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節這天的高雄，天空陰沉如鉛塊，空氣滯黏、無風。

來到高雄煉油廠附近的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櫃台一通電話，白馬即刻出現，他的個子不高，急急走來颯颯有風，擾動了四周凝固的氣流。

白馬非馬，原名李錦瓏，牽手的綽號是白雪公主，他便成了白馬王子，卻一點都不白，他黝黑的膚色屬於日曬雨淋的勞動階層。他頭戴鴨舌帽，身上恆常是一件後勁環保T恤，上有藍天青山綠水圖樣，T恤紮進牛仔褲裡，平坦無小腹。

坐下受訪，他的脊梁骨仍然挺得筆直，我想起去年12月31日晚上，在後勁鳳屏宮舉辦的反五輕25週年跨年晚會上，白馬是工作人員，忙進忙出，沒事時就雙手背在身後，腰桿打直，像個小兵。活動從下午開始，直到過了午夜，快60歲的人了，不曾看他拉一張椅子坐下歇息。

1987年夏天，後勁居民圍起高雄煉油廠西門，抗議中油在長年污染當地環境下，又要興建五輕。30歲的白馬在台北當電焊技工，工作穩定，休假回後勁，只是出門吃個點心，路過抗議人群，原來只是站在旁邊看熱鬧，越看越熱血激昂，於是把自己立定成一根硬梆梆的石柱，再也沒離開過。

近30年來，白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後勁反五輕的志業。

抗爭的意識灌注身心，儘管包括五輕在內的高雄煉油廠終於在2015年底全面停工，一開口白馬還是氣呼呼地痛斥中油還有18座油槽未清空。他越講越氣憤，瘦小的身軀彷彿蘊藏千軍萬馬，煞不了車，幾乎要暴衝出去。

我趕緊將這匹脫韁野馬拉回來，此次前來，要請他談的是80年代末期以影像紀錄社會運動的「綠色小組」。白馬除了是長年專職的抗爭者，還有另一個身分，他曾經是綠色小組的成員。

1987年7月24號後勁居民圍住煉油廠西門，3年的抗爭從此開始。綠色小組在8月就來到後勁採訪當地居民，成員李三沖說：「那時去一趟後勁，坐遊覽車就要4、5個小時。」此後不管後勁居民在高雄的遊行、抗爭，或者北上立法院、環保署陳情、在台北車站絕食靜坐，都有綠色小組的鏡頭相隨。

紀錄者、抗爭者，這兩種身分並非壁壘分明。李三沖說：「綠色小組和後勁的關係特別密切，3年下來毛片就拍了6、70支，也剪了3、4支片讓他們辦活動時用。最後一年抗爭比較低迷時，我還參與他們的組織運作，一起並肩作戰，像是夥伴關係。」

後勁的夥伴們北上抗爭時，都住在綠色小組在台北德惠街的辦公室。從1986年到1990年，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4年間，位於酒吧一條街的綠色小組基地，也常讓鹿港反杜邦的居民、蘭嶼反核廢料的原住民等各路人馬借住。白天頂著大太陽到立法院抗議，晚上買了啤酒滷味回來，將紀錄者的攝影機、抗爭者的標語布條擺一邊，乾掉一杯又一杯。

從綠色小組第一次南下紀錄後勁反五輕，沒多久後，抗爭者白馬也拿起錄影機，他接手的是李三沖原本在用的機器，也因此，李三沖成為他口中的「師仔」（師父），白馬說：「師仔、麻子（王智章）教我，師仔說我目色很好，學東西有天分，我半個月就學會了。」

台語「目色」是學習能力的意思，白馬李錦瓏有另一個綽號叫「獨眼瓏」，3歲時就被鐵絲刺傷而瞎了一隻眼，卻絲毫不妨礙他的目色。

從開車去接記者、到抗爭現場釘布條、插旗子、以及在西門外長期抗戰，埋鍋造飯3年裡煮的每一頓飯⋯⋯雜工無論粗細都來自白馬，他早上是司機，下午是伙夫，忽而手拿鐵鎚鋸刀，忽而攝影機上肩。當年參與抗爭的大學生，現任台權會會長邱毓斌說：「運動裡的苦力幾乎都是白馬在做，讓人印象深刻。」

師父李三沖說：「綠色小組找人，通常是運動的考量多，專業技術的考量少。白馬說他想拍，我說好啊就丟一台機器給他，反正操作攝影機，我們從來都告訴別人很簡單，只要有決心你一定會。白馬幫我們拍了很多後勁臨時發生的狀況：天空冒黑煙、地下水抽起來能點火、金屬中心的爆炸現場⋯⋯拍得好壞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他能馬上趕到現場。不過，白馬真的拍得很不錯。」

抗爭素人想拍就丟一台機器給他，李三沖講起來豪氣，但攝影機在那個年代所費不貲。綠色小組的第一台攝影機，是綽號麻子的王智章，跟朋友東拼西湊好不容易借了5萬元，才買了第一台國際牌電子攝影機。綠色小組還有一台送貨用的車子，後來也丟到高雄讓白馬開。李三沖、王智章到後勁就住在抗爭者家裡，抗爭者北上就在德惠街打地鋪，那是個經濟起飛，股票上漲，但仍有人為了理念，睡大通鋪吃大鍋飯共享車馬輕裘的年代。

白馬說：「當時大家都知道我是綠色小組，民進黨有演講都會發通知給我。」1986年綠色小組成立，同年民進黨也創立，此後幾年民進黨的演講場子，成為吸引人潮的強力磁場。

白馬除了隨時捉拍煉油廠的在地污染，也會騎著摩托車，遠至屏東或台南，拍民進黨的演講活動。 當時比較好賣的社會運動錄影帶，都是政治性質如1986年許信良桃園機場闖關事件、1988年520農運的帶子。「環境運動的帶子賣得很差」，李三沖說。即使如此，鹿港反杜邦、新竹水源里反李長榮化工、後勁反五輕等環境抗爭的帶子，綠色小組也沒有少拍幾支。

白馬只負責拍攝，拍完就將帶子寄上來讓師仔剪接。「我有一組配備：機子、照明燈、電池、收音的麥克風、腳架，樣樣都有。在南部我都是一個人出動，在北部就會有大學生助理來幫我揹帶子、電池。」白馬說著嘴角帶笑、有些得意，扛錄影機是他生命中少數能和記者、教授、大學生平起平坐的一段時光。

白馬扛起錄影機後，也有放下的時刻，那是他和後勁人一起北上抗爭時，「有一次立法委員廖福本說我們是暴民，18台遊覽車上去立法院抗議，我沒帶機子，因為麻子、（林）信誼他們在台北就能拍。」有信任的夥伴執鏡，便不怕被主流媒體扭曲，只管往前衝就是了。

那次北上抗爭，留在綠色小組的影像裡是警察打人，越晚打得越兇，鏡頭不斷晃動著，拍攝者不知是麻子還是林信誼，唯一能確定的是，白馬在被警察毆打的人群裡，不在鏡頭後。

鏡頭不斷晃動著，那並非不專業，而是鏡頭後的紀錄者，在紀錄警察打人的那一刻，難掩內心激動。

做為抗爭者的白馬，打過警察分局長，在抗爭現場開車衝撞過，他是後勁反五輕運動唯一因此坐牢的衝組。紀錄者該是冷靜中立客觀的嗎？白馬絕不。1990年5月郝柏村被任命為行政院長，引發一場反軍人干政大遊行，遊行的結束地點在來來飯店前，警察開始打人。

扛起錄影機的白馬，還有另一個會讓他放下的時刻，那就是警察殺紅眼的時候。當下他把機子、錄影帶請大學生助理拿回德惠街，先確保機器不會受損。送走助理和機器，再無所罣礙，他摩拳擦掌，在地上隨手撿了一截棍子，衝上前去和鎮暴警察幹架。

「國民黨太鴨霸，抗議的人躲到來來飯店裡，擠破一整片玻璃，我不進去，上前和警察相打，鎮暴隊都打3個要害：後腰、小腿骨，還有手肘。我的腰子受傷，走不動，才打電話叫住中和的妹婿來接我。」白馬講起這一段，眼神中沒有被打的驚懼，只恨自己沒有三頭六臂，不能多打退幾個暴警。

在台北的反軍人干政遊行，並非白馬的守備範圍，李三沖說：「機器交給白馬後，我從來沒有管他要拍什麼，怎麼拍。」在街頭運動十分密集的那幾年，偶爾白馬也坐4、5個小時的野雞車慢慢顛上來，帶著機子來台北「看熱鬧」。

1989年4月7號鄭南榕自焚，後勁反五輕運動在抗爭據點的煉油廠西門，也設了鄭南榕的靈堂遙祭。5月19號鄭南榕出殯，白馬也按耐不住，「師仔沒叫我，我自己想上來。」當天綠色小組全員出動拍攝，前、中、後都有人扛著攝影機，白馬說：「我跑最前面，拚頭前，前面都會打架，我很好奇到底發生什麼事。」白馬目睹了詹益樺自焚的那一刻，那是個和他同樣來自草根的庶民階級。

「這次有沖水，不噴民眾，都專門噴拿攝影機的，我師仔的眼鏡被沖掉，他近視眼在地上滿地摸眼鏡。沖水時我就趕快轉身，保護機器，人可以被沖，但機器怕濕，在街頭不但目色要好，也要有一點頭腦。」白馬說得眉飛色舞，可以想見當年他背著二十幾斤的機器仍滿場飛的樣貌。

當時為了突破三台的新聞壟斷，綠色小組想盡各種傳播方式的可能，王智章說：「520農運的帶子賣得最好，但再怎麼賣還是都市人，我們拿賺的一點錢去買投影設備，到偏鄉放映。」綠色小組成員傅島常去中國拍老兵返鄉題材，在上海設法弄了無線電電波發射器，用漁船偷渡回來。

風聲鶴唳的年代，漁船夜半從台南將軍上岸，非得要心臟大顆的人才接得了，那人就是白馬，「我東西拿了就走，用車載到台北。」1989年尤清競選台北縣長，發射器派上用場，綠色小組的電視台開播，當時在三重一帶，扭開電視都看得到。

說是電視台，其實只是土法煉鋼的陽春設備，李三沖怕發射器被警備總部查獲，需要有人開車載發射器，不定點移動，好躲避查緝。司機自然也是特地來台北幫忙的白馬，李三沖說：「白馬脾氣很火爆，因為在後勁抗爭常跟警察吵架，我千交代萬交代，如果在路上警察攔他下來，千萬不能動怒，要順順利利把車子開到尤清的競選總部。」

綠色電視台或許有派上用場，年底尤清順利當選台北縣長。隔年3月，反五輕的抗爭者劉永鈴、楊朝明爬上燃燒塔，成功引起注意，其中有李三沖的點子。綠色小組也將發射器搬到高雄，將爬上燃燒塔的畫面播放給後勁居民看。

那是綠色小組的投桃報李，卻仍然挽救不了反五輕運動的劣勢，自救會由妥協派奪權，死硬派如白馬等人失勢，李三沖說：「白馬如果願意妥協，中油弄一些工程給他焊接，也可以賺不少錢，但他就是不要。」

「拍片是興趣啦，我的心還是都在後勁，抗議中油是第一優先。」白馬發覺採訪中自己太沉浸在「興趣」裡，他神色正經起來，試圖拉回「志業」。1990年，綠色小組的主要成員協議解散，後勁反五輕也陷入低迷，最終五輕興建，運動失敗。

25年後，在2015年底五輕終於熄燈關廠，在後勁跨年晚會上，綠色小組上台致詞，徒弟白馬也一起，頭上都綁著「堅持」的布條。 台下以公克計量，兼具照相錄影雙功能的手機朝著他們啪啪啪連拍，拍完即可上傳臉書，或者乾脆線上開直播，無縫接軌，分秒不差，卻是那麼輕易，也那麼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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