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影展團隊的一員，看到這篇在影展結束後刊登出來的文章相當高興，辦一個文化活動最怕的就是「船過水無痕」，煙花似的轉瞬即逝，但卻沒留下太多討論，那會讓活動只是單方面的一廂情願，而沒有充分地與大眾溝通。陳斌全在《報導者》為文〈紀錄片的盛宴後──關於TIDF的幾點反思〉是其中一篇重要的文章，觸發不少討論，但回應斌全的文章前，我想先簡單談談我理解的影展。

2016 年第十屆台灣國際紀錄片（TIDF）甫於5月中落幕，為期10天的影展，一共放映了 134 部影片、190 場放映，超過百場的映後座談與專題講座，還有兩場劇場演出，邀請了四、五十位國際影人來台和觀眾交流。影展，作為時間特定、在特定地點發生，密集展映電影工作者作品、深度交流的時空場域，其在整個電影產製、映演的生產鏈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影展透過影片放映、映後座談、延伸講座等各式開放觀眾參與的活動，讓影展如同嘉年華會般，迅速在特定時空中搭建了溝通的平台。

但這溝通平台並不會隨著影展的告一段落而全然消失，而是轉以低度運作的方式繼續，而這也正是 TIDF 自 2014 年成立常設辦公室的重要性──擺脫以往由不同團隊承辦的方式，讓影展能夠穩定而長久的營運並累積。

觀眾參與影展，觀賞電影工作者的創作，與創作者面對面對討論，而創作者也能夠直接感知觀眾的反應；此外，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地域的創作者與相關從業者，在影展中藉由「期間限定」、「地點限定」的各種事件，達到彼此認識、交流的目的。影展註定是一個必須親臨現場觀影、討論、感受熱鬧氣氛、認識朋友、與人分享經驗，才能夠發揮影展之所以是影展最大效果的活動。

斌全這篇文章許多出發點我都同意，我完全可以體會為了參與影展必須長途跋涉、在外過夜幾宿，耗費時間、金錢成本的無奈，但是他提及「傳統形式所舉行的紀錄片影展，是否在無意間造成另一種知識傳播的階級化」，我認為這樣的提問前提是不明晰的。

斌全在文章中提及，「影展的『地域性』會使得參與影展者，多是在影展活動所在地的居民，或是有能力與條件在影展期間旅行移動到影展所在地的人群。」這確實是影展期間觀察到的現象沒有錯，但是直接以「階級」來談論，似又太簡化情況了。而在此提問上，斌全認為無地域性特質的網路或許是顛破限制的方式之一，建議影展應思考在「現地發生」之餘，也同步發生在網路平台。

但究竟這個發生如何代換、延伸？同步發生在「現場」和「網路平台」兩個場域的新紀錄片影展形式，以此擴大公共參與對話的機會，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影展風景？或者是說，人們參加影展，若不是親臨現場參與，那影展對這類的參與者而言會變成什麼？是否只是看片、看著透過網路科技傳輸的銀幕畫面而已？

現在科技發達，網路資源俯拾即是，要將影片全數上線、活動同步轉播，讓觀眾能夠遠端參與，甚至在線上即時留言討論並不困難，像是文中提及的雲端影城、線上直播便是一種觀影、參與的選擇，但是這樣的「影展」便成為另一種嶄新的形式，而與親臨現場參與交流不同，亦需要截然不同的運作策略。

在這樣的基礎上進一步思考，我認為斌全文章中點出的問題，其癥結點是台灣政府長期忽視區域平衡發展、各種藝文活動多在台北舉辦、資源集中北部所致，這絕非影展的影片放上網路免費供人觀影就可以解決的，其中有許多執行層面的困難必須面對。總歸而言，就是資源分配不均、經費有限與在現實條件下如何可能的問題。

比如以 TIDF 來說，一屆影展約放映 130～140 部影片，若要通通上線或是談定各類其他的映演，勢必衍生大筆版權費，而預算的分配，則會改變一個影展的定位與呈現出來的樣貌。再者，從創作者的角度，不見得每個導演都願意免費讓人觀影，長遠來看，以某種分享倫理性要求導演要將作品免費上線，對辛苦的創作者而言也是種傷害。

當前的紀錄片產製脈絡下，紀錄片的生產不再只為了迅速衝破黨國媒體的天羅地網，若要快速傳遞訊息，也有其他更加合適的媒介可以相應，比如太陽花的現場即時轉播。而紀錄片作為一種電影，創作者多數都是以「作品在大銀幕放映」的前提在思考創作，影像的安排與剪接細節，作品呈現出來的電影感，得讓觀眾在適宜的觀影環境中感知，因而對放映的品質通常會有所要求。

但這不代表 TIDF 忽略了這一塊，今年影展也嘗試與 Friday 影音合作，將歷屆精彩影片上線供觀眾觀賞，但是能吸引多少觀眾在線上收看紀錄片，這還有待進一步的數據分析；而公視，也一向是TIDF 的合作夥伴，今年影展在公視播映的影片以華語單元居多，但聽說，前陣子播放的中國紀錄片《二十四》，收視率奇低，這其實牽涉到換個媒介、換個組合方式、換個時間點放映，就得另行規劃宣傳策略的問題。

線上的影音選擇如此豐富，如何能夠讓觀眾接收到放映的資訊，並且願意收看？而收視率低的結果，也許會影響公視高層評估與紀錄片影展合作的效益。這些現象，其實都反映出，最關鍵的問題恐怕不是網路媒介就可以弭平，媒介夠不夠多、開不開放，也很難是一個仰賴政府計畫經費的影展能夠處理的部分（但像是現場座談錄影放上網路，這是小 case），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必須做出取捨。也許，我們更應該期待各類影音頻道、發行商願意看見台灣觀眾對紀錄片的觀影需求，協助後續發行。

但話說回來，現在能夠在網路（電視）免費獲取的影音、文字資源實在太多，甚至是爆量的程度，觀眾想要的恐怕不是透過遠端「看到」而已（且影片不是上線就好，要觀眾願意點開來看，其實需要縝密的宣傳思考與運作，但這樣就得挪出心力宣傳線上影展），大家希望的其實是實地參與影展、在影展現場與人交流。但是，這就回到一個始終無解的老問題：為什麼這些文化活動、文化資源永遠集中在台北？

我想到去年籌辦 TIDF 巡迴時，我們打算在台中辦巡迴開跑記者會，但在過程中發現一個詭異的現象：台中國美館自己的大型展覽開幕記者會，居然選擇在台北舉辦；而當我們跟國美館新聞聯絡人討論要在台中辦記者會時，他似乎頗為驚訝，因為很現實的一個問題會是：發採訪邀請找大報記者們時，沒有一個願意到台中參加（即便主辦單位願意提供台北台中的高鐵票）。

當多數的政府部會、公司行號都集中台北時，媒體資源就勢必跟著集中在台北，這是相當理性、實際的商業考量。先前也聽承辦高雄政府刊物的朋友提到，要在當地找攝影記者是相當困難的事情（TIDF 去年巡迴也遇到類似的問題，找當地的活動攝影人才確實是件難事，當然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們對在地人脈的不熟悉，所以有些專業人才我們並不知道在哪裡）。但更根本的問題是，因為沒有工作的供給，所以人才只好紛紛流往台北，而這正是整個區域資源差異的惡性循環其一環節，也是我在參與影展籌辦過程中，直接觀察到因資源不均而衍生出的各種資源不均。

2015 年，TIDF 在全台6座城市的巡迴，是辦公室設在台北的影展，想要突破當前文化資源分配不均的嘗試。當時團隊成員們帶著 31 部從第九屆影展挑選出來的影片，到台中、花蓮、宜蘭、台南、新竹、高雄展開為期5個多月的巡迴。

那次的經驗，我深刻感受到台灣資源長期分配不均的現況，光是找家讓觀眾可以享受影片放映品質、又得符合預算的電影院就相當不容易，沒錯，其實多數都牽涉到經費的問題。我們以最精簡的團隊運作──核心成員只有5人，假日活動多的時候才有辦公室其他同事來現場支援。但僅是這樣的工作人員人數，我們在決定任何事情時，就無一不面臨如何在影展品質與預算之間取得最佳平衡中掙扎，好比有人會問，「怎麼不多放映一些影片與場次」、「怎麼不來某某縣市」。

但在這些問題背後，其實要去斟酌的是如何在有限資源內做最大發揮的種種考量；理想上當然希望可以多放映幾場、多去更沒有機會看到這些影片的地方，但是一個影展的舉辦不是只有把影片放映出來而已，還有映後的座談、講座等現場交流的活動，背後有許許多多的現實條件必須考慮，比如放映空間、場地使用費用、工作人員的調度、如何與在地社群合作等。

講一個最實際的問題，就是 TIDF 在台北以外的地方沒有辦公室，所以每到一個城市巡迴，我們就是5人團隊全體出差，為期3至10天不等，而工作人員的一切差旅費用（即使我們都是用最低的費用標準）其實也是一筆不小的數字。但是我們沒辦法不以這樣的方式運作，這就回到先前說的，因為政府資源慣性集中台北，在其他區域並沒有有效、穩定的機構或機制培育相關從業人員，或者應該說，有效的資源挹注點；而即便是我們，也都是處在相當不穩定的工作環境中。

其實我更期待的是，剛上任的蔡英文政府，能夠在平衡台灣區域發展上更加著力。想像一下如果某個行政中樞能夠遷到台北以外的其他城市，那勢必會帶動當地的資源、人才流動，比如若立法院設在台中，那麼四大報就一定會開始評估在台中新設辦公室，或能製造出些許就業機會，留住年輕人。但是，這不是一個靠計畫經費支撐的影展現階段可以辦到的，也不是意指每個縣市都要有自己的紀錄片影展，而是中央與地方縣市的資源，如何能夠有效的橫向連結。

在現實的情況下，我期許 TIDF 成為台灣紀錄片推廣的節點，作為中繼站、轉介點、一個媒介、一個開放的平台，也許現階段能力有限，傳播能力有限，但是這就像是接力賽一樣，第一棒才剛開始。

影片在台北放映了，喜歡的觀眾推薦給更多親朋好友，也許就會有那麼一個契機，某些在地社群想在自己生活的地方舉辦影展或放映會，TIDF 一定會相當樂意提供一切所需的資源，比如協助聯繫版權、提供影片資料等等。而事實上，去年也確實有一些熱心的朋友，在台東、在桃園、在台中舉辦小型紀錄片影展（放映），也許在現有條件下，只能先以單點的方式呈現，但是我相信，這些節點未來一定會串連形成一個面。

（作者簡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關注亞洲電影產業在當代政治經濟脈絡下的境況，以身為度從事影展工作，任職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以文字與行動從事影像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