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圈，陳雨航的名字長年以來和「削蘋果事件」中的另一位記者楊士琪連在一起。1983年楊士琪在《聯合報》，陳雨航在《中國時報》（後稱《中時》），都是影劇版。兩大報競爭激烈，互別苗頭，《聯合報》跑了獨家，《中時》萬不會再去追，唯有一件事例外。

1983年8月15日，仍處於戒嚴時代，《聯合報》影劇頭版斗大的黑粗字體寫著「兒子險些失去玩偶」、「中影削好蘋果再送審」，楊士琪在特稿中揭露，中影在國民黨文工會的干預下，將《兒子的大玩偶》中萬仁執導的〈蘋果的滋味〉大刀修剪。改編自黃春明小說的電影，有美軍軍官駕車撞傷台灣人的情節，且讓「有礙觀瞻」的違建入鏡，被人寫了黑函，文工會拿出剪刀，一剪再剪都不過關，面臨禁演的處境。

見報前一天，8月14日導演萬仁跟當時在中影工作的年輕編劇小野要來公文，拿去影印，接著打電話聯絡楊士琪，問她敢不敢寫。8月15日楊士琪開了第一槍，隨後《中時》影劇版的陳雨航也跟上，以整版製作「《兒子的大玩偶》特輯」，找來詹宏志、季季、張昌彥，從電影藝術、文學手法等不同角度分析，力挺此片。詹宏志寫道：「黑函事件暴露了台灣電影製作的蠻荒，過去這只是影圈爭利的狗咬狗，但此時此地，當台灣電影顯露生機，不良的檢查制度極可能就是最難跨越的絆腳石。」

兩大報暫時放下瑜亮情結，聯手出擊，為當時管束壓抑已久的文化環境鑿出縫隙、撐開空間。小野多年後回憶：「這一波的反擊力道影響深遠，藉此宣告台灣的創作者、藝術家、文化人、媒體人不再願意乖乖接受官方的壓制，直接衝撞牢不可破的戒嚴體制。」

《兒子的大玩偶》如果沒有兩報的起而聲援，擋住這一刀，其後的台灣電影新浪潮還會不會發生？力抗「削蘋果事件」迎來台灣電影的曙光，影響深遠。

其中關於陳雨航的傳聞是，他因此被迫辭職，離開新聞圈。小野的文章寫：「陳雨航早就決定用辭職作為代價，詹宏志豪氣地說：『我沒差，反正我一無所有。』這正是當年知識分子令人敬佩的風骨和志氣。」

航叔說：「報導8月登，的確沒過多久，9月我就離職了，但離職不是為了『削蘋果』，是因為7月的另一件事，早就和公司說好3個月之後自動離職。離職前反正也沒差了，乾脆大幹特幹。」

離職的真正原因，和陳雨航的前主管詹宏志有關。

1983年7月20日是李小龍逝世十週年，影劇版主編陳雨航覺得值得大做，遂向老朋友詹宏志約稿。前一年陳雨航還在詹宏志擔任主任的《工商時報》手下做事，有很寬廣的自由度與自主性，他將此「習氣」帶到《中時》，卻只負責下標排版，無用武之地。李小龍逝世十週年什麼都不做就太可惜了，於是自作主張邀了一次稿，詹宏志的文章登出來後，遭到其他同事的反彈，航叔說：

「記者說這是『他們的園地耶』！我犯了大忌。年輕時我很瀟灑，常把『大不了就辭職回家寫小說』掛在嘴邊，鬧出這個風波後，說好3個月之後就辭職走人。我有熱血沒錯，但沒做烈士，當了很多年的烈士，很不安吶～」

臨別前報導「削蘋果」，找來老搭檔，當時已離開《中時》報系、賦閒在家的詹宏志裡應外合。陳雨航在報刊的「電影時刻」總和詹宏志相關。

1980年陳雨航進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擔任編輯，1981年初被詹宏志挖角到《工商時報》擔任主編，負責改版後彩色版《工商時報》的影視娛樂版面。陳雨航在1974、1976、1977年以〈去白雞彼日〉等作品接連入選年度小說選，是文壇注目的新星，詹宏志回憶：

「當時我力主開闢一個與文化事業有關的產業版，籌畫的第一步，非常幸運，我找到陳雨航──就是他，使得後來的影視娛樂版洋溢著銳進的理想色彩與踏實的工作精神。」

從1981年2月到1982年2月的《工商時報》影視娛樂版，是詹宏志充分賦權下，陳雨航盡情發揮的園地，航叔說：

「This is my best year，那是我（在報業）最好的時光」。

翻開舊報紙，即使以現今的眼光看來，都有十足的創意與新氣象。

李幼新寫道：「《工商時報》副刊在陳雨航主編時期，各方面都開風氣，立榜樣，譬如捨棄傳統的直行而採用中文左起橫排，算是開了日後台灣各種電影刊物改成橫排文字的先河！」航叔告訴我們，當初能有這樣的排版方式，是詹宏志所做的決定。

1981年5月28日的「紀錄片專題之四：洗衣粉與紀錄電影」，這麼開頭：

一位平常不太看電視的傢伙，太太叫他去買洗衣粉，他買了「白蘭洗衣粉」，太太說：「這種好像比較貴嘛！」他回答道：「他們拍『芬芳寶島』給我看，我買洗衣粉支持他們。」

如同詹宏志的設定，在娛樂影藝岩層挖掘產業的脈絡，便有了社會經濟學的厚度。報導中提到1970年代，國內洗衣粉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國聯工業公司為了推銷白蘭洗衣粉，在電視包下每天傍晚半小時的黃金時段，製作「我愛白蘭」歌唱節目。1975年，國聯更進一步將洗衣粉包裝得更有質感，再度買下中視每週日晚上7點的時段，製作「芬芳寶島」紀實節目，第一集27分鐘的《大甲媽祖回娘家》由黃春明執導，拍攝從台中到雲林北港，大甲媽祖8天7夜的腳程。

除了交代「芬芳寶島」的產業與時代背景，「紀錄片專輯之四」特別報導《古厝》這部片（編劇舒國治、攝影張照堂）的幕後製作完整過程，完成一部30分鐘的紀錄片，需工作團隊3人，兩部16毫米攝影機，總預算20萬，並詳列製作預算：企劃5,000元、編劇12,000元、攝影15,000元、燈光25,000元等。對有志成為紀錄片工作者提供範例，文化、經濟、社會、產業的分析面面俱到，即使放在今天的報刊，都達到高標，讓人耳目一新。

航叔說：「影視娛樂版有3個記者，一個跑電影，一個跑電視，一個跑藝文出版。我是主編兼記者，在那裡一年的時間，其中有9個月我也跳下去跑電影。」

1981年7月，正值暑假電影旺季，航叔用本名「陳明順」報導「電影業上半年市場回顧與下半年景氣預估」，共分4天刊出，之一為業者看法，之二、之三為國片、西片賣座分析。第四篇「市場與製片路線」深究賣座現象後的成因。例如從票房分析，觀察到中小型戲院興起現象：「真善美戲院以高樓中小戲院姿態出現，票房理想，獨具生意眼。」上半年國片賣座第七名為鳳飛飛主演的《就是溜溜的她》，那是台灣新電影之前，侯孝賢的電影處女作，「侯導」在當時仍名不見經傳，報導分析賣座成因，一是片名「就是溜溜的她」取得好：「似通非通，充滿喜感和新鮮感。」二是逃婚的輕喜劇題材吸引年輕觀眾走進戲院。《就是溜溜的她》票房保守估計有1,700萬，讓這位新導演能繼續揚帆出海，2年後，侯孝賢接連拍出新電影代表作《兒子的大玩偶》（1983）、《風櫃來的人》（1983）。

票房報導是《工商時報》的重點，從每週、每月、上半年到全年票房總決算，都有詳細的報導與評論。詹宏志說道：「在這個文化事業裡，正確的經營情報幾乎付諸闕如。以電影業為例，這個行業充斥著謠言和謊話，沒有人知道真實站在哪個角落」；「我們希望能夠提供更合乎理性、近於科學的工具⋯⋯電影事業，不再是盲目投資，自以為是的行業，而是仔細思考產品（電影）的本質。」

航叔陳明順自己跳下去當記者，是個非典型的影劇記者：

「我的新聞走向和其他報的影劇版不同，記者們有什麼活動都不會通知我。去中影我不會找公關，有事我就找小野、（吳）念真，我們都有在寫作，因此認識。」

票房報導分析，讓航叔常踢到鐵板一塊：「我到片商和戲院同業公會查每週票房，都是空的。台北市戲院大多不公布票房，這個弊病已久，我只能找片商探聽，做出一個大概數據，八九不離十，但還是有低估的可能。」

與產業相關的欄位，還有王宣一（詹宏志夫人）、李泳泉撰寫的專欄「錄影帶消息」，以及黃建業專欄「名帶知多少」。1980年代初期，錄影帶仍是地下拷貝，出租店的影帶往往任意取名，與原片名八竿子打不著。1980年《中時》副刊的員工包括陳雨航，常聚集在詹宏志、王宣一家看錄影帶《2001太空漫遊》、《教父》等經典名片。隔年（1981）王宣一就在《工商時報》開專欄，寫「錄影帶消息」，航叔寫道：「專欄沙裡淘金，替讀者理出許多名片與影史上的經典電影，在網路搜尋很遙遠的那個時代成為重要的租片指南。」

航叔還特別提及軒尼（筆名）的專欄「明星行情」，不寫明星和誰交往又和誰分手的八卦緋聞，而是對應《工商時報》的產業本色，著力在明星的身價。翻開當年報紙，實力派演員楊惠姍電影片酬60萬起跳，廣告演出8萬。玉女明星彭雪芬的電影片酬60到80萬。青春小生劉文正拍廣告20萬，剪綵6萬。劉文正的「簽約情況」分電視和唱片，與華視簽節目約，不能在他台開節目。「行情動態」中指出，劉先前演出的電影《閃亮的日子》票房慘遭滑鐵盧，希望東山再起，下部片可能「不計較片酬」，建議文藝片導演可大膽邀約。

與產業相關的「幕後know how」，亦是有別於其他報刊的一大特色。借鑑他山之石，例如1981年8月4日「派拉蒙電影控制預算，赤色分子先試其鋒」；1982年2月3日「好萊塢製作新潮流」；1981年9月16日「從韓國影業危機看國片困境」。1981年10月策劃「香港電影週」，接連3天報導，包括香港電影市場概況、影評界與影評人介紹，以及介紹「香港電影技術人員」的工作方法。同年8月的「電影宣傳大觀」也分3天報導，第一篇分析電影宣傳策略，包括上片時機的選擇，片型鎖定哪類觀眾。第二篇從實體的戲院看板廣告、傳單，以及從報紙到電視廣告宣傳都做了分析。尤為特別的是第三篇「電影宣傳實例」，記者陳明順實地採訪《風雲龍虎鳳》的宣傳過程。均是花費一番功夫，紮實用心的報導。

除了產業報導，對詹宏志、陳雨航這兩位影癡而言，電影本體的報導也不能少。專欄包括採訪導演、編劇等電影工作人員的「電影工作電影人」、梁良的專欄「類型電影面面觀」旁徵博引剖析各種片型，例如〈銀幕VS鐵幕：反共電影的流變〉（1981/9/11）、〈開麥拉上學堂，校園電影知多少？〉（1981/9/3）、〈家庭倫理電影〉（1982/2/8）等等。1981年終請來焦雄屏、陳國富、黃建業、李幼新等19位影評人，票選十大最佳國片。讓叫好不叫座的藝術電影如香港新浪潮導演譚家明《愛殺》、許鞍華《小姐撞到鬼》也有露臉被討論的機會。同年8月13日刊出的〈在新的電影世代裡，新導演和製作環境〉，找來虞戡平、王童、林清介等新導演，再加上林銳、梁良、韓良露3位影評人，一起為國片及新導演把脈。

對電影的批評針砭可看出《工商時報》影劇版不是和稀泥的媒體，1981年12月4日刊出的〈為當前國內的影評把脈〉，陳雨航找來研究所同學曾西霸，以及黃建業、劉森堯撰稿。劉森堯以西方知名的文學評論家，《到芬蘭車站》的作者艾德蒙．威爾森（Edmund Wilson）為例，即使博覽群書、稟賦過人如威爾森，在評論作品時都不見得能客觀，劉森堯指出，威爾森對卡夫卡（Franz Kafka）及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始終有很深的偏見，「他都不免為自己的情感和經驗知識所左右，可見客觀中肯的批評有多難。」

1981年6月25日刊出的〈假日本片莎喲啦哪〉，討論片商一窩蜂開拍「假日本片」的現象。台灣禁映日片多年，1980年的第一屆金馬獎國際影片觀摩展播放《望鄉》等日片造成轟動，片商嗅到商機，請來日本的過氣影星跨海來台拍片，夾雜日語對白，包裝成「偽日片」在台上映。偽日片是議題熱潮下的產物，並未在劇本及拍攝上用心，票房自然不佳。報導分析台灣片商習於炒短線賺熱錢，終於踢到鐵板。

在兩大報──《聯合報》「電影廣場」、《中時》「一部電影大家看」的影評欄目出現之前，《工商時報》給一部電影整版的影評，是前所未見的創舉。例如1981年9月13日刊出胡金銓執導的時裝片《終身大事》影評，找來兩位影評，一正一反，黃光遠「在笑鬧中諷喻現實」say Yes；黃建業「失敗的嚴肅喜劇」say No，另外再刊出第三篇陶德辰的中道持平看法，對於一部電影有全面且細緻的討論，盡量避免讓單篇偏頗的影評定生死。

對於其他報刊紛紛吹捧的「政策電影」，《工商時報》挪出版面給難得不歌功頌德的影評，1981年10月19日刊出「集港台人力物力財力，到底拍出了什麼？評《辛亥雙十》」，第一篇黃建業「愚昧的編導和被扭曲的歷史」就砲火猛烈，林銳「革命電影的江湖把式」、鄭連聲「扭曲的人性／僵化的表達」、劉一亭「大片＝好片？」，在當時一片叫好不斷的媒體吹捧報導中，《工商時報》影評是白羊中的黑羊，無疑是異數。

航叔口中「最好的時光」只維持一年，1982年2月，詹宏志被轉派《美洲中國時報》，到美國赴任。人去政息，陳雨航也隨之離開《工商時報》，轉往《美洲中國時報》在台北的籌備處工作，1983年6月調職到《中時》影劇版擔任主編，8月報導「削蘋果事件」，9月離職。之後，航叔又回到《工商時報》做週日版副刊的編輯，至1984年底離開報社。1985年年底，航叔進入出版界工作，一去不回頭，待過時報、遠流，1992年與蘇拾平等人共同創辦麥田出版社，2002年自己出來創辦一方出版社，此後20年的航叔，都是以出版社編輯的角色為外界所熟知。

從報社離開後，到進入出版業之前的1985年，可說是航叔的「電影年」。70年代航叔創作的小說〈策馬入林〉，被導演王童相中改編成電影，該年獲得亞太影展最佳攝影獎（楊渭漢、李屏賓）、最佳美術指導獎（古金田、林崇文、王童），以及金馬獎最佳美術、服裝設計。編劇是小野、蔡明亮，陳雨航只擔任電影顧問，我問航叔，不會想跳下去自己編劇嗎？航叔說：

「我大四去《台視》上編導課，後來讀文化戲劇研究所，一開始想當編劇，但有過很不好的經驗，寫故事大綱、分場劇本，從頭到尾都沒拿到酬勞，常常拍不成，先死的都是編劇，漸漸不喜歡那行業的風氣，多是壓榨，拿不到錢。」

與其當編劇，不如單純當個小說創作者。1985年，滾石不生苔的航叔辭職回家寫小說，小說沒寫出來，被找去編一本電影雜誌《400擊》，同年3月創刊，創刊號有〈世界的中國電影熱〉、〈一個「新銳導演」的怪異歷程──獨家專訪但漢章〉、〈從政經環境看今年通俗文化產品的市場傾向〉等報導，可以看出《工商時報》時代的航叔影子。

《400擊》是一本短命的電影雜誌，3月創刊，隔年（1986）2月即停刊。航叔說：「雜誌老闆是外行人，完全不懂發行，雜誌也沒什麼廣告，我做了四期就離開。」航叔是主編，編輯中有一位輔大大傳系畢業的趙曼如。在因緣巧合下，航叔和趙曼如離開《400擊》後，先後到時報出版任職。

1988年3月，陳雨航再度跟隨詹宏志的腳步，到遠流出版社擔任副總編輯，負責文學線，而趙曼如離開時報出版後也加入了遠流。「我問詹宏志，既然趙曼如來遠流，是不是可以來編個『電影館』？」於是，遠流「電影館」這個重要的經典書系，便在此時有了開始。「我在遠流待了3年多，我離開後趙曼如還繼續留下來做電影館，待了滿久，應該有8到10年吧。」

遠流電影館編號001號的是路易斯．吉奈提（L. D. Giannetti）著，焦雄屏等人翻譯的《認識電影》，1989年出版，是電影科系學子幾乎人手一本的教科書。這個系列的最後一本是編號101、2003年出版的德勒茲《電影Ⅱ：時間─影像》。從1989到2003年，15年的時間出版了101本電影專書，包括電影理論、電影批評、國內外導演傳記、電影幕後、電影技術等。航叔說：

「『遠流電影館』可以說是台灣電影叢書，出版最多最齊全，品質也最好。中國小說家余華特地寫信給我，說對這系列書很有興趣，我就把當時已出版的一些書寄給他。」

和電影相關的出版經歷還有馮內果（Kurt Vonnegut）全集。

70年代航叔在文化大學戲劇系讀研究所，當時已經是中國影評人協會成員的曾西霸，時常夾帶陳雨航等一干同學，到西門町的台映等試片室看電影。航叔說：「我記得台映的位子有33個，一次看兩部片子，一部片收50，兩部片100，算是場地費吧。有次在西門町街上遇到陳映真，他問我要去哪裡，我說要去看試片，他有興趣，我就帶他一起，記得那天看的是黑澤明的《紅鬍子》。看試片的同好還會另找地方討論，有次我們看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愛情神話》，看完去野人咖啡廳討論，我的老師姚一葦也在場。」

《虎豹小霸王》導演喬治．羅伊．希爾（George Roy Hill）的另一部片《第五號屠宰場》，片商引進後已上中文字幕，後來考慮觀眾不易接受，所以冷藏起來沒上映，片子即將送往香港，在試片室臨別秋波，那非線性的、破碎的、蒙太奇跳接的，被片商判定不能賣錢，卻進入陳雨航的眼底，「在戰爭陰影的過去、現在和想像的時空不斷穿梭跳接的《第五號屠宰場》，看來奇特，後來讀到小說，才知道真正厲害的是原作者馮內果。」

厲害的是馮內果。70年代這個念頭植入後，要等到90年代陳雨航成為出版人，1994年出齊18本「馮內果全集」，打頭陣的就是《第五號屠宰場》。一出手就是全集，可說非常大膽的出版策略。對電影的愛橫跨20年，以出版完成，陳雨航對電影與其說是熱愛，不如說是更進一步的執拗與倔強。

執拗、倔強。在航叔的成長歲月裡，有許多電影黑歷史。從小被受日本教育的父親嚴格管束，唯有碰到電影就用騙的用瞞的掙脫出去成了一匹脫韁野馬。最早對電影的倔強記憶，是7、8歲時，有天雙親要出門看《荒城之月》，陳雨航排行第二，和大哥是家裡的兩個大孩子，理應留下看家，照顧下面四個稚齡弟妹。老二執意要跟，哭哭啼啼糾纏許久，最後父母看不成電影，他也被痛打一頓。

航叔記得，升高三暑假那年，佳人來了，搔得他心癢不已。佳人是《亂世佳人》，原著小說出版於1936年，1939年改編成電影，小說航叔高一時就讀了，1966年佳人終於翻越中央山脈，來到花蓮小鎮，「捲土重來」，航叔說，「這四個字是戲院對老電影重映最喜歡的宣傳字眼。」佳人難得，說什麼也想看這部電影，但哪裡來的錢呢？航叔把手錶典當，作為與佳人幽會的代價。心情忐忑了幾個月，怕被父母發現左手腕空蕩蕩地，直到用第一篇小說的稿費贖回那隻錶。

那篇小說是〈嘲笑的山〉，取材自航叔高三時苦悶放羊的心境。1966年12月，〈嘲笑的山〉登在《聯合報》副刊，「小說寫了4,000字，我記得稿費是200元，投稿的時候我不敢寫家裡地址，借同學家的地址，不敢讓家人發現我有在投稿寫作。」讀小說、寫作、看電影，這些在工科背景出身，也希望孩子讀理工的父親眼中，都是對前途無益的不良嗜好。

在60年代的後山小鎮，沒有電視只有收音機的年代，家裡唯一一部收音機還被鎖在父親房間內，禁絕讀書以外的所有娛樂。貧瘠單調的歲月裡，發光的銀幕是唯一望向世界的開口，在吉安鄉慶豐村有一間以木材建造的二、三輪戲院，一天只播兩場，晚上7點和9點，航叔叫它「深夜戲院」。鄉下作息習慣早睡，航叔趁父母入睡後翻牆出去，趕9點那場，神不知鬼不覺。剛坐下來電影播了半個小時，突然影片中斷，燈光大亮，老闆說歹勢，今日不再放了，退錢給他。如果人數不過5人，老闆覺得不敷成本，就停止放映。

航叔在這裡和經典名片不期而遇，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火車上的陌生人》、小林正樹《切腹》等。70年代戲劇系研究生流連於西門町的試片室，在那裡又重看一次《切腹》，這時他已經上台北生活一陣子，不再是那個慘綠的小鎮少年。

1967年夏天高中畢業，大學聯考落榜，9月航叔北上寄住親戚家，在南陽街重考班補習，常跑到南陽街的二輪戲院「新南陽」看電影，記得的有《北國尋金記》（North to Alaska, 1960）、《聲威震九州》（The World in His Arms, 1952）。重考2年，父親終於答應航叔轉考文組，錄取師大歷史系，住在和平東路二段附近，航叔常騎著腳踏車，沿尚未加蓋的新生南路大排水溝，到國際學舍的二輪戲院看電影，記得在那裡看了《魔鬼兵團》（The Devil's Brigade, 1968）、《卡士達將軍》（Custer of the West, 1967）。

遠離父親的視線，在電影資源相對豐富的台北，航叔如魚得水，70年代大學時期勤跑二輪戲院，研究所時期跑西門町試片室。80年代初期在《工商時報》工作，航叔化身記者去採訪台映試片室老闆，做了半版的試片室文化，採訪一篇〈台映經營小史〉（1981/6/10），算是對70年代試片室觀影歲月的迴響。

小時候開始學會看報紙，航叔就會「讀」電影廣告。電影廣告怎麼讀呢？像讀一本字典一樣，每天增加新的片名詞條、導演生字、演員生字。日積月累，航叔把自己讀成一本活電影辭典：

「以前我會和朋友玩猜謎遊戲，像我有次給朋友提出兩個要件：法蘭西斯．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勞勃．瑞福（Robert Redford），猜一部電影。朋友說不對呀，勞勃．瑞福沒有演過柯波拉執導的電影。謎底揭曉，答案是：《蓬門碧玉紅顏淚》（This Property Is Condemned），導演是薛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柯波拉在這部片是編劇。」

千禧年之前的前Google時代，編輯圈、出版文化圈的人都知道，如果要查一部老電影當年在台灣上映叫什麼名字，只要一通電話打給陳雨航，活電影辭典馬上為你解答。現在有了Google，航叔再也沒有像以前找電影同好猜謎較量的樂趣。只除了2018年6月，日本作家川本三郎來台，與傅月庵、陳雨航對談。

航叔80年代在《工商時報》工作時，公司每個月都會訂兩本日本電影雜誌《Roadshow》、《電影旬報》，川本三郎經常發表電影評論，航叔對他並不陌生。川本比航叔大5歲，算是同一個世代的人，兩個人豐沛的電影知識都是辭典等級的，談起共同喜愛的老電影：山姆．畢京柏（Sam Peckinpah）執導的《日落黃沙》（The Wild Bunch, 1969），彷彿打開了一組通關密碼，川本忍不住馬上站起來與航叔握手。

《日落黃沙》有兩位主要演員，威廉．荷頓（William Holden）、勞勃．雷恩（Robert Ryan），他們的名字難不倒影迷。猜謎時間來了，這部1969年的電影，兩位演員在片中的角色名為何？

航叔：《日落黃沙》也是講美國西部有名的殺手，似乎是第二有名的殺手⋯⋯叫 Bishop！ 川本：哈，你知道的好多！而且記住的竟然不是演員名字而是角色名字。 川本：那我考你一題：Pike Bishop 是威廉．荷頓演的，那勞勃．雷恩演的角色叫什麼？ 航叔：咦！（笑） 川本：叫Deke Thornton。 航叔：我太尊敬你了！

航叔最後一次大量看電影的時光，是90年代初期在太陽系MTV。當時航叔剛離開遠流出版社，在尚未創辦麥田出版社的短暫空檔，每天早上從安坑載太太來台北大安國中上班，送完太太，停好車，航叔就一頭鑽進當時位於信義路水晶大廈地下室的太陽系，從早上9點到下午4點，連看7個小時，一天可以看3到4部片，這樣的地下室MTV時光持續了兩個多月，彷彿電影公務員般地每天按時上下班。航叔說，「This is my last time！」後來電影看得少了，還被老朋友李幼新罵變墮落了。

我和航叔完全是隔了幾世代的人，我沒經歷過影廬、台映試片室年代，《日落黃沙》這部老電影也不會成為我的影痴通關密碼。當航叔說起他的太陽系觀影時光，我不禁要驚呼！我在場呀，我也在同一個空間裡。90年代初我是白衣黑裙的中學生，時常逃學不想上課，又怕在外穿制服被警察盤問，於是一早便躲進太陽系MTV裡，同樣是早上9點到下午4點，日落了才重回地面。MTV彷彿蜂巢，一格一格的小房間，各自孵著不同的電影夢。當時我的隔壁，或許是正在讀大學的駱以軍、邱妙津、賴香吟，或許是當時40出頭的大叔。採訪到這裡，我忍不住想和川本三郎一樣，為了太陽系這樣的孵夢空間，和航叔握手。

※本文亦刊載於《Fa電影欣賞》第19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