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1950年的安南．帕渥丹，和1947年獨立的印度年齡相仿，他的作品不僅紀錄印度的社會脈動，更隨之激起一波波的社會運動，相互牽扯，反覆驗證，成為循環。而官司與禁令，總在他推出新作時緊追著他不放。

1995年的《父親、兒子與聖戰》（Father, Son, and Holy War），闡述印度民族主義與父權主義加劇對女性的暴力，完成11年後才在印度最高法院的裁示下准許放映；2002年批判印巴核武競賽並反思戰爭的《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亦被國家審查單位要求刪減21個片段，3年後才得以公開放映；2018年最新的作品《理性》（Reason）不僅仍未獲得上映批准，甚至參加南印度的喀拉拉國際影展（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f Kerala）也遭政府以「可能造成法律與治安問題」為由阻撓，帕渥丹狀告政府，才在喀拉拉高等法院裁示下得以在影展播映。

這讓他不僅行事謹慎、也時時檢視自己。我向帕渥丹提出越洋視訊採訪邀約時，最初他僅同意以書面文字答覆，經過溝通才答應了視訊訪談，他善意地解釋，因為他的紀錄片總有些「法律問題」，即使他總是直言不諱，還是得特別小心，不能被抓了小辮子。同時，他也認為：

「我是這個國家裡的多數（意指其姓名在印度社會中標籤為『婆羅門』和『印度教徒』，為具有保護效力的多數族群），我是特權階級。試想，若我是穆斯林或其他少數族群，我說的話、所做評論的，是具有危險的。我也算是在利用我所擁有的特權，把這一切說出來。」

儘管他的作品被推崇為「藝術」，但帕渥丹對此讚譽卻不以為然。

「藝術絕非初衷、也非目的，藝術是歷經漫長時間淬鍊驗證而成的，但我的紀錄片應該是要有用的、可以做出貢獻的，我只是在做我應該做的工作。」

在他的世界裡，藝術是未來，有用才是當下。

然而，這樣的「有用」機會往往有限，因為在印度，光是要看到他的作品就難上加難，不僅上映困難，部分獲得印度最高法院支持，要求印度國營的全印電視台（Doordarshan）必須放映，也只會得到一次的播映機會。

這些法律上敷衍與消極回應，並沒有讓帕渥丹停止透過司法手段爭取權利，因為對他而言，這些威脅與官司有另更高一層的意義，那就是來回測試印度《憲法》的精神──世俗主義與民主平等。

「許多人認為印度的極端勢力，是在挑戰印度《憲法》，並非如此；他們是在忽視《憲法》，而我必須一次又一次的證明它的存在，這些判例未來也將成為其他紀錄片導演的支持力量。」某種程度上，這呼應了帕渥丹的紀錄片得要「有用」的理論，縱使不能有巨大的改變，至少有一點細微的貢獻，就不是徒勞。這樣的執念，在他的訪談與作品中不斷出現，包括他在《理性》中，一字一句地念完自殺的賤民博士生留下的遺書，都是希望所有發生的一切不要徒勞。他曾在印度媒體的專訪中說：「所有的抵抗都是勇敢的。」說的是他影片中記錄的對象，其實也是他自己。

《理性》將在本次的TIDF放映，帕渥丹以8個章節、3個小時的時間抽絲剝繭，從1948年，印度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因為友好穆斯林，遭極右派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成員南度藍姆．高德西（Nathuram Godse）暗殺，一路探究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崛起與瘋狂，依循著一起又一起的恐怖攻擊、暗殺與暴力，循線追查滲透各個社會層級，包括宗教、教育、媒體、政治、經濟、司法與警察制度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脈絡，令人膽戰心驚。

「您是否感到害怕呢？」我問他。

在他的紀錄片《理性》裡，那些反暴力、反迷信、反種姓制度、反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理性之聲，一個一個因暗殺、自殺而不再能說話了，以紀錄片為他們說話的帕渥丹，怎麼能不怕呢？沒想到他忙著否認：「我面對的威脅，主要是法律威脅，他們在各地對我提告讓我疲於奔命，但因為我所處的『位置』，讓我面對的威脅遠低於其他人。」

帕渥丹所指的「位置」，即是他的姓名在印度社會中，自動被標籤為「婆羅門」和「印度教徒」，成為與生俱來的「保護」，這個優勢雖然可笑卻有其必要，唯有善用此事的他，才如此敢言。這種矛盾，也讓他與《理性》中那些誤用多數優勢，發展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極端人士，形成諷刺對比。帕渥丹說，自己被歸納為印度教徒，但他不容許印度教民族主義分子以他（意即因姓氏而被納入印度教徒者）的名義，行暴力、攻擊與排他之事。

印度教民族主義以「印度教徒特性」（Hindutva）為發展基礎。印度教徒特性一詞來自印度極右派印度教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創辦人薩瓦卡爾（V. D. Savarkar），他在1923年撰寫了《印度教徒特性》（Hindutva）一書，書中提及了「印度教國家」（Hindu Rashtra）的概念，為印度教徒做出定義：一是以印度為祖國，第二則是要信奉源於印度教的宗教；此外，身為印度教徒必須在宗教、文化、歷史以及語言等各方面具有共同性。

印度教徒特性帶有種族優越觀念與極強的排他意識，與德國的納粹主義有高度的相似性。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之下，穆斯林被視為入侵者。《理性》中以地圖呈現印度教國家概念裡「不可分割的印度」（Undivided India），包含了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西藏、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與東南亞部分國家領土，帕渥丹半開玩笑地跟我說：「或許裡面還有妳的國家（台灣）呢！」我回答：「沒有，但我們被包含在『不可分割』的中國裡。」我們隔著電腦螢幕，相視而笑。

帕渥丹的鏡頭不只對著他人，也朝向自己。在《理性》中，大學教授、也是印度著名理性主義者卡爾布爾吉（M.M. Kalburgi）遭到謀殺，帕渥丹組織抗議活動，在拍攝極端印度教組織永恆學會（Sanatan Sanstha）的記者會時，遭到該組織發言人的抨擊與質問，他從鏡頭後面探頭出來。這一刻，他脫離了紀錄片導演的角色，而成了故事裡的主角，指著台上大聲駁斥，衝突一觸即發。另一次的衝突中，他挑戰支持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學生團體，要他們承認甘地之死與其背後組織相關，數十名學生叫囂、逼近，作勢打人，帕渥丹毫不畏懼地步步進逼，就如同他的紀錄片一樣，讓觀者為之顫慄。

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許多人會刻意不讓自己過度涉入，希望能客觀地記述所有發生的事件，但帕渥丹從來都不單純只是導演，對他而言，「紀錄與對抗是同時在發生的」，很難分別孰先孰後，「更何況，我沒有刻意創造那些場面與衝突，那就是這樣發生在我的身上。」帕渥丹他是帶著既定立場進行記錄，也不願意躲在鏡頭背後隱晦地偷渡自己的想法，而是選擇踏入鏡頭，公開呈現自己的觀點與立場。

近年來，印度婦女、賤民、穆斯林所遭受的暴力、私刑加劇，印度教民族主義猖狂崛起，主流媒體、政府與社會各個階層參與其中，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印度著名文學家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和帕渥丹，2015年與數十名印度著名的藝術家，一起退回他們獲頒的國家獎，抗議深具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的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上任後，印度社會失去了包容性，讓族群暴力在各地點燃戰火。洛伊為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肆虐，下了註解：「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迷你屠殺』的時代。」她指出，當人們覺得自己獲得高層許可，可以恣意對他人行使私刑的時候，恐懼的生態系統就開始出現，就再也不需要過往那樣龐大的巨型屠殺了。

在《理性》中，一個又一個挺身而出對抗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人們，在清晨的摩托車引擎聲中，中彈身亡；在寒冷的校園內上吊自殺；在孟買恐怖攻擊的當下，疑似遭人趁亂暗殺；被懷疑冰箱中有牛肉，在家中被暴徒拖出家門攻擊至死，他們一個又一個地揚起聲音高呼理性，又一個一個地無聲地殞落，即是一場場的「迷你屠殺」。

帕渥丹透過影片清晰地整理出了背後的脈絡，是自1925年萌芽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催生的龐大系統，數十年來精心謀略、長期策劃並深入各個角落催生暴力與攻擊，形成了「印度教恐怖主義」（Hindu Terrorism）；印度教徒佔了人口近80%的印度，難以面對這樣的真相，而以此為武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可以將使用暴力攻擊的穆斯林稱為恐怖主義，但印度教徒製造炸彈、暗殺、暴力攻擊就以「自我保護」合理化一切，以「傷害宗教情感」為由否認指責。

隨著2014年莫迪出任總理，印度教民族主義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莫迪出身自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核心極端組織國民志願服務團，打著經濟大旗橫掃印度政壇，成為印度30年來民意支持度最強的領導人，2019年再以壓倒性的勝利成功連任。這是印度教民族主義首次在民主體制中，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帕渥丹說：「雖然我很不想這麼說，但他們是人民用選票投出來的。想當年，德國納粹也是以同樣的方式上台，只是其下台的方式並非如此。」

1948年甘地遭到暗殺，國民志願服務團因牽扯其中曾經一度遭禁，後來雖聲稱不會涉入政治而以非政府組織的方式存在，實際上扶植並掌握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而莫迪旋風席捲，為其帶來了嶄新的契機，讓印度教民族主義進入體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發展。

原本體制外的暴力變成體制內的控制，像是緊縮牛隻宰殺的規定、以暴力與爭議著名的印度教祭司阿迪蒂亞納特（Yogi Adityanath）一躍成為印度最大省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行政首長、讚揚刺殺甘地是愛國行為、涉及炸彈恐怖攻擊的塔庫爾（Pragya Singh Thakur）晉身國會議員等，翻攪重塑的印度政治體制。近年來甚至廢除印度《憲法》370條，取消查謨-喀什米爾的特殊自治地位；推行「公民身分修正法」，刻意排擠穆斯林的公民身分；在阿約提亞（Ayodhya）被極端印度教徒搗毀的穆斯林清真寺舊址上興建羅摩神廟。

「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帕渥丹擔心，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體制化，代表著印度的下一代，將在具有強烈排他性的意識形態下成長。如同他在《理性》中所闡述的，從教育、媒體、電影、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的各種層面，印度教民族主義深入且縝密地鋪排著前往印度教國家的道路，「這些影響是遠遠超越莫迪政府執政、掌權的時間的，因為它在塑造與改變的，是人們的思想與心態。」

觀看《理性》的過程是非常煎熬的，裡面的任何一段故事，都是令人心碎而難以承受的苦難，但帕渥丹最終仍決定以希望作結，或許這就如同他把這部作品取名為《理性》一樣，那是他內心最深刻的願望，「我的作品或許都很黑暗，但我並沒有失去希望。」

帕渥丹在《理性》的最後，呈現反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作家戈文德．潘薩萊（Govind Pansare）生前身影──潘薩萊穿著標示印度獨立精神和世俗主義意味的長版白色棉衣，漫步在印度農村街頭；2015年，潘薩萊也是在這樣漫步的清晨，被突如其來的槍聲暗殺了。鏡頭前，潘薩萊說：

「戈文德．潘薩萊所說的，就是我想說的。」帕渥丹以此做為影本及訪問的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