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完郭力昕老師為《報導者》所寫〈誰扼殺了台灣電影〉一文，相當贊同郭老師一針見血指出「台灣的政府，從來沒有、也不敢有治本的電影文化政策。」不過郭老師在該段繼而表示「銀幕配額」才是當前台灣電影所面臨的關鍵問題，並提出馮建三老師過往針對此一議題的論述作為佐證，在此我想提出一些我的想法。

1980年代中期，美國開始積極將資訊自由流通與自由貿易理念導入國際政治，所有的協商談判也都將文化產品納入此自由貿易的架構中，許多國家受到強大壓力而開放電影市場，也因此發展出相對應的保護政策，韓國的「銀幕配額」制度（Screen Quota）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在WTO 官方網站上，所謂銀幕配額制指的是，「每一電影院在每一年可利用的放映時間中，必須有一定的比例時間放映國產電影片。」關於銀幕配額的範圍、開放與廢止，將依協商而變動。綜合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在 2006 年出版的《韓國電影史：從開化期到開花期》一書（上海譯文出版社在 2010 年發行中譯版）所述及馮建三老師的研究，南韓早在1960年代中期就已採取銀幕配額，明定於其電影法第16條，該法要求放映外片的電影院每年最少必須放映國產片60～90天。在當時，韓國電影並不具備與好萊塢電影相競爭的客觀條件，外國影片的市場佔有率一度達到九成以上，政府才因此以規定的方式，以保證國產電影的上映天數。

歷經1980到1990期間的數度修法，戲院播放韓國國產片的規定比例一路從 33％提昇至40％，也就是一年達146天，後來又列出但書並放寬標準，底限成為106天，等同於29％。任何戲院違反天數規定，或是在國產片的保障場次上偷渡外片，將遭受處罰。南韓的銀幕配額死守戰，在保護文化主權的大旗之下得到國民與特定團體的大力支持，但在後續韓美雙方經濟協商中，逐漸成為一個燙手山芋。

1997年，金大中政府承諾當本土電影市場佔有率超過40％後，將逐步放寬配額限制。2006年，韓國本土電影的市場佔有率達到了60％，當時執政的盧武鉉政府對美國做出了妥協，銀幕配額減至每年的五分之一，即73天，然而目前韓國國產電影的年產量在80部以上，即使每部只播映一天，就可超過配額底線，銀幕配額制等於不再存在。

銀幕配額的縮減是否真不利於韓國本土電影產業發展？畢竟韓國電影產業在資金和技術方面和好萊塢還存在距離。根據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所提供的一項數據，銀幕配額制縮減之後，韓國本土電影的競爭力反而提昇，反對縮減配額的一方所擔憂的「本土電影上映變得困難，導致本土電影製作數量相形減少」事實上並不成立。

迅速以不到一千字的簡短篇幅簡述南韓銀幕配額制度後，且讓我們回到當前台灣電影上，好好思考最關鍵的前提：我們是否具備足夠的政經及文化條件，去橫向移植銀幕配額制度在台灣實施？

從時間點來說，我覺得台灣已經過了最好的時機，倘若是在90年代，為配合加入WTO政策，在美商壓力下逐步放寬（1994-1999年）對外片輸入拷貝及映演場所數的限制之前（2002年1月，全面取消對外片輸入拷貝數量之限制），來討論銀幕配額制度，會是一個比較合適的時機。一定會有人質疑，難道只因為過了最好的時機，就全盤放棄嗎？

10年前，也就是《海角七號》之前幾年，當時國產電影市場占有率不到 1％，倘若在那國片危及存亡之秋，即便單一外國電影片進口拷貝數的限制早已取消，好萊塢電影早已全面攻占台灣電影市場，基於扶植本土電影產業的決心而擬定銀幕配額制度，也許還有點意思。但如今台灣電影在市場佔有率上相形穩定，根據製片人葉如芬近日說辭，《海角七號》過後的國產電影市佔率平均落在 17%，雖與韓國2002～2006年的平均值53％，以及2007～2011年的平均值 44％有大段距離，但我覺得這個落差必須從兩國電影產業的發展脈絡、歷史文化經驗、以及民族性等面向來進行更詳細的交叉分析，一味抓緊兩國在數據上的差距，而要求台灣必須援引韓國制度，其實並無意義。

再者，也就是最現實的問題，銀幕配額制除了是對影院自主經營權利的干涉，銀幕配額與本土影片票房是否真有直接因果關係。根據韓國學者的研究，其實並沒有。無論銀幕配額制規定影院，一年必須上映本土電影146天還是73天，它不可能規定要上映「幾部」本土電影，或是「哪些」本土電影。換句話說，「銀幕配額制度」說穿了還是回歸最現實的市場機制，倘若2015年台灣實施銀幕配額制度100天好了，會否《我的少女時代》占了5成、《大囍臨門》和《角頭》占了3成，其餘國片才瓜分剩餘的2成呢？又或者，某些品質不佳但具備強大行銷資源的國片，會在銀幕配額大旗之下趁勢而起，甚至順勢擠壓其他弱勢國片被保障的機會？

郭力昕老師的文章中，並未針對銀幕配額制度有更詳細的說明。我大膽猜想，郭老師應該是期望《刺客聶隱娘》、《醉．生夢死》、《菜鳥》這般具備藝術美學優質的本土創作，或者《太陽的孩子》這類針對特定題材提出批判性思考的議題電影，以及像《行者》這類優質院線紀錄片，能夠在銀幕配額的羽翼之下，得到更多的映演天數。可這正是實施銀幕配額制的韓國也無法解決的難題。

倘若今天台灣貿然實施銀幕配額制度，影院基於營運考量，會否心存投機地仰賴長期放映幾部賣座國片，來達成規定就好，而真正該受到扶植的小眾、優質、獨立本土創作，依舊被排除之外呢？最終，會否銀幕配額制度在實施的有效性上，仍是一個大問號，只有市場機制才是恆久不變的關鍵呢？

銀幕配額絕對不會是台灣電影的關鍵問題，除非能研發一套所有利益團體都買帳、都被說服，能夠扶植到「真正該被扶植的國產片」的保護機制。不過，這樣一套理想化的保護機制，是否能夠存在於現實之中？一旦實施下去，觀眾是否買帳？會否國片院線真正的問題其實不在於映演天數的不足，而是市場號召力的缺乏（相較於CP值甚高的好萊塢爆米花片而言）？而台灣觀眾是否又具備如韓國觀眾那樣的民族性，傾其全力去支持這樣的銀幕配額制度？

這一連串大哉問，其實是沒有標準答案，或說無解的。法國以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為主張去捍衛法國文化，台灣電影人當然可以要求政府比照辦理，比如用5年的時間去強力執行銀幕配額制度，至少給台灣電影一個機會──即便我不認為現階段台灣政府具有這樣的魄力，也不看好真的執行下去會實際影響或改變一些「什麼」（基於我個人對於台灣人在文化認同上意志不夠堅決的偏見使然）。近幾年台灣電影的年產量穩定，每年上映片量達到40部以上，在銀幕配額制度不太可能成為挽救台灣電影萬靈丹的情況之下，我以為現階段台灣政府最迫切的任務，其實是去建置一套完全透明、完全公開且即時的全國票房統計系統，這會是比較實際的一個關鍵動作，也是台灣電影邁向健全產業的第一步。

今年新修訂的電影法第十三條規定，電影片映演業（以下簡稱「戲院」）應於期限內建置電腦票房統計系統，並提供票房統計相關資料予中央主管機關及其指定電影相關法人、團體或機構（以下簡稱「指定機關」）。坦白說，這條法規修得仍然不夠清楚，戲院是否必須無償提供票房資料予指定機關？倘若不提供，或者提供不實，是否有相關罰則？戲院建置的票房統計系統如果標準不一，又該如何統合、彙報予指定機關？是否需要訂定一套針對票房統計系統的稽核標準？或者乾脆援引當初健保嚴密規範各家醫院的統一監控方式？倘若戲院蓄意違反，或是鑽漏洞走偏門，又該如何處置？我針對這條法規的修正提出了我的質疑，而我也期待主管機關能夠責成相關機構，在明年6月之前，為沈痾已久的票房問題提出解決之道。

全國票房一旦有了具說服力的統計方式，台灣電影票房版圖才有更趨近正確的數據供相關單位，做出正確與有助的政策與判斷，台灣電影也才有資格好好來談「產業」兩個字。然後，要怎麼改革輔導金？是否實施銀幕配額制度？如何修正長期以來在稅制上偏袒在台美商公司，而導致國片片商賦稅不公的狀態？是否徵收電影票價所得5％當作電影基金（或稱國片扶植稅）？如何輔導電影各個環節專業人士成立各種職業工會、協會（台灣現在很多工會形同虛設），團結起來壯大聲勢形成影響力進而爭取會員權益（如對政府施壓以影響修法）？且讓我們腳踏實地，一步一步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