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作為紀錄片，《理大圍城》無疑是一部銘刻時代的重要之作，更顯其價值所在。它的理性與感性，描寫出港人的心靈脈動；它的深度和強度，則成為「抵抗遺忘」的血淚見證。

而正如示威者必須矇面一般，攝製團隊也必須匿名。以下為我們與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訪談，為忠實陳述且保護團隊，以匿名受訪的第一人稱問答方式呈現。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與《佔領立法會》的「一天紀錄」不同，《理大圍城》的紀錄持續了近兩週。請回想一下拍攝時的情況，如何決定跟抗爭者一起進去並展開拍攝？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A（以下簡稱A）：一開始我們會一起拍攝，6月之後，有把素材集合的想法，一直到理大圍城事件，香港反送中運動進入高點。7月開始，街頭激烈的戰鬥每週都在發生，很多的變動，一直到11月，傳出有位大學生在逃離警方催淚彈時，不幸身亡，新聞有拍到警方阻擾救護車。對香港來說，是一個hint，大家很憤怒，情緒慢慢累積，發生了「黎明行動」，也是整個校園運動（像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的起點。從黎明開始，各方各路地去堵塞交通，讓香港進入罷工罷市的狀態。

那時我做為拍攝者的心情有很大變化。因為從6月到10月，在無數的拍攝中，心裡都有一種很大的懷疑。你不斷地看見人被捕、被打流血，可是這種事情又不停重複，好像每一天你到外面拍攝的畫面都差不多。心裡的懷疑是，抗爭的成本很高，可是政權無動於衷，感受到很大的無力感。舉起攝影機的時候，會問自己，拍人被捕被打，意義是什麼？

其實我們的狀態都一樣，一開始是想拍戰線以外的抗爭者狀態。因為整個運動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匿名的、蒙面的，這種情況讓我們分不清楚每個個體是誰，所以很想了解到每一個人是如何參與到運動中，如何進入到集體的。所以到現場時，就沒有聚焦衝突，而是拍攝後方或中間。

在理大之前，我們去了不同的校園；去到理大的時候，遠遠看就像一個紅色的堡壘，本身有一個圍城的感覺。進入到裡面時，發現有很多不一樣的人，戰線以外，很多事情在發生，也有一些比較年長的人在煮飯和清潔。所以我們就決定留下來拍。後來有一個聲明，警方說政府不認可的媒體，要馬上離開，不離開就會告你暴動罪。

那時很多記者和拍片者聚在商討，最後很多認識的朋友馬上離開了。但我們很想記錄在裡面發生的事情，因為那是過去5個月我們看不到、沒有體驗過的事。以前的戰鬥都是快閃，像流水一樣人就散開了，沒有蹤影，但在校園裡，人們會聚在一起，會討論，會生活會吃飯，集體的模糊性被去掉，個體的特徵會出現，你會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在飯堂吃飯時，他們會脫下面具一起聊天。我們決定留下來。

後來，校長進來想帶走學生後，仍一直在圍城的狀態中，我們沒有離開，但已沒有繼續拍攝。自己的情緒很高漲，因為拍攝也逼迫自己必須抽離，不敢看抗爭者的眼睛。可是到校長帶走學生後，整個校園很像一片廢墟，我們每一個人的情緒都湧出來，也一致地失去了拍攝的能量。所以影片最終停留在11月18日，雖然仍有很多人逃亡，但我們已沒辦法拍攝。

報：你們會怎麼定義自己和抗爭者的關係？

A：想法一直在變化，從6月到現在是一種流動的狀態，會隨著你的體驗而改變想法。像我自己，一開始是單純地想要記錄七月一日，整個佔領立法會事件經歷了什麼；我從沒有想過香港會發生這麼頻密的社運，那個時候覺得拿攝影機在現場沒什麼用，阻止不了事情，還會妨礙到別人，拍的影像又沒有立刻傳播到電視台或媒體，那拍攝到底是為了什麼？

很想像台灣的綠色小組一樣，馬上將現場傳播到公眾視野去。但我做不了能力以外的事，卻仍很想拍，後來在現場拿起攝影機的時間少了很多，很多時候就是在觀察聊天，有時候也把記者證和者攝影機收起來，把自己當成一個「人」。

身分或角色定位，我自己都很模糊，有時候也是很困惑的。有時你沒有拍，但突然某個瞬間，你很想把它記錄下來，便又在拍了。經歷整個2019年，我是整體群眾的一部分，只是我的角色不一樣，我在心裡面這樣相信著。

抗爭運動發生在現場，但也發生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點。這兩部作品後來產生的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還有在文化上的影響，也是抗爭的一部分，發生在運動之後。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B（以下簡稱B）：香港抗爭者會用「手足」彼此稱呼，因為沒有名字，也不知道大家是誰。我們也被問過覺得自己是不是「手足」，我不會這樣去定義。在現場抗爭者每次要出去，背負的代價是很高的。我們在現場，開始的時候可能也只是變裝去、戴護具；我們一拿起攝影機，背負的風險就已不同，選擇這個位置，其實已經跟他們差很遠，面對的危險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天完結後，他們還要再找地方換衣服，回家怕被跟蹤，必須換很多趟車才敢回家；我們還可以去吃宵夜討論，整個感覺是很矛盾的。想記錄的同時，內心有很多的內疚，為什麼我有這個特權站在這裡不被攻擊。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C（以下簡稱C）：如果是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去回答，在《國安法》的前提下，因為當局在消滅那些記憶和歷史，所以對他們來說，「記錄」本身就是抗爭。就算是只是在記錄，也可能會被指控違法，後果也不一樣了。

報：拍攝時的原則是什麼？拍攝了多少素材？如何決定開關機的時間？

A：沒有鮮明的想法，大家各自拍自己的，再把素材集中起來做成一個資料庫，看看有什麼可能性。就算在理大我們幾個人會見面，但從來沒有分配拍攝。其實素材真的不多，因為我們主要拍攝都在11月18日之前，衝突的部分我們也不想放太多。

針對開關機，我們曾有一個討論。當校長來了之後，凌晨3、4點後很多人躲藏在不同的空間，有人開始想要跑出去，我們其實看著這一切發生。那時我跟身邊的人說：要不要拍？我不太確定自己是否想拍。但其實，在那個時間點，去記錄現實已經不那麼重要了，如果角色可以轉換，去做別的事情可以產生更逼迫性的效果，都會比去記錄更重要。

報：抗爭場面的慘烈，看起來就像是戰爭，拍攝時的心理感受是什麼？也請談談拍攝時遇到的危險。

A：那時現場已經很多人說這不是抗爭，這是戰場，很多人真的受傷了，血一直在流。拍攝時，催淚彈就在身邊擦過，身體其實已經感受到那種恐懼了，內心其實是很害怕的。可是那時，你的意識又在攝影景框裡面，所以沒有去理會恐懼感，可是如果你稍微抽離，會很想馬上逃離。

有時我很害怕，覺得自己沒有站在應該要站的位置。有一次我幾乎被催淚彈打中，又有一次擦身而過，我覺得自己會死，就慢慢地退後。基本上我不在那裡面，我選擇了一個安全的位置看著一切發生，內心很矛盾掙扎。

被捕和被打在過去一直都存在，但不是每一次都有新聞媒體報導，只有很少的照片和影片流傳出來。那種被打的狀態，存在於很小的角落，但理大事件給了一個空間把這一切放大開來。整個反送中運動裡，理大圍城是警方當日出動最多警力的，我們向外看，有三千個警察在外面，從四方八面拿著槍指著你。恐懼感是從這裡演化、蔓延的。

B：戰爭的感覺在心理上比較強烈，因為抗爭退到校園中，相對是安全的，但被圍困走不出去，會有被判暴動罪的可能，對未來感到恐懼，而且壓力愈來愈大。那時候說「城裡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這是我們片中沒有提到的，因為外面其實同時有很多人想要攻進去，戰爭感很強，城內可能幾百人，但城外可能幾千幾萬人在參與。

報：片中較少提到這個事件在反送中運動下的脈絡，隨著被圍捕的情況愈趨激烈，選擇聚焦在抗爭者如何留下與逃出去的困境，當中也呈現很多誘惑、背叛、兩難，描寫出「抗爭之難」的內心狀態，請談談剪接時的敘事策略。

A：從理大之後，心裡的感受一直很強，是被圍困住的感覺，看著抗爭者從意志高昂，被圍困、失敗、逃亡，目睹這一些，那種心理的變化與狀態，離開理大後就一直重複，剪接時很想好好梳理這種情緒。一開始為什麼要做這片，就是從這個感受來的，基本上從這裡出發，已經定調《理大圍城》不是脈絡清晰、意識形態明顯的那種所謂抗爭電影，而是講述我們這些人如何被圍困、如何堅持、如何放棄的拉扯。

從很微小的地方，譬如相處或爭吵，我們看見個體和集體是如何混在一起，每一個人具體是什麼樣的樣貌，我們看見比「意識形態」更多的東西：

B：平時看新聞時，我們很容易會去批判別人的決定，覺得逃走就是叛徒，或者留就是「送頭（一定會輸的）」。但紀錄片讓我們看見過程中的掙扎，還有每個決定背後的經歷；尤其在這個時間點回看，很多的後果都在發生，當時現場沒有人知道最後會怎麼樣：10年的暴動罪是否會發生？逃出去或留下來是不是安全？

校長們覺得帶走學生是在救他們，至少今晚就可以回家了，可是無法考慮到之後心理上的創傷。本來不認識的人在抗爭中成為戰友，突然之間，部分人卻可以安全離開。但他們是否真的安全，到現在我們其實都還不知道，而且他們到今天還在恐懼、後悔，自責自己離棄了別人。最近每天都有人因理大事件被捕，沒有人知道下一個會是誰，調查到了什麼階段，這個恐懼一直跟著他們。

C：其實我們在第二、三版本時，曾理性地去討論要不要去描述前因，讓國外觀眾去理解事件，但結論是，這些素材的最大力量，就是裡面抗爭者面臨離去和留下的困擾，如果解釋太多前提，會削弱了我們想表達的。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D（以下簡稱D）：一開始是一種情緒，很強烈，也很真實，但可能是不容易被明白的。所以我們的考慮是，讓外部的人去理解他們為什麼情緒這麼強，剪接時的原則，就從很情緒化，變成幫助大家理解情緒。

報：片中有幾個鏡頭令人印象深刻，尤其片尾在校長進來之後，帶走了很多人，但有兩個年輕人在樓梯上停留徬徨，不知該留下還是離開，鏡頭很長，你們也刻意不多加說明。從中你們看見了什麼？

A：當晚很多事情都在樓梯上發生。那時已決定要拍長時間的鏡頭，不斷開，想記錄整件事情如何開始與結束。刻意不去看他們最後是否離開，只放他們在樓梯上看著對方、不知怎麼做的鏡頭，其實是我們的想法。這個畫面是整個運動最重要的隱喻與折射，很多時候我們很徬徨，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做，但也只能倚靠彼此。離開可能會被控暴亂罪，留下來則會遭受警方暴力，這是經常糾纏在一起的掙扎。

後來影片有播給年輕人和前線抗爭者看，大家對這個鏡頭的感受都很深，因為這就是整個運動的縮影，也最能描述出大家的心情。尤其對於沒有共同經驗的人來說，這種經歷和感受其實很難表述，可是藉由這個鏡頭，傳達了一些事情。

報：《理大圍城》最早在2020年3月推出，距離理大事件只有4個月。當時是71分鐘版本，現在改為88分鐘，結尾的處理也有些不同，請談談差異之處。

A：第一個版本的結局，現場背景有兩個警察用言語揶揄抗爭者，說「我們會一直等你到聖誕節」之類的。那時候覺得，已經到這個處境了，可是那種被包圍感還是一樣，我們雖然看不到警察，可是那段時間和空間仍一直影響我們。《理大圍城》其實講的是我們這一群人的故事，如果最後落在被嘲諷、遭受軟暴力的結局，我會很不能接受，所以我想把現場那些聲音都去掉，只剩下畫面，讓我們能好好地梳理自己的情緒。

D：從電影的角度去看，（第一版結局）是有效果的；但從做為一個香港人、自己的故事的角度去看，我是不忍心的，所以就拿掉了。現在回想，一開始我們因為不太肯定，就辦了幾場試映，再去想怎麼改，也許因為時間的關係又可以再抽離一點，但有一些本來我們無法接受、覺得太殘忍的，又覺得可以加回去。因為我們很害怕，這部影片會造成二次傷害，對很多人來說太hard core了，當時的時間太近了。（有些鏡頭）後來又加回去，也拿到了新的素材。

報：剛剛提到二次傷害嗎，也許很矛盾，但到底紀錄片本身比較殘酷？還是現實比較殘酷？上次訪問的時候也有說，剪接時有人沒辦法再去看一次，製作《理大圍城》會不會對你們來講也是一種二次傷害？你們怎麼去克服這個這種心情完成作品？

A：一開始是想要梳理，可是過程不太順利。有時候你不想再經歷一次那種畫面，其實現在這個版本是把一些覺得很有感受，但不能放在片子裡的東西去掉，是一種很強烈、直接影響到你的東西。

譬如抗爭者對你訴說傷痛，請你幫助他，類似這種。所以其實，想要梳理是有難度的，可是在剪接的時候，又要很理性地去處理，那時候就會陷入一種類似在現場拍攝的狀態，會延遲自己的情緒在其中。可是到後來，你一遍又一遍的去經歷，看見細節後，會發現很多感受產生了，比現場時候產生的更深層，就會發現和瞭解自己更多。拍攝時無意識的東西，剪接時會明白當時為何這樣拍，為什麼會開機或關機，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過程，去幫我梳理在整個運動中所經歷的感受，我都能比較理性與之相處，所以現在我是可以完整地看過一遍，無法看過的只剩下D。

B：第一次放映是去年3月，距離事件發生還沒有很久，運動仍持續。開始放映時觀眾反應很強烈，有不少甚至是在挑戰製作團隊，為什麼要這麼呈現？為什麼要把這個故事講出來？很多不好的反應，也有很多懷疑。可是之後隨著時間過去，看見了觀眾情緒的改變。放映會對我來說是很療癒的，很多時候觀眾不是在評論電影，而是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情緒，這是讓我覺得電影很有價值的地方，覺得中間的付出和辛苦有其價值。

D：我不太想看的原因是，這電影是很殘酷的。因為這個形式。對我來說比較療癒的是跟其他人聊天，去談現在，而不是當時，會比較有幫助。

A：我補充一下D的想法，放映和反饋，包括我們內部討論，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對運動的想像都不一樣。因為這部影片太真實了，太殘酷了，很多人不願意看見這樣的事。有些人跟我說，第一次看的時候，心裡真的很不能接受，雖然知道現實可能是這樣，可是經歷了這麼殘酷的東西，會改變對運動的想法，沒有辦法再回到之前對運動的美好想像；很多人抱著一種香港的集體想像，譬如美好的品格或勇氣是怎麼產生的，可是當我們看到這部電影，會說其實我們就是很普通的人，有很不堪的一面，也有很暴力不理性的一面。像在前線的人，新聞和媒體會把他們描繪成一個勇武、勇敢，不害怕也不軟弱，但在片中看到的是很不堪的，所以D說當時他不忍看下去。但現在想法會不斷地改變，現實是《國安法》來了以後，被捕人數來到了不同的層面，其實會動搖你。我們首先要理解對方，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

B：到這個時間點，我們對抗爭者的認識也更多了，接受程度也比較高，現在去看就沒有之前很強烈的感受。現實已經殘酷到一個點，大家接受能力都變高了。

D：對我來說，《理大圍城》是給那些無法理解的人看的，就是這麼殘酷，但是那個情緒就是我一直以來的情緒。我自己可能不需要這部電影，我需要的是另外一種電影。我現在想要一點幻想，不想回頭看，我比較關心該如何走下去，這是很自我的感受，我需要希望。

報：在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首映和獲獎後，國際上的放映和迴響，有給你們帶來鼓勵嗎？有沒有印象深刻的feedback？

D：我沒有很大感受。在這個什麼也不能做、很無力的時候，能讓中共很不舒服，很丟臉什麼的，我就覺得開心。譬如拿了一個獎，有很多報導，這些小事讓大家可以出一點氣的話，也是很大的意義。

B：最奇怪的就是有人跟你說恭喜，那種感覺很奇怪，我明白「恭喜」的意思，片子的成功也不是團隊的功勞，而是主角們的血肉和參與。我看到外地觀眾的回饋覺得很感動，香港真的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地方，尤其在紀錄片影展，同時有很多其他國家的抗爭紀錄片，別人的抗爭比我們嚴重很多很多，我們被放在一起是很小兒科的；可是他們還是會說，他們看得懂、很感動，覺得香港人很勇敢。他們的關注是很大的鼓勵，香港好像擁有了這個特權，我們也就不會想要放棄。

A：《國安法》一壓下來，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街頭的力量消亡了，當現實一天比一天嚴重，我們還可以做什麼？這個片子在國外放映，引起了一些迴響，有更多香港人關注，是否會引起一些文化上的影響？在此時此刻我們不知道，可是我們相信，還是回到電影、相信電影，可能還是可以帶來些什麼。

報：經歷過《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兩部影片，一高一低，距離當時也一年了。就身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來說，過程中你們各自有什麼成長或體會？

A：在這之前在香港做紀錄片都是單打獨鬥，可是這一年開始，我們想要建立一個網絡，把紀錄片工作者聯結在一起，產生的可能性和力量會更大，這是拍了這兩片之後，比較積極在做的事，現在也有進行中的影片，雖然美學和形式都不同，但都是我們對於政治現實的回應，多人一起討論和想法，過程其實很重要，因為會激發另一個人。從中我們討論該如何拍下去，身處在這個時代，做為電影人能用什麼形式去回應。現場雖然已經不存在了，電影還是有它的方法去表述，我覺得這是我的成長。

B：我覺得跟觀眾的關係比較強烈，一開始的時候觀眾的反應很強烈與憤怒，我也很憤怒，但慢慢學會不只是去相信電影的力量，而是要相信觀眾。雖然觀眾看完當下可能很生氣或沮喪，但看見、經歷不同的東西後，會有新的想法和沉澱，然後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力量和方向。特別有些觀眾是經歷過理大事件的，我們很擔心他們看完後的情緒反應，可是最後他們都很鼓勵我們（他們不知道我們在場），反而說影片治癒了他們，看完覺得自己有辦法面對經歷過的殘酷。

C：我真的沒有成長。我今年跟去年的差別，只是我對痛苦的經歷多了一層，因為2019年大半年的時間，我對痛苦的理解更深。剛才提到國外觀眾看這部片的意見，我想因為他們都經歷過自己抗爭的歷史，我們香港人的抗爭最痛苦的回憶跟他們連結在一起。所以我剛才在想，為什麼我好像沒有成長，可能是我還在處理我自己過去一年多這種痛苦的感受，我到底該怎麼去理解不想看與不想面對的事。一年過去，我還在消化的過程裡。

D：我覺得比較大的感受，是一種很孤獨的感覺。因為我們是匿名的，我做的關於抗爭的事情，都是自己放在心裡面的，不能跟別人說，可能最好的朋友和家人都不知道。但你知道外面很多人，他們都有自己的經歷，或是他們的痛苦，所以感受到很孤獨，但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所以可能又不孤獨了，很矛盾。我很想跟其他人談談這些。

報：匿名，某種程度上是要自我保護。

A：一開始會匿名是知道自己拍的片就是證據，而且你在這麼近距離的地方拍下對方的特徵、聲音等等，而且是有連貫性的，這是很好的證據。所以那時候就考慮說，這些素材如何不被找到，我們也考慮運動會繼續，還有自身的安全問題，我們仍想繼續拍。

報：目前為止你們都還算安全？

D：這是一個很主觀的感受。如果我們秀出了名字，我們現在什麼也做不了，但現在還可以做低調地做一些事情。

C：我覺得香港的情況就是沒有安全感這個字存在。今天你覺得安全，明天隨時不見，你覺得有法律保障你，明天就可能沒有了，所以今天可以做的事情明天可能就不能做了。現在能接受訪問，明天可能是犯法的，現在跟你談話，過了一個月之後這東西就變成犯法的證據。我這麼理解，我每一天都準備去接受這個狀況的出現，我準備在這種狀態下去生活。

B：我覺得這就是白色恐怖，因為沒有清晰的線，我不知道哪些行為在政府的眼裡是已經犯法了。我很多社運朋友被捕，他們可以參考誰已被捕，那我可能是下一個，或者暫時不會是我之類的，可是在香港其實沒有先例，你不知道在哪一個時刻政府會做出什麼，這就是恐懼的來源。

A：恐懼一定是有的，不單是我們，也包括放映的人。所以說，做好準備，日子還是要過，該做的還是要做。怎麼去處理這種恐懼？就要做好準備，其他不可控的也沒辦法，香港基本上就是這種狀態。現在很多人離開，留下來還是不滿的人，要不就被逮捕，要不就是隱藏自己的政治意識，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有要付出成本和代價。

報：非常謝謝你們的分享！

B：我也很謝謝這個分享的機會，我自己從來沒有分享過，也沒有露面過。這是唯一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