慣、引領連鎖影城風潮。許雲凱《華納威秀影城生產過程之政治經濟分析》指出：「多廳戲院從八○年代興起、大盛，進入九○年代，則紛紛與餐飲、電玩等娛樂業結合，改稱影城。」

陳俊榮在華納任職期間，是信義華納影城幕後的重要推手。「在台灣要把電影做好，有個目標一定要做：把影城建立起來。如果有一個自己可掌握的影城，發行商對自家的影片就更容易調度。」影城的種子最早在陳俊榮心中滋長，是發行《與狼共舞》，突然成為奧斯卡大熱門，戲院都來爭取，「第一次接觸到戲院跟戲院之間的鬥爭。」有時候是戲院不理不睬，看不上你所代理的影片，陳俊榮形容發行商像乞丐一樣，「一天到晚要拜託人幫我排片，明明是很好的片子，但要一直拜託拜託拜託，拜託到有一天，就覺得何必過這種日子呢？乾脆把春暉結束掉好了。」

陳俊榮坦言，一開始接下華納的職位，是想要結束春暉。「為什麼華納要我去當總經理？這是我建議的，本來是華納要買春暉，價錢沒談攏，我說我先來當總經理，邊走邊談。我背了一個擔子，春暉300多名員工要去哪裡？我希望把華納作大，春暉作小，春暉的人全部去華納上班。這是我錯誤的想法，沒認清美國人的做事方式，華納各個部門之間互相制衡，我想把台灣的幾個部門整合成一個部門，讓春暉的員工可以去上班，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九○年代不只西片拷貝大幅開放，美商八大等外資也積極地想在台灣投資大型影城。陳俊榮經常陪華納的老闆到各國考察影城，也在台灣考察可能的影城用地。1996年，經濟部通過美商華納公司的投資案，華納準備投資40多億台幣在台灣蓋影城，原先相中的是黑松汽水在復興北路的舊廠用地（今微風百貨）。1997年《經濟日報》報導，信義計畫區影城股東結構生變，「原先在台主導的春暉影業可能退出」，年底華納威秀影城開幕，由美商華納以及澳商威秀兩大外資合作，春暉影業確定退出。

許雲凱《華納威秀影城生產過程之政治經濟分析》提到，華納威秀影城原本分成兩個影城：「嘉年華信義影城」、「華納影城」。嘉年華影城由香港嘉禾與澳商威秀合資，華納影城由春暉影業、三僑實業、美商華納合資。最後的結果是嘉禾、春暉、三僑（後來經營微風百貨，有微風影城）都退出，由兩間外資華納、威秀攜手合作，在信義計畫區的A16、A17的兩棟建築間搭上天橋，合為一間華納威秀影城。

影城也是「做一半」，陳俊榮說：「華納威秀那邊是整個完成，包括冷氣都裝好了，我們不能經營。當時我為了錢，要把它賣掉，賺100萬美金。錢早上賺來，下午就沒有了，100萬美金要去補別的洞。本來華納要給我5%的乾股，我說不要，退就退了，現在想起來真是笨哪！」

華納影城，原本陳俊榮的規劃二樓是戲院，一樓是有450個座位的好萊塢星球餐廳，投了上百萬美金去買經營權利，還請Rockwell公司設計，卻所託非人，遇到中間的賣家破產，權利收回，竹籃子打水一場空。開星球餐廳的動機，和當初拍攝《台北愛情故事》的那股「不認輸」的情緒雷同。長期接待外國影星來台的Oliver Chen不服，台灣的票房市場明明在全世界排前十大，但大牌明星飛東京、香港宣傳，總是略過鄰近的台灣。陳俊榮說：「布魯斯威利斯、席維斯史特龍這些大咖每次都不來，我想說他們都是好萊塢星球餐廳的股東，我如果開在台北，他們非來不可，按規矩，開工破土來一次，開幕剪綵還要再來一次。」

陳俊榮對於大直影城的規劃，是20個廳加上一廳做Imax，為此他還特別跑到紐約考察Imax設備。當時正要跨入千禧年，21廳是21世紀的概念。「樓上是影城，一樓是商場百貨，地下室做劇場空間，比現在的美麗華還大，」陳俊榮說自己是劇場迷，對劇場很有想法，成立春禾劇團正是為此作準備，「我還計畫舞台劇可以透過衛星傳送在春暉的其他影城同步播出，觀眾只要買張電影票，就可以在電影院看舞台劇。總之我東想西想，想很多。」

陳俊榮說：「當時春暉台北有絕色、總統、頂好、梅花（戲院），還是不夠。要的話就要全省，威秀、國賓、秀泰現在各縣市都有，走的就是當年我們想走的路。當時想法太快、想做的事情太多，根本無法一個一個完成。原本預計台北有大直影城，台中有影城（現在的老虎城威秀附近），高雄也看中一塊很大的地，還計畫到成都、北京、瀋陽蓋影城。」

勾勒出完美圖景的大直影城，同樣無法脫離「做一半」的宿命，陳俊榮說：「大直影城我們動工挖土，也挖了地下室，挖了就停止了，也是做一半，很慶幸後來美麗華幫我把心願完成了。」

2001年夏天動工，新聞報導說明夏完成，到了2002年夏天，當然沒看到大直影城的蹤跡。2002年9月，陳俊榮將原來岳父經營的豐原總督影城重新整修開幕，要把台北經驗帶回家鄉。幾年後陳俊榮在電資館的演講回顧2002年的9月，他曾與死亡擦肩而過，過多的「一半」讓春暉的財務陷入黑洞，他站在歌林大樓的8樓窗戶旁，看著下面的巷子，想著跳下去就解脫了，他說：「要讓一個人垮，就讓他去做電影，電影是我最愛的行業，會讓我忘了自己是誰，只是去想自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將陳俊榮的影城夢，置放在九○年代世紀末的時空環境，便可理解，這並非痴人說夢，也非不自量力的螳臂擋車。西片拷貝全面放寬，好萊塢大片大舉佔據各戲院，許雲凱的論文指出，美商八大掌握賣座商品，戲院為了利潤，院線盡歸外人之手，美商八大進一步掌握排片權、上片檔期，握有強勢影片又掌控龐大通路，逐漸長成電影巨獸。

美商等外資也投入巨資蓋影城，軟體硬體都讓跨國大財團壟斷，在全球化貿易的氛圍中，以及政府的放任無做為之下，本土電影商必須自行殺出一條血路。原本的電影重鎮西門町，由中影經營的中國戲院在2001年結束，新世界戲院在2002年停止營業，能播放國片以及藝術片的戲院只剩下真善美戲院，以及春暉旗下的總統戲院、絕色影城（1999年開幕，2003年停業，由他人接手）苦苦撐持。

資本市場的殘酷無所不在，陳俊榮要對抗的還有有線電視第四台的亂象，九○年代台灣有線電視興起，資本家以及地方勢力等都要來競逐這塊大餅。春暉電影台想找另一條出路，打算與太平洋衛視合作，轉型成DTH收費模式（direct to home），無需再透過第四台系統業者，而由衛星訊號直接傳送到家。這個想法並非不對，只是來得太早，如今的串流影音平台Netflix的成功，顯示這個方法可行得通。但在當年的時空，春暉與太平洋衛視合作，等於與第四台系統業者為敵，從64台被貶到93台，當年頻寬不大，90幾台之後被稱作「雪花台」，觀眾完全收不到，因此拉不到廣告。與太平洋衛視合作未果，想要再回到64台，陳俊榮投入大量金錢做了很多努力，仍被現實的資本市場吞噬，2001年10月1日，春暉電影台因不堪虧損而停播。

2022的這個夏天，九○年代的電影《少年吔，安啦》重新修復上映，影片中的小混混逃亡到台北，住在小旅館裡，打開電視，第四台正在播盧貝松（Luc Besson）的電影《霹靂煞》（Nikita），影癡們會心一笑，那還能有誰，是大家的共同記憶──春暉電影台。熬夜守候晚間11點過後的「影癡俱樂部」，就能等到沉靜蔚藍如盧貝松《碧海藍天》（Le Grand Bleu），以及英國導演賈曼（Derek Jarman）沒有一句台詞的奇片《藍》（Blue）；或者喧囂奔放如巴爾幹半島庫斯杜力卡的《地下社會》（Podzemlje）、《流浪者之歌》（Time of the Gypsies）。為了讓1995年創立的春暉電影台能繼續下去，1996年陳俊榮就買下法國《ELLE》雜誌台灣代理權，成立春暉樺榭出版公司。陳俊榮說：「《ELLE》在當時是台灣傳閱率最高的雜誌，春暉代理的電影，春暉電影台播映的電影，都不是那種講究聲光刺激效果的大眾電影，要靜下心來才懂得欣賞，所以我買下這個雜誌來教育觀眾。」

春暉電影台成立之初發下豪語，以HBO為主要的假想敵，事實上兩者的立基點完全不同，系統業者將跨國企業HBO捧在手心，給予各種優惠條件，本土的春暉電影台要自力更生，和標榜無廣告的HBO不同，為了維持春暉電影台的運作，廣告營收是必要的。然而插入廣告，對不太能被打斷觀影情緒的藝術片是致命傷，陳俊榮說：「春暉電影台要做廣告，一直被罵，我只好說，廣告時間就讓大家去上廁所。」為了能與之抗衡，維持吸睛的新片量，陳俊榮跨出他原本熟悉的藝術片領域，買來許多好萊塢商業大片，由席維斯史特龍、布魯斯威利、妮可基嫚等巨星領銜主演，「錄影帶市場、春暉電影台都需要大片來撐，不能都是藝術電影。商業大片的價格一部要1、200萬美金起跳，再怎麼宣傳操作，票房也就2,000多萬台幣，成本怎麼拿得回來？」

投資國片、製作電視劇、大型影城計畫、購買商業大片維持春暉電影台的存續，製作3部戲的春禾劇團也賠了2,500萬，一個接一個的黑洞，互相加乘，終將讓陳俊榮的債務變成一個無底洞。2004年《聯合報》報導，春暉的債務曾經高達4億5千萬，陳俊榮變賣家產，從住陽明山開賓士車的大老闆，變成騎機車通勤的租屋族。陳俊榮回憶跌下深淵的過程：

「不能說哪一個計畫是黑洞，而是環環相扣，還包括我們有一顆想參與國片製作的心，那個去得更快⋯⋯」 「很多時候就會覺得市場的變化太大了，第四台的變化也很大，為了要讓春暉電影台活著，要犧牲很多東西⋯⋯」 「很多事情只能怪我自己做出莫名其妙的抉擇，因為我已經辛苦到根本不想再經營下去了！」

例如2000年，帶頭成立全方位網路票務系統，可在春暉e樂網訂票，統一超商取票。並推動全台戲院電腦化，由春暉旗下的總統戲院率先實施。如今在網路預訂電影票已很普遍，當時推行得卻不順利。陳俊榮說：「網路售票因為當時用信用卡的人還不是很多，要游說所有的戲院加入，不太容易。交1,000元加入台北市戲院公會會員，用電話語音訂票，大家還是習慣用這個方式。」

例如2002年，春暉和上海商銀合作共同發行春暉聯名卡，核卡就送電影票，是台灣第一張電影聯名卡，結果卻沒賺到錢，讓陳俊榮跌了一跤，「當時發行得不錯，有發行到3、4萬張。每個卡友一年有8張電影票可看，一張票成本150元，8張1,200元。我預估票卷回收率1成就很不錯了，通常會忘記使用，結果使用率很高，而且卡友選的都是美商的片子，例如《哈利波特》，當時應該要限定只能看春暉的影片，就能自己吸收，不用再付出成本。」

說起這些失敗經驗，陳俊榮找出手機裡的畢業證書照片給我們看，民國111年6月，他取得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財務金融商學博士學位，「當年在這方面失敗，就跑去讀書，想要補強這部分。」

源源不絕的點子，是激發陳俊榮對電影行業的無限想像？還是將他引導往失敗之路？陳俊榮說：

「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你會用很多點子在他身上，像我很愛我老婆，就會時時想著要怎麼對她好。同樣的，當我愛電影這個產業，就會想到很多點子，一切都是熱情，沒有Passion走不下去，如果沒有Passion，看到那些片子時只會想，沒有幾個人要看，那我引進來做什麼？」

「把人擊垮」的電影之路上，陳俊榮有不少回頭的機會，在1989年，成立春暉的前3年（1987～1989），陳俊榮跑影展買片買得相當開心，但不懂得計算成本，兩年半就把積蓄、房子貸款都賠光。1989年他的戶頭只剩下700多塊台幣，剛好有家錄影帶公司要買春暉代理的影片《第四次大戰》 （The Fourth War），「我拿到訂金，想說給自己最後一次機會，跑最後一次影展，在搭飛機時我甚至好希望飛機掉下來，這樣就有保險理賠兩千萬。我喜歡電影，為什麼會喜歡成讓自己變成這個樣子？」

最後一次影展跑對也賭對了，陳俊榮用很便宜的價錢買到《性・謊言・錄影帶》，中了金棕櫚大獎，好不容易能在西門町日新這種主流戲院上映。上映前卻還有關卡要過，因為片名中有「性」，想要宣傳登廣告處處碰壁，只能作罷；關卡二，上映前一天刮大颱風，陳俊榮的心情七上八下，文藝片碰到颱風天就穩死，他在心裡禱告：「如果神願意的話，請讓颱風轉向。」1989年9月9號，《性・謊言・錄影帶》在台北上映，這一天其他縣市都下雨，但在大台北上空出現雲洞，陽光普照，恍如神蹟。1萬多美金就買到的《性・謊言・錄影帶》，在台北賣出1,500萬的佳績。《性・謊言・錄影帶》是陳俊榮的幸運符，是春暉的轉捩點，從此繼續向前行。

陳俊榮笑著說：「觀眾衝著片名來，想看到『性』。結果觀眾的評語是電影裡頭都沒有性，講的都是謊言，而且是錄影帶的品質。」春暉引進的另一部《當哈利碰上莎莉》，票房與口碑雙收，梅格萊恩飾演的莎莉，在餐廳示範高潮的叫床聲，沒有任何裸露，在當時引起熱烈討論，吸引人進戲院，賣了3,500萬。

春暉影業成立於1987年，正是台灣解嚴那年，1988、89、90年街頭上仍有許多衝撞抗爭，是台灣社會版塊劇烈掀動的時刻。春暉引進的《性・謊言・錄影帶》、《當哈利碰上莎莉》顛覆傳統兩性關係，《與狼共舞》所觸及的美國原住民尖銳議題，正符合當下時空台灣社會的脈動。

回溯源頭，1983年，陳俊榮辭掉穩定的小學老師工作，接手家族的電影院，負責排片的工作。「我教書教得很好，校長勸我不要辭職，但我看不下去電影院的經營方式，我覺得電影不是這麼做的，一個人會去激發他的潛力，就是因為忍受不了現況。當戲院播到不好的電影時，觀眾為了洩憤把玻璃打破，把座位刺破，這與戲院何干？電影不好應該去找拍電影的人。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從最源頭的材料開始做。」

1985年，陳俊榮開始跑國外影展，一開始帶他的人，是發行《魔鬼終結者》的徐氏電影公司老闆，帶著陳俊榮去坎城。「我的英文原本不太好，所以才會誤會那句『It's just beginning.』。我的英文後來是怎麼練起來的？去華納當總經理，每天早上9點要和美國老闆用英文開會。後來我發現，去國外買片時，英文不好一點都不要緊。因為你是那個要付錢的人，人家就會很耐心聽你講的英文。」陳俊榮跑影展買了第一部影片，請徐氏電影公司幫忙發行，「我又覺得發行不應該是這樣，所以我才自己開公司來發行，春暉一開始就是我跟我太太兩個人。」

和電影緣分匪淺，怎麼走總會再繞回來，或許就因為陳俊榮出生在電影院。母親在東勢的電影院裡經營小賣店，「聽說我就是在小賣店出生。等到我3歲的時候，電影院裡會有布袋戲、脫衣舞，我都負責賣小板凳給大人，有脫衣舞的時候，大人都在最前面，坐在小板凳往上看。」

大學畢業後回鄉當小學老師，還在豐原開了一間書局給太太顧店，書局樓下會播放一些卡通片，消費滿多少錢就可以去樓下看電影，晚上這個空間變成補習班，陳俊榮在這裡教功文數學，「教一些原住民的子女，有時收不到錢，反正像我這種人太浪漫了。我一直很關心原住民，所以才會買《與狼共舞》，到現在我都還很喜歡摸稻禾，感受大自然。我的原住民朋友很多，他們下來我就請他們看電影，甚至把電影拿到部落去播。」

電影這條路，陳俊榮還在繼續走，他邀我們去看試片《探戈行不行》，春暉仍在發行電影。曾經大起大落卻也還是細水長流，面對如今的電影市場，陳俊榮樂觀許多，「現在市場比較成熟，當年很多東西都不透明，現在票房透明，投資者願意進來。我接受採訪是希望把經驗傳承下來，春暉以往單打獨鬥，自己的力量有限，承受不了幾次失敗，而且一定會有失敗。台灣需要大的製作、發行公司，應該有好幾家公司合作來經營，不要像以前春暉從頭到尾都是自己來。一定要有一些同好，屏除個人的意見，在電影的路上大家一起走，才能走得長遠。」

※本文亦刊載於《Fa電影欣賞》第1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