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後期（1985～1990）的台灣，一切都在沸騰。經濟上，從基礎農業轉型成出口導向的代工經濟，對外貿易持續成長，股票指數4年上漲超過11倍，「台灣錢淹腳目」的俗諺不脛而走；政治上，隨著國際冷戰局勢逐漸解凍，國民黨長久以來統治底下的封鎖與禁忌，也在短短數年如走馬燈般陸續破除：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兩岸探親⋯⋯整個社會發生一連串前所未有的改變。

在尚未有網際網路的1980年代後期，媒體成為反映大眾的現實與夢想、聲音與欲望的一面鏡子。從解嚴前夕就已蓬勃發展的黨外雜誌，到1988年解除報禁後百花齊放的主流媒體，鏡子中紛雜斑爛的多元影像裡，《人間》雜誌像是一道巨大的暗影，映照出當時繁榮社會表象的另一面：

在垃圾山上討生活的人們、寄居都市邊緣的東部原住民、被家人囚禁在荒山的精神病患、一群娶瘖啞婦女為妻的榮民在濁水溪畔自行開闢農場、越戰期間美軍留下的混血兒⋯⋯。

高度張力的黑白照片與文學性筆觸描繪出的「異世界」圖景，直接呈現使人難以別過頭去的弱勢處境與土地傷痕，震撼了當時渴望擁抱新知、看見社會底層真實面貌的年輕讀者，旗幟鮮明的攝影與文字風格，就此成為《人間》雜誌的印記。

《人間》雜誌所觸及的每一個故事與議題中，不僅只停留在同情與悲憫，而是突出或還原了那許多被主流社會遺棄、淘汰、排除的畸零生命最基本的人性尊嚴──這樣的方向，很大程度出自創辦者、台灣現代小說家陳映真長期的關懷與個人意志，幾乎每一篇稿件，最後都經過他的把關或修正，成為統一的調性。

「《人間》雜誌一直強調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讓被忽略、被犧牲的人跟土地被看到，激起更多對這片土地的關懷，當時啟蒙了一整代年輕人──現在大約50歲的這一輩，」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廖嘉展說，他大學畢業剛退伍就加入《人間》雜誌擔任記者，妻子顏新珠也在裡頭擔任攝影記者。

「從現在的角度看，在戰後戒嚴體制與經濟起飛下，它勇於去思考、面對跟衝撞，在相機與文字底下的凝視中，引領一個時代的社會價值，終極的精神是人性關懷的普世價值，在現在資訊氾濫的時代，這點依然非常珍貴，能夠從中得到更多反思機會。」當年的經驗深刻影響他們後來以埔里為基地，持續記錄地方的故事，並在921震災後與居民一同打造出永續生態村。

從底層映照出的溫煦人性光輝之外，《人間》雜誌更大的企圖不只是站在客觀角度的紀錄者，而是介入與改變社會。這股力量在關於鄒族青年湯英伸殺人案達到最高峰，從一則社會新聞的角落開始，記者深入湯英伸在阿里山的故鄉、旁聽法院的開庭與宣判、訪問他在嘉義師院的同學，一直到最後陪伴他的骨灰返回故鄉特富野⋯⋯完整還原一位原住民青年的生命歷程，並尖銳地指出造成這起駭人命案的共犯結構──放任歧視、壓榨持續而無作為的漢人主流社會。

系列報導喚起社會廣泛的關注，並使當時的宗教、文化與原民界前所未有地集結起來，替罪證確鑿、已被宣判死刑的湯英伸上書蔣經國，發動「槍下留人」的行動──而當時仍是戒嚴時期。湯英伸被槍決後，更進一步促成雙方的和解與對話，在那個仍不知曉「修復式正義」的年代，加害者的父親湯保富與受害者的父親彭阿升在淚光中互相擁抱，雙方許諾彼此到台北或阿里山時，「一定要到我家奉茶」。

湯英伸案只是眾多《人間》雜誌跳脫報導角色，投身倡議與行動的例子之一，反雛妓運動、搶救台灣原始森林、彰化鹿港反杜邦、高雄後勁反五輕、新竹水源里民圍堵李長榮化工⋯⋯在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1980年代後期，《人間》雜誌幾乎無役不與，甚至主導了運動抗爭的走向。

「一般的雜誌或媒體不可能有這種角色，直接下去協助居民搞抗爭，」曾擔任《人間》雜誌執行編輯的范振國說，當時在台中擔任中學教師的他，因為大學學長鍾喬與官鴻志的引介，被陳映真的理念所感召，毅然辭去安穩的教職，到鹿港參與反杜邦抗爭──台灣環境運動的重要起點。之後，他被陳映真邀請到人間的編輯台一起工作，封面印著粗體「湯英伸回家了」、照片上妹妹神容哀淒捧著湯英伸骨灰的第20期，從裡到外的編輯工作即是完全出自范振國之手。 「幫忙規劃行動、一起陳情抗議⋯⋯我們幾乎是跟當地人在一起實際參與運動。後來後勁反五輕時，幹部上來取經，我們也幫忙把後勁反五輕自救會組織起來，在那邊跟他們寫文宣。我後來跟陳映真的關係不像其他記者，他可能希望我能運用在鹿港反杜邦運動經驗，介入更多社會變革過程，」范振國表示。

30多年過去，即便壽命只有4年不到（1985年11月創刊，1989年9月停刊），它為解嚴前後台灣社會刻下的深刻軌跡，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人提起，以各種形式的展覽、研討活動或獎項被記憶著。

然而弔詭的是，隨著網路與數位化的發展急速取代實體閱讀、年代久遠實體刊物難尋，除非刻意去國家圖書館調閱或二手書店尋覓，看過《人間》真正報導內容的讀者已經愈來愈少。對於網路原生世代，甚至1980年前後出生、現在逐漸邁入中年的六、七年級生，已經不知道陳映真是誰或《人間》是什麼。

《人間》近乎成為一則只有耳聞，但從未親歷的神話傳奇。

「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

中國當代作家王安憶在追憶陳映真的〈英特納雄耐爾〉一文結尾，如此寫道。1983年她隨母親茹志鵑赴美國參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初識也受邀前來的陳映真，在與其對話交流的過程中，啟發了初步入寫作生涯的王安憶。

藉著今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頒發傑出貢獻獎的契機，《報導者》訪談4位曾參與《人間》雜誌不同職務的「老人間」，從各自的角度帶讀者重回第一篇刊載在雜誌的作品現場，從中思索陳映真（或親暱地稱呼「大陳」）以及這本雜誌對他們的生命以及整個時代意味著什麼。以下內容以第一人稱呈現。

我的第一個題目是內湖垃圾山，只是看報紙知道那裡很多人在撿垃圾，去了我也嚇一跳，滿山的人，一個籮筐、斗笠、雨鞋，只要不怕髒不怕臭，就可以撿垃圾。我去也不知道怎麼拍、怎麼做報導，要用環境的角度？還是人的角度？亂槍打鳥拍了一段時間後，很自然覺得要以人為主，環保另外談。

大陳每次都這樣跟我們講：「以『人』為focus（焦點）！不怕沒有故事寫，愛情故事寫了幾千年都還可寫，只怕你不會找、不會說故事而已。」那時真的很拼，覺得我要把這個東西拍好，一次、兩次沒拍好，陳映真鼓勵我不夠再去，真的去到現場，才是真槍實彈學習、吸收養分的地方。

1982年我從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畢業，本來講好要去《自由日報》（《自由時報》前身）上班，當年是報紙只有三大張的時代，老記者一個蘿蔔一個坑，攝影記者需求很少，平均只有兩個，機會難得。同時又看到一個傳播公司也在徵求攝影，應徵後發現竟然是陳映真開的公司！我大學時就知道這個人，有次報導文學課的老師高信疆──當年很重要的副刊主編，帶我們去參加柏楊剛出獄時的歡迎會，辦在榮星花園，陳映真也在現場，那時才隱約知道他曾坐過牢、在美麗島事件前夕也被逮捕拘留，開始好奇地翻他的書來看。

被陳映真找去談後，我考慮一下就不去報社了，儘管薪水只有一萬多，做到最後也是這個價錢。那時比我早進去公司的還有李文吉、傅君──都是《人間》雜誌草創期的同仁。因為陳映真曾在美商藥廠的工作經驗與人脈，因此剛開始是替藥廠做公關刊物，但他把每期的封面故事都做成人文性的報導。1983年時，陳映真受邀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參與國際寫作班，大概那時接觸很多西方的報導攝影，回來後受到很大的刺激與影響，不久就說：讓我們來辦一本「以人為觀點」的雜誌。

雜誌要怎麼辦？沒有人有經驗，整整籌劃了快兩年，開完會就出去拍，有時單兵作戰，根本不知道要怎麼做，像我曾去拍「第一兒童發展中心」──台灣最早的啟智中心，留下一堆底片，是滿重要的紀錄，卻不知該怎麼處理，很可惜沒有形成文字。剛開始時，陳映真找很多當時已成名的攝影師──阮義忠、張照堂、梁正居、王信等，幫我們看照片、給意見，一直到試刊號出來，他們覺得可以，就上路了。

試刊號封面是我拍內湖垃圾山的照片，只印了5,000本送給人家參考──不知道誰借去了沒還，我自己手邊也沒有了。當時從主流媒體辭職、全心投注報導攝影的關曉榮剛從基隆八尺門回來，帶來一組照片，陳映真原本不認識他，看到作品後決定刊登，並當作第一期封面。到現在我還常跟關曉榮講，我的封面被你幹掉了！

陳映真看事情的角度很深邃，比如台大學生社團大新社受懲處，學生發起「自由之愛」運動，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去，講台灣的學運會起來，你要去好好記錄，所以我從剛開始就一直記錄得滿完整的。有次陳映真帶我去參加楊逵的喪禮，叫我順便看看以前老黨外、搞環境運動的前輩黃順興在彰化的子弟兵，聽他講當時多氯聯苯毒油事件，村莊裡每隔幾天都在辦喪事，沒死的眼睛瞎了，留下許多後遺症，無人敢娶或嫁過來這裡，走了都走了，沒有留下紀錄，傷痛的紀錄。陳映真很感嘆地說，這麼重大的災難，竟然沒留下一個好的報導，《人間》雜誌有責任做。

事隔那麼多年，從食安到環境，會發現台灣依舊有那麼多問題。像前陣子吵得很兇的大潭藻礁，當初我們去那裡做鎘米汙染事件的採訪，後來政府居然買下那片荒地來蓋電廠，汙染者沒事、也不用坐牢，真是荒謬到極點！我和文字記者官鴻志（阿官）背著大包小包、坐客運轉來轉去，才到大潭村，當時那裡連一家麵店都沒有，我們就靠著泡麵，還有跟菜車買了菜，一天煮一餐，在當地住了十幾天。

官鴻志問題問得很周全，記筆記很仔細，他是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的，很早就認識陳映真，跟楊逵也都熟。湯英伸事件剛發生的時候，黃春明跑到我們辦公室講這件事，我和官鴻志在完全不認識任何人的情況下，隔天就去阿里山的特富野，找到湯英伸剛出車禍柱著拐杖的母親，一直到他隔年被槍決，前後去採訪了3、4次，都住在湯英伸家。

《人間》雜誌第一次──應該也是台灣媒體首次正面提及白色恐怖的報導，1950年代被處決的共產地下黨人〈戰士蔡鐵城〉，也是官鴻志寫的。那次陳映真帶我們去台中大甲找涉及白色恐怖大案「大甲案」的郭明哲，我們都叫他郭老，還記得在鄉下的紅磚老房子裡，滿屋子的書，在此以前我們什麼都不懂，那是第一次接觸真正的地下黨人。有好幾個人一起去，其中藍博洲在那邊因為拉肚子而身體虛脫，走不了，留下來休息，我們都笑說他被地下黨下藥了，沒想到因此跟郭老聊了很多，後來他整個投入228跟1950年代白色恐怖書寫，最大的影響就那一次。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劉克襄的爸爸劉萬壽，他也有參與組織但沒有被供出來，我們跟他約在夜市喝酒聊天，講到蔡鐵城對他們很好、教他們讀書，講到嚎啕大哭，我們後來把他送回去，最後沒有寫進去。那時還在戒嚴時期，這些活著的人還不方便曝光。

寫了許多重要專題的阿官後來就消失了，我們幾乎沒有人聯絡得到他。另外一個在寫下一系列搶救台灣森林報導的賴春標（阿標），他也不跟人聯絡。

做這個題目非常困難，要會爬山、拍照、分析資料，還必須具備野外生存的能力，面對可能被山老鼠追殺的風險，除了阿標，我們沒有一個攝影記者有這個能力。《人間》雜誌的森林系列可以說主導了台灣兩次大規模的保護森林大遊行，直接影響後來整個的禁伐政策，有一期林務局長用毛筆字親自回信給《人間》雜誌，結果檢察官叫賴春標帶隊上山，發現林務局虛應故事，直接打臉林務局長。

921大地震剛發生不久，我在豐原拍照，忽然有個人拍我的背，我轉過頭，「阿標，哪會是你！」很巧的是，那時手機通了，是陳映真打來，他問我台中有事嗎？我說家裡倒了一些東西，但親人都平安，他就說「那你要好好記錄喔」。陳映真還很關心我們。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賴春標。

這幾年陸續有人透過Facebook跟我聯繫，說看到我當年拍的照片裡有他的親人，很謝謝我留下紀錄。像有一位礦工的兒子，無意間帶著他兒子在圖書館的展覽中，看到我30多年前拍的一張礦工從礦坑出來剎那的照片，因為礦工都洗得乾乾淨淨才回家，他從沒看過這樣的父親，還回去跟母親與伯母確認。

他在信中特別提到，1980年代一連串礦坑災變，家人每天提心吊膽，很多礦工後來也因為肺矽病早逝，以前不諒解為什麼爸爸一天到晚喝酒，長大才更加體會爸爸的辛苦，他爸爸已於寫信給我的前一年過世。這不是什麼偉大的作品，也並非影響了多少人，但紀實的力量讓一個礦工的兒子30年後認到他爸爸，迴響很溫暖，也是一種和解的感覺，對我來講，就很值得了。

我大概是《人間》雜誌唯一的「義工」吧？

這些事情沉在記憶底層那麼久，差不多已經忘記，我晚上特別把整套《人間》雜誌翻出來，做筆記統計我參與的期數。第一篇是1983年的第5期，專訪柯錫杰和描寫西藏「曬大佛」，當時柯錫杰去中國拍了一系列照片，在兩岸還未開放的時代很轟動；最後一篇是第14期，幫賴春標做口述整理，講「能高安東軍」上發現的巨木群。其他大多是幫忙校稿、座談會的紀錄。

我之所以會參與《人間》雜誌的工作有兩個理由，第一，是陳映真找高信疆去當總編輯，高信疆曾是我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管，他叫我去幫忙；第二，我的前夫楊蔚在警總監控之下，於1960年代監控陳映真等十多人的「民主台灣聯盟」讀書會活動，導致他們被捕入獄（詳細過程寫在《行走的樹》一書），我是懷著歉疚的心情，去那邊當「義工」。

因為大多是在報社10點半降版完，沒別的事才能在下班後去《人間》雜誌在和平東路的辦公室，到那邊都已是深夜，很少會碰到陳映真跟其他同仁，只有我和高信疆，他也習慣在半夜工作。

台灣的報紙副刊第一次開始有反映現實的照片、用跟社會新聞不一樣的角度採訪社會問題，就是在高信疆主編人間副刊的時代，開啟一個「現實的邊緣」專欄。以前的副刊內容，多是傳統的散文、新詩、小說等，在高信疆的主導下，開始有了報導文學的類型，時報文學獎也有報導文學這一獎項，培養了一些作者，曾請陳映真擔任評審，加上他那時候受中國大陸的報告文學影響很深，我想這都影響他後來創辦《人間》雜誌。

更關鍵的，還是跟美麗島事件以及不久後發生的林家血案、陳文成事件、江南案等整個社會脈動有關，當時的媒體因政治因素很多東西不能報，對他都是一個刺激，媒體可不可以自由報導、勇於報導，成為他決定辦雜誌的重要因素。《人間》雜誌有兩次關於當時媒體的報導很重要，一是1987年《新新聞》週刊的創刊；另一個是對《自立晚報》總編輯顏文閂的專訪，1986年12月許信良闖關的桃園機場事件事件兩大報不敢登，只有《自立晚報》刊登了機場事件以及軍警施暴的相關報導，這個專訪就表明陳映真堅持勇於批判的立場。

不管報導還是小說，陳映真一生是永遠的批判者，他的文字簡練精美，而批判是最重要精神。他的身分或影響，在整個1960、70、80年代，差不多有30年的時間，是台灣文化界真正的巨人，從那個時代到現在大概沒有人趕得上他。不只是用小說，也用行動來批判，沒有一個作家像他一樣，不只是關在書房裡面用文字，而是真的是用腳走出去，透過《人間》雜誌的報導與行動達到高峰。

後來因為他的統派立場愈加明顯（陳映真於1988年4月成立中國統一聯盟），在台灣逐漸朝向本土化的趨勢中，看待他也從仰望的角度，視角慢慢改變，統獨的意識形態掩蓋了他的文學成就，很可惜。多年來他都不願意接受官方的肯定，有一年國家文藝獎主辦單位負責人親自打電話給陳映真，請他一定要答應參加這個象徵文化界最高榮譽的獎項，陳映真好不容易答應，最後到了評審委員那邊，一句這「統派的」，結果沒得獎。

從現在的角度回頭看，當時的媒體中，很多重要的環保議題，當年只有《人間》雜誌去發掘，比如1985年11月創刊號的內湖垃圾山，當時是一個存在十多年的問題，但一般人只知道那是一個很髒的山，沒有人想去了解、探討山底下延伸出的事情，就只有《人間》雜誌做了那樣一個報導，從垃圾分類、土地與水汙染，到靠垃圾山生活的窮困老百姓⋯⋯這座垃圾山是一個重要的意象，帶出了當年台灣的真實景況。

我在的首次採訪經驗很失敗，一開始什麼都不懂，陳映真說從身邊最熟的做起，老家在哪裡？坪林，那麼就先回去記錄。我把地質、氣候、人文，方方面面全部搞進去，好像在做《國家地理雜誌》，結果迷失在茫茫大海，沒有重點、沒有編輯組織能力，最後沒能發表。接著因為陳映真另一個公司跟醫界接觸很多，我想去醫院急診室拍下生死邊緣的情景，去馬偕急診室蹲了3個月交不出稿，陳映真問為什麼？因為我每次去現場，就被感動，跟著一起哭、幫忙聯絡家屬指引病床，帶家屬跑殯儀館，情緒難以抽離，拍得眼淚嘩嘩流，看不出前面鏡頭是什麼東西，花了好幾個月，才生出第一篇拙作。

陳映真很厚道，從來不會罵人，幾個月交不出稿子來，他也不會K你，總是非常溫和地給予意見，說他的看法；稿子不行，他就一直改，連標點符號都幫你看。當時他說過一句話很有意思，現在回憶起來後悔沒好好把握機會：「你們要珍惜，《人間》雜誌停了之後，再也沒有像這樣的刊物，可以讓你們自由度這麼高的去發揮，自己找題目，愛怎麼弄就去弄，沒人管你。」

《人間》雜誌到底是份什麼刊物？必須談到定調者陳映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兩者是分不開的。他是思想家、小說家、藝術家，身分非常複雜，他還是一個政治性人物，不是外表看起來的單純文人，研究他是很龐大與頭疼的課題。從1957年參與戒嚴時期最大的反美示威劉自然事件，一直到1968年涉入民主台灣聯盟案，坐牢到1975年一出來，馬上開始介入當時的鄉土文學論戰，提出非常響亮口號，界定什麼是文學：「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一路到《人間》雜誌，他想做的絕不僅僅是一本文學性的雜誌而已。

他很在意我們對於台灣的社會性質研究與學習，他說：必須先深究後才知道台灣出什麼問題？才知道如何去採訪，如何報導。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台灣戰後的社會性質是由美國扶植起來，聯合中國大陸四周的島鏈圍堵共產勢力，在高壓的戒嚴下經濟快速發展，到了1980年代台灣富裕起來後，人們開始意識到環保、核電廠、公害、勞工、原住民、人權等方方面議題，各種抗議示威運動也都風起雲湧燃燒了起來。剛好在這個時候，1983年他獲得當局第一次批準離台去到愛荷華大學的國際文學寫作計畫，與很多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作家交流，這些交流給了陳映真很大的衝擊，他認為是時候了，回台灣後決心要來辦這本雜誌。

發刊詞提到「信望愛」（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有人用基督教來詮釋，但在我看來比較多的是包裝，用人道主義包裝馬克思主義──這在當時是無法明目張膽地談，但陳映真用這種方式直接投入戰場，透過文學與藝術的手法呈現給大眾，不會讓讀者覺得說是在罵爹罵娘的，這使得它有別於當時眾多的政論刊物。像左派的黨外雜誌《夏潮》就是偏向政論性質，陳映真也在裡面扮演重要角色，但他區分得很清楚：《人間》雜誌透過文學與藝術性的包裝，使它更可讀、感染力更強，每一篇文章都直面著社會當前要害的問題。

我當年是被朋友找去拜訪楊逵，拍了幾張他的照片，《夏潮》的人覺得拍得不錯，請我去當專職攝影，才碰到陳映真，拉我參與最早的籌備會議，誤打誤撞進到這個圈子。我的角色跟其他專注採訪的同事不太一樣，很多時候我是放下手邊的相機，下去做組織工作，例如當年組織的後勁反五輕抗爭、新店小碧潭溪洲部落的都市原住民抗爭、無殼蝸牛運動（原住民）等。

《人間》雜誌因財務問題結束後，陳映真其實想過復刊的事，為了籌錢，透過他的朋友介紹，我去中國當時全世界最大的燈飾製造工廠任職總經理，管理各部門，當時廠裡員工大約9,000人之多。但過沒多久，就發現那台商老闆簡直把工人當奴隸，理所當然的我與工友們站在一起，為他們爭取該有的勞動條件，改善各種工作環境，最終與老闆鬧翻走人。我與陳映真聯合部分工友，另起爐灶自立門戶，打造出最好的環境給工人工作與生活，但終究被那台商以各種方式圍堵，而以失敗告終，結束了經營兩年多的工廠，復刊計畫也就遙遙無期了。

2006年他因為替開印刷廠的弟弟作保，家裡房子被拍賣，在台灣幾乎身無恆產，剛好中國人民大學邀他去當客座教授，離開前他還和我約定兩年後等他回台，要重新開展我們的計畫，沒想到課還沒開始，他就不幸中了風，在北京我與陳嫂陪他做了手術，最後那段日子的生活與醫療，我也經常去陪伴他。2016年他在北京過世，我陪陳大嫂與親人，按照陳映真先生的遺願，將骨灰灑在青海省──黃河的源頭。

在他臥床期間，我會拍下過往同仁或朋友想對大陳說的話，在床邊放影片給陳映真看。中風後他失去部分語言能力，話講不清楚，但由於我跟他長期下來較接近，且因為在戒嚴時期，有些話常會用暗示或點到為止的做法，所以常常他簡單幾個字，我就能明白他想表達的意思，但大嫂還好奇的問，他在講什麼？

《人間》雜誌一直叫好不叫座，看書的人不買書，100多塊錢對當時的學生來講很貴，大多用傳閱或影印方式流通，第一次決定要停刊時，陳映真要我去跟同事們宣布，我一說完大家就一片譁然，有同事們聲言，就算不領工資也堅持不散伙，我只好灰頭土臉地回去向陳映真報告，又繼續撐了一陣子。半年過後，情況真的不行了，我請他自己去跟大家宣布，那天同事40幾個人哭成一團，如喪考妣。

宣布停刊後，陳映真說，「小鍾，送我回家、送我回家。」開車一路往秀朗橋到中和路上，坐在副駕駛座的他，眼眶泛著淚望著窗外說：「大家都要養家，不領薪水不行」。他很清楚的表達了這點。雖然停刊後也有不少金主表明支持意願，都被他回絕，我們私下談過，他說，「小鍾，今天你投資我，萬一賣個一、兩期虧錢，也許還OK；三、四期還賣不好，投資者可能有意見說，『陳映真，我們來篇涼快的好不好』，若這樣那怎麼辦？」

金援我們不拿，為的就是要有獨立性，從以前到現在一貫如此。過去政府單位頒發的獎，我們也不拿。陳映真曾說過：「昔日是你階下囚，今日怎能被奉為座上賓？」包括這次TIDF的傑出貢獻獎，我和陳大嫂立場一樣，不會接受這個獎項。如果陳映真還在，我相信至今他還是會秉持著當時辦《人間》雜誌的初心，一如既往地，站在卑微者的角度，來批判這個社會的不公義，與國家機器。

1987年我寫了一首詩〈紀念〉，腦海裡都是《人間》辦公室那條巷子的景象：

平原上，群眾始終沒有出現 我們的天空被雷電鞭打、解構 夢想與困厄，一場雨雪紛紛 我受命於消沉前夕最後的溫愛 在此寂寞、寂靜 連聲音都虛脫了的雪地上 不斷虛構著各式各樣的情節 以傳述一種畢竟真誠的情懷

我大學的時候懷抱著文學的夢想，讀很多陳映真小說，特別喜歡剖析台北知識分子面向的〈唐倩的喜劇〉，還有很悲傷的〈將軍族〉。看到《人間》雜誌第一期出來，沒想到偶像居然創辦一本雜誌，一翻簡直太棒了，從來沒看過類似的刊物。

一直以來受的教育很封閉、整個國家、整個體系基本上沒有任何人鼓勵你直接注視現實、看待比較困難的弱勢者，《人間》雜誌像是顆炸彈，震撼了當時的青年。我很快就上門毛遂自薦，一開始擔任的是編輯助理，打雜跑腿、觀察大陳怎麼改稿，即使這樣也學到很多。助理當了一年多，可能因為多半同事都是男性，他叫我去採訪那時剛被救援出來的雛妓。

第一次看到那些才十幾歲的小女生，幾乎每個都被賣一次以上，接客無數次，被救援出來安置，非常震撼。當時這是全國矚目事件，可是還沒有人去好好採訪這些女生，一般報紙受限於媒體特性、篇幅，能夠呈現的可能就是最悲慘、非人性化的面向，非常可憐、值得同情沒錯，但只停留在極度扁平的事件，使一般讀者沒辦法想像她跟你一樣也是個人、是個女生。

我去收容她們的廣慈博愛院至少三次，慢慢把故事帶回來、寫出來。確實因為女生身分，她們看到我較自在，另一方面我沒受什麼理論訓練，只是很本能地把看到的感動寫下來──這些女生這麼慘，卻還能夠活下去，甚至還能跟我說說笑笑，也有一般小女生一樣的夢想、渴望某件漂亮衣服。

我把對方當成跟我一樣的人，不帶著太多偏見或預設立場，我不喜歡採訪者過度去框架對象，即使出於善意、同情，報導很重要的是讓那個人立體呈現，這個特質可能讓那篇報導出來後評價不錯。同事們有時工作完，傍晚會去附近吃清粥小菜，曾短暫在《人間》雜誌擔任圖片編輯的郭力昕跟我說那篇寫很好，呈現的方式很人性化，不會濫情，這對我是很大的鼓勵。

大陳都還滿信任我們去到現場的判斷，帶回來的東西，他也很容易判斷該怎麼調整，把文章的血肉賦予更完整的輪廓。幫你修稿的時候，他完全不會更動採訪的現場，也許會加幾段理論性的文字，像這報導開頭一大段關於「奴隸制」的批判，一定就是他加的，以此為導言，用明確的觀點，把個案故事置放回社會學的架構。

大陳很平易近人，也有很豐富自我解嘲的能力。他的左統立場在台灣不受歡迎，有天他的獨派好友在機場遇到，問他又要去北京了啊，他說是啊，「愛到卡慘死」⋯⋯。我有北京工作經驗，真的無法忍受中共的一切，而為何大陳這個完全不為利益打算、這麼棒的人，有那麼大的盲點跟遮蔽，從左派立場最後導向封閉的民族主義？這對很多人是個謎。我們出於很深的敬愛跟忠誠，好像連惋惜都是一種不敬，只能集體沉默。

跳開意識形態，陳映真就像一個大太陽，吸引風格完全不一樣的人圍繞著他：隨性親切的蔡桑（蔡明德）、溫和幽默的李文吉、有清楚戰鬥理念的關曉榮、情感強烈極度投入每次採訪回來都會哭的阿官、明明當時還不老卻很像歐吉桑的阿標⋯⋯每個人徹底服從在他的魅力之下。大陳的演說跟文字渾然天成，有著很感人的力量，或許是跟他的父親是牧師有關，他有與生俱來的淑世情懷，要改善這個世界。

我覺得《人間》是一個很陽剛、男性的團體，像湯英伸這種衝擊性、矛盾性很高的重大事件，男子漢喜歡處理，我在旁邊聽當然很震撼也很感動，卻難以加入事件討論。我自己比較喜歡人的故事，不帶既有框架或強烈的議題導向，比方去採訪鼻頭角有個老兵，太太有精神病，他不知道怎麼讓她不要亂跑，就把她像狗一樣拴在門口，養了一群羊，那邊景色好漂亮。

一個具備高度理想的團體，內部會比賽某種純粹性，若顯得不夠純粹，似乎會被有意無意地批評。當年我就像一個不太認真、每天想談戀愛的小女生，應該有因此而受傷吧。

在雜誌晚期，我自認似乎不是那麼有效率的員工，加上有一個浪漫的想法，若換個看來比較能賺錢的廣告業，有錢之後是不是就可回過頭來資助經費短缺的《人間》雜誌？沒想到我離職去意識形態廣告公司上班後，（人間）一下子就停刊了。那時意識形態廣告公司賺很多錢，老闆鄭松茂問到底虧多少？聽陳映真說每年差200萬，這種數字對廣告公司根本微不足道，但大陳都婉拒外部的金錢支持。後來還有其他有錢人表示有資助意願，陳映真仍堅持拒絕。

《人間》雜誌是陳映真先生留給台灣社會的巨大遺產，無數不同世代的年輕人都受到它的啟發與撞擊。有時候覺得傷心，現在很多人已不知道它與陳映真了，對我們小時候而言一切這麼自然而然的巨大存在，就在我的有生之年，也才50幾歲，已經看到它在消褪。對這雜誌要談到什麼地步，依著每個人的想法、個性會不一樣，我對它很有感情，即使心虛、有自我的限制，基於責任感，會一直不斷述說，努力讓《人間》雜誌在我們的記憶與歷史裡面流傳下去。

（閱讀英文版，請點：A Return To The Human World: Chen Yingzhen's Utopia And Four Ren Jian Journal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