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台灣結緣得早，中學讀台灣的現代詩，大約1999年在台灣得獎出道。當時拜訪台灣，我永遠是客人的身分，都是接觸文藝界的朋友，我覺得台灣真是天堂，所有香港的文青都這麼認為。但真的住下來後，我開始有別的身分了，是一個外國家長、是一個外國租客，甚至發生租屋糾紛。我不再只是詩人，是終於成為一個台灣的普通人。

走在台灣路上，你不講粵語，人們分不出來你是台灣人或香港人的。不過也因為如此，當一個香港人來到這邊，我們就像掉進大海一樣，要很有自覺才不會被融化掉。

身為移民，或說飄零者吧，此時是有種無助感，你的情感有時遠勝於理智。面對這些內心的、環境的變化，讓我選擇台灣的關鍵還是孩子，我不希望他們在一個必須學會說謊的社會長大。我和妻子都在大陸出生，經歷過洗腦教育，我用了一整個青春期和洗腦鬥爭，說起來叛逆，但很痛苦啊。

再來，我還想繼續用中文寫作，我不能去到一個沒有中文的環境，如果住西方國家，我的文字一定會被外語影響。

一名寫作者必然和自己所處的環境有些格格不入。以前書寫的時候，我也很從容處理自己跟香港、跟現實的關係，我希望永遠保持距離去觀察，所以我住過很多城市，卻不喜歡在相同的地方停留太久，如果待太久了，你會被綁在那裡。

直到2019年發生那些不義的事，無論我承不承認，我現在都成了移民、香港的遺民，我不能再那麼從容，要麼是一種抵抗的姿態，不然就是輓歌的姿態。我也不再避諱，我甘願被香港、台灣的土地和人們綁著，因為我感到一股責任，如果我們不寫的話，那誰來寫？

剛離開香港的時候我還滿義無反顧，就是來台灣投入新的生活；後來才發現，自己原來這麼愛香港。以前我不願承認這一點，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我很瞧不上民族情感，對國家和國家的對抗有些不屑的。現在我了解到，人不需要緊抓著教條，被壓迫者都是相同的，其實好多事情都是具體到友誼、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的時候，你得做出判斷；如果這時為了追求一種立場而漠視這些情誼，那就非常可怕。

好比說，某些台灣人、海外華人對現在香港的理解很簡單，就是和中國對抗，他們都很推崇香港人的犧牲，希望香港人成為他期待中的香港人，像個烈士。但對香港人而言，犧牲要去到怎樣的程度才夠？我認為香港的犧牲已經夠大了。

疫情兩年多不能出國，我一度以為香港沒有了希望，後來我實在忍不住，想盡辦法回香港一趟，結果見到以前的朋友，每一個人都沒有變，還有朋友對我說：「你就走吧，我要留在這裡幫你們看著香港。」

當時我真的感動，就淚目了。他們的沉默並非不厭惡獨裁，他們都比我更加堅強。香港還未死，現在是一個新的香港，這種種都令我更愛這座城市。曾經我對抗爭的想法就是苦大仇深，很決絕，會怪罪旁人為何不作聲，直到2019年後，我學習最多的是寬容。

年輕時我很討厭香港的「南來作家」，他們是從中國逃來香港的一批前輩，類似台灣也有所謂的「外省作家」，我討厭他們永遠在懷念大陸、不屑香港，寫到香港都是負面的刻板印象。所以剛來台灣時，我有意識地一直書寫台灣，可是前陣子回頭一數，我大部分的文字依舊圍繞香港啊，我不能再騙自己，我不能再假裝自己是無所謂的，接著我對那批南來作家、外省作家也多了份同理心。

在台灣教書，我毫不掩飾推崇香港文化和香港詩。我很多次跟台灣學生說：「目前香港年輕人寫的詩比你們好，你們去想想，台灣真的這麽平靜嗎？這麽多東西已經不用爭取了嗎？」我們不要只寫舒服的詩，我鼓勵他們在台灣寫挑釁的詩。

台灣新一代有個非常好的趨勢，年輕人比過去更寬容，寬容必然會讓你的胃口更好，更肆無忌憚，更沒拘沒束。他們把台灣放在世界角度寫作，讀最新的翻譯作品，對中國最前衛的作品是擁抱的態度，沒有說中國就一定要反掉，因為中國也有反抗者、叛逆者。

這幾年香港的詩和小說特別強，理由是時代的壓力──壓力愈大、反彈力愈大、創作愈多。我很敬佩他們，敬佩這些留在香港寫作的人，我只能盡量幫他們在台灣聯繫出版社和發表管道，還想他們多來台灣，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 。

回到我自己，其實我還是憤怒，政治立場沒有變，這大概是我身上一輩子的東西了。但我覺得年輕一代鬥爭的方式可能會更可愛一點，不一定要同我們這麼痛苦，像歐洲一些經歷過極權的作家，他們在苦悶中寫著諷刺、懂得生存，有何不可？

至於香港和台灣彼此可以做什麼？我不想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去指點，只能純粹從文學的角度觀察，我想最重要的是──繼續去書寫一個很多角度的香港，一個有血有肉的香港。

兩年多了，我還是很記得離開香港的那天。我拉著行李箱下樓，從尖沙咀坐計程車到機場，我提醒自己看清楚每一個風景，因為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能看著香港。跑過青馬大橋時，車裡在播老歌，看著窗外，我跟自己說，要記得那個畫面，要記得。到了機場我也不放心，那時候好多人就在機場被抓，我check-in之後就躲在候機室洗手間裡，差不多時間才跑去登機。

離開香港前2、3個月，我不敢住家裡。警察抓人都是清晨，我那時很恐慌，聽到門外有鑰匙的聲音就很緊張，即使睡了，很小的聲音也會把我驚醒。我很不安，感覺該走了，但好像又還沒有到真的非得走的時候，所以一直帶著兩個行李箱跑，飯店也好、朋友家也好，到處換著住。直到有管道的朋友告訴我政府可能要有動作了，我決定就走吧。先去了英國，再來到台灣。

在那樣的時期當老師，有好多難受的時候。2019年10月初，政府頒布禁止蒙面規例，我們中學的校內廣播一般不常用，那天校長很凝重地叫所有學生留在班級裡聽廣播，廣播要學生放學直接回家、不要在街上逗留。我是班主任，也重複提醒學生。有個同學發問了：「如果不是大人沒有為我們做什麼，我們為什麼要上街？」我沒辦法回應他，因為我心裡是認同的，是我們成年人沒有在適當的時機為他們爭取。

來台灣後，剛開始我很抑鬱，躲在家裡不出門。之前在香港時出版《假如讓我畫下去》給人投訴，但出版社還是繼續出我的書；2022年7月又出《我在老地方等你》，我畫了很多香港的景，所有東西都好乾淨，沒有人，也沒有反對的聲音。我是反諷這就是美麗新香港，裡頭什麼都沒有，總該沒事了吧。但不是，出版社甚至不被允許參加香港書展。那時我已在台灣，心情上更加走不出去。

年底遇到台灣九合一選舉，朋友問我要不要再畫政治漫畫？但我畫不出來，因為我不明白台灣的狀況。而且我很想家，很想吃家常菜，端午啊、中秋啊，我都自己待在家叫外送，每天都一個人吃飯，就覺得好慘喔，為什麼我沒有家的感覺可以吃頓飯？是這樣開始「加多雙筷」的計畫，以畫換餐。我想去台灣家庭裡蹭飯，聽聽他們的故事，更了解台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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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社群上發了文。第一次到台灣人家中作客，時間剛好是耶誕夜前後。那一餐我們吃的是黯然銷魂飯，對，就是電影《食神》裡的那個叉燒飯，他想模擬那個菜，還用上香港玫瑰露去做蜜汁叉燒，真的很好吃，我也好感動他因為我是香港人而做了這個飯。我們聊了很久，令我比較清楚台灣政治環境裡的藍綠陣營，我也談了香港的處境。

過去這一年，我去到快50個人家，各種家庭樣貌都有，還有10多個家庭組成的共學中心，那是畫到最多人的一張。還有一個家庭吃飯時沒太特別的事，只是其中一個成員吃少少就說飽了。我拍下他們全家照片後回家畫，把畫送給他們。過了幾個月後，他們來謝謝我幫他們畫全家福，因為那位家人癌症、吃不太下食物，幾個月後就走了，那張全家福成為他們最後一張合照。這時開始，讓我覺得這個計畫可能是有點意義的。

我媽媽手藝很好，我最喜歡她的咕咾肉，每次我回家吃飯，肯定都有這道菜。離開香港前，我跟爸媽吃過一次飯，他們知道我得走，也沒有說什麼。2023年，《我在老地方等你》在全國美術展得獎，我在電話裡哭著跟媽媽說，他們培育我學藝術這麼久，也知道念藝術會很窮的，在香港沒得到什麼肯定，政府也不喜歡我，但來到台灣，終於有人肯定我，我很感動，也謝謝他們允許我做藝術。

媽媽身體一直不好，沒多久就過世了，我沒能再跟她吃飯了。去年底，「加多雙筷」計畫拿到花蓮洄瀾美展當代藝術創作類首獎；今年展出時，爸爸還把媽媽常用的碗筷寄來台灣，讓我一起展出。

我還會繼續做「加多雙筷」這個計畫。我很想融入台灣，想聽聽你們的故事，我也會分享我的故事。前陣子立法院外的行動，我人在荷蘭工作，但我好想到現場，那是台灣還擁有的民主。

你問我最想念香港的哪裡？我第一個浮現的是中大，我真的很放不下中大。但殘忍的是，我想的是過去的香港中文大學。這兩年回香港，其實都有時間回母校，但我就是不敢去。從小我跟著媽媽四處搬家，念大學時住宿舍，畢業後留在大學工作，也在附近租房子。整個生活圈跟中大很密切，我生命中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中大同學。

中大是很特別的一片土地，它離市區很遠，不是24小時都有交通工具。但它給予我的，無論是人文的氣息或是價值觀的塑造⋯⋯這也好殘酷啊，它曾經是一個起點，給予我覺得人應該生而為自由的夢。

我還很記得，2019年時我寫《日常運動》其中一個起點就是中大。校園禁菸，我一般會走到校門口抽菸，有一天我發現，為什麼平常那個垃圾桶不見了？很快猜到，被拿去當路障了。就是這樣的日常，會看到那些週末（抗爭）時所留下的痕跡。穿高跟鞋走在街上，覺得路為什麼凹凸不平，原來磚頭在週末時被拔走了，被拿去做路障或其他用。

再說一個，等紅綠燈。平常等行人紅綠燈時，很多人都在低頭滑手機，聽到那個紅綠燈的噠噠聲愈來愈急促，就是可以過馬路了。但突然間，怎麼大家一直等，等了好久，滑好久的手機，聲音都沒來？抬頭看才知道，週末時給打壞了。我們的日常都被運動影響了，你以為可以重歸一種日常的秩序裡，其實你沒有辦法，很多沒有注意到的東西都被影響到了。

中學時我讀英文學校，除了中文跟歷史或相關的科目，其他全部都用英文學。那裡滿菁英主義，成績很爛會被瞧不起。我滿多科目不及格，就國文成績最好，老師鼓勵我們寫作，我也開始寫故事，寫到連載還在班上傳閱，突然世界好像變平等了，還會有同學跑來問我：「欸，什麼時候出下一回啊？」我覺得找到自己的位置，也開始參加徵文比賽，在網路上寫大眾小說。文字這件事，好像讓我在體制內外都得到肯定。

後來媽媽離婚，我們搬出家裡，才開始意識到社會上很多實際的東西，比如房租為什麼貴？從一個被保護得滿不錯的環境進到社會上，我開始讀不同的書、參加社會運動工作，意識到世界其實很不一樣。以前那些天馬行空或有趣的情節包裝已經無法滿足我了，我想講述一些更幽微、更情感、更社會的東西。

2012年反國教那年，我中六，要考大學。接著是2014年雨傘運動、2016年魚蛋革命，然後是2019年。我10多歲到20多歲的時間點，一直在經歷社會運動的變化，也影響我在文學書寫的切入方式。最深的運動傷害是2014年的傘運，那時我大二，相信這個世界會隨著人民發起一場運動而變得美好。但我們佔領了、做到了所有東西，為什麼世界沒有變好？就這樣結束了，還有些人被清算。

那個反差太激烈，也是驅動我寫《日常運動》的起點。甚至我去中學教書，有學生會說「老師你看，我剛禮拜六去撿了超多的催淚彈，你看我的手都燙傷了」，就這樣掀開傷口給我看。我以為我把自己的心保護得很好，但原來我沒有。我意識到必須記錄這些體感和細微的感知，慢慢收集成不同的故事。

《日常運動》本來是在香港文學雜誌上連載的小說專欄，但後來《國安法》通過，整個香港的空間急速萎縮，專欄也被迫中斷。我也曾經掙扎，要不就像上世紀的歐洲作家，先把書稿放在抽屜裡，等香港重光後再出版，但我沒有辦法。

對我來說，寫作不是一個療癒的過程，它只是幫助妳的傷口凝固，但那個傷口一直還在。寫作的過程，就像在整個傷口上，重新用細碎的小夾子、針啊、刀啊重新剖開，把裡面爛掉的肉或崩潰的組織給掏出來。所以那個過程是痛苦的，只是寫完之後，好像讓它比較凝固起來的狀態。為什麼這麼痛還要寫？因為痛苦與自身是並存的，就是我身體的一部分。

講一個印象深刻的故事吧。《日常運動》出版幾個月後，我收到一個陌生讀者來訊，他是從中國到香港念書的留學生，運動發生時人就在香港。一直以來，他都想要說一句香港加油，但又無從辯解自己以中國人的身分說出這一句話，對香港人是不是更大的傷害？或許他根本沒有資格也不配這麼說。他非常難受，寫了很長很長的信給我。這個訊息，我放了好幾天不知道怎麼回。

也有香港讀者問我，要怎麼能不帶愧疚地活下去？我想到會哭，因為這是沒有辦法的。我寫這本書，也不是為了處理我的愧疚，如果能這樣，它就太便宜了也太取巧了。但我希望大家都知道，並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在痛苦地愧疚，可能是我們都在共同感受裡。所以我們才可以去了解彼此，承擔了共有的苦難經驗，日後可以去建立出我們更深刻的身分認同。

前陣子，我在Facebook上看到兩隻中大貓陸續過世了，那是我們中大人都知道的野貓，還有人幫牠們成立粉專。粉專出公告說，兩隻貓咪現在很好，都到了遠方。我看到這消息時，哭得不能自已，我其實好久沒哭了，那天哭到無法控制。突然就覺得，我所熟悉的中大，像一片一片被拔走或溶掉或剝落，隨著很多很多的碎片消失，那個我所非常喜歡的香港中文大學也消失了。

2014年我過來台灣讀書，像是一個新的開始。

2018年我畢業，考慮過回香港開台灣餐廳，但是看店面一週就覺得不太對。譬如租房子，香港政府較保障房東，如果房客中途不玩了，還是要賠完合約期內所有租金；而台灣政府規定房客中途退租，最多只要賠1、2個月租金。最後，我決定用投資移民的方式留在台灣，去台北找店面，花兩週找到現在的地方。

2020年香港《國安法》出來，一些朋友跟我說，「做生意嘛，為什麼要碰政治？不要理會啦。」但政府要不要保障做生意的人、保障市民，很有關係。如果政治、政府不好，我們做生意也沒用。你可以問問中國大陸的馬雲，賺很多錢有沒用？沒用。賺錢重不重要？重要。但你的理念、你的良知在哪裡也重要。

我希望客人一走進店就感受到香港元素、知道是香港人開的。就像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建築，有不同的外觀、風格，茶餐廳也是，英國時期是冰室，後來外國的材料慢慢引入，又是另外一種風格。

店裡也有《眾新聞》來採訪送的布條，上面畫了612金鐘衝突、721元朗恐襲、831太子站還有理大圍城，但《眾新聞》已經不在了。有些支持中國大陸的台灣人也會來店裡吃飯，會自己講很喜歡去大陸。他們會問，「為什麼要弄這些事情啊？大陸也沒有不好啊！」我知道客人支持中國大陸，也不會多說什麼，只是會安排他坐在這裡。我想，「好吧，那你就看著這面牆的海報跟卡片吃吧。」

我覺得茶餐廳是一個平台，做什麼都可以。最開始是我邀請香港朋友一起來交流民生問題，跟剛來的說哪邊的菜市場便宜；有時候，星期五晚上8點收店，有一些玩音樂的香港人，會把燈光弄暗一點，座位弄一弄，邀請一些台灣人一起來玩音樂，香港人、台灣人都會一起來聽。

記得2021年，九月茶餐廳附近的成淵高中一位公民老師提議，帶學生來店裡辦台港交流講座。那一場請移民台灣的港人和學生分享香港近年的情況，其中一位是香港理工大學退休教授何芝君。後來這位公民老師調任高雄，又帶學生來店裡辦講座，請陳健民老師和學生分享在香港坐牢的所見所聞。

今年5月21日立法院的青鳥行動，我也帶了果凍、飲料過去濟南教會物資站，畢竟我在台灣賺錢，有機會就想回饋台灣人。後續幾次，我也提早收店去支持。來店裡幫忙的香港工讀生，還畫了青鳥的牌子，用台羅拼音寫上「香港人挺台灣」讓我帶去。我想站出來，一方面是擔心用人道救援方案來台的香港手足名單，經由立委流到中國大陸、港府手上，影響手足在港家人的安危，更想打破網路上關於港人不滿台灣政府的傳言，告訴台灣人，「台灣有事，香港人會站出來」。

來店裡辦理念一樣的活動，我不會收錢；理念不一樣的，收錢我也不會租給你。我希望之後在附近找一個大一點的店鋪、多辦一些活動，讓台灣人更加認識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