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位於神奈川縣的駐日美軍後勤重鎮──相模補給總庫，這座越戰期間負責維修美軍和南越戰車的基地，更遭數千名日本反戰示威者包圍超過100天。這場被稱為「戰車鬥爭」的大規模反戰行動，成功號召了反安保抗爭、反戰運動、學運青年、環保團體與一般市民群起響應，他們不僅組成「人鏈」封鎖基地聯外交通，更以肉身攔截運載戰車的拖板車，勸說日本司機們不要再替美軍將殺人機器送往越南。

雖然戰車鬥爭的結局，是日本政府出動鎮暴警察與水砲車強行清場，不過相模補給總庫恢復戰車運送的兩個月後，美國和北越就簽署了《巴黎和平協約》，讓美軍在1973年3月從越南戰場撤軍。但越戰的軍事衝突並未因此停止，直到1975年4月30日，北越大軍南下攻陷西貢，南越政權滅亡，越戰才自此結束。

在日本的反越戰示威中，曾經有一句響亮的抗爭口號：「我們絕不成為美國戰爭的共謀者。」這句話不僅濃縮了日本戰後左翼的意識形態原則，也是日本和平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反戰標語之一。然而，隨著台海局勢的緊張升溫，這句反戰口號如今卻經常出現在日本對「台灣有事」的辯論裡。

對於在日本北海道大學傳媒研究院任教的台灣學者許仁碩來說，日本的反戰運動與「台灣有事」辯論，不僅與自己的學術專業重疊，也是他與日本公民團體與社會運動交流10年以來的親身經驗。

37歲的許仁碩，在台灣與日本媒體之間是很特別的「跨界學者」。他主要參與人權運動，曾是2008年野草莓運動的發言人，目前則擔任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執行委員。自2013年負笈北海道大學以來，許仁碩開始研究日本的社會運動與治安體系，博士論文更鎖定了日本警政系統內，專門負責政治偵防任務、應對國安威脅──包括外國間諜活動及國內社會運動監控的「公安警察」。而1960年代的日本反戰與反安保抗爭，正是日本警察與學運世代在街頭衝突與輿論鬥爭的最高峰時期。

在專業研究之外，許仁碩還擁有同世代人中不多見的台日媒體經驗。許仁碩目前在北海道大學教授公共新聞學，他曾經擔任過日本《北海道新聞》的駐台採訪助理，自2014年太陽花運動掀起的公民記者與公共書寫浪潮開始，就穩定在台灣媒體發表評論，並受邀在日本大報《朝日新聞》旗下的數位論壇「論座」撰文，是少數能就台日公民社會與政治時事，為兩國媒體間擔當「認識橋梁」的樞紐。

除了研究與媒體寫作以外，許仁碩也一直參與著台日之間的公民社會交流，從北海道強制勞動的遺骨挖掘、訪問白色恐怖時期日本人權團體對台灣在白恐時期的海外救援、東亞各國的歷史課綱討論、跨國反戰和平運動的對話交流，乃至和日台學者共同推動的認識台灣計畫，許仁碩也參與其中──但正因積極於公民社會的交流互動，許仁碩才會對當前台日雙方的「台灣有事」認知落差、特別是日本反戰論述和台灣社會的相互誤解感到憂慮。

隨著東亞局勢日益緊張，許仁碩不斷思索：如果有一天中國真的對台灣發動戰爭，擁有深厚反戰傳統的日本輿論會如何解釋與回應台灣的處境？日本公民社會是否會像冷戰期間救援台灣政治犯一樣，將台灣的安全危機視為守護亞洲民主的道德義務？還是會將「台灣有事」視作另一場美國對亞洲的侵略，展開反戰抗爭？

以下是《報導者》與許仁碩的訪談，他分享了與日本公民社會的交流經驗，並從日本媒體、公民社會、學術研究與人權支援的角度，觀察台灣在日本輿論中的形象變化，並說明我們可以採取怎麼樣的溝通策略，日本在苦於應對中國威權主義和「台灣有事」討論時，能參考並理解台灣人的經驗。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你最常遇到怎麼樣的反戰運動論述？

許仁碩（以下簡稱許）：對於當前的台海局勢，日本的反戰運動經常以「美國煽動的『台灣有事』」為論述起手式──在他們的理解中，「台灣有事」的主詞是美國，動詞是煽動，意指日美同盟與中國即將在「台灣這個地方」展開對抗。

在這種框架下，台灣僅僅是一個背景地名，台灣的政治主體性並未被看見，台灣人真正的想法與願望也不在他們的討論範圍內。另外也有些人雖然承認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擁有領導人、軍隊和人民，但認為小國在國際政治中缺乏能動性，不過是一枚棋子，沒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運，只會隨大國起舞。於是，台海緊張局勢都被簡化為「美國在背後煽動」的結果，討論也總是回到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傳統路線。

就台灣人的立場而言，聽到這些說法當然令人不舒服，但日本的實際狀況就是如此。在日本，左翼與傳統反戰運動依然擁有相當重要的輿論影響力。如果台灣不希望被誤解、被錯誤代言，甚至讓中共見縫插針搶走話語權，我們就有必要理解這種「沒有台灣人為主體的『台灣有事』」論述背後的脈絡，才有機會建立信任、破解彼此的誤解，畢竟這直接關係到台灣的生存與安全。

報：你在北海道大學的傳播媒體研究院任教，且長期與台灣和日本媒體互動，你會如何解釋日本對台灣的陌生感？

許：長期以來，台灣在日本人的世界觀中彷彿是一個真空地帶。雖然日本人可能經常來台灣觀光、做生意，或者在生活中遇到台灣遊客與同事，但對「台灣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的認識卻相當模糊。

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是台灣長期被國際社會孤立，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另一方面，日本國內對台灣的關注確實很少。例如，日本的歷史課本會提及日本對韓國的殖民統治，但對於日本統治台灣這段歷史──儘管時間更長──通常只是一筆帶過，甚至根本沒教，更遑論戰後台灣。因此，大部分日本人並沒有機會透過教育建立對台灣的理解。

日本媒體對台灣的報導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曾對日本媒體設下「一個中國」的採訪條件──日本媒體若要派駐記者到中國，就必須在北京設立總局並關閉在台北的支局。當時，日本還沒與中華民國斷交，但包括《NHK》、《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等日本主流媒體都接受了中國的要求，撤收台北分部。只有立場偏向保守右翼的《產經新聞》不配合，所以在1967年被中國驅逐出境。

矛盾的是，冷戰期間唯一保留台北支局的《產經新聞》，雖然與台灣政治保持著密切聯繫，至今也是報導台灣最頻繁的日本媒體之一；然而，在日本主流媒體中，《產經新聞》的立場最為右翼，透過其政治觀點所描繪的台灣，也帶有濃厚的保守色彩。長此以往，反而使冷戰期間的日本輿論形成了一種刻板印象，以為「台灣就是和《產經新聞》一樣保守的右翼國家」。

雖然這種情況不僅限於日本媒體，美國及其他國際媒體也有類似的問題，但對於與台灣歷史淵源深厚、且在亞洲各區域報導上投入大量心力的日本來說，這段新聞關注相對空白的時期，無疑是相當可惜的。以《每日新聞》東亞線資深記者鈴木英生為例，近年來他對台灣議題投入了相當多的關注，但他也曾在記者專欄中感嘆：自己書櫃裡有數百本關於韓國、沖繩的專書，關於台灣的書籍卻寥寥可數，常光顧的書店也是如此。這讓他感到震驚與慚愧，因為他一直認為自己對東亞非常熟悉，卻未曾意識到日本的新聞視角長期忽略了台灣。

近年來，不少日本書店開始增加與台灣有關的書籍。書架上的分類包括「台灣─歷史」、「台灣─政治」，甚至還有「台灣─唐鳳」──沒錯，唐鳳自己就成為一個獨立的主題分類。這不僅是因為她的專業背景和經歷投射了日本在數位轉型上的焦慮，更顯示出台灣的國際形象和能見度，在日本輿論中確實正發生顯著改變。

報：中國政府的威權主義日益惡化，從香港反送中、新疆再教育營，到日本任教的教授「在中國失蹤」的消息，這些事件對日本反戰團體的「台灣有事」討論有否影響？日本學界和公民社會又作何反應？

許：有一個前提必須事先說明：日本學界與公民社會中，仍然有人很努力在救援中國、香港與新疆的政治受害者。但整體而言，他們屬於少數派。不過許多日本學者確實會因安全考量而不再進入中國做研究。

面對香港反送中運動和新疆再教育營等事件，按理說，日本左翼作為國際主義者，應該積極回應，並將這些問題納入全球反威權主義的框架中。但仍有不少人選擇保持沉默，甚至提出「不能干涉中國內政」的立場迴避中國人權迫害的事實。

這背後的原因涉及幾個層次。首先，這些事件無法融入「反美帝」的政治框架。日本的戰後經驗與左翼的意識形態傳統，使他們過度聚焦反美議題，至於不符合這一框架的問題，他們則選擇排除迴避。特別是在維吾爾問題上，不少老一輩的日本意見領袖仍為中國辯護，聲稱新疆再教育營是「美國煽動」的反中敘事──這種現象不僅在日本學界和媒體圈時常出現，套路化的論述句型，更常被沿用在「台灣有事」的討論中。

但在過去，日本的社會運動與公民組織曾是整個亞洲人權倡議的樞紐與庇護所。經歷過反安保、反越戰抗爭的日本戰後學運世代，不僅對日本政治與社會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還為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思想奠定了厚實的基礎。此外，日本作為冷戰期間亞洲極少數的民主社會，在台灣、韓國仍處於威權統治時，兩國的政治異見者常將日本視為避風港。日本更曾是東亞政治犯救援的行動中心，像韓國的金大中綁架案、台灣的美麗島事件等重大事件，都曾有日本公民團體冒著極大的個人安全風險，大力支援台韓的民主運動。

在當年的這些公民力量中，日本學界的行動力尤其突出。過去，日本的大學普遍認為：學校應負起責任保護那些被迫害的學生或老師，至少要設法幫助他們獲得合法身分，讓他們能繼續留在日本，或保留一個讓日本公民社會展開救援行動的理由。

例如，台獨運動的領袖許世楷，早年在東京大學攻讀博士時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差點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台灣入獄。當時，許世楷向他的指導教授我妻榮告別：「老師，我的論文只能寫到這裡，因為明天我可能就要被遣返了。」我妻榮卻又驚又怒地回應：「開什麼玩笑！」立刻動用所有人脈救援許世楷，幫助他渡過政治迫害的危機。

但2023年，一名在日本留學的香港女學生，因被舉報旅日期間在網上發表港獨標語，返回香港探親時被香港警察以《港版國安法》控罪逮捕。然而，她就讀的大學卻表示「涉及刑事犯罪的學生可能被退學」，不願處理其中的政治迫害問題，也未見該校系的教師有所表示。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教師身上。北海道教育大學的中國籍教授袁克勤旅居日本超過30年，但在2019年5月回中國奔喪時失蹤，後來傳出被中國政府以間諜罪名入獄。他的同事和北海道學界的朋友四處奔走救援，但袁克勤任職20多年的北海道教育大學，卻在其失蹤期間「代為」辦理屆齡退休手續，並表示「退休教授的去向與學校無關」。

如今，一旦有老師或學生被捕，校方的反應往往是迅速切割，撇清所有關係──這不僅顯示出日本學界早已失去昔日的風骨，也反映了日本公民社會力量的衰退。

報：日本的反戰運動有其現實背景，尤其是沖繩，承受著戰爭創傷和美軍基地的壓力。在雙方生存利益不一致的情況下，你會如何開啟或面對與沖繩立場的「台灣有事」對話？

許：我首先想到已故的沖繩縣知事翁長雄志。2018年在任內病逝的翁長雄志，是沖繩反基地運動中非常具有號召力和代表性的政治領袖。他原本是自民黨議員，與台灣的關係也一直非常密切。後來，當他因為基地問題退黨時，曾反問昔日的保守派同志：

守護安全固然重要，但恣意踐踏基地所在地的民意，讓日美同盟在沖繩失去民心，真的能發揮大家期待的國防效果嗎？

隨著中國對台灣的侵略姿態日益加劇，相關各方──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無論是在台灣、日本、韓國或沖繩──都顯現出日益急躁的跡象。台灣自然因中國的軍事威脅而感到壓力，而沖繩的公民團體則因日本和美國的軍事政策愈發緊張，甚至只要政策涉及台灣，反戰人士便容易焦慮地聯想到：「這是否又與『台灣有事』的作戰計畫有關？」

但要在日本推動台灣議題，就必須面對其獨特的本地政治環境，而我們所選擇的論述路線，也將決定這個倡議能否在日本社會獲得共鳴。更何況日本是一個穩定且相對保守、封閉的社會，因此任何對話都必須以「建立溝通信任感」為起點，不可能一步登天或立刻取得共識。

在日本討論台灣議題時，我的第一個溝通策略是「尊重彼此的傷痛」，歷史的傷痛不應成為對話障礙，而應是促進對話的基礎。台灣人常說：「中國給我們帶來了傷痛，我們長期承受壓迫。」而沖繩人則說：「美國和日美同盟帶給我們極大傷痛，沖繩戰爭的犧牲至今未止。」但雙方表達傷痛後，最直觀的結論卻經常陷入對立──一方希望「聯美抗中」，另一方則至少是「抗美」。

尤其是沖繩，他們的傷痛極為深重。無論是四分之一人口死於沖繩戰役，還是近80年來美軍基地的持續壓迫，這些傷痛讓他們極力主張戰爭不應該發生，美國和軍隊都是不可信的。但這樣的論點有時會無意中否定台灣所感受到的中國威脅。

包括我在內，不少想法相同的朋友在眾多場合，例如我所參與的國際和平運動網絡「和平之海」，常有機會與沖繩、濟州島等地的和平運動者對話。我們經常會提到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紀錄，如天安門事件、新疆再教育營和香港，並說明台灣人經歷了白色恐怖和二二八事件的傷痛，絕不願再回到威權統治的心情。這樣的對話，往往成為開啟反思的契機，有許多朋友因此開始閱讀有關台灣的書籍，或是到台灣來參觀人權博物館、二二八紀念館，試圖多認識台灣。但隨著台海情勢日漸緊張，也會出現一些「那你知道有多少平民死在沖繩戰嗎？再痛苦也不會比戰爭更悲慘」、「戰爭的責任還是在美國帝國主義」、「被占領至少不會有戰爭」之類的反駁。

這種「比慘」反映了戰爭對人們心態的影響。在戰爭心態下，人們容易陷入二元對立，從而失去對彼此傷痛的理解與共感能力。若反戰運動者把自己定位為「反美帝戰爭」的一員，認定傾聽台灣的歷史傷痛，可能會有利於「美帝」時，那就會捂上耳朵。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許多人在「抗中」邏輯下，將沖繩人對日美政府的不滿，視為「親中」、「中國滲透」的產物，這也是對沖繩的歷史傷痛視而不見。雙方看似立場迥異，內在的戰爭心態卻是共通的。

然而，台灣當前的首要任務應是集結可能的盟友，而非製造更多的敵人。因此，面對矛盾或經驗挑戰時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建立信任，讓對方相信我們是真心交流，從歷史傷痛中找到共通點。

第二個策略是「說明不得已」。以台灣的統獨民調為例，台灣人面對的兩種民調問法：一種是「你希望台灣統一、獨立還是維持現狀？」這隱含了中國可能攻打台灣的前提，所以每次結果都是壓倒性的維持現狀；但如果提問設定是「中國不會對台灣動武」，認同獨立的民意則顯著多數，這反映出台灣人最典型的「不得已」現實。

但外國觀點通常只看到民調數字，卻不理解背後的無奈和壓力。就像沖繩人無奈於美軍基地問題無解，只能多向中央爭取補助；或者是與那國島的居民雖不情願美軍基地建設，卻還是因為人口與經濟問題不得不妥協。若我們能清楚解釋這些「不得已」，並探討如何減少無奈的選擇，就有機會進一步打開國際的對話空間，因為它能讓對方更容易理解我們面對的現實壓力，也能促進更深層的交流和討論。

國際反戰運動者容易站在「完美受害者」的立場抗議美軍基地，但許多人也會忽略自己是在各自主權國家的保護下，並不像台灣正面臨更加直接且無援的生存威脅。然而台灣的現狀在某種程度上受益於美國在東亞很強的軍事存在感，如果沒有這種軍事平衡，台灣可能早已失去主權，這也是台灣不得已的現實。

報：你所在的北海道是離台灣最遠的日本。在你的公民交流經驗中，曾遇到哪些困難？台灣在推動與日本的公民對話時，可以具體採取哪些行動？

許：2013年10月，我第一次參與北海道的公民團體活動。當時我對日本的社運、公民社會，甚至北海道都還不太了解，只是因為在台灣參與社運，想認識不同地方的人權議題，便被輾轉介紹過去。他們給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抱來一整箱無名死者的骨頭，讓我和他們一起進行分類整理。

這批無名的遺骨，來自19世紀末到二戰結束期間，日本政府在北海道推行殖民政策時，數萬名因強制勞動而死亡的底層工人。他們有的是囚犯，但更多是從日本各地，甚至是從中國和朝鮮殖民地被拐騙來的勞工。在極度不人道的工作條件下，他們被迫勞動至死，甚至遭到虐待致死，遺體被草草埋在機場、礦坑、水利工程旁的亂葬崗裡。於是從1970年代開始，這些遺骨才慢慢因北海道公民團體的努力被挖掘出來。

最初，只有少數地方文史工作者參與這項遺骨挖掘行動，但隨著遺骨數量增加和資料比對，發現其中有不少來自朝鮮的勞工；他們與在日韓國人社團聯繫，找到韓國公民團體合作，比對資料後確認了一部分遺骨的親屬身分。這促使各方將國際交流進一步常態化，並在北海道成立了「東亞公民網絡」（東アジア市民ネットワーク），定期在日本、韓國──在我加入之後，加上了台灣──之間舉辦跨國工作坊。於是，這樣一個最初看似邊緣的公民議題，最終引發了連鎖效應，發展成為一個讓各國都有共鳴且願意合作的國際平台，更在2015年左右促成日韓跨國合作，將這些遺骨帶回韓國安葬。

只是，公民社會的跨國交流，並不是有心意就夠了。在與許多不同組織往來的經驗當中，也遇過因為中國代表的施壓，要求主辦方禁止台灣代表團接受媒體採訪、禁止在活動中「主張台獨」、甚至應把台灣交流團納入「中國」的一部分；或是日韓公民團體因為陌生，而對於赴台交流意興闌珊。這些經歷當下都讓我覺得很痛苦，但也是很俗套地──你必須從挫折與碰撞中才能找到與別人產生共鳴的方式。

而北海道雖然和台灣距離遙遠，當地對台海局勢的危機感並不強，但北海道的愛努人原住民權利議題，與台灣的經驗有很強的連結性。再加上送返遺骨時與韓國建立的人脈，以及日本對戰爭歷史與和平教育的討論經常與沖繩經驗相關，這些人權議題的交織反而能突破地理限制，將台灣經驗融入其中。

這幾年，日本公民社會在觀察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青鳥運動時，經常對台灣公民社會的活力和行動經驗充滿羨慕；這促進了新一波的台日交流，也增強了日本對理解台灣的興趣。台灣有潛力成為亞洲公民社會的連結樞紐，正如日本曾經是東亞人權救援的燈塔一樣──因為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重要性，不能只依賴「台灣有事」的危機感來推動，而是展現更應該受世界尊重的關鍵價值。

像是2024年3月，擁有百年歷史的日本左翼律師組織「自由法曹團」就特別來台灣參訪。這個老牌人權律師團一向捍衛日本和平憲法，強烈反對擴張軍備和修改憲法第九條的放棄戰爭條款。此次訪台的目的，是了解台灣社會對「台灣有事」議題的看法，包括對軍事擴張、民主人權、中國威脅及日本應對台海局勢的立場。

成立於1921年的自由法曹團，和台灣原本頗有淵源。日治時期，該組織曾多次從日本本土派遣義務律師來台，為被總督府壓迫的台灣農民運動、勞工運動及社會請願運動等辯護。但戰後這種聯繫中斷，他們自此與台灣的司法、人權和政治長期脫節。

出發前，自由法曹團特別邀我作行前演講，幫助他們更好地認識台灣。起初，這些人權律師或許帶著一種自負，認為日本是亞洲人權運動的領導者，並對台灣抱持某種懷疑態度。他們原本希望確認日本左翼的反戰論述的正確性──即「台灣有事」是美國和日本右翼煽動的結果──但在通過訪問台灣人權團體、學者，以及參觀威權歷史與轉型正義進展之後，他們驚訝地發現：台灣的人權運動比他們想像中更為活躍，有些方面甚至領先日本。這也動搖了他們對「台灣有事」的看法。

在參訪報告中，自由法曹團的代表強調，這次深入交流讓他們開始理解台灣所面臨的國際困難，並意識到日本傳統的和平論述，很難套用在台灣的現實處境，因此迫切需要反思並與時俱進。他們特別記錄了一句在台灣深有感觸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