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間，台商緯創公司在印度南部的工廠發生千人暴動砸廠事件。依據《商業周刊》引述當地官員說法，引爆點是緯創公司聘請的勞力仲介，有積欠員工薪水的問題。該報導同時指出，原因在於印度管理有很多「眉角」，當地不僅英雄主義盛行，種姓制度更是個大麻煩，只有用相同或更高種姓的主管，去管理低種姓的部屬，運作才會順暢。

印度政府已禁止種姓歧視，但古老的觀念仍根深柢固。因為印度教的《摩奴法典》不僅論證了種姓制度的神聖合理性，而且對各種姓的權利、義務、地位與職業等方面都做了詳盡規範。它以宗教法典的形式將種姓制度固定下來，誰違犯了種姓規則，就等於觸犯了法。

印度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博士、現任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董玉莉，於2020年一場演講中提到：印度憲法第15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因為種姓、宗教、出生地而受歧視，第17條也明文規定廢除「賤民制」，但是並未廢除種姓制度。

什麼是種姓制度？許多人在學生時代或許背誦過，卻不見得知道它在日常生活中發生什麼作用。董玉莉在演講中，即以不同種姓之間通婚的兩種情況──「順婚」跟「逆婚」為例，說明種姓制度在性別上對女性特別不平等之處。

她說，「順婚」指的是高種姓男子娶低種姓女子，新娘需提供高額嫁妝，否則嫁進夫家之後會被歧視跟不當對待。至於「逆婚」，則是指高種姓女子嫁給低種姓男子，其結果往往是男女雙方受到女方家人以私刑殺害，並稱這種行為是為了捍衛種姓榮譽，遂被稱為「榮譽處決」（honor killing，或譯為「名譽謀殺」）。

如果讀者想要進一步認識，近幾年印度拍了幾部相關題材的電影，或許可以讓我們一窺究竟，深刻瞭解已有超過三千年歷史的種姓制度，如何成了一條無形的鎖鏈，即便在這國際交流頻繁、網路社群媒體發達的當代社會，仍綑綁著所有底層人民的自由。

目前世人大都以模仿美國好萊塢（Hollywood）的寶萊塢（Bollywood），統稱印度電影。其實，印度是一個多種族、多語言的國家，除寶萊塢之外，還有兩個重要的電影基地。而一般人對於寶來塢電影的認知，就是載歌載舞。幾部曾經在台灣引起熱烈迴響的《三個傻瓜》、《來自星星的傻瓜》、《我與我的冠軍女兒》、《我的嗝嗝老師》、《隱藏的大明星》等片，儘管都觸及嚴肅的社會議題，仍然不能免俗。

依照《天下》雜誌在〈世界電影產量第一的印度，可不只有寶萊塢〉一文的分析報導，印度雖然是世界第一的電影產出國家，但因為幅員遼闊，有些地方的印度人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看電影不是為了尋求精神共鳴，而是為了消磨時光，因而唯有誇張的劇情、動作和熱鬧的歌舞，才能吸引觀眾的注意。而本文所要介紹的《印度憲法第15條》（Article 15）、《白老虎》（The White Tiger），則是其中的例外。

依照我有限的電影知識，《印度憲法第15條》是繼之前的美國紀錄片《憲法第13條修正案》之後，我第二次看到有人將一國的憲法條文當作片名。「憲法第13條修正案」是美國在南北戰爭結束後，所通過禁止蓄奴的修正法案，但法案中卻加了一項註解：「罪犯除外」，這個註解使非裔美國人100多年來承受了偏見，黑人被罪犯化。這部紀錄片還透過一項項具體的數字及實例，探討這種刻板印象的成因，以及無數的冤獄案件是如何形成的。

《印度憲法第15條》則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講述印度種姓制度的罪惡和警匪勾結的黑暗。電影背景是多年前在印度北方邦農村發生的真實故事：兩個少女「賤民」因為工資太低，向高種姓的老闆要求每日調漲工資3盧比（約新台幣1元多），卻遭到輪姦並被吊死在樹上示眾，原因只為了教訓她們、讓「賤民」們瞭解自己的「身分地位」。該片在2019年上映時，引起婆羅門社（Brahmin Samaj）的強烈不滿，認為該片蓄意挑動社會對立，向印度最高法院提交請願書，要求禁映此片。

在電影中，不斷談及每個人的出身、階級，因而有必要先弄清楚印度的種姓制度是如何劃分的。依照維基百科的解說，印度教（英語：Hinduism，梵文稱「吠陀教」）在世界上的信徒人數僅次於基督教、伊斯蘭教，信徒間分為四個種姓：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其中婆羅門的地位最高，其餘種姓的社會地位依次降低。各種姓都有自己的道德法規和風俗習慣，一般不能互相通婚。此外，還有一種被排除在種姓之外的人──賤民（「不可觸摸者」，untouchable），印度獨立後統稱「達利特」。

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數據，「高種姓」的婆羅門、剎帝利和吠舍約占總人口的15%；「低種姓」的首陀羅（平民、農民、僕人）則被歸類為「其他落後階層」，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隸，占總人口的42%；處於社會結構最底層的「達利特」約占總人口的16.8%。賤民只能從事清潔工，或負責理髮、打掃廁所、清理下水道等工作！因為印度教的種姓制度不僅主張人並非生而平等，並宣揚潔淨與不潔觀念，因而以職業、生活習俗，將人群區分為潔淨與不潔之人，其中的賤民被認為骯髒、會汙染他人，應該加以隔離，成為不可接觸者。

電影虛構了一個年輕、出身婆羅門、在歐洲生活過的高級警司（相當於分局長）阿彥蘭贊的角色，他被派往拉爾貢任職。當他從首都德里動身，路過賤民社區，因為口渴，要求司機停車買水時，卻被部屬告知種姓社會賴以建立的某些法則：「高種姓」的人不喝賤民碰過的水，不能碰觸到他們，甚至不能被他們的影子掃過。難怪賤民會被稱為「不可觸摸者」！而既然種姓階級低的人或賤民不被當人看待，強暴她們又有什麼不可以？這是印度性侵害案件頻傳的主因之一。

這種蔑視的場景，與我在〈《幸福綠皮書》：面對種族歧視，唯有勇氣才能改變人心〉一文中提及：「裝修公司委派兩位黑人前來東尼的住家整修地板時，不僅其家族親友將之視為瘟疫，東尼甚至將太太請兩位黑人喝飲料用的玻璃杯，不假思索地丟進垃圾桶」的情況，多雷同啊！

身為世界上第一、第二大民主國家的印度與美國，儘管都制定有人民權利保障書的憲法（巧合的是：印度憲法、美國憲法分別是世界上篇幅最長、最短的成文憲法），達利特、非洲裔美國人卻都被以種種宗教和科學的「想像的現實」，甚至成為社會運作的一種「法則」，被認定是天生懶惰、汙穢的，「達利特」、「黑人」成了一種印記。看來人類還真有著許多共同的劣根性！

回到本片，話說當阿彥蘭贊抵達拉爾貢之時，兩個「賤民」出身的少女早已失蹤多日，阿彥蘭贊所管領的警局卻吃案、不願意啟動調查。當阿彥蘭贊指示受理時，副局長再三勸阻，並對外放話，將本事件導向「榮譽處決」，希望就此平息風波。副局長究竟幹了什麼齷齪事，讀者看完影片，自會知曉。

什麼叫「榮譽處決」？這是一種發生在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或信奉伊斯蘭教的中東地區的社會習俗。依據東吳大學人權碩士蔡仰定畢業論文〈印度種姓制度下榮譽處決之研究〉的說明，除了前述「逆婚」之外，其他像是：通姦、女方要求離婚、婚前懷孕、不道德的行為等，都可能因為被家庭成員認為違反印度教的傳統價值觀，將使家族聲望受到損害，而被動用私刑、「清理門戶」。

雖然印度最高法院已於2018年的裁判中，禁止村莊聯合委員會或宗族長老會等組織，干預成年人的婚姻，還制定防止「榮譽處決」和干涉婚姻的準則，並指示警察機構負責人，應格外關注跨種姓或宗教問題；但正如1950年開始施行的印度憲法早已明文廢除「賤民制」，政府並不斷地透過各種平權措施的法案來提升其地位時，最低階種姓的首陀羅與「賤民」想要翻身，仍是比登天還難，「榮譽處決」顯然不是靠一份法院裁判即禁絕得了。

阿彥蘭贊原本在德里或歐洲過著富足、幸福的生活，對自己的祖國充滿著美好的想像，但他奉派前來不到兩天，卻感覺自己彷彿來到了火星、異世界，並引發了一連串對種姓、壓迫、正義和身分認同等問題的思考。如果說美國有「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群眾抗爭活動，印度更應該公開倡議「達利特的命也是命」訴求，而不只是影片中婆羅門、達利特人一起公開用餐的選舉造勢活動。

2021年Netflix剛上映的電影《白老虎》（The White Tiger），主題同樣攸關印度的種姓制度。這部改編自亞拉文．雅迪嘉（Aravind Adiga）同名原著、曾榮登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與《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暢銷排行榜小說的電影。由於編導功力深厚，該片入圍2021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改編劇本獎項。

劇情講述最低種姓階級的男孩巴蘭哈生，如何從茶館工作，進入一直壓榨著自己村里、族人的地主家庭擔任僕人；之後，如何透過欺騙、霸凌乃至於謀財害命，獲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最後，不僅成為在班加羅爾靠著計程車公司致富的老闆，甚至還向當時準備到印度參訪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詳述自己的「企業家人生」。

白老虎源於基因突變，是虎的特殊變異色型。原著、電影取名「白老虎」的原因，在於當巴蘭哈生就讀於家鄉小學時，在一群學力低落的同學之中，他聰穎好學、能讀能寫的能力，被督學形容有如一隻在「黑暗叢林裡的白老虎」，充滿上進的野心，與其他無法正確讀寫、「留在黑暗叢林」裡的學生，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卻因為家庭經濟的困頓，他只讀了2、3年的書便失學。

本片藉由受迫於種姓窠臼的巴蘭哈生、掙扎於傳統與現代的地主兒子及其成功跳脫種姓束縛的妻子這3個主要角色，在電影中不斷地衝突、對話，引領觀眾思考其中的意義，並呈現不同印度文化樣貌。而對巴蘭哈生來說，印度分為兩國，一國是「光明印度」，一國是「黑暗印度」。流傳幾千年的種姓體制與貧富差距，對低種姓貧民的壓迫，就像是雞舍一般：關在籠內的雞隻們，眼睜睜看著同類被屠殺，卻無法、無膽或無意去改變現實，逃出那座雞舍的牢籠；雞隻充滿了巴蘭哈生所謂的奴性：「只想安於現況，服侍主人，卻不敢反抗體制與主人們的暴力。」

這說明在種姓制度的影響下，印度社會中的工作、財富都被高種姓階層把持，生而為低種姓或賤民的人，自小就被剝奪了夢想。因而，印度社會每天發生的這些歧視和壓迫，已經深刻根著在法制、習俗等日常生活之中，許多印度人已經習慣了並選擇無視。而這也成了《印度憲法第15條》導演阿努巴夫辛哈（Anubhav Sinha）電影創作的初衷。他在接受訪問時，即對社會的冷漠和麻木感到非常憤慨，希望藉助電影，引起社會對於所有國民平等權利的重視。

台灣人主要信仰之一的佛教，雖發軔於印度，但印度信奉佛教之人少之又少。台灣人與印度人既非血濃於水，又沒有共同的信仰，彼此更遠隔千里，我們何必關心印度的種姓問題？從每個人負有維護人權的義務或台商積極搶進印度設廠來看，這當然是我們該關注的。

首先，從人權的普遍性來看，聯合國倡議制定國際人權文件時，取名「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而非「國際人權宣言」（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理由，在於維護人權是每一個人的責任，而非只有簽署這份文件的政府須要負擔。世人正是體認到「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文化，才會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種族屠殺的慘劇，因而有必要課予每個人捍衛人權的義務。

再者，目前台灣正在倡議「印度製造」，許多上市櫃公司紛紛前往印度設廠，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發生工人暴動的緯創公司，其廠區位於卡納塔卡邦南部的戈拉爾市。該邦是印度的高科技產業重鎮，有「印度矽谷」之稱的班加羅爾就是此邦的首都，離緯創廠區所在地的戈拉爾市不遠，說不定緯創公司有運輸需求時，就是外包給類似《白老虎》中的巴蘭哈生這樣的人所開設的公司。

該廠區是緯創公司在印度設立的第三座工廠，既非新手，何以仍發生這種管理問題？其原因或許在於緯創公司沒有弄懂種姓制度迄今仍深遠影響著印度社會。何況作為國際產業鏈一環的台灣產業界，也有必要認識並實踐企業的人權責任，因為這已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準則。

2021年3月間，歐洲議會以懸殊比數，通過一項立法提案，敦促歐盟委員會儘快就跨國集團的企業倫理道德問題制定法案。該提案旨在促使跨國集團對其貨物供應鏈進行徹底的監督，監督商品從原物料到最終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中，是否存在違背人權、破壞環境等現象。除非企業能夠證明已經採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否則一旦出現違背謹慎規則的行為，企業將被追究責任。

台灣也不遑多讓。為落實《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GPs），行政院已於2020年訂定《台灣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明示台灣政府、企業與人民共同體認工商業發展與尊重人權應當齊頭並進。因而，台灣已在與他國簽訂的經貿投資協定中，納入「企業社會責任條款」、「投資、環境及勞工條款」；同時，將環境、氣候變遷、社會及公司治理風險評估納入上市櫃公司的揭露規範，以強化非財務資訊的關鍵績效指標與管理連結，用實際行動促進人權保障。

由此可知，企業的工商活動不僅不應造成或助長人權侵犯，並應採取行動，防止侵犯人權行為。而對照當年台商大舉前進中國，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繁榮景象，如今台商力催「印度製造」的美夢，或許不該輕忽自己在改變印度種姓制度文化的影響力。

因而，台灣企業在印度經商時，除了在雇用員工時力行公平與包容、提供適當薪酬與工作環境之外，也應該藉由獎掖措施，建立平等對待的企業文化（禁絕對首陀羅、達利特的歧視），更應要求供應商、外包廠商不得壓榨勞工。因為法制與經濟地位的提升不是問題，不因種姓而被歧視的社會文化的提升，才是真正進步的指標。唯有歧視與偏見不再是法律與（社會安定）秩序的維穩力量，種姓制度的桎梏才有解套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