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一群來自民間的示威者。萬不得已，我們並不想走上以身對抗暴政的路，以佔領香港特區政府立法會作為我們談判的籌碼；但滿口謊言、滿口歪理的政府卻無意回應香港人不斷走上街的訴求。我們只好以公義、良知、以及對香港、對香港人無窮無盡的愛，去抗衡橫蠻的政府。」 ──《香港人抗爭宣言》，2019年7月1日。

一直記得香港導演陳梓桓的紀錄片《亂世備忘》（2015），記錄了一群香港年輕人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的希望與失落、迷惘與成長，影片開頭特寫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又稱香港回歸紀念日）的慶祝煙火在夜空綻放，但下一個鏡頭，卻是警察對著人群施放催淚彈（928催淚彈驅散行動）的畫面，諷刺的交叉，暗喻著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之後的命運。

時隔5年，「遊行無用論」一度在社會上蔓延。自1997年算起，2019年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第22年，香港人民早已看穿中共政府「一國兩制」的謊言，「反送中抗爭行動」烽火遍地，數十萬、百萬民眾屢次上街遊行。在7月1日到來之前，便有抗爭者預告將有所行動，壓力迫使香港政府在6月30日提早公布，回歸當天的升旗儀式不設公眾觀禮區，為史上首次。

多位紀錄片工作者匿名為「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所拍攝的《佔領立法會》，首個鏡頭便是抗爭者揮舞著象徵一國兩制已死的「黑洋紫荊旗」，藉由字卡告訴觀眾這是2019年7月1日清晨6點，地點在立法會外，緊接著特寫鮮花與紙鶴所圍繞著的、抗爭死諫犧牲者的紀念角落，影像傳遞出現場的沉重氛圍。

港府在當天早上以天雨為由，將升旗儀式改到室內進行。苦守一夜的抗爭者圍堵在周遭，當直升機飄揚著中國國旗飛過，他們對著天空比出中指，「不是我們的國旗，我們不用面向著它」、「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的聲浪不絕於耳，激烈的衝突風雨欲來。

隨著時間推進，愈來愈多民眾加入示威運動，《佔領立法會》以順時敘事，訴說在這「最長的一日（2019年7月1日）」，即後來成為頭條新聞，也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的「立法會被佔領」。影片也以「佔領立法會」命名並以此為焦點，極度貼近的新聞紀實性，為歷史留下見證，而第一人稱的臨場視角，則反映了身處其中的人性反應。

某種意義上，《佔領立法會》是反對結果論的，就如創作團隊反對「佔領立法會」只是一則新聞一樣，所以片中極度強調過程，跟拍了採取行動之前的種種爭論，記錄了漫長的高強度衝撞過程，也深入刻畫抗爭者佔領立法會後的激情，還有他們不得不撤退的心情與血淚。

片中的每一個片段，其實都充滿著激烈的辯證與矛盾。決定「逾矩」，就代表著願意面對全然的未知，那可以被化約為「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與「勇武主義」的抗爭態度差異，可以是「保守」與「激進」的價值觀衝突，也可以是「對」與「錯」的現實衡量。但無論怎麼想，可千萬別忘記，長期抗爭早已證實了專制掌權者的顢頇與麻痺，抗爭行動升級背後所反映的，其實是人們內心日漸升高的恐懼、絕望與憤怒。

除了《佔領立法會》外，「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也以同樣的方式記錄了2019年11月13日開始，長達16天的香港理工大學衝突。在這場慘烈戰役中，國家機器毫不遮掩其暴力本質，在脅迫與利誘之間，拍攝者彷彿戰地記者般，在第一線捕捉到年輕抗爭者的生命創傷，還有人性的堅毅與脆弱，完成另一部更具深度與強度的《理大圍城》。

以下為我們與香港紀錄片工作團隊的訪談，為忠實陳述且保護團隊，以匿名受訪的第一人稱問答方式呈現。

《報導者》（後簡稱報）：請談談拍攝是如何開始與進行的？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A（後簡稱A）：一開始我們沒有想要記錄並做成作品。因為運動在6月已經開始了，我們都有參加，但沒有帶攝影機，想用自己的身體最直接地去參與現場。直到7月1日，我們看見勇武派抗爭者衝立法會的意志很強，就很想全程記錄。回顧香港社會運動的脈絡，以前都是和平理性為主脈，在現場他們衝的時候，已經很多人說他們會破壞整個運動，會造成主流民意的反對。

但當天他們很堅持，我被這種意志所感動。新聞沒有拍到他們的討論過程，只有結果，就是被爆破的玻璃。我看見朋友也在現場拍攝，我們沒有分工，因為都是以自己的想法到現場去（理工大學也是），就問朋友能否提供片段，想把在現場感受到的訴說出來，然後很快地放到網路上。但後來7月21日發生元朗事件，太巨大了，幾乎淹沒了所有的事情，我們感覺時機已過，就認真地做後製，把《佔領立法會》當作一個電影來處理。

報：《佔領立法會》的場面很激烈，抗爭者的衝撞與佔領行動在你們的預期之內嗎？

A：我跟大部分人的想法一樣，覺得要衝可以，但應該衝不進去。我一拍一邊想，衝進去警察馬上會來拘捕，根本衝不進去。但他們從下午1點衝到晚上9點，一直接力地衝。那時候我想的已經不是能不能衝進去了，而是他們居然堅持那麼久，做一件很多人覺得不可能、很愚蠢的事情。我很想記錄衝撞的過程。

報：談談素材的蒐集以及剪接。

A：7月1日的都是我們自己拍的，從清晨5點到半夜1點清場，素材其實不是很多，大部分都用上了。剪接根據時序順剪，很簡單的剪法，花了3天左右剪出來。在理大事件後，新的版本多加了一場戲，是警方清場時一位社工在街上陳述警方的暴力，會在年輕人的身體上、記憶裡保留一生，造成很大創傷。在理大時我們才感受很深，因為在「佔領立法會」後，警方的暴力就升級了，這是很重要的點題。

報：《佔領立法會》呈現了很多拉扯和矛盾，基本上反映了「和理非」和「勇武派」對運動的不同態度。拍攝的時候，你們怎麼思考這個部分？

A：雨傘運動的時候我也有拍，是比較抽離地記錄一個運動，立場是和平理性。我記得有一次，激烈抗爭只剩下一個人，他對著公眾說「就算只剩下我一人，我也要一個人佔領這條馬路」，而當時我開口叫他回來，這是我2014年在整個雨傘運動最重要的關鍵點。直到5年後，2019年，我在立法會、在理工大學的現場，再一次看到了同樣的眼神，我希望有一天，影片可以不用打馬賽克，讓觀眾也看得見。

從雨傘運動的低潮開始，我心裡一直在變化。最激進的那些人，其實他們一直都被打壓，沒有被大眾討論，而我們的運動並沒有因為和平理性而有進展；到2019年，我們已經接近最激烈、最少數的聲音，反送中運動時有很多和理非的宣傳，可是我想去記錄現場裡最少數的聲音，貼近他們。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B（後簡稱B）：那些我們所拍攝的抗爭者，在現場只有他們是蒙面的，很多人會懷疑地問「你們是誰？是什麼人？為什麼來到這裡？」覺得是共產黨派來搞破壞的。他們就回答「我們是香港人」。

事實上，他們反對的不只是政府，而是所謂「舊有反對派式的反抗」，覺得這種反抗是消極的、沒有意義的。我們比較關心他們，是因為他們被菁英埋沒，新聞不會報導，而現在我們說「兄弟爬山」，不同立場的人可以合作了，情勢有所不同，是因為「佔領立法會」事件帶來的改變，覺得勇武派也可以有所作為，進而相信這樣的改變。

報：《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是以類似方式完成的，在反送中運動脈絡中，挑選這兩個事件有何考量？

A：「佔領立法會」可是說是運動的高點，在沒有傷亡的情況下，勇武派領導了一個事情的發生，使得抗爭模式產生變化。當時有4個人留守在立法會會議廳內堅持不撤，這件事對香港人來說很重要，因為當警方要進去抓人，這群抗爭者建立了「齊上齊落」這個信念，就是共同進退，後來成為運動的精神；包括在《理大圍城》中也有被提到，我們應該是一個共同體，任何事情都不能有人落單。佔領立法會是個具象徵意義的事件。

B：稱彼此為「手足」，我相信這與我們共同經歷佔領立法會有關，也使得大家的關係出現變化。之前是沒有「和勇（武）不分」的，會互相批評對方，覺得和理非沒有用，勇武派則是送死；但後來大家彼此包容和尊重對方的信念，這是一個開端。

A：2019年11月，陸續發生黎明行動、中文大學事件、理工大學事件，我已無心剪片，就進入理大現場去拍攝。應該很多香港人跟我一樣，從來沒有預想過這樣的後果，經歷了很大的情緒低落，就算你從理大出來了，你的生活也籠罩在這種氣氛裡。我經常回想現場，或抗爭者的表情，最後嘗試一個很理性、很邏輯的方法去處理。《理大圍城》不像《佔領立法會》意志高昂，而是一個低沉，我也在想，呈現這種失落感對運動會不會有負面影響，但理大事件後，街頭事件基本上已消亡，對勇武派、或者對現場式的示威行動來說是一個結點。所以我有意讓《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產生呼應，兩部片子一高一低，跨越不同時間點並產生對比。

報：立法會被佔領只有3小時，大家決定離開時，其實有抗爭者準備犧牲自己，但後來被手足們強行帶走了，請談談這個片段。

B：聽到他們寫了遺書，決心死在裡面，我是很激動的，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台灣的鄭南榕。本來以為會和太陽花運動一樣，佔領會持續很久，但很多人陸續離開，人變少了，對於願意留下的人的意志和信念，我是很感動的。而大家在討論，是否要阻止他們，在道德上，應該怎麼選擇，其實很兩難。因為留下來有可能被打、被消失，後來我很感謝大家將他們帶走，因為「人」是最重要的，那時候已經有3個人犧牲自己的性命去控訴政府，但我現在仍然沒有答案。

報：《佔領立法會》的片尾，是一個長時間的鏡頭。拍攝者回到前一刻被激情佔領，但如今「齊上齊落」撤場而空蕩的立法會會議廳。鏡頭凝視場內，一切恍如隔世，也請談談這個結尾。

A：快到警方清場死線前，我太激動跟著他們跑出去，之後才想起，我的背包遺留在會場，想回去拿。因為警方很多防線，我覺得拍攝能保護我自己，那個鏡頭時間很長很長，是很直覺的身體反應。我雖開機，但沒有看著攝影機，而是看著空空的立法會，攝影的意識很低，想記錄下身體的感受。

報：拍攝這兩部作品，你們也有創傷嗎？

B：看素材時，我是很痛苦的。我從來無法完整地看過《理大圍城》，每一次我都必須停下來。

A：在理大事件，我留到最後，那裡已是廢墟，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影片是一個歷史見證，但除此之外，我關心人的感受。如果片子播映時我看到年輕人在哭，我心裡便有很強的激動，我會回想，經歷了這些事情的人，該怎麼繼續生活？心理狀態是什麼？我心裡有很深的懼怕，懷疑是否一定該把這片子做出來不可？我很猶豫，無法肯定。

報：「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對你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A：紀錄片對香港來說，不是很多人會關注的事。我們希望大眾能接納、確立我們這些人的存在。

事實上，在《佔領立法會》中，高漲的情緒一直都在，激進行動在在挑戰道德與律法的限度，影片的力量，同時來自於勇敢與懼怕。

在香港，《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總是一起放映，且場場爆滿，兩者合併，可被視為一完整作品。2020年，獨立片商「影意志」為了安排更多公開放映，將影片送至「香港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處（電檢處）」送審，最後《理大圍城》被判定為「三級電影」，18歲以下不可觀看，而兩部影片都被迫加上警告字卡，否則可以行政手段令放映無法進行。

這份在港版《國家安全法》通過後，來自官方的警告，其實反向地讚揚了《佔領立法會》與《理大圍城》裡的「紀錄片之真」。

或許，相信現場，相信影像，相信記憶之力量，那便是紀錄片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