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動作演員圈裡,洪昰顥稱得上是一位開創性的人物。
2019年,他以《狂徒》獲得第56屆金馬獎最佳動作設計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台灣人,標誌著台灣動作組的茁壯,一改過往仰賴韓國、香港技術人員的窘況。
到了本屆金馬獎,洪昰顥則以《周處除三害》、《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和《請問,還有哪裡需要加強》3部作品「掃榜式」入圍最佳動作設計,再次引起關注。
除了證明「台灣人也做得到」之外,洪昰顥現在有個更大的目標:他想改善動作設計的工作流程,並讓動作演員擁有更完善的從業環境──但這條路並不容易。
對很多人來說,洪昰顥從事的動作設計工作,或許和他名字的發音一樣陌生。
事實上,「動作設計」不只涵蓋武打動作而已,也包括跳樓、撞車、中槍,這些不是一般人常有的經驗,需要反覆訓練和設計,動作看起來才能逼真自然。雖然金馬獎的最佳動作設計獎,經常被誤會為「武術指導」,但電影中的舞蹈和特技也都涵蓋其中──比如第59屆的這個獎項,就是頒給了以舞蹈家許芳宜為主角的半自傳電影《我心我行》。
和《報導者》記者見面時,洪昰顥的造型師仍在幫他梳妝打扮,在專業的扮相下,乍看竟有幾分韓星的神韻和架勢。「可能是因為我單眼皮嗎?」洪昰顥笑著說。既然外型亮眼,洪昰顥有考慮過往幕前發展、成為明星嗎?洪昰顥搖了搖頭,說自己還是更享受在幕後設計動作的感覺。
雖然動作設計並不是個尋常的職業,但洪昰顥之所以踏上這條路,卻有個看似平凡無奇的緣起。
「我和我這一代的台灣觀眾差不多,都是被港片餵養長大的,小時候受港片影響很深。會想當動作演員,就是因為看了李小龍的《猛龍過江》,開始對武術、格鬥產生興趣,所以才去學了跆拳道。」
不過特別的是,洪昰顥並沒有想要成為武打明星,而是更關注那些圍繞在主角身旁、挨揍的特技演員──這些配角默默無名,卻是用動作營造氛圍、推進電影敘事的重要功臣,令他莫名嚮往。
上大學後,洪昰顥讀的是運動相關科系,但他在畢業前實習時發現,自己並不想當教練,也不想往運動管理發展,於是開始思索還有那些職業,可以讓他發揮對武術、極限運動的興趣。
就在這個時候,《痞子英雄二部曲:黎明再起》劇組正好在招募替身演員,他經前輩介紹去嘗試後發現自己很適合這份工作──他喜歡套招、喜歡在鏡頭前展現動作,也喜歡拍電影,但替身演員又能讓他躲在幕後,不需要讓觀眾看到他是誰。
今日回看,洪昰顥入行時,正是台灣電影正在復興、電影產業生態劇烈變動的時期,而他在2013年參與的第一部片──《痞子英雄二部曲》本身,就是這個時期的一個忠實寫照。
這些新的活水和轉機,也為台灣既有的電影產業帶來了磨合與陣痛。
「《痞子2》找了《蜘蛛人》的鋼絲特技指導過來,結果台灣的工作人員反而水土不服,覺得他們的工作流程很奇怪、花太多時間測試,因為以前在台灣,吊鋼絲可能都是現場直接來,或是試個兩下就直接拍,」洪昰顥回憶道。
當時的洪昰顥,還只是一個大學剛畢業的新鮮人,對動作組的工作流程沒有既定印象,並沒有這種「水土不服」的感受,而且劇組以「包月」形式僱用他,讓他既有穩定的收入,又能和國際頂尖動作組合作,他自承「玩得很開心」。
《痞子英雄二部曲》殺青後,洪昰顥決定繼續往動作演員的方向發展,一邊等機會和工作,一邊也找各種武術的朋友切磋學習。為了留在電影圈,他在一位爆破指導旗下工作了2年,偶爾接些八點檔、偶像劇的動作指導工作。
這段時期的動作演員經驗,卻讓洪昰顥有些失望,因為大部分工作和《痞子英雄二部曲》的頂級動作團隊相比,完全不是同個級別。
「尤其八點檔就是求『快』,預算也不多,永遠是前一天才知道隔天有工作,必須到了拍片現場,才會知道是要撞車、打架,還是要跳樓,然後就直接在現場指導動作,既不安全,工作成效也不好。」
這種「土法煉鋼」的工作方式,也加深他改變台灣動作演員工作環境的決心。
到了2017年,洪昰顥迎來人生的轉捩點──學生製片時期就認識洪昰顥的導演洪子烜,邀請他參與動作片《狂徒》的動作設計。
「那是第一個我覺得被尊重的案子,製作團隊完全沒有砍動作設計的費用,因為他們知道這部戲的動作成分很多,這個價格是合理的,」洪昰顥回憶。
更重要的是,《狂徒》的合作經驗讓他意識到一件事:拍動作戲是場團體戰,需要經營一個長期合作的團隊──這個體會,讓他萌生了成立工作室的念頭。
2019年,洪昰顥成立「肆號動作影像工作室」,起初只有他和《狂徒》的另外一位夥伴,但幾年下來,工作室目前有7、8位全職的動作演員,再加上一位經紀總監和一位行政人員,已經初見規模。
「如果只是兼職特技演員,就只能做比較簡單的事情,比如對招、或是幫派火拼的大型場面,但甩尾、飛車、吊鋼絲這種需要長時間訓練的,就不是隨便一個兼職的替身來了,就可以直接上場的──而這也是我希望聘僱全職動作演員的原因。」
除了打團體戰之外,洪昰顥也希望改變產業的規則和體制──具體來說,就是讓動作演員有更好的待遇,也讓動作設計的工作流程更專業、更制度化。
對他來說,這些目標其實環環相扣:必須讓導演、製片知道正確的工作流程,才能讓他們意識到合理的預算是多少,進而才有可能給予動作演員穩定、合理的工作條件。「我成立工作室,就是想要用全新的方式去做──我們要好好跟導演開會、好好跟劇組溝通,也想和劇組談判我們的費用和工作流程。」
和過去的「土法煉鋼」相比,洪昰顥認為更專業的動作設計流程,應該是先看過劇本、和導演開會,暸解導演的需求之後,才去設計動作和分鏡。「動作設計完之後,再由工作室的專業動作演員演練一遍,並將演練過程拍下來、提供給導演確認,最後才會訓練實際上場拍攝的演員。」
換言之,動作設計不能只設計動作,也必須暸解影像語言和場景調度。
接受採訪時,洪昰顥非常健談,也總能流利回答每一個問題,和一般人對電影幕後技術人員木訥、不善言辭的刻板印象不太一樣。
不過對洪昰顥來說,溝通本來就是他工作的日常課題之一。
為了增加效率、提升動作的質感,洪昰顥特別強調必須先和導演開會,避免設計出來的動作,和導演的想像出入過大。「以前我很常遇到一個情況:設計好動作之後,去到片場,導演才說他不會那樣拍,或者看了試拍後沒有給回饋,到了片場才臨時要改,等於浪費製片組的錢,也浪費大家的時間。」
一般來說,他會在劇組勘景、選定拍攝場景之後,再去針對場地狀況調整動作。「比如《周楚除三害》裡面,導演想要『困獸之鬥』的氛圍,所以選在一個天井裡拍,我們就會再提出要注意什麼問題、看會不會有鏡位的問題,接著才會開始設計動作。」
此外,如果一部電影被定調為「動作片」,他也會希望對分鏡握有更多的掌控權,因為對他來說,這樣的工作方式會更有效率,能減少來回溝通的成本──比如《周楚除三害》這部片的動作戲,就是由他直接擔任動作導演,action和cut都由他決定。
但如果是劇情片,他則偏好由劇組提出分鏡,再由他根據分鏡設計動作──比如《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請問,還有哪裡需要加強》這類劇情片,他在分鏡設計上的角色就比較輕,會直接問攝影師打算怎麼拍,接著直接調整動作。
很有意思的是,洪昰顥也會將排練過程的試拍片段,放在工作室的Facebook粉絲專頁上,並和最後完成的正片並置,有點「科普」動作設計、打開黑箱的意味──不過洪昰顥說,這些影片的目標觀眾並不是影迷或粉絲,而是其他的電影從業人員。
「就算是現在,也一定還是有很多電影人,不知道台灣的動作組可以做到這個程度,所以我們要讓他們看到,我們做的演練,已經可以和正片長得一模一樣了,不輸國外。」
在這次入圍金馬獎的3部片中,對洪昰顥來說意義最重大的,顯然還是《周處除三害》。
由於《周處除三害》的導演黃精甫是香港人,對於喝「港片奶水」長大的他來說,參與這部片就像完成了「一個小小心願」,拍了一個「很香港」的東西,讓他從頭到尾都很興奮。尤其洪昰顥早已被港片的美學潛移默化,所以和黃精甫合作時溝通也非常順暢,「我可能才講兩個字,他就說沒問題,我們的品味和語言是一致的,是這次合作很有趣的地方。」
對洪昰顥來說,《周處除三害》也是一個很好的案例,能看出動作設計是一種和劇本、導演對話的「協作」,而不只是一種「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只看動作視覺效果的工作。比如阮經天和邪教成員對打的橋段,劇本裡原本設計了打鬥的場面,但洪昰顥和導演討論劇本時,卻覺得非常苦惱,「前面兩場打鬥戲都已經用力很猛了,我們沒有太多的資源,繼續把第三場做得很大,而且也不能設計類似的打鬥場景,讓觀眾覺得沒有新意。」
討論到後來,導演黃精甫突然有了新想法,想把「對打」場景改為「屠殺」。「我聽了也覺得,這才是這段戲應該要做的樣子。不過導演只能提出構想、氛圍,但不知道要怎麼執行,這時候就是輪到我們去輔助他,幫他用動作把那個氛圍實現出來。」
《周楚除三害》的製片李烈對《報導者》表示,其實這部戲開拍之前,劇組也曾考慮和韓國動作組合作,但和黃精甫討論後,雙方都認為應該扶植台灣自己的動作設計。「昰顥也知道我們原本想用韓國組,所以我覺得他拼盡了全力,想幫台灣的動作組爭一口氣,證明台灣人也可以做到高水準的動作設計,」李烈如此告訴《報導者》。
不過洪昰顥說,參與《狂徒》的拍攝動機確實比較單純,就是想證明台灣的動作演員水準,但現在的他已經意識到,「自我證明」的成就感終究是一時的,若要改善整個大環境,讓台灣導演和整個電影產業相信台灣的動作組,更重要的還是培育人才、增進技術,「而不是我一部戲做完、證明完就結束了。」
為了培育動作演員,洪昰顥今年也申請了文化部的補助,啟動「電影動作特技人才培訓計畫」。「我們以往都是內部培訓,或是面對圈內的特技演員,去提升既有人員的技術,但這次是我們第一次公開徵選、找素人進來。」
儘管做培訓並不賺錢,甚至還會因為訓練耗時、而影響到工作室收入,但洪昰顥依然希望培訓計畫能持續下去。「這幾年台灣導演的想像力、執行力愈來愈豐富了,所以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讓動作設計的技術也跟上來,才能支撐導演去執行。」
現在回看,洪昰顥覺得當初他設定的目標,基本上已經完成得差不多了,但還有些地方仍需努力──比方說,他希望動作演員的分工可以更加專業。「我們以前都要身兼幕前、幕後工作,每個人可能同時要負責和美術設計、造型師對細節,還要準備器材、測試器材,非常繁瑣。」
現在的他,則嘗試在自己的工作室進行改革,讓每個團隊成員在一部片裡的角色固定下來,有明確分工。「動作指導,就是專心做動作指導,鋼絲器材、和其他的行政工作有人專門負責,而不是你掛了副指導的職稱,還要在現場演戲、當替身,收工後又要去對物品清單、處理細瑣的行政事務。」
洪昰顥直言,他的動作設計風格,也一直受到環境影響。「台灣的導演偏好拍劇情片,所以我們設計的動作,更多是為劇情片服務的,也因此必須要寫實,所以我就需要常常看其他劇情片裡的動作場面,參考他們的拍法。」
此外,由於大多數台灣演員也更習慣劇情片,因此在拍戲時,演員往往會更關注動作的邏輯、而不是動作的效果。
「比如拍《狂徒》的時候,吳慷仁就會問『為什麼我要翻桌?』不過這也是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事情──動作設計不能只在意視覺上的效果,也要看劇情邏輯,不然觀眾會出戲,無法理解為什麼突然打成這樣。」
除了邏輯之外,演員當下的情緒,也是設計動作很重要的考量。
「比如在《周處除三害》裡,李李仁飾演的警探眼睛被異物插入後,居然還可以表現得非常沉穩,彷彿並不覺得疼痛。雖然這樣設計好像不合邏輯,但這就是導演想要的狀態,能看出角色的執著性格,同時讓他和對手的糾葛變得更深。」
而這些關於動作設計的考量,大抵都不脫動作設計的兩大流派:「寫實」與「寫意」。
洪昰顥指出,1970至80年代曾經很流行的武俠電影,就是寫意、浪漫的典型,「比如輕功,就是已經不管物理原理和邏輯了。」但他也提醒,寫實其實才是最難做到的,「怎麼讓它看起來很真實,不會太浮誇、太假,然後又要安全、有效果,這個就是最大的挑戰。」
以台灣影業比較熟悉的韓國、香港動作組為例,他們的動作設計風格也存在差異。
洪昰顥說,韓國的動作導演,比較會把動作拆解開來、變成一個個模組,讓演員更容易學會,然後再把模組拼成一個完整的動作,「韓國的這種做法,讓我覺得那才是真正的工業,但也會犧牲掉一些我覺得很真實的東西。」
至於香港的動作風格,則會希望演員能真的學會整套動作,流暢、完整地把動作表演出來,而不像韓國那樣把動作切分成幾個模組,目的就是希望更有真實性,也會強調讓觀眾感覺到痛。
不過現在的他在設計動作時,會盡可能融合兩種流派,「其實韓國動作演員,早期也都是模仿香港,後來才發展出新的路線,可以把戲劇張力跟寫實的元素,盡可能搓揉在一起,這是他們厲害的地方。」
洪昰顥期待,台灣有天可以像韓國一樣,逐漸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風格,「但這終究還要回到電影產業的大環境,看有沒有夠多的作品、資源或經驗,可以讓動作設計產業去慢慢摸索出新的風格。」
(※11月26日更新:洪昰顥以《周處除三害》榮獲第60屆金馬獎最佳動作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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