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晚上首映結束，燈光亮起。在場兩個廳的數百人看完綠色小組隔了26年剪接出來的《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我猜很多人的心裡的反應是：「終於，你們剪出來了！」

之所以這樣說的原因在於，長久以來，3月學運的影像紀錄是極為有限的（當然更早的諸多事件就更少了）。當年只有官方3家電視台，那些想當然耳不會是能為民間所用的資料。印象所及，唯一完整的影像紀錄是我雄中學弟，當年就讀世新電影科的洪智育的作品：《憤怒的野百合》（那是他的畢業作品，所以非完成不可）。也因為這層緣故，所以《憤怒的野百合》開頭的許多畫面，都是我們中興法商青年社／台研社裡智育比較熟悉的成員。後來投入影劇專業的洪智育導演也很阿莎力，這些年來經常開放他當年的紀錄片讓各方使用。

首映完跟綠色小組李三沖兄聊天，他說，完成這個作品也算是對那個年代的社會有個交代。我說其實應該感謝綠色小組才對，現在，我們除了智育當年的作品，還有了綠色小組說的故事。

我問三沖為什麼當年沒有剪出來？他笑著說哪有時間啊，那時候還有那麼多事情在爆發。他自己在野百合之後就整個進駐到高雄，投入後勁反五輕運動。烽火四起，四處都在缺人，那個年代。

如雨後春筍的抗爭，光譜橫跨了爭取政治權利、公害自救、推動台獨運動、族群平等、性別解放、到階級鬥爭，從一個被長期威權體制悶壓的社會中長出來。從這個角度來看，野百合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事件，沒有80年代的風起雲湧，就沒有野百合。

進一步說，正是因為如此，野百合從來就是複數。細心的朋友，可以在《你怎麼不憤怒！》中觀察到，當年廣場四大訴求的「提出民主改革時間表」，在第三天改成了「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這反應學生運動中不同路線的衝撞辯論的結果：台灣的問題，不只是政治制度層面而已；沒有解決社會面不正義的問題，民主化的意義是非常有限的。

當年許多左翼學運社團，學期中開讀書會，上街頭；寒暑假則整個社團帶去下鄉蹲點：農村工廠、公害現場、原鄉部落等。這些基層的實踐經驗，成為日常運動的動力來源。我們很理解，沒有這些基層的點火燎原，沒有影片中來來去去圍觀支持的萬千人民，台灣民主化不可能完成。我曾在端傳媒寫過一篇文章，談到我擔任野百合糾察隊的深刻體驗；第一線看到了民眾對於改革的熱情期盼以及行動支持，我是這樣寫的：「從那一刻起我體會到，任何的社會改革，不是靠枱面上的風雲人物，而是靠這些堅實的、草根的力量。」

多年下來，後來的媒體以及社會的關注焦點逐漸剩下後來從政的野百合世代。當然，我們看到了許多背棄當年草根期待的表現，但我認為這正是台灣整個民主化運動需要深刻檢討的部分：我們追求民主，真的永不懈怠嗎？

26年後來看，許多人停下來了，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人在政治領域繼續實踐進步價值，比如說林淑芬、蔡培慧、鄭麗君、陳尚志、范雲等人。在政治工作之外，當年在廣場第二個絕食的高醫范國棟，在當了醫生之後，籌組了全國第一個醫院工會：高醫產業工會。1990年前後創辦各校女研社的同學，像李金梅、陳美華、古明君、曾昭媛等，後來都肩負起了台灣婦女運動的開枝散葉。擔任廣場糾察隊副隊長的陽明醫學院簡立健，現在是台灣緊急醫療體制改革的重要推手。在階級運動方面，顧玉玲、郭明珠、丁勇言、李易昆、韓仕賢、石德隆等都是90年代工運重新站穩腳步期的第一線組織者。還有到現在仍在環保運動的賴偉傑、杜文苓、邱花妹、彭渰雯等。

跟我同是中興法商青年社的林宗明、李詠莉（Only）還有中央的何東洪，後來一起搞了台灣live house的先驅：地下社會。在學院教書的也沒有好好安份著：陳政亮、戴伯芬、管中祥、周平等人在2011年籌組了台灣第一個高等教育工會；另外還有人權運動份子，媒體改革者，熱血律師們⋯⋯（如果再寫就可以成為台灣版的Freedom Summer了）。

寫這麼一大串，不是要做平反野百合這種無聊事，而是想呈現一個事實：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仍在進行中，也必須還要繼續進行。

綠色小組這次TIDF參展的作品，還包括了520農運、鹿港反杜邦、新光士林廠關廠抗爭、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遠東化纖罷工等等，現在看來，都還有讓人憤怒的切身現實感。這些事件，或許對部分人來說已經是過去式，但是對更多人來說，那些年的奮鬥還沒有成功；廣場上的台灣民謠、美麗島、國際歌歌聲或許已經飄遠，許多人在各自的社會位置上，抗爭仍在進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