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吉隆坡市中心，高樓聳立的內圈卻有個破敗社區，中央交匯點的巴剎（Pasar，即馬來語的市場）人聲鼎沸。更早以前，這裡是華人集居的社區「半山芭」，後來人們更常稱它「富都」（Pudu），儘管這裡的人一點都不富有，來自各國的移工在此交融。

作為導演，王禮霖堅持得在這裡拍，是因為這個地方「充滿味道」，雞被屠宰的味道、潮濕的霉味、老鼠和各種生物的排泄，「這些味道真的重。」

不只深入菜市場，兩兄弟戲裡蝸居的家，就在附近一處老舊大樓租借搭景。1975年蓋好的大樓，電梯壞了25年都沒人修理，拍攝地點在9樓，工作人員得每天爬上爬下。不只路遙，排泄物積累的臭味更難忍受。

透過味道、居住環境，快速讓劇組和演員進入大馬底層的殘酷現實，是王禮霖的「謀算」。

「我的場記說，這部電影真的是不臭的地方不去，不髒的地方不去。可是我清楚知道，那個味道對現場的大家是有衝擊感的，不可能找光鮮亮麗的地方，不可能乾淨，最好還滴水，你在裡面就彷彿身在其境，你就知道世界是長這個樣子。」

眼前的王禮霖留著小平頭，身型瘦高、斯文整齊，實在很難把他和上述場景合在一塊。這次金馬新導演入圍者中，48歲的他是最年長的，為了把心中的故事拍出來，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從瑞士佛瑞堡影展、遠東電影節、紐約亞洲電影節到西寧青年電影展，《富都青年》在國際影展斬獲許多獎項，本屆金馬獎更入圍7項。首次執導劇情長片成績不斐，但王禮霖並非新手，由他擔任監製、與馬來西亞導演陳勝吉合作的《分貝人生》一鳴驚人，不只拿下2014年金馬創投會議的百萬首獎，更讓陳勝吉角逐金馬56新導演寶座。

《分貝人生》拍的是居住在富都的貧窮家庭，沒有巧合，王禮霖始終記掛著底層的處境，那些用邊緣身分活著的人。很多人好奇，這種關懷是否來自王禮霖個人的生命經驗，他笑著說，自己生在小康之家，和父母互動也很親暱：

「很多人以為我經歷過什麼童年慘事，其實沒有。我內心充滿很多愛，哪怕看到路邊一隻小野貓，人家餵牠吃東西，我都覺得好感動，尤其年紀愈大，這個事情就更顯現。」

家境無虞，但年少時一次出國打工的經驗，卻讓王禮霖嚐到人情冷暖。那是他與台灣的第一次接觸。

1999年1月7日，寒流來襲的第一天。從桃園機場出發的車上載著滿滿移工，準備要發配到各個工廠，王禮霖也在車上，看著同行的人一站站變少，最後來到新北市樹林一帶的鐵工廠，天色都暗了。迎接24歲青年的是頂樓加蓋的狹小房間，堆放在角落濕得發霉的被單，還有一個冷便當。

「我度過了一個很可怕的晚上，就很難過，我在馬來西亞不是好好的，為什麼要來這個地方？」大學念廣告設計的王禮霖，姊姊剛好在台灣做仲介，當時馬來西亞廣告市場不好，想存錢的他便來一試，工作內容本來說是組裝手機，結果卻被叫去磨鐵件。月薪扣稅加雜項只剩一萬二，不僅沒有加班費，王禮霖還要早起打掃整間工廠、收垃圾、洗廁所。

「我感受很深，雖然我會講中文，可是廠長不會當我是本勞，他還是當我是外勞，外勞做就對了，吃的沒你們的份。」工廠沒供早餐，王禮霖會去麵包店買整條白吐司，算好每天吃兩片。

在苦難之中，對他伸出援手的不是講華語的人，而是和他一起被剝削的菲律賓移工們。他們會告訴王禮霖怎麼寄信、生活用品夠不夠、夜市有什麼好吃的、週末哪裡好玩，就像《富都青年》片中關心阿邦有沒有吃飽、分享自製咖哩的移工一樣。

「語言不通，他們沒有兄弟姊妹、沒有愛人在身邊，為了要生存，就算被欺負也要忍，或是他們背債來，不能隨便說要回去就回去。」王禮霖從這幫異鄉遊子感受到踏實的溫暖。時至今日，成為創作者的王禮霖最想講的還是這些人的故事，尤其在馬來西亞生活的移工，處境又再艱難數倍。

「你每天都看到那些事，好像我的電影第一場戲，就是做賊喊抓賊，明明賣身分證（給非法移工）後面最大就是警察，可是你又無可奈何。移工被騙來到這之後，全部擠在宿舍，40個人擠一間房、20個人擠一個廁所，難道他們不是人嗎？」

說話謙和有禮的王禮霖，情緒難得激動起來。他說，馬來西亞明明產業極度仰賴移工，卻不願給他們身分。

身分證劃分了階級和內外，在馬來西亞，藍色是正式國民身分證，紅色是永久居留證，但不能投票、沒有完整公民權利；最底層的則連證件都沒有，像片中吳慷仁飾演的哥哥阿邦，就算賺到錢也無法在銀行開戶，隨時得躲警察查緝。

「他們就是我們國家的幽靈，出生在這裡卻哪裡都去不了，你是無形的，你能怎麼樣？」

王禮霖說，統計上這樣的人從數萬到數十萬都有，田野調查時，大家也都說想拿證、想跟著程序走安分守法，但事與願違，他們身上連一張放自己照片的證件都沒有。

「我一直希望帶出去的是馬來西亞的故事，今年年初我去了瑞士、義大利、美國跟他們交流，讓他們看馬來西亞故事，我很proud做這個事情。而且當他們看懂的時候，就覺得是給一扇窗口，看見馬來西亞現在的社會情況。」

但王禮霖不是一開始就用電影說故事的人。

對大馬娛樂圈有認識的人，一定聽過王禮霖的名字──他待過廣播電台、做了20年唱片，更當上當地中文音樂獎的主席。為了幫公司的藝人找出路，2008年他轉戰影視，從偶像劇一路拍到電影，旗下藝人沒有戲約和通告，王禮霖就自己發。在《富都青年》中飾演弟弟阿迪的陳澤耀，就是王禮霖一路栽培的偶像歌手，王禮霖監製的每部電影裡，幾乎都有陳澤耀的身影。

2023年10月3日，金馬獎公布入圍，劇組的其他人比王禮霖更激動。

「我跟阿澤（陳澤耀）合作很久了，說過有一天要一起去走金馬。我們知道，不是做每一部都能走到金馬，可是你不做就沒有機會，所以我們一直都很努力地做。」王禮霖常自我調侃，做唱片沒機會到金曲、做電視也沒去到金鐘，至少做電影要走一趟金馬。

另一個為王禮霖衷心感動的人，是《富都青年》的製片張煒珍，他們是電台時期就認識的老同事，後來一起合作影劇，成了彼此公司的合夥人，共同推動台灣和馬來西亞兩地的電影交流。2019年，當王禮霖提出《富都青年》的故事雛形，張煒珍雖然支持他執導演筒，卻也比誰都更明白他肩負的重擔。

「你之前是一個監製跟製片，跟這麼多導演合作，當你下來當導演的時候，不就全世界要看你怎麼拍嗎？這個很直接嘛，壓力是很大的，要就要做到位，不然其實是變一個笑話，」話雖如此，張煒珍知道好友有故事想說，王禮霖的熱情體現在過去的各個提案裡，「當一件事情沒有完成，他就會一直試，透過不同的案子要去講他的命題，那你總是要讓他去拍到他要的東西，這件事情才會圓滿。」

2018年，王禮霖生了一場大病，當時的他自問還有什麼願望未達成，回望內心，才看見那個未曾消逝的導演夢。

王禮霖還記得，小時候舅舅喜歡在家裡開電視看電影，他第一部看到的是台灣導演虞戡平的經典作品《搭錯車》。長到懂事的年紀，他自己跑到吉隆坡的唐人街買VHS錄影帶，《囍宴》讓少年王禮霖成為李安的影迷。

談到李安，王禮霖的眼神滿是憧憬。2019年，王禮霖靠著監製的電影《樂園》參加金馬獎入圍晚宴，當時李安是金馬影展執委會主席，也有出席活動，「但我不好意思跟他拍照，太害羞了。」也許是緣分安排，今年李安再任金馬評審團主席，從監製到導演，王禮霖的電影夢繞了一圈，又回到起點。

說起來，台灣跟王禮霖的電影路密不可分。

2014年，王禮霖經歷人生的極低潮，第一部投資的馬來西亞愛情電影《同學會》慘賠；但同一年的金馬創投會議，卻也是他谷底反彈的轉折點。

那年，王禮霖跟張煒珍分別帶著各自的電影提案參加創投，第一次的經驗讓他們大開眼界。張煒珍說她簡直嚇傻了，原來創投要準備這麼多東西，卻好傻好天真地只帶了故事來，「我們走過別人的房間的時候，好自卑，因為我們看到別的團隊都有布置、陳設，做得非常好，跟電影的主題完全搭。」

當投資方絡繹不絕地進出台灣組別的房間，張煒珍走過走廊，回到自己這間卻是空空如也，「但禮霖笑說，至少我這組還有準備一些明信片，他的真的就是跟《分貝人生》一樣，一整個貧窮啊。」

但任誰也沒有想到，當年的百萬首獎給了來自馬來西亞的無名小卒。頒獎典禮上，王禮霖看著前面的獎項都沒中，已經跟身旁的陳勝吉開始討論，該去買鳳梨酥當伴手禮回家了。當評審陳可辛一宣布，王禮霖傻住了，「我還記得那時候，在台灣也不認識什麼人，我從台北文創要走回君悅飯店，那是冬天，我一面走一面哭。」

一樣是冬天。15年前的王禮霖在台灣感受異鄉人的無助和絕望，15年後，他找到繼續拍片的動力。

當獲獎等身的張艾嘉點頭出演《分貝人生》，王禮霖作為監製初心者，想辦法從前輩身上汲取各種養分。到了《富都青年》，王禮霖第一次當導演，金馬影后李心潔也是首度擔綱監製，兩人彼此學習討論，都在跨出過往的舒適圈。

不變的是，王禮霖總像塊海綿，好奇而謙虛地嘗試。「心潔在溝通，我也在學。我跟自己說，雖然之前都當監製，可是我是第一次當導演，我要把身分放得很低，放開耳朵去聽、放開眼睛去看，我要接受所有的批評和指教，對的東西我都要聽，大家一定是為了這個事情好。」

為了《富都青年》，王禮霖跟整個劇組做了扎實的田野調查，故事裡三個要跳樓被救回來的小女孩，是真人真事改編；他也走進印尼移工的居住空間，和社工聊個案。讓王禮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個菲律賓媽媽，家裡太窮，「媽媽每天就用五塊錢，買一包塑膠給他們輪流吸，吸了孩子就呈現一種亢奮的狀態，不會肚子餓，因為午餐沒有錢吃，大家晚餐才有得吃。」

雖然在電影裡沒有拍出來，但阿邦和阿迪兩兄弟都有詳細的角色傳記，包括他們的生父生母究竟是什麼身分，為什麼會消失只留下孩子，設定都很完整，讓演員更能揣摩和進入。陳澤耀原本就對富都一帶熟悉，吳慷仁為了融入環境，直接在菜市場幫忙、真的打起零工，「因為菜市場都是外勞，他就觀察他們走路是怎麼樣，講話動作，平時不忙的時候、移動的時候是怎麼樣子。」

除了盡量貼近外籍移工的模樣，由於哥哥阿邦是聽障人士，在片中幾乎都是打手語，劇組也找手語老師來指導每個動作怎麼表現。其中一場關鍵戲，是阿邦在監獄中和法師的對話，法師鼓勵阿邦要「好好地活著」，但經歷各種劫難、被宿命無情擺弄的阿邦，終於控制不住情緒崩潰。

王禮霖解釋，「哥哥到了這個點，他是對整個宇宙控訴，他多麼的痛苦，前面都是很壓的，到這邊一次把過去宣洩出來。其實一生中他沒有做錯什麼事情，為什麼面對命運是這樣子。」

要讓情緒表達真實到位，王禮霖、吳慷仁、手語老師來回修改台詞，力求讓肢體動作符合阿邦的階級和身分，也做出表演的力道。這場惹得觀眾淚流滿面的片段，吳慷仁在等戲的時候反覆練習，只彩排過一次，拍攝當天完全沒有NG，兩個take就順利拍完。

王禮霖在拍攝期間很少叫大家彩排，怕「把情緒用掉」，另一場哥哥和弟弟在獄中告別的戲，也只彩排一次，但兩兄弟培養的默契和情感太濃厚，入戲到難以脫離。

「兩個人（彩排）哭很久，哭完之後才討論說，這場戲不要講話好了，都用比的，只講最後那句話──『下次我做哥哥，我保護你』，這句台詞我記得自己寫完時，在房間哭死，哭了10分鐘。」

正式開拍時，張煒珍說整個現場的劇組人員都不敢輕舉妄動，深怕衣袖、衛生紙摩擦的聲音被收音進去，她印象非常深刻，「我們憋到每個人靜止不動，眼淚是一直這樣流下來，攝影師也在流淚，我們的場記要看影片，我叫他要不要控制一下，因為你哭就看不清楚，所有人真的哭到一個不行。」

喊卡之後，王禮霖才一個個發面紙。

會為了一句台詞爆哭，卻也可以冷靜地統籌全局，王禮霖集感性和理性於一身。

當過監製的王禮霖，比誰都更清楚電影預算的管控有多重要。《富都青年》的預算是新台幣2,600萬元，略低於台灣一般國片的平均成本，但已比馬來西亞高。張煒珍換算下來，拍攝期只能抓25天，前後加緩衝2天。換句話說，除非是天氣因素要重拍，幾乎不能容許其他延誤。

張煒珍說，有個當過製片的人來當導演，是很幸福的事──王禮霖不爭執要更多預算，而是思考如何在有限的資源內，珍惜資源做到最好。「我一直觀察他，開拍前兩天的時候，他完全沒有一絲笑容，笑不出來，因為壓力很大，但是第三天的時候，他笑了，我就知道他沒問題了。」

儘管承受壓力，王禮霖不把壓力轉嫁給其他工作人員，他不催促現場燈光和美術，因為明白這些都需要時間；他也不超時，因為大家需要足夠休息，「後來我的要求，我跟副導講得很清楚，就是12個小時，最多13個小時，大家要足夠的休息時間，我都可以去調整。所以這是很有愛的劇組，大家每天來就是想好好地把戲拍完。」

這次合作的印度籍攝影師卡迪克・維傑（Kartik Vijay），過去曾拍過《夕霧花園》、《緝魂》等作，本屆金馬也入圍最佳攝影。王禮霖原先擔心英文溝通會增加難度，但攝影師給他滿滿安全感，表示只要導演明確表達需要的內容，技術面他都會包辦。

「我的整本劇本，每一場的分鏡都是他畫的，我一邊講他一邊畫，畫好就印出來給我。分鏡在開拍前一、兩個禮拜就做好了，大家拿到很清楚，就執行，」王禮霖認為，前置的完整度是讓拍攝可以順暢進行的關鍵，而且燈光和攝影的專業，讓後期調光省了許多功夫。

王禮霖更可以應用過去所學的廣告設計專業，深入經營每個靜態畫面，讓電影鏡頭的每一幀影像定格下來，都染上他預計的色彩──例如戶外都是暖色的紅、黃、橘，室內則是青、藍、深紅，來營造不同的氛圍和場景。

曾和王禮霖合作的馬來西亞導演陳勝吉觀察，在拍攝《分貝人生》時，王禮霖還像是一只沒有明確方向的容器，「很多東西被倒進來之後，他都會去吸收所有的種種，雖然看起來好像是個文藝片，不那麼商業，可是他還是願意去做非常多嘗試。」

當時的狀態，比較像在茫茫大海中摸索方向，有什麼就抓著什麼。但從2014年到現在，也經過了將近10年時間，陳勝吉說，「他幾乎每年一部或兩年一部，產量非常驚人，又不是一個非常大的公司。所以他本身是非常開放，但目標也很明確，知道每一部電影要做的原因是什麼，也很有毅力，因為他深信那個目標可以被達成，所以會一直執行下去。」

如果要說，是什麼驅動著王禮霖一直往目標走去，也許他會說，是愛吧。

懷著一顆想照顧別人、給人機會的心，他從音樂轉向影視，為陳澤耀和其他合作的藝人找出路。這次《富都青年》的配樂和主題曲製作，他找了拿紅色身分證（永久居留證）的馬來西亞歌手片山涼太操刀，作品這次也入圍金馬最佳電影原創歌曲。

在音樂頒獎典禮相識，王禮霖看見片山的才華，疫情來了，他發現這個年輕人孤零零一人生活，「很慘，沒有收入不用吃飯嗎？我就鼓勵他跟著我，付他薪水，請他做配樂。我覺得很乖的孩子，你不給他一個機會，怎麼可以，我過不了自己那一關。」

在《富都青年》沉重的宿命和壓迫之中，王禮霖最想傳達的訊息是：愛是內心最強大的力量。

片中，在扶養兩兄弟長大的變性人Money姐的生日宴會上，放著鄧麗君唱著的〈千言萬語〉：「不知道為了什麼，憂愁它圍繞著我，我每天都在祈禱，快趕走愛的寂寞。」那是意外和厄運襲來的前夕，所有人共享溫存的片刻，隨著音樂和舞步迴旋，也是王禮霖私心最喜歡的一場戲。

「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的美好，大家各懷心事，哥哥有哥哥的心事，弟弟有弟弟的心事──可是他們都知道這個世界上，此時此刻，我擁著的是你，你抱著的是我，我們還是屬於彼此的。他們沒有血緣關係，但是這麼的相愛。這種底層的取暖是常會見到的事，可貴的是我們珍惜彼此、照顧彼此，有難的時候，我願意為你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