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公分見方的深灰色塑膠硬盒，米色圓標工整的貼在中央，黑色簽字筆寫著：明信片。被幾個年輕導演半買半相送拜託來幫忙放映的江泰暾師傅，身手俐落從塑膠硬盒裡取出電影膠卷，準備上機測試。

一個小時前，江師傅剛在影廳內架起這台16釐米放映機，1980年代停產、日本EIKI廠牌，這是他花了近40萬購入的設備之一。2週前，魏德聖抱著一疊海報，跑去台大附近學生常去的店，一家一家詢問能不能幫忙張貼，那是他和5個導演從褲腰袋裡掏錢出來印製的，上面斗大字寫著：純16影展。

其中一張海報被貼在電影院門口，再過半小時觀眾就要進場了。

這是1999年10月29日的西門町春暉絕色影城。

這一年，台灣發生921大地震，電影界的震盪也已醞釀許久。從1986年新聞局取消外片配額後，電影工作者「搶救國片」的呼聲便一路喊到1998年，逐年下降的國片產量與逐年上升的外片拷貝，那是個股市可以突破萬點，卻也讓199家戲院陸續宣布倒閉的年代。

放映師江泰暾是見證這起落的人之一。

1970年代，從家鄉豐原北上的他還是個小學生，跟在負責電影排片的舅舅身邊打工，西門町電影街他走得比誰都熟。80年代時退伍的他，進了舅舅合夥的南方電影公司工作：「當時上班存了些錢，我頂下對面一間試片室，公司的片子就拿去那裡試。那時我還不會放片技術，也沒有師傅教，就自己慢慢摸。以前用的那種機器很老，壞掉找人來修一次都好幾千、上萬塊，所以乾脆自己學、自己拆、自己慢慢研究，我後來連35釐米都會裝了。」

靠著自己摸索，除了摸會了放映，他還學會剪片，拜當年台灣電檢制度所賜，他被香港嘉禾電影公司找去專剪三級片的台灣版，因為只有他能摸透不同電檢委員的脾氣，這樣的工作江師傅持續了7、8年。

1999年春夏，江師傅跟著鴻鴻導演四處放映他的16釐米作品《三橘之戀》。另一位以短片《七月天》拿到輔導金的年輕導演也坐在台下，他是當年30歲的魏德聖。

「我那時去看鴻鴻放電影，哇！現場觀眾全滿耶！而且電影蠻好看的，之前我也看了鄭文堂的《明信片》。我當時就突發奇想，大家都拍得那麼好，可是得了輔導金就只能等著免費公開放映一場，讓想看跟不想看的人都去看一下，事情就結束了。但我們拍片的目的不就是為了要讓更多人看嗎？所以我回去就打電話給鴻鴻，說有沒有可能把今年得百萬輔導金的這些人互相集合一下，我們自己租個戲院、搞個放映好不好？」魏德聖回憶當年撥出的那通電話：「鴻鴻其實很好說服啦！因為他是一個很浪漫的人，所以他馬上就說『好啊！』我那時人脈沒有那麼廣，鴻鴻的人脈比較廣，他就去找了其他幾部片的導演，約大家來開會。」

被鴻鴻找去開會的人包括導演鄭文堂，那年他41歲，是其中比較晚才開始拍電影的導演。「那時短片的長度對戲院來說不好排片，也沒有商業市場，所以很多導演拍了卻完全不知道怎麼被看見，可能去參加金穗獎，但結束就沒有了。正好大家都用16釐米的膠卷拍片，所以就決定辦一個名為『純16』的影展。我們一直相信一件事，就像楚浮、高達說的，要改變的話需要一場革命！」鄭文堂說。

於是1999年10月，他們開始了第一屆「純16影展」。在那個小影展逐漸萌芽的時期，與其說鴻鴻、魏德聖、鄭文堂、蕭菊貞、林浩博、賴豐奇這6個導演是在搞影展，他們所做的更像是一場電影創作者的突圍行動。

從找戲院、洽談放映設備、印海報、宣傳行銷，下了決心一切自己來。魏德聖談起當時的過程：「非常DIY啊！我們連個貼海報都要分工，看誰住哪裡，比如我是負責師大、台大那一區。其實也沒什麼好丟臉的，因為大家都沒什麼名氣，就拿著一堆海報去學校附近的商家問。那時候輔大、台大、師大還有政大附近的店家，都貼著我們的海報。」

除了宣傳不假他人之手，「讓創作者直接面對觀眾」也是「純16影展」最大特色。他們租下西門町絕色影城連續放映7天，不僅導演場場出席映後座談，與觀眾面對面的討論電影，現場人手不足的時候，他們就輪流在影廳門口顧場，順便和散場觀眾宣傳自己的放映場次。

「我們那時還打垮一部好萊塢片耶！」魏德聖想起開幕當天發生的趣事：「當時有部好萊塢電影就在隔壁廳辦首映，開演前一推人擠上來，把整個樓層塞得滿滿的，我印象很深刻，那個戲院負責人很不高興的說：『你們純16的往那邊去啦！我們這邊在辦首映有很多觀眾會來，你們會擋到觀眾。』我們就想：『哇！我們要被鬥垮了！』，但好笑的是他說完後，才發現原來擠在那裡的人都是來看純16的，我們太有面子了！雖然他們是大廳，我們小廳的人數卻比他們還多，戲院的人瞬間臉垮下來，我們整個抬頭挺胸。後來戲院對我們很好，因為我們場子越來越熱，連白天場最差的時段也有7、8成滿，晚場幾乎全滿。」

每天的觀影人次大約都在6、7百人，那些滿場的觀眾裡，有許多是看到他們張貼的海報而來的學生與老師，也有不少是好奇他們到底在做什麼的文化工作者。口耳相傳，他們成功突圍，用自己的方式找到觀眾。

「那時候大家沒有資源，但會相挺完成一個事情，只因為對電影、對創作的喜歡，以人力交換的方式來完成。那個時代很美。」魏德聖說。

這場行動始於時代下的偶然：在16釐米走向式微之前，也在年輕導演走向成熟之前，任何一個因素往前往後，可能劇本都將改寫。因此它後來的結束，似乎也是必然的結果。

第一年「純16影展」熱度持續到隔年2月。幾位導演將影展盈餘的八分之一拿出來架設了「獨立夢工廠」網站，試圖讓電影製片、放映宣傳的經驗開放，分享給有心從事獨立電影的工作者。

然而，影展自第三屆開始，雖名為「純16」卻因著使用16釐米的拍攝者越來越少，參展作品已不限於膠卷，在經歷不同的策劃者舉行四屆後，2004年走入最後一屆，「獨立夢工廠」的網站也悄悄告終。

鄭文堂回想當年的自己，反思的說：「我覺得我們當時算是很認識自己，以一種要不你就等死、不然你就拼拼看的態度。不過我現在會覺得那時有點可惜，就是我們做了一半，這是我自己的感覺。所謂做了一半是說，我們都是業餘的，大家當時都還有工作，偶爾開個會，還要接案子，那時候當然是熱血沸騰，但總覺得我沒有全心撩落去，如果有的話我覺得應該會更不一樣。」

「那時候用16釐米拍的人確實越來越少了。但我覺得媒材的改變並不是一件什麼值得傷心的事情，前面的東西是值得紀念，但不代表後面的人要傷心。有些事情就是這樣，留不住的最美，什麼都留到現在就沒有價值了。」對魏德聖而言，雖然有形的事物留不住，但「純16」對於獨立自主的信念，卻直到現在都深深影響著他。

也曾參與過「純16」的導演吳米森，在2009年一場媒體採訪中談及他對此的看法，或許可作為這場行動的最佳註解：「我們突顯的問題你們沒有看到，例如說商業映演的問題，幾個導演包戲院、做海報、貼海報，這是很諷刺的做法，我們那時候第一次這樣子幹。它不應該是一個常態，古巴革命成功之後，切・格瓦拉雖然還是穿著軍服到處晃，但他不會把辦公室蓋在野戰的叢林裡。」

「影片的內涵不在它的寬度而在它的深度，16釐米雖然只有16釐米，只有35釐米四分之一的畫質，但它可以傳達我們這一代的思想、這一代的狀況。我們這一代沒有缺席。」

事隔17年後，江泰暾師傅再次拿起鄭文堂導演的《明信片》16釐米膠卷，上機測試。不過這次地點是在高雄電影節的放映現場。我們為了捕捉16釐米放映機的畫面，隨著江師傅以及他的團隊，一早來到高雄駁二的正港小劇場。

攤開2016高雄電影節的片單中，驚喜發現「純16影展」時期的多部作品。策展人黃晧傑選在今年再現「純16」，起源於他在香港看了一系列「日本8釐米」放映後獲得的靈感，他回頭想起台灣曾有過的「純16影展」，於是著手洽談版權，梳理了四屆「純16影展」的片單，最後挑選7部納入今年的影展放映，並將此系列定名為「台灣純16」。

除了將放映鄭文堂的作品之外，還包括《灣生回家》導演黃銘正的早期短片作品《野麻雀》、吳米森的《起毛球了》、鄭有傑《石碇的夏天》等片，全都將以16釐米膠卷放映完整再現。

「這次雄影是用原版16釐米放映，放映機器是請江泰暾先生處理，現在要找這種專業的師傅已經越來越少，江師傅每個年代都經歷過，是台灣放片蠻傳奇的人物。」策展人黃晧傑繼續談起「純16」如何影響當今：「我認為直到現在有些電影會用限定一週、限定三天，類似打游擊的方式進行放映，其實都有著早期純16的精神，都是試著從被封鎖的院線裡去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