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導演陳哲藝一直記得那一天。那是10年前的第50屆金馬獎，歷屆影帝影后站在舞台上，成為最耀眼的風景。該屆的最佳劇情片頒給《爸媽不在家》，在現場驚奇的掌聲裡，陳哲藝從時任金馬執委會主席侯孝賢與評審團主席李安手中接下金馬大獎，難掩激動的他上台後第一句話是：「我終於跟李安導演握手了！」

也是那一夜，掀開新加坡電影新的一頁。陳哲藝始終記得金馬50，在華人比例超過7成、金馬獎比坎城影展名聲更響亮的新加坡，「那是一個很大的驕傲，變成一個強心針，讓新加坡看到一個關於文化的可能性。」他們拿獎後回到新加坡，甚至有成群民眾到機場接機，這是過往在奧運奪金才可能有的待遇。

10年後的此刻，陳哲藝以金馬60評審的角色來台，從早上9點半一路看片到晚上7點，幾乎是在夾縫中接受《報導者》採訪。如今，陳哲藝已經不是那年默默無名的新銳導演了，10年過去，他持續拍片創作，今年還帶了兩部新作品《燃冬》和《漂流人生》到金馬影展放映。

馬來西亞導演王禮霖也有類似經驗。2014年的金馬創投，在台灣沒認識幾個人的他看著創投頒獎典禮進行，他跟自己監製的《分貝人生》導演陳勝吉還覺得亳無希望，討論著「該準備買伴手禮回家了」；沒想到評審陳可辛宣布《分貝人生》奪下金馬創投最大獎的百萬首獎，兩人都傻住了，「我還記得那是冬天，從台北文創要走回君悅飯店，我一面走一面哭。」

2020年，當疫情讓全球影展幾乎停擺，金馬把新導演給拍了《南巫》的大馬導演張吉安，接過金馬沉甸甸的獎座，他激動地說，「我在寫劇本的時候，馬來西亞不願意投資的人說『這部電影沒有人看得懂』，但我想，總有一天會有人看得懂，感謝金馬獎看懂了。」

金馬從不吝嗇給予優秀的新導演鼓勵，特別是為當時還電影產業尚未蓬勃發展起來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打開一扇窗戶，讓當地的創作者看見希望，也獲得拍下去的勇氣。

但，這一切或許並非偶然。

第55屆（2018年）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得獎人與頒獎人的發言觸發兩岸政治的敏感神經，引發後續效應。中共其實從各面向都未放鬆對台灣的「控制」，而該屆頒獎典禮上的導火線，讓中國主流在隔年開始默默「退場」，有的影片是報名時就未參加，亦有報名期間撤回的影片，中國金雞獎甚至與金馬獎時間衝堂，連帶受影響的也包括香港電影。

根據統計，因為中國的缺席，第55屆金馬獎有228件劇情長片報名，但第56屆（2019年）時，報名的劇情片銳減為91件，不到前一年的4成。

金馬獎之所以能成為指標性的華語電影獎項，李亞梅認為，歷年主席功不可沒。她觀察，李行1999年擔任主席時，奠定政治人物「不上台、不致詞、不頒獎」的理念，自此金馬舞台上不再出現官員；後來，金馬執委會再推舉具有國際知名度的導演侯孝賢擔任主席，「金馬獎的規格就再拉上去了，侯導之後，是李安、張艾嘉、李屏賓⋯⋯，這樣一個一個把金馬獎的國際地位拉升上去。」

金馬55帶來的變化，沒有人能預料到。長期關注電影產業的影評人塗翔文坦言，「我對這幾年是有點難過的。因為政治因素，中國電影不來角逐，我覺得不是金馬獎的損失，是產業跟觀眾的損失。」少了中國與香港的主流電影，華語電影光譜也缺了一塊，「比如說這幾年就不像以前的金馬獎，可以看見非常完整的、整年的華語電影樣貌，可能只能看到一部分。金馬獎本質不是真的在競爭，而是一個平台，讓大家一起看看，今年有哪些好電影。」

今年隱隱有些不一樣了，即使中國主流電影仍然缺席，金馬獎的影響力仍持續擴展，或許更迎來「馬來西亞年」。

在星馬電影參賽創新高的今年，同樣來自馬來西亞的《五月雪》和《富都青年》受到高度矚目。兩部片的題材遙相呼應，《五月雪》中五一三事件發生地半山芭，就是《富都青年》裡如今外籍移工聚集的底層社區所在之處，它們都從馬來西亞華人的身分處境出發，一個回望歷史、一個聚焦當代，豐富了女性和底層的非主流視角。

星馬電影在金馬獎受到關注，轉捩點或許是陳哲藝以《爸媽不在家》拿下最佳劇情片那年。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接受媒體訪問時曾坦言，當年陳哲藝突圍奪金馬，「是驚訝也是驚喜，更是時代意義」。

那個夜晚，同樣刺激著新加坡電影生態。陳哲藝接受《報導者》訪問時亦道，金馬獎讓星國政府更願意投資，年輕創作者接受國內外電影學院的專業教育，懷抱對社會現實、身分認同的思考和關懷。「這10年來，一直有新加坡電影或導演入圍坎城，一個才大概500多萬人口的國家，我自己是覺得挺了不起的。我這一代還有之後的那些年輕導演，有一股新浪潮，而且片子都很有想法，都有電影美學、電影思維。」

對於星馬電影崛起，塗翔文認為，這不只是少了中國電影後才凸顯的現象，更是這些國家的電影確實在成長中：

「電影圈跟所有的環境都一樣，一直要挖掘新的勢力，這兩年在全世界的影展都會看到東南亞的崛起，現在台灣正在上映的《虎紋少女》在坎城得獎，是馬來西亞的片。東南亞學電影的年輕人起來了，開始拍獨立製片，很生猛的這個階段，所以我們會看到這些新鮮的東西。」

長期投身產業工作的有戲娛樂總經理莊啟祥觀察，十多年前，電影產業確實沒有意識到星馬電影的存在，「但現在不一樣了，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的電影產業都在進步，甚或是印尼，相對於台灣電影進入穩定的高原期，（星馬印尼）還有非常大的潛力可以進步。」

在自己的國家不一定能說、不容易找到資金的故事，卻能在金馬的平台被看見，看見華語電影創作者的欲望，把空間撐開，其實早在第55屆金馬之前就持續發生。

除了自1980年就開始舉辦的金馬影展，金馬執委會很早就意識到不能只做一次的頒獎典禮，更要從下游往上游走，打造更完整的產業生態系，推廣電影並培育人才，舉辦第17年的創投會議、邁入第15年的金馬電影學院，以及連開第6年的電影大師課。

以陳哲藝為例，他說：「《爸媽不在家》是金馬創投的一個項目，我又參加過金馬學院，今年來當評審，這個緣分太深了。」張吉安也與金馬獎有過緣分，不只2020年以《南巫》獲得金馬57新導演，他的3部長片都參與金馬創投，也同樣是金馬電影學院的學員。

今年金馬電影大師課師資包括北野武、李滄東、陳英雄等國際名導，演員方面有役所廣司、妻夫木聰、滿島光等影帝影后，更找來編劇、調光、聲音、音樂等世界各國頂尖幕後專業技術工作者，觸及電影產業的各個環節，吸引超過3,000名專業工作者報名，爭取不到1成的入場資格。

對金馬執委會來說，「傳承」是重要的工作。

今年是李屏賓擔任金馬執委會主席的第二年。他曾拿下7座金馬最佳攝影，在前任主席李安的說服下，去年接任這個重要的任務。李屏賓受訪時打趣說：「我是拒絕過李安的，總覺得自己德不配位吧。就覺得攝影師做主席，全世界都沒有聽說，好像都是導演。做主席嘛！要有一個號召力。但可是，像我們那麼老的人，好像就剩下我。」

李屏賓話說得幽默謙虛，但長年在國際拍片，他經驗豐富、人脈也廣泛，去年電影大師課能邀請到日本名導是枝裕和，也是他默默使力：

「其實沒有金馬學院或大師課的時候，我們也在傳承，就是一代傳一代的力量。但學院或大師課，是希望能更有效率地協助大家走直徑，多聽聽不同的人說，不用繞圈子、碰來撞去，讓年輕的創作人員，可以比較快速接近核心，這個是很重要的。」

金馬電影學院是另一個重要的教育現場，學員要組隊完成短片，再由有經驗的電影工作者協助討論劇本、勘景、拍攝、後製等，並於金馬影展放映結業作品。香港導演黃綺琳也曾擔任過學院導師，她說，透過課程，年輕創作者能直接學會產業裡的工作模式，「比如說，在學校裡拍片，想自己改劇本就改。但（電影）工業不行，你有新的想法，就要馬上跟美術部門討論，然後製片要安排⋯⋯這些溝通都是要學習的。」

然而，無論有哪些活水灌溉原本乾渴的種子，更需要的是自由的創作空間，以及攜手往前走的夥伴。如同李亞梅的觀察，「不論是紀錄片或劇情片，愈不合理的社會狀態，電影創作力愈強，因為他們有話想說。」

那些渴望說故事的電影工作者們，遇上不被市場接受的、無法見容於政治情勢的，就往有彈性的空間移動，或是嘗試著試探底線。

以過往華語電影工業走得最前的香港為例，先是金馬55風波，隔年是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動盪，然後是全球疫情。大鳴大放的香港電影像是逐漸和緩下來，有些導演「北漂」到中國拍合拍片或主流商業電影；另一種不想在合拍片體制下，讓題材和劇本受中國審查的，留在香港本土創作，走向獨立製片、降低成本。但即便如此，留在本地的電影也漸漸不觸碰過度敏感的話題。

但他們還是有話想說。塗翔文觀察，「這幾年的香港年輕創作者是有能量的，他們拍的電影成本不高，題材相對現實，回到庶民的、生活的，不像1990年代之前的香港電影這麼類型化。」港產片票房重燃生機，獲得不少本地觀眾支持，好比《濁水漂流》、《白日青春》、《燈火闌珊》、《窄路微塵》等等。而今年入圍金馬多項大獎的《年少日記》和《白日之下》，導演卓亦謙和簡君晉也屬於同一個世代。

36歲的香港導演黃綺琳亦是，她2019年以《金都》入圍金馬最佳新導演，今年再以《填詞撚》入圍最佳改編劇本。初入圍那年，她是初生之犢來台參加金馬獎，切切實實感受金馬獎對電影人的高度重視，她記得自己從機場通關時，有特殊禮遇通道可走，是這樣「生活感」地感受金馬獎。通道象徵的或許也是通往更大的創作自由，隔年10月，她決定移居台灣。

在老一輩的香港影人眼中，香港金像獎的地位遠高於金馬獎，因為前輩們經歷過大製作、接觸過跨國製片，但在年輕一輩的香港影人心裡，金馬獎更是他們進入華語電影的重要窗口，「每年如果想知道有什麼好的華語電影，可以看金馬，我也很認同別人說這是華語界的奧斯卡，」不受外力干擾的金馬舞台也讓黃綺琳印象深刻，「你可以參加或不參加，得獎時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擁有這樣的自由度。」

而那些被國家噤聲的故事，許多時候在自己成長的土地上，反而是更難述說的。張吉安的《五月雪》以血染街頭的「五一三事件」為背景，揭開馬來西亞多族群社會的歷史傷痕。在大馬政治情勢下難以被接受的故事，就連演員都極為難找，不少馬來西亞本地演員看完故事大綱後，直接失聯、沒人敢接，張吉安不得已只好將受難家屬角色從14人縮減到3人，還是行不通，最後台灣演員萬芳接下，出演背負14人故事的阿英。

王禮霖的《富都青年》則揭露在大馬沒有身分證的底層人口如何度日，這也是仰賴大量外籍移工的政府，始終不願意面對的問題。導演們透過鏡頭將這些不被記憶的歷史、刻意被忽略的現實顯影出來，讓無聲者發聲。

華語電影在馬來西亞要發聲是格外困難，2017年曾以《分貝人生》入圍金馬新導演的陳勝吉有深刻感受。他說，馬來西亞人口有7成是馬來人，他們不看中文電影，其餘人口也不見得都講中文，市場非常小，「馬來電影可以賣到5、6億，甚至10億新台幣的票房，但賣得好的中文電影還是賀歲片，接近4,000萬元新台幣就很了不起了。如果不是賀歲片，可能只有400萬元。」好萊塢的商業大片更是大敵，沒有娛樂性質的片子在當地很難存活。

當地市場不看好，內容不夠政治正確，就往外突圍吧。《五月雪》最後採取國際共製，由馬來西亞、台灣與新加坡合製，張吉安選擇把片子帶到國際上，除了爭取更多發行曝光，產製過程也愈來愈國際化。他很清楚，電影是全世界最貴的創作之一，靠不了個人，只能靠團隊，「現在的電影已經沒有界線了，像我的新片《金蘭荖葉》第一筆是來自金馬創投，故事是馬來西亞的，導演是馬來西亞人，演員可能來自香港，我們要打開這個界線。」

界線確實正在被打開，愈來愈多電影嘗試合製，跨國工作團隊也逐漸組隊。有多年國際合製經驗的前景娛樂總經理黃茂昌觀察，國際合製目前還未成主流，是逐漸起步中。

早在1970、80年代時，台港就有不少合拍片，但多數仍限於華語地區。更大跨度的跨國合製電影是2016年由趙德胤執導的《再見瓦城》，由台灣、法國、德國、緬甸合資合製，最後全程在泰國完成拍攝，那也是黃茂昌投身國際合製的第一部片。後來，黃茂昌又做了10多部國際合製片，今年在坎城得獎的《虎紋少女》也是其中之一。

國際合製的作品不見得有亮眼票房，或立即產生經濟效益，但卻可以讓國際看見台灣的電影產業、人才和環境，增加更多合作機會。黃茂昌形容，這就像是交朋友一樣，「所謂朋友就是你得是這個圈子的一部分，有派對你就得去露臉，不管你今天是帶酒去，還是怎麼樣，就是要出現，這個合作是一個長期的。」他也強調，當台灣把門打開、保持開放態度，其他國家才有機會知道我們的能力。

黃茂昌也以法國和新加坡舉例，雖然兩地電影發展的歷史差距很大，但都勇於投資不同地區的片子，在電影產業中就會有一席之地，也可以把市場的利基做大。他指出，目前台灣比較多都還是投資別人的案子：

「例如文策院現在參與的項目裡面，幾乎百分之百是外國導演，可是一定先有這個動作投出去，才有機會回來，看看下一次是不是有國外投資方，來投台灣導演的作品。」

不只是資金流動，人才流動也熱絡起來。近年不少香港影視工作者轉移陣地，從技術人員、導演到編劇等都陸續來台灣落地；其中如黃綺琳在2020年申請來台永久居留，已陸續完成幾個影視作品，包括參與最近剛在Netflix開播的《此時此刻》，同時也在著手進行已故作家李維菁的《人魚紀》電影改編。

台港工作習慣差異大，也讓黃綺琳感覺很新鮮。相對於香港影視製作已相當工業化，講求成本與效率，先評估有多少資金再進行編劇，台灣則是相反，多數時候是劇本先行，製片再去找資金。「有次台灣劇本開了一個遊樂園的場景，只拍幾個鏡頭，還要跑到新竹，這不是很花錢花時間的嗎？要是在香港肯定被罵的，沒可能拍啊。」

創作與想像空間都更大，能到銀行、醫院、遊樂場等地點拍攝，讓她相當興奮，「都是香港很難借到的地方。」但相對於香港工作的高壓狀態，台灣劇組顯得「悠閒」一些，「但台灣劇組分工細緻，在需要著重細節的工作上就表現不錯；若需要隨機應變的崗位，可能香港會比較好。所以兩地工作人員一起交流，互相學習，也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莊啟祥觀察，過去來創投的香港案子可能是純香港製作，但現在多少都會拉其他國家的資金和團隊一起，他們已經開始布局，不再限縮在框框，留狡兔三窟，如果香港不行，馬上就可以離開，到其他地方發行。

金馬60歲了。雖然經歷過政治的衝擊、或是生在創作受到限制的國家、或是電影在疫情後遭遇觀眾不進影院看戲，還有被短影音打破觀影節奏等各式數不盡的挑戰，但在這些熱愛電影的人們心中，與金馬相處的記憶，支持著他們持續下去。

李亞梅回憶，金馬40那年，因為資源不足，金馬需要尋求更多可能的經費，因此移師到台南舉辦，由市政府與企業贊助。所有影人來賓全都要調度到台南，是個非常艱鉅的任務，慘況也是空前絕後。但她還是那樣熱愛影展，「一群熱愛電影的人聚在一起，為他們仰望的電影人服務，把喜歡的電影推薦給更多人，這個工作太有魅力了。」

塗翔文也記得，自己從小就對金馬頒獎典禮很著迷，「有個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畫面是是1979年，導演李行上台領獎後說：『評審是公平的，因為得了兩次並不表示不能再得，我們需要再接再厲！』」再有一次是1986年，面對分別入圍9項的吳宇森《英雄本色》與張艾嘉的《最愛》，楊德昌以入圍3項的《恐怖份子》突圍拿下最佳劇情片，引發各方討論。當時是官員還能上台頒獎的年代，塗翔文至今仍記得頒獎者以濃重鄉音讀出「恐怖份子」的語調，以及現場對大爆冷門的譁然，「是非常前衛、有智慧的選擇。」

塗翔文曾任兩屆金馬評審，那也是他眾多評審工作裡特別印象深刻的經驗：「金馬獎很努力做到最客觀最公正的評選，我不敢講最沒有爭議，但金馬非常努力做到盡量客觀 公正。」塗翔文笑著舉例，複決選評審需要看過所有的影片，而且是被要求在同一個放映室、同一個的播映環境中看影片，「就算你說看過了也不行，抱歉，還是要重看一次。」

因為金馬獎項包括多項技術獎項，影片必須在同一個空間裡放映才能公平評選。內急可以中途離場沒問題，但工作人員會幫忙計時，要是超過10分鐘，得重新看一次片。評審幾乎得花1個月看片，保密條款更是滴水不漏。決選前，評審們就會集體住進飯店，決選當天沒收手機、評審室也阻斷通訊，進化妝室也有人跟著，直到頒獎典禮結束。

黃綺琳也對自己的首次金馬記憶猶新。當年她不知道公布入圍名單也有直播，人在日本被手機訊息狂炸，「突然我就收到很多message，從來沒有電話被這樣炸過。很多人恭喜我，感覺滿特別的，從那一屆開始，我才每屆都看發表會。」黃綺琳睜著大眼睛說，她永遠記得那一年的金馬，走上金馬紅毯的時候，「好像進入大人的世界了」──「大人」，是指成為一個被肯定的成熟的創作者了。

是這些小小的吉光片羽，一點一點累積起電影人閃亮的時刻。跌跌宕宕來到金馬60，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如此描述：

「如果電影是條長河，電影獎總似位於最下游，它承接了創作產製的所有結果，還要試圖淘金剔雜。理想的話，透過獎勵，拔擢激化創意源頭；若談現實，至少也得無畏反映世間美醜。世人不見得明白原委，你卻深知這不是一日煙火，上台這幾呎路可是電影人經年累月的折返努力。」

儘管金馬近年仍盡力展現多元的面貌，但採訪過程中，電影工作者們還是期待著中國電影能重回金馬的可能。

塗翔文坦言，當然不是說台灣電影不夠好，而是如果中國、香港的主流電影來參與，台灣的電影工作者可以接受更多刺激，看見自己可以精進之處在哪裡，回歸金馬獎的本質，交流其實遠比競爭更重要，「就好像一個美食大賽、米其林票選一樣，我把最厲害的菜端出來，評審跟得獎結果都是其次，但是我們每年都可以看到，原來今年有這些電影。」

2022年，李屏賓從李安手上接下金馬執委會主席職務，「要怎麼樣讓金馬延續，還可以有基本高度，中台這邊的文化交流很少，金馬是最後一個。電影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化，需要慢慢面對，這兩年都在找關係，看看能不能回復以前有很多交流、最好的時候。」李屏賓強調，站在都是華語的同文基礎，思想和技術可以互相支援，而且能看見新的東西：

時至今日，金馬除了公平開放的競賽，還有影展、創投、學院、大師課維護著電影不同環節，從推廣、培力、扶持到孵育，串連起產業的上中下游。

已經要70歲的李屏賓，至今還在拍片，今年就拍了4部，他說比起擺著前輩姿態話往事，不如繼續在位置上戰鬥，才能讓年輕人有感。拍片那麼累，如何保持熱情？李屏賓是這麼說的：

「好的電影是有生命的，如果你留下很多好電影，你的生命可以留很久，人家可能不記得這個人是誰，但是作品還在。有生命的電影沒有時代的限制，不會過時、沒有隔代，這個很迷人。每一次拍電影，都是接觸一個不同人的人生啊，都是他們的情懷。我已經過了一百多個不同的人生，很長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