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一甲子,60歲了。
但,金馬在過去的5年間,經歷各種大小環境的顛簸。先是第55屆金馬典禮上,得獎人和頒獎人的發言觸發兩岸政治的敏感神經,引發中國主流電影在隔年開始默默「退場」,不過一年之間,報名的劇情片從228件銳減為91件。緊接著是香港反送中的動盪,以及長達3年多的COVID-19疫情,從台灣到世界各國的觀眾不太進電影院看戲,重挫戲院票房,觀影者的習慣也被串流與短影音改變。
政治和商業力量的壓迫總在不同時代以不同面貌襲來,但仍有一群真心熱愛電影的工作者努力把電影當一生的志業,即便在電影蕭條的階段也努力找回生氣。
當中國電影缺席,華語電影獎失去一塊重要的拼圖時,我們看見愈來愈多的電影採取國際人才組隊,大家打破了國族、空間與創作的疆界。
台灣也產生新的座標,除了迎來一群像黃綺琳這樣的香港電影創作者,更鼓勵不少星馬導演拍出在自己國家不容易被聽到的故事。大馬導演
王禮霖的《富都青年》入圍7項、
張吉安的《五月雪》獲得9項提名,這些故事在母國或被忽視、或被噤聲,但他們到台灣找演員,也獲得金馬創投的資金支持。而一群不願「北漂」到中國拍片的香港導演則降低預算走向獨立製片、或尋找國際資金,將創作回歸庶民生活,像是入圍劇情片、新導演等5項提名的
《年少日記》。
台灣電影人則持續自我挑戰。不論是演員轉進導演的
李鴻其,或是息影20年遇到好劇本再復出的
陸小芬;而過往在電影工業裡最常被忽略的像動作設計、攝影、音樂等技術項目,也在近年朝專業主義更加精進。
本屆金馬獎以《周處除三害》等3部作品入圍最佳動作設計的
洪昰顥,很努力把香港電影工業和好萊塢的工作方式介紹到台灣,他受訪時說希望台灣能擺脫過往仰賴韓國、香港技術人員的窘況。而近年以《返校》、《無聲》、《瀑布》等電影拿下多座獎項的配樂家盧律銘也在我們
Podcast專訪中提及「台灣配樂的環境已從癌症末期,慢慢拉回來到第二期的狀態,慢慢離開谷底」,現在他也努力把年輕一輩的音樂人帶入電影配樂。今年金馬最佳攝影入圍名單中更出現首位女性工作者
余靜萍,她與新加坡導演陳哲藝合作《燃冬》,也曾在中國拍攝《七月與安生》、《少年的你》,面對沒碰過的攝影器材如「伸縮炮」、「搖輪」,她學會使用後就自掏腰包買回台灣,開放自由租借,她想著的是:「我們這一代的電影人,有帶給下一代的人什麼嗎?」
自由與傳承,是所有曾在金馬獲得過鼓勵、資源的電影人,都執著思考的事。
過去10年,金馬執委會從下游的頒獎典禮一路走到上游整隊,包括邁入第15屆的金馬電影學院、連開第6年的電影大師課,就是想為電影撐開一個更寬廣和自由的空間;這10年,也透過4屆金馬執委會主席──侯孝賢、李安、張艾嘉、李屏賓一棒接一棒的高度,把他們的專業、人脈、國際視野挹注給下一代,讓創意、資金、團隊在這個平台上彼此看見,心意交流,更拉升金馬的國際地位。
金馬60,電影人持續在困難的環境中,創造美好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