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遠在巴黎的王兵遠端連線，採訪還未開始，他先開口說：「我現在這裡（中午）12點多，能不能1點前結束？還有工作。」在今年坎城影展的《青春》第一部曲《春》的首映會上，他曾說自己喜歡且願意勞動，從其創作歷程可推敲一二。

2002年他推出《鐵西區》，2007年推出第二部作品《和鳳鳴》，至此後他不輟創作，2007年至2018年，幾乎年年有新作。今年56歲的王兵好像仍在追趕著什麼，想要把眼前飛快的中國變化拍下，深怕一晃眼便消失。但回應自己電影裡的景況，他說：

「在我的電影裡，總是在徘徊的問題──我覺得一個社會最重要的是公平，當所有勞動者，在不公平的狀態下不斷地勞動，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我覺得，每個人都不太希望變成他人的工具，但事實上，很多人這輩子的命運，就是別人的工具。」

2002年，王兵完成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鐵西區》，記錄遼寧瀋陽鐵西區工廠的下崗潮。全片分為三部曲：《工廠》、《艷粉街》和《鐵路》，總共時長9小時，全片毫無旁白，沒有明確故事線，全是工人們的真實日常，勞動、娛樂、打架、洗澡⋯⋯。開場隨火車進入白雪皚皚的鐵西區，再以火車駛進無盡黑暗作結，靜靜地述說計劃經濟黯然退場後，不知何去何從的工人們。

在那之前，出生瀋陽的王兵，曾移居至浙江湖州長住多年，記錄吳興區織里鎮的故事。織里鎮，鎮如其名，號稱​中國童裝之都，擁有上萬家童裝製造工廠，中國有7、8成童裝皆出自於此地，數以萬計的農民工來到此地謀生。

王兵一直都想拍攝長江流域的故事，但選擇織里鎮是偶然的。他跟著雲南打工的小孩來到這裡，決定拿起攝影機。

「中國是人口密集的國家，農民數量巨大，在市場經濟興起以後，出現新的生產模式，這些農民也獲得一些自由，包括工作與生活的選擇，當然這種自由是引導性的，這是前所未有的一件事，那作為這個時代的人，這個時代的電影工作者，你說我做什麼？就是拍拍他們。」

其作品《苦錢》、《15小時》，以及今年入圍坎城影展主競賽單元的《青春》第一部曲《春》，都是織里鎮紡織工廠工人勞動的故事。

紡織工廠的工作並不輕鬆，一日工時長達15小時，從早上8點至晚上11點。王兵將工人一日生活製作成紀實影像《15小時》，於希臘的當代藝術博物館播映，不斷循環播放的《15小時》，宛如這些工人的每一日；《苦錢》，片名取自這群工人的自嘲，他們不說「去工作了」，而是「去尋苦錢了」。苦，不只工時長，更是原本冀望的美好生活並沒有成真，反而愈生壓抑難耐。

相比之下，《春》顯得生氣、有活力。王兵將鏡頭對準工廠裡的年輕人，還未深陷生活的難，不尋苦錢，他們做工之時，隨音樂哼唱華語流行歌曲，談情說愛，也想像未來。「這個產業的工人，相對年輕或處壯年，多數在40歲以下，體力好，靈活，每天做的數量多，掙的錢也相對多，但會隨著時間被淘汰。一般從17、18歲開始做，大約2年後，技術就完全成熟，從20歲做到40歲也有20年了，年齡再大的人，會去做飯、釘扣子、做包裝。」

《青春》同樣將是長達9個多小時的三部曲，《春》、《苦》、《歸》，第三部曲《歸》甫完成後製，正回頭進行第二部曲《苦》的剪輯工作，《春》裡工廠青年的青春與活力，將隨《苦》、《歸》走往不同的人生方向。相隔20餘年，王兵從最早《鐵西區》的中國北方計劃經濟退場，轉場至中國南方市場經濟的競爭、拼命。再次製作三部曲，是為了理解此時此刻的中國。

「我生活在黃河流域，所受的教育和文化都是北方的、相對傳統的。雖然對長江流域的文化並不陌生，但畢竟沒生活在那，對於那裡的人，只是一種想像，很難做到精確的判斷。透過拍片，也是增加了解這種生活的途徑。某種程度，上海代表著中國過去百年來的一種新的文化，未來的世界肯定是多文化的，或者說與其他地域的民族文化不斷交融、相互認同。所以對我來說，想花點時間理解中國現在的一個狀態。」

不同於計劃經濟底下的工廠運作，織里鎮自有邏輯，整個資金系統靠著彼此互相的信任與支持，不需要銀行，與店家老闆訂貨，多是賒帳，等到賣出衣服有錢了，再還款。老闆與工人們也是如此，工人們打工前並不知道酬勞，半年後才結算。

「這款麻煩一點，有花邊，還有三層。是看麻不麻煩，我們不會亂說的。」 「這款麻煩點，但它要小一點。這兩款都6塊5毛，你只是相差2毛5分錢。」

《春》的後半部，工人們圍在一起討論不同款式的單件酬勞，依照工序繁複程度，與老闆討價還價，也發生兩方達不到共識，僵持多日。

「那個人在談工價，老闆給太低了，一個人掙1、2萬塊錢，沒結帳，都在那邊吵。應該去拍一下，這是真實的。」

王兵沒想過什麼是「應該拍的」，「很多故事是在未知狀態下逐漸形成的」。《青春》原先片名為《上海青年》，「那就是一個計畫書嘛，臨時取的名字。等到影片快出來的時候，才在想應該叫什麼名字。這個影片的人物比較多、故事線索很龐雜，那人物都比較年輕，就叫青春好了。青春，不是聚焦在某一個人身上（的特質）。」他強調，《青春》不是群像，而是一個個發生於單獨個人的情節，每場約20分鐘，共有9個段落，有些人僅出現一回，有些人重複多次。

「我覺得用『選』這個字不對，我們沒有一定要拍誰，都是拍攝時才能確定誰能拍、誰不能拍，有些人拍起來自由些，那就多拍一點。它（拍攝）不是規定好的，是非常自由的狀態。」

王兵的鏡頭總是能進入最私密的場景，好似完全自由。《青春》裡，跟隨這群年輕人進到各種私密的私人領域，在鏡頭前，他們說出意外懷孕、與老闆借錢、巷弄裡把妹、與同事大打出手⋯⋯。更早的《鐵西區》裡，男性工人甚至裸身，自然地行過攝影機。

鏡頭後的王兵，安靜地觀看，任由這些個人發生所有事。對他來說，在他眼裡，所有理解都是相對的，他也正在觀察。但首先，必須先建立自由表達的敘事方式。

王兵有股特別氣息，讓被攝對象能在其面前流露真情，許多被攝對象都與他在微信保持聯繫，與《春》裡的年輕人亦是，不過，也因為《青春》在巴黎進行後製，這些年輕人還沒有機會觀看作品。

談及自由，不免想問：《青春》裡的年輕人真的有自由嗎？他回：「相比計劃經濟，那自由大多了。計劃經濟時期，他不能離開自己的村莊，不能選擇居住地。那這些鄉村裡來的人呢，要不做電子類，要不做建築工，要不做服裝，能選擇的是這些體力勞動，他們在這當中選擇適合自己的，從學徒慢慢變成熟練的工人，一年一年看哪裡可以掙得更多。所謂理想，必定是在他的可見範圍內去選擇的。」

理想是相對的。對王兵來說，限制與條件，也是一種選擇，造就他獨有的電影語言。

14歲時，王兵父親意外身亡，他接替父親在建築設計公司的工作，本來想進修建築專業，成為一位建築師，「建築學院分數比較高，我沒有上高中，直接去考是相對困難的。」王兵轉而報考藝術學院，進入魯迅美術學院攝影系，曾為了課上作業，到鐵西區拍攝。

畢業後，王兵再到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進修，「攝影專業在中國發展得晚，主要工作需求集中在媒體，但到媒體工作不是我的願望，所以選擇繼續學習，未來從事職業可能寬泛些。」當時仍未想過未來會從事導演，「最初沒有想過做導演，覺得當攝影師也不錯。但因為所有電影計畫都以導演為中心，攝影師的工作特別被動，才開始想自己開始（創作）。」

原先，他想拍攝關於鐵西區的劇情片，但沒有資金，決定改以手持式數位錄影機（DV），一個人走進鐵西區。

《鐵西區》是最早一代的數位錄像設備的電影作品，當全球電影工業仍在使用膠卷拍攝，王兵已將電影語言帶進緊密的中國社會，穿梭於人群與生活，捕捉細膩情感。

1997年，市面出現DV，親民價格、使用上的機動性等特性，推進中國獨立電影製作的進程，跳脫電影學院的那一套邏輯，創作者拿著DV走入社會，拍攝真實直接的故事，許多埋藏檯面下的深刻問題一一被記錄。也因而造就中國獨立紀錄片運動，王兵也是代表導演之一。

王兵總是將目光對準那些在大時代下求存的個人。《青春》、《鐵西區》和《三姐妹》緊扣生活與勞動；紀錄片《和鳳鳴》、《死靈魂》及劇情片《夾邊溝》，都關於中國共產黨反右傾鬥爭運動下的倖存人物；《瘋愛》則記錄雲南一所精神病院裡，男性患者們的生活。

看似夾帶宏大的歷史語彙，但王兵澄清，從來沒有這種創作欲望。「首先呢，藝術是針對個人的。那麼，雖然我拍的是個體，但肯定跟當時社會環境有所關係。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一個題材延展出去就會很寬闊，才讓人感覺拍攝宏大敘事的意圖。」

DV問世之後的十餘年，獨立影展曾在中國遍地開花。流亡香港的中國導演應亮回憶，王兵的《鐵西區》、《和鳳鳴》都曾在中國放映過，但再之後王兵及其作品幾乎不再在中國正式亮相，「他是邊緣中的邊緣，中國獨立影像已經非常邊緣了，但他在這個群體更邊緣的位置。」應亮也坦言，不少王兵作品，他也是用非法盜版方式觀看。

確實，網路一搜，不難找到王兵的作品。採訪中問及他，難道不會特別想讓中國人看到您所拍攝的中國故事嗎？王兵笑笑地說：「我沒有這樣的願望，我覺得在網絡上（盜版）、DVD能看到也不錯。」如今社會，影像散布之快之多元，王兵在意不了這麼多，他關心影像本身。

問及《春》入圍金馬獎，他也是一樣態度。「我沒有報名，是當地發行商處理的。對導演來說，首映一般來說比較重要，首映以後，電影去哪裡在哪裡，各地都有各種各樣的因素，電影已是分散化的狀態，像今年的《春》、《黑衣人》也會在很多地方放映，我就不再花精力考慮。」

「我是一個藝術家，是從事影像的人，我不只是在使用這個材料，同時也研究它，關注它產生的過程、產生的意義。就像盧米埃爾兄弟（frères Lumière）拍了《火車進站》，那一刻，我們怎麼去看待電影的產生呢？電影這種藝術形式的原始動力到底是什麼？」

王兵其實早有答案。「當然，只要機器還在運轉，從第一刻起就開始記錄。記錄性是影像和電影的活力來源。」

他強調，雖然拍紀錄片，但自己始終在追求電影最原始的美學。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研發處處長林木材也說，王兵作品是很直觀、很有規模的實驗性創作，「與正規電影完全不同，雖然是紀錄片，但你可以看到很多製作電影上的美學、敘事思考，原創性很強。」

紀錄片平台CNEX創辦人蔣顯斌長期關注王兵，認為他的長鏡頭觀察精準，作品時長到有時甚至需要帶便當進場，他說，王兵作品很挑觀眾，特別傳散在藝術類型的影展和展覽空間、國際紀錄片電影節裡，沒有被訓練過眼睛的大眾未必能理解其表達，「但硬核電影節與觀眾很愛他，或是說很珍視他的存在。」

王兵透過長期蹲點，拍出深邃的中國電影，收穫各大國際獎項肯定，但藏於幕後的，是他20多年來對影像美學的追求與累積。而觀眾，會需要時間理解他的作品。「我這一類電影呢，沒有想要創造高收入的需求，但可能持續都會有人觀看，需要時間慢慢疊加觀眾群，這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

這種漫長，是從有限到無限的醞釀。「實際上，這個時代的影像並不專屬於電影，它也是藝術的載體，屬於一切可能。」

談及未來創作，他同樣想像有任何可能。「所有情況都是迅速在調整的，工作重心不在中國了，那可能就換種方式吧，可能我就不會再拍紀錄片了，或者題材選擇上會拍其他的。現在不是以前，好像你是這個國家的人，就只能拍這個國家的電影，世界已經不是這樣子了，別人不會給你任何限定。」王兵說：

「剛進入電影行業時，完全不知道自己要拍什麼電影，可能多數人選擇故事片，但對我來說，那是不太現實的選擇，所以做了很大幅度的調整，選擇了紀錄片。很多事情很難講，你的理想是什麼，最後實現的又是什麼。」從一開始，王兵就沒設限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