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6日，和綠色登山隊隊長鴻鈞，從台北搭普悠瑪列車，前往花蓮與大學時期情逾手足的學長旭彥，共度他2月29日、4年一輪的陽曆生日。當晚也約了移居花蓮數年的凡士、宗仁以及從《中國時報》退職後返鄉定居，1987年在《人間雜誌》一起工作過的蔡桑（蔡明德），在一家名叫洋基牧場的餐廳飲宴。

為避免酒駕違規遭罰，在飯雖飽而酒卻尚遠不夠足的情況下，心不甘情不願的買單離場，一行人匆匆驅車回旭彥代訂的民宿續飲。大夥散坐在長型的原木茶座，有人喝酒，有人品茶，或延續餐廳桌沿未盡的爭辯，或橫生枝節無邊無際的跑馬，話題從國際局勢，兩岸政情到男女情事⋯⋯醒時同交歡，忘了歲月，忘了時間，醉後各自顛躓回房，接著以聲震屋瓦，交響演奏的呼嚕樂章，宣告歡謔的休止。

2月27日近午時分，不知是還在宿醉抑或已然睡足了的凡士，竟不顧他人昨夜就眠早晚，放肆的在客廳大聲么喝：「起床囉！火車要開了！起床囉！」不斷嚷嚷說，他晚上要趕到台北參加酒黨的聚會，乘著中午還有些時間，大家再纏綿一會，他要帶我們這些台北俗客，吃一頓花蓮首選的麵點。抝不過凡士的噪吵，大夥分別從各自的房間掙扎出來客廳，彼此以惺忪的睡臉，無奈的相視苦笑。然後，賭氣似的，不發一言的，蹣跚地走向凡士的TOYOTA，蔡桑坐前座，我、鴻鈞、宗仁擠後座。

車行不遠，我在蔡桑座椅背後的置物袋，無意中看到裡面放置了一瓶「明星花露水」：細長瓶頸，綠色瓶身，黃底紅字標籤，現在已經很少見的那種傳統款式。我將它從置物袋抽取出來，半舉著手，邊搖晃邊調侃的說：「凡士你真摳啊！跟你們家印傭談戀愛也捨不得送好一點的香水，明星花露水是廁所除臭用的！不是跟情人約會噴的。」凡士默不吭聲，只透過後照鏡睨視著我，嘴角下彎出一弧鄙夷的笑。

「明星花露水，幹！明星花露水，你知影否？海山煤礦都嘛咻『明星花露水』！壓臭啊！一直咻、一直咻！6月天，有夠歹味！」駕駛座旁的蔡桑，忽而狼嚎般的嚎了出來。

「哦！⋯⋯」

空氣好像瞬間凝凍住了，車內霎時靜默無聲，只有 TOYOTA老舊的引擎咿咿啞啞的響著⋯⋯。

「阮Lily沒再買化妝品啦！賺的錢都也儉起來寄回去印尼，栽培伊兒子，伊兒子醫學院快出業了，準備做醫生囉！明星花露水是用來驅除小黑蚊的最有效祕方。」為了打破沉悶吧，凡士故作輕鬆的說。

「別提Lily了，已早，欺負原住民；今嘛，糟蹋新移民。這款沒天良的社會！」一項極少話語的宗仁，竟也發出了如是的喟嘆！

我卻忽而無端的感到暈眩欲嘔，已然沒有絲毫戲謔的氣力，靜默地躺靠著椅背，閉目調息，低垂的手，猶然握著明星花露水的瓶身，鼻尖彷彿有股淡淡的屍臭斷續的飄過，也許是宿酒翻胃吧？我想。

1984年6月20日台北縣土城鄉海山煤礦發生災變，媒體報導，罹難礦工74人，是台灣自光復以來死難最多的礦災。孰知海山礦災發生不到20天（1984年7月10日），位於瑞芳鎮的煤山煤礦又傳災變奪走103條人命，兩次災變共計沉埋177人。海山礦災74名死難礦工，其中38人是阿美族同胞，佔罹難人數的 50％以上。資料顯示，海山礦場共有礦工850人，其中原住民同胞佔500多人，煤山礦災則未見原住民族礦工統計數字。

依據洪田浚先生引述台灣省漁業局發表的統計資料：1977年至1984年台灣漁船發生的海難計有2,081件，死亡1,973人，平均每年死亡246人。1984年約有300名以上的船員死於海難，其中80％是原住民族同胞。他們無論葬身魚腹或被扣異域，都很少引起國人關心，原住民族船員的命運比礦工還不如，他們的地位豈不是和歷史上的「黑奴」差不多？（洪田浚，《台灣原住民籲天錄》）。

事實上，確實都是慘苦的奴工境遇。在海洋任憑獰惡的險濤駭浪吞噬，在地底無助地讓獠牙厲鬼攫食⋯⋯

1985年7月，海山礦難一周年，在走訪了台灣東北角一處礦村之後，作家陳列，以沉痛的數字具體的描繪了這幅修羅地獄的圖景：

「礦坑垂直深度平均約400公尺，某些更達900，以長度計則可以長到3000（公尺）地熱溫度40（攝氏度），大氣壓力增強，瓦斯充斥。無邊的漆黑，無援的深淵，接近閻羅殿府。坑道矮窄，跪伏曲身爬行、探勘、掘進和挖採。黑灰揚撲，沾在熱紅的皮膚和臉上，汗水滴在看不見的濕悶的炭渣裡。而且隨時都要準備死亡。落磐、瓦斯突出、煤塵爆炸、機電故障、海水河水侵入等等。這些都可以讓人永不見天日。

20年來，死亡人數在3,300人以上；每300公噸的煤等於由100條人命換來。

職業病更是嚴重。最近5年內，災變次數和死亡人數都數最少的是民國72年，但該年殘廢的礦工卻也有489人，因病住院則達3,600餘位。單是這一年，每5個礦工當中，就有一個受害者。

這樣的工作是極其荒謬的。

然而，幾乎每個礦坑的坑口都有8個大模大樣的字：安全第一，增產報國。」（陳列〈礦村行〉，《春風叢刊》，1985年7月）。

〈為什麼？〉

為什麼  這麼多的人 離開碧綠的田園 飄盪在無際的海洋？ 為什麼 這麼多的人 爬上最高的鷹架 打造出金碧與輝煌？ 繁榮！啊！繁榮！ 為什麼遺忘 燦爛的煙火 點點落成角落裡的我們？ 為什麼？為什麼？ 在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 找不到留家鄉的門？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 離開碧綠的家園 呼吸著汗水和污氣？ 為什麼 這麼多的人 湧進昏暗的礦坑 呼吸著汗水和污氣？ 轟隆的巨響 堵住所有的路 洶湧的瓦斯 充滿了每個阿美族的胸膛？！ 為什麼？為什麼？ 在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 找不到留家鄉的門？

海山礦災的苦難，激發了原住民族爭取解放族群命運的驅力。1984年底「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正式成立，於焉展開有組織、有焦點，自嘉義「反對教科書的吳鳳」、華西街「抗議人口販賣；救援雛妓」、南投「抗議東埔挖墳事件」、曹族少年「湯英伸救援事件」、蘭嶼「反核廢」，及至80年代末期的「還我土地」、「還我姓氏」等遍及島內，持續求民族正義、尊嚴、平等與自由的鬥爭。

〈為什麼？〉即是原權會創會會長胡德夫，為海山煤礦的罹難者以及所有被壓迫的底層同胞創作，控訴漢人資本血汗的榨取，紀念民族生命的樂章。

「為什麼？為什麼都是阿美族？」關曉榮也這樣揪心的苦思自問著。他以《八尺門：再現2％的希望與奮鬥》以及3巨冊《尊嚴與屈辱：國境邊陲·蘭嶼》報導攝影集，被陳映真譽為台灣島內「人民攝影」典範。

「當時我正因倦怠於重重限制的工作環境，向報社請了長假到東部旅行，在往南橫的旅次，從報上看到了這則消息。」

「為什麼？為什麼？都是阿美族？我想深入貼近的了解。旅行回來，我便向報社遞了辭呈，住進八尺門。」

「因為，報導攝影對於我有重大的社會責任和目的。要做好報導攝影，深入報導的環境，比較長時間的生活、體驗、觀察和研究是必須的。這也是我長期保有的信念；可當時我任職的單位，卻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自1984年9月13日入住至1985年5月3日離開，關曉榮在八尺門待了近8個月。300餘日與當地住民共同生活的觀察記錄，1985年底，以「2%的希望與掙扎──八尺門阿美族生活報告」為題，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以及《人間》雜誌創刊號，連載5期。1996年，在臺原出版社出版的《八尺門手札》序言中，關曉榮表示：「當年，選擇『八尺門』做為調查報告的主題有幾項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1984年同一年，接連發生了好幾次死傷嚴重的煤礦災變，災變死傷的礦工中，阿美族人佔了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比例，突顯了台灣勞動底層的族群差異。」

「『2%的希望與掙扎』的報告之後，我理解到那只是發生於近代台灣社會對台灣內部漢系與原住民族之歷史矛盾與現實的初步探索行動中的一個腳步。由於個人所學的限制，它的最高侷限在於一種單純的人道溫情，這樣的情愫在當時或許是我探究原住民問題的重要內在驅力，但是它並不足以深入剖析導致台灣原住民近世苦難的基本社會結構，以及在民族接觸的歷史過程裏，強勢民族在生存競爭中，對弱勢族群的諸端擠壓、殺戮、綏撫、侵略、掠奪、同化等行為，對當今的社會內部構造所具有的塑造力量。」（《尊嚴與屈辱：國境邊陲·蘭嶼》後記）。

「是什麼樣的政經結構，造成原住民族這樣的命運？我要一探究竟。」關曉榮說。

「是啊！我也以為台灣漢人經濟和台灣山地社會的解體，基本上可以用『依賴理論』去分析。漢人的『文明教化』、『現代化』和『發展』，對內而言，往往是以山地的『矮化發展』、『落後』和解體為代價的。這樣的分析，還有待細密的理論上的展開。」陳映真在與關曉榮的訪談時這樣表示。(《人間》雜誌創刊號，第30頁）

然而，海山礦災發生時，《人間》雜誌還在籌備當中。「那時我們還在幫立達杏苑、氰胺牧苑拍些插圖照，大陳看到新聞，找我和文吉（李文吉），好像還有阿官（官鴻志）。誰開車記不得了⋯⋯文吉也有拍，拍得比我好。到現場天將暗未暗，還有埋在底下的，生死不知，家屬只有一直拜，一直念阿彌陀佛！耶穌！阿門！看了只想哭。挖出來，還活著的，眼睛矇著一層白紗布，怕光啊！斷氣的，就輕睬棄置一旁，都腫脹了。6月天，臭啊！所以一直噴明星花露水⋯⋯」蔡明德說：「現場鬼域一般，大陳只是一直低搖著頭，嘴喃喃的唸著『這麼美麗、這麼單純，這麼優秀的民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山地民族已經面臨民族滅絕的危機，我個人以為：它的根本原因，在台灣平地資本主義體制的迅速發展下，山地部落共同體經濟快速崩潰。有些山地部落因資本主義工程、礦業開發，被迫遷村。於是近年來大量的山地少數民族離開山林土地，流落平地。沒有技能、教育不足的山地人民，男性淪為低賤重勞動工人，成為隨車捆工，建築土木零工，遠洋漁船奴工和其他如礦工和拾荒業等沉重或汙穢的勞動。除了礦工，以煤車件數計酬，與漢人勞動同酬外，絕大部分山地勞動受盡漢人僱主殘酷剝削。他們往往勞動時間比別人長，勞動項目比別人多，但酬勞卻遠比漢人勞動低。有些人還必須放棄星期假日，為廠方做整理、清潔等無償的工作。

解體後的山地社會，投入資本主義貨幣經濟和消費制度中，需要現款孔急，因此男女山地兒童成為平地漢人資本和賣淫集團狩獵的對象。每年暑期山地各級學校畢業典禮過後，平地漢人和山地社會中不肖份子勾結，進行斗膽的人口販賣活動，把一車車童工押賣給工廠，把未成年女童押賣到賣淫窟，用荷爾蒙注射強使山地女童『成熟』接客。

在解體的山地社會，滋生著高利貸資本和各種詐欺集團，用大量米酒和謊言詐取山胞口袋僅剩的每一分錢，使整個山地人民陷入愈來愈深的貧困之中。在貧困無告的環境下，山地人民的勞力越是任人剝削，山地女性之身體任人汙辱，山地民族的幼苗投入血汗店任人盤剝和摧殘，山地人的土地一片片落入高利貸和礦業資本的手中⋯⋯」1984年6月24日陳映真在參加了一場，主要是為了海山煤礦礦難的罹難者家屬募款的演唱會「為山地而歌」之後，在《蓬萊島論壇》第4期這樣寫道。

在為排灣族盲人詩人莫那能的詩集《美麗的稻穗》寫的序言中，陳映真更進一步從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史的脈絡，對原住民族社會的解體做了如下的分析：

「⋯⋯1960年中期以後，隨著台灣經濟由輸入替代產業向加工外銷產業轉換，闊步擴張的戰後台灣資本主義，衝破了上述兩項禁令（山地保留地，山地管制法），使廣泛的山地民族共同體經濟受到根本性的衝擊，而迅速崩解，並以中心－邊陲的關係，組織到台灣漢族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

商品與商品經濟強力向山地滲透。電視網和山地社會中商品販售的末梢點（雜貨店）快速地刺激了原住民消費慾望，貨幣做為購買商品的媒介，根本改變了民族共同體的半採集漁獵、半屯墾經濟。為了人手所需的貨幣，原住民典賣他們僅有的、最原始的商品：男子的肌肉和女子的肉體。

於是，在1960年後期以後，山地原住民民族共同體的社會組織和經濟系統快速解體。山地文化、價值、道德和社會紐帶分崩離析。⋯⋯」

「就是大陳，給了我這樣的一雙眼睛，去看社會、看世界；也是大陳給了我這樣的一顆心，讓我懂得要去關懷弱勢，關懷被欺壓、被羞辱的、不幸的人⋯⋯」

海山礦災之後，《人間》雜誌於1985年11月創刊，蔡明德也離開立達杏苑一路跟隨著陳映真，直到1989年9月停刊，「這麼多同事，我是唯一從《人間》開始，直到倒攤才走的。」在《人間》擔任攝影記者期間，或主動自發，或經由陳映真的引導指派，蔡明德走過台灣無數陰暗、受傷的角落，記錄了80年代台灣社會各種動盪的面貌，他大部分的作品散見在共47期的《人間》雜誌。因受限於篇幅，讀者在雜誌上看到的僅僅是他眾多優秀作品中極微少的鳳毛麟角。

離開《人間》之後的蔡明德，輾轉待過《自由時報》、《首都早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等主流媒體。任職報社擔任的是攝影組召集人或主任的角色，「坐編輯台的時間多，即使偶而跑線也是趕發稿用的，沒有值得一提的作品。」時報退職之後的無數次酒聚，蔡明德總是愛發這樣的牢騷，聽煩的朋友們於是便經常慫恿他，整理《人間》時期的作品，舉辦攝影展或出版攝影集，一方面給自己做紀念，一方面讓後來者也可以透過他的照片，看見80年代台灣社會變動的軌跡。

然而無論怎麼威逼利誘，蔡桑總是以不成熟，不夠好的說詞，遲延推託，從50歲壽宴直到60歲過後，在諸多好友不間斷的催逼下，2016年5月，他終於初步挑揀了100多張自己認為滿意的作品，要交由出版社（南方家園出版社）集結成書了。

蔡明德影像作品的美學、社會學意義，自有專業之人給予評論，我做為與他自反杜邦運動訂交至今已逾30年的朋友，想說的是，蔡明德的鏡頭豐富的保留了80年代台灣社會變遷的珍貴紀錄，他的嗅覺也留存幾縷傷痛的歷史記憶。而這是需要有銳利的眼和柔軟的心才能做到的！

文稿初成，寄給幾位與蔡明德相識的至交好友指正，其中在花蓮過著半隱居日子的麻子（王智章），以及昔日人間的老同事，甫從北京皮村放映紀錄電影《如影而行》回來台灣的鍾喬，給了回應。

麻子是台灣解嚴前，第一個社會運動紀錄片團體──「綠色小組」的創始人之一，也是蔡桑花蓮高中的同學，80年台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現場，《人間》與《綠色》，總是共同出現的身影。既是戰友又是同學，麻子因而對蔡桑有一種親人般的理解。

麻子5月2日的來信是這樣說的：拜讀大作，把《人間》的精神和時代的定位詮釋很恰當，但做為蔡桑攝影集的推薦序或你所謂的雜文，對於蔡桑個人的著墨，似乎少了些。以你對蔡桑的了解，多年的觀察，兄弟的情誼，應該可以描繪出一個活零（靈）活現的蔡桑。看過這篇文，感覺蔡桑是《人間》的好學生。但我們知道，他不只是個好學生而已。

不只花露水，我還聞到內湖垃圾山魚子醬罐頭，這才是更生動，更人間的蔡桑。

我回信說：是啊！謝謝指教！適巧過幾日要和他一道去探訪黃春明，屆時找空檔補一段口訪，蔡桑的氣味就更濃郁了。

5月5日中午，和幾位人間的老同事，約在士林捷運站附近的麥當勞集合，隨黃春明去近旁的露易莎咖啡店，喝下午茶，聽他說故事。在與蔡桑並肩同行的途中，我問了他，關於麻子所提的，垃圾山魚罐頭的故事⋯⋯

垃圾山的魚罐頭

內湖垃圾山在葫蘆里，民國59年由政府向地主承租的垃圾堆置場，由於一直沒找到適合的掩埋地點，以及明確規定垃圾處理辦法，所以堆放到民國73年，已經堆到幾乎10層樓那麼高。長度將近1公里，資料上說每天約有800車次貨卡車，運送3000多公噸的各種廢棄物到這裡。民國73年7月14日報指記載：內湖垃圾山引發大火，焚燒35天，出動49輛消防車，200名警消人員才控制住火勢。

那時，《人間》已經準備創刊了，看了報紙就想到現場實地了解情況，看看能做什麼，「在內湖垃圾山討生活的人們」便是我在《人間》做的第一個題目。

蔡明德說，人間創刊前，其實還有一期試刊號，封面就是我在垃圾山拍的，一個阿美族的男孩，繫著一條紅色的腰帶，有些靦腆的站在他們自己搭建的住家前。原先張照堂還半開玩笑地建議用中華民國國旗插在垃圾堆中迎風飄揚的那一張。後來，大陳（陳映真）因考慮政治上太敏感，正式創刊就選用，（關）曉榮在八尺門拍的，俊美的阿美族少年，很有波西米亞味道的那張。

「曉榮當然比我拍的好，」蔡明德用很誠懇的語調說：「第一次作報導，人與人、鏡頭與拍攝對象的關係，都不大會處理，剛去垃圾山很受排斥，不讓拍，有的甚至拿著棍棒，怒目瞪視，威嚇要毆打我，可以理解啦！撿垃圾已經夠落衰了，還讓你拍去宣傳。只有常常去啊，一回生，兩回熟，慢慢溝通。選個性較溫和的隨便拍幾張，一段時間累積了些成品，就帶著幻燈機，約了5、6個，在山下一間和漢人租的，約莫兩三坪大的屋寮，給他們做slide show，從水漬塵垢、斑駁髒汙的花牆上，生平第一次看見自己的，以及平日熟識而不曾細看過的，鄰人夥伴的容貌身影，整屋子都是互相奚落調侃，真正開懷的笑聲。

自那次以後，就把我當自己人了，隨我愛怎拍都行。只有在吃飯的時候，不准拍。為什麼呢？具體原因我也沒問，也許是俗話說的：吃飯皇帝大。做皇帝豈能任人干擾？也許是在垃圾堆上吃便當，一副乞食樣，實在難看的緣故吧！

我不曾在那裏吃過飯，儘管看他們吃得津津有味，並且也熱情地邀我共進午餐，我卻一直翻胃，太陽下，怪異的臭味，隨著熱氣蒸發，不斷撲鼻而來，那時只想趕快離開，怎麼可能有胃口。」

那，麻子說的「魚罐頭」又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想了解他們晚上的生活情形，有一天就騎著摩托車去找他們，在和當地漢人租的屋寮幾個原住民同胞，正點著蠟燭在吃晚餐，因為是違建所以沒有電，沒有自來水，除了水電之外，其他的就什麼都有了，他們管垃圾山叫百貨公司，所有的民生用品，衣、食、住、行、娛樂百貨公司通通免費供應，每天穿新衣，從內衣褲到西裝外套，撿到收音機、完好如新的高級沙發是稀鬆平常的，曾經有人拖回一輛馬達三輪車，有人抬回一架山葉鋼琴⋯⋯去過垃圾山一趟、你就會理解大陳說的；消費社會豐富的浪費有多驚人。

那魚罐頭也是在百貨公司撿回來的，過期沒多久，原住民同胞拿在我眼前幌一幌，笑著對我說：日本進口的喔，敢不敢吃？我說：你們敢（吃）我就敢，平平都是人沒在怕的啦！開了兩罐，配米酒，還挺香的，第二天，人好好的，也沒壞肚子。主要是人的氣味要對啦！看他們這麼勤苦有自尊的在生活，那天晚上是我喝酒喝得足爽快的一次，雖然是喝紅標的（米酒），雖然只有過期的日本罐頭下酒。

郝龍斌，自己最垃圾，竟然還敢說內湖垃圾山是台北市之恥，幹！垃圾做的市長⋯⋯

然後，好似陷入一種遙遠的回憶裡，蔡桑忽而沉默起來。

《人間》精神

那時，我們也正依序走進露易莎咖啡廳，黃春明在櫃檯點完飲品茶點後，熱絡的招呼大家隨意就座，「有（陳）大頭最近的消息嗎？」大夥甫落座，黃春明便關切的問道。80高齡，比陳映真年長一歲，雖然還在與癌魔搏鬥中，然而卻依舊神旺氣爽，絲毫不見病容。雖然他說昨晚一夜沒睡，但一見到我們這些後輩，還是熱情十足地說。

「《人間》應該再辦起來，你們這些老同事要經常聚會，人數不拘，常常聚聚，多交換一些資訊、想法。」然後，話題便從剛執行槍決的鄭捷，自然的延伸到湯英伸事件。「是你來辦公室和大頭講：這件事背後一定有很複雜的故事⋯⋯」蔡明德說：「你還和我們講了一段你念師專時候的經歷⋯⋯」

「是啊！我也當過師專生，念過好幾間學校，知道那個體制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湯英伸被開除，跑到都市來，受到了雇主的壓迫，讓我想到了契可夫有一篇描述：一個不堪雇主虐待的小女生，最終把嬰兒掐死的故事──《小褓姆》。小說發表之後，震動了整個歐洲⋯⋯」大夥專注聽著黃春明講話的時候，一旁的鍾喬用手機遞給黃春明，說：「黃大哥，讓你看看大陳在湯英伸告別式講話的一段影片。綠色小組拍的⋯⋯」黃春明專注的看著小小的螢幕，眼角隱隱的泛起淚光。靜默了許久，他嘆息的說：「《人間》應該再辦起來，足重要，足重要，這社會已經失溫了，我們不能讓它這樣下去⋯⋯」

「《人間》能再辦得起來嗎」？我凝視著黃春明略顯憂戚的神情，這樣默然的想著，「或許乘著蔡桑籌備出版攝影集，來北部次數會較頻繁的機會，老同事先不定期的聚聚吧！鬆散的交換些彼此的觀念想法，然後看看能做些什麼，至於可以為這社會恢復多少人的體溫，增添多少人的氣味，也就無需有過多的期待吧！」

「所以，蔡桑照片的整理很重要！」接續著黃春明的未竟的話，靠牆而坐，一直安靜的啜飲咖啡的鍾喬，放下手中的杯具，轉身面向著蔡明德，很是鄭重的說：「出版攝影集，不只是你個人生命腳蹤、或者80年代台灣社會脈動的紀錄而已。更是《人間》精神的再現，一個人道的、理想主義時代精神的再現！」

經由鍾喬肅穆的神情，激昂的語調，我因而更能理解，何以他會在給我的回應信中說：「蔡明德是素樸的左翼，有很豐富的底層經驗，應該好好書寫」的意旨。原來，長期嘗試以各類先鋒實驗、魔幻寫實的劇場實踐，介入社會變革的他，心底一直也卷藏著這一面批判的、理想主義的旗幟。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雖然，從《人間》創刊到停刊乃至到21世紀的今日，我們抵死不願相信的諸多事態每日都在身邊不斷重複發生，社會持續失溫，人日漸冷血，我們也從狂飆的青春虛渡到衰暮的初老。於此，還是暫且先初步整理蔡明德在《人間》第1至47期走過的足跡．事實上，這亦不過是，我等年少時為追尋一個更適合人居的世間，所共同跋涉的一小段征程而已。至於，能否給後來者繼續前行的召喚，就真的是這篇雜文的寫作至為引頸企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