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底，日本最老牌的談話性節目《徹子的房間》（徹子の部屋），邀請了演藝圈的老牌主持巨星塔摩利上節目。當時，主持人黑柳徹子趁著歲末年終，請來賓說出對新年的展望，而諧星背景的塔摩利猶豫了一下，說出令人驚訝的沉重發言：「沒有人能預測未來的情況。但怎麼說呢，大概會步入一個『新戰前』時期吧。」

塔摩利在節目中沒有說出預測的理由，也沒有解釋「新戰前」指的是什麼，但日本媒體和社群網路對這句話卻非常有感，「新戰前」一詞甚至成為2023年日本新語・流行語大賞提名的年度關鍵字之一 ──這一方面是因為從2022年開始，日本接連見證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裴洛西訪問台灣與中國圍台飛彈軍演的台海緊張局勢，動盪氣氛讓全世界都感不安；二方面就連長年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資深主持人，都對未來發出了嚴肅警告，日本面對的世局嚴峻可見一斑。

近年來，日本自民黨政府不僅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還加速在沖繩群島軍事部署，積極與美國等盟軍聯合軍演。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日本是因為中國軍事威脅升高而積極準備，台灣方面更有不少意見大膽以為，這是日本政府連動「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戰略動作。但這樣的外部解釋，是否準確敘述了日本內部的實際政治動態？

「日本談的『新戰前』與台灣人的理解可能不是同一個概念，」為了釐清「台灣有事」在台日之間的討論脈絡與可能誤解，《報導者》特別專訪了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的歷史社會學教授小熊英二。

「對台灣來說，『新戰前』可能聯想到局勢緊張，因此需要加強防衛，這源於台灣長期面對中國軍事威脅的經驗；但對日本人而言，『新戰前』與實際的安全威脅無關，而是日本社會反映了對威權政治恐再歸來的焦慮。」

一直以來，小熊英二的研究都關注在東亞的民族與國家認同，也非常關心日本、東亞與世界各國的公民社會與民主互動。除了教學和研究，他同時是日本重要媒體《朝日新聞》的評論員，時常發表日本社會與政治政策的針砭見解。

小熊英二的著作在台灣廣受討論。他的代表性作品《「日本人」的界限：沖繩・愛努・台灣・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試圖擺脫傳統的「親日／抗日」框架，描繪出包括在台灣在內、那些在大日本帝國中受到壓迫的族群，如何在殖民體制中掙扎的拉扯、搖擺與苦惱。小熊英二也關注戰爭對社會和個人層次的交織牽引，像是《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一書，就以自己父親的生命史，以身為底層市民的經歷視角，記錄了他在戰前的生活、被送往滿洲國打仗、從西伯利亞戰俘勞改中倖存，以及如何活著回家重建生活的故事，深刻反思了戰爭對於「普通人」的影響與時代意義。

儘管因中國對台灣軍事壓力的升高，「台灣有事」已成為日本新聞與政治人物不斷討論的焦點，但比起許多台灣人對戰爭逼近的危機感，台日之間對於當前局勢的討論仍有非常大的認知落差。

小熊英二認為，這一方面是日本、台灣、韓國從冷戰時期遺留的戰略慣性，讓彼此只需各自保持與美國的密切關係就足以保證安全，長期下來卻讓日台韓三方惰於相互了解與橫向聯結，加上歷史包袱，進而難以共享彼此對於侵略威脅的思考理由與經驗；但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雖然增加國防預算，但以政治人物為首的大多數人仍然「不認為日本會成為戰場」。

在專訪中，小熊英二解釋了日本戰後的政治經驗，指出為何「國防只是假議題」的成見至今仍根深蒂固。在中國日漸加劇的窮兵黷武與威權本質下，日本對中國的觀感經歷了哪些轉變？而對於有著慘烈戰爭歷史並長期承擔美軍基地壓力的沖繩，他們對安全現況的理解，與日本本土有何不同？台灣又該如何運用公民社會與台灣經驗，推進關鍵的「社會對話」，促進日本、沖繩與國際社會對台海和平的理解與支援？

以下是《報導者》對小熊英二的專訪，內容經《報導者》翻譯潤飾的摘要。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為什麼你認為日本並不真的理解「台灣有事」的含義？

小熊英二（以下簡稱小）：首先，我想說明一個大前提──長期以來，日本在政治與安全問題上，實際上與東亞各國缺乏相互了解，原因可追溯到冷戰時期美國主導的東亞戰略。

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成立，讓美國與歐洲盟國之間形成軍事聯盟，成員國藉此平台軍事合作、戰略互補。但亞洲的情況卻截然不同。戰後，日本、韓國與台灣雖然各自與美國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但這些條約卻是平行存在、從未整合，並形成了一個以美國為戰略核心的軸輻系統。由於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很強大，日韓台三國只需各自保持與美國的密切關係就足以保證安全，因此長期下來，彼此也沒有動機去增加橫向聯結和互相了解。

另外，地理上的鄰近並不等於關係友好。若要在東亞展開對話，就必須面對戰爭與殖民的歷史問題。在建立北約和歐盟的過程中，歐洲國家努力克服了這些歷史包袱，像是法國與德國之間的歷史和解早在1950年代就開始對話。相比之下，戰後的台灣和韓國長期處於威權體制，日本對台韓較友好的團體也大多屬於執政的親美保守派，這些人對殖民過往毫無反省，與其關係密切的韓台人士也無意觸碰歷史矛盾。因此，時至今日，日本與台灣、韓國之間仍缺乏真正的歷史修復與相互理解。

此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戰後的日本，幾乎沒有認真思考過「日本會成為戰場」的可能性。例如1951年左右，當時的吉田茂內閣曾對激戰中的韓戰進行各種情境討論。儘管韓半島戰場距離日本本土僅200多公里，中共部隊當時又已經參戰，各方共集結超過500萬大軍激烈戰鬥，但根據當時的政府內部文件，日本政府與學者們仍普遍認為「日本不可能被捲入戰火」。

直到今天，日本仍大致沿襲著冷戰時代的安全思維。無論是政府、政治人物還是社會大眾，都不相信戰爭可能影響、甚至發生在日本，更別提就事論事地通盤檢討國防政策。

報：但這兩年國際局勢快速惡化，日本輿論也開始出現我們正步入「新戰前」的焦慮？

小：確實，日本社會有些人開始將目前的情勢稱為「新戰前時代」並感到相當憂心，呼籲日本應該警惕並預防戰爭的發生。然而，日本談的「新戰前」與台灣人的理解，可能不是同一個概念。

對台灣來說，「新戰前」可能聯想對中國軍事侵略的擔憂，所以台灣需要強化自我防衛；但對日本人而言，這個概念更多反映了對「重回二戰前夕的威權政治」或「因美國的戰爭而遭受影響」的恐懼──因為日本人普遍認為日本不會遭受直接攻擊，也不會主動攻擊他國，所以對戰爭缺乏真實感，這與台灣長期受中國軍事威脅的經驗有很大不同。

在日本的政治脈絡中，國家防衛政策的重大變動並不總是基於實際的安全考量。1950至1960年代的美日安保條約問題，便是這一趨勢的重要轉捩點。

1951年簽訂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舊安保條約），主要目的是在《憲法》第9條禁止日本保有軍隊的框架下，為美軍駐日提供法律依據，當時並未規定日美間的協防義務，也有規定允許美軍出兵鎮壓日本的內亂，顯示兩國地位並不對等。因此，當1960年時任總理岸信介簽訂新版《日美安保條約》（新安保條約）時，刪除了允許美軍出動鎮壓內亂的規定，並加入類似於共同防衛義務的條款。然而，這並非因為當時日本面臨安全威脅，而是為了象徵日美兩國的對等關係而提出之要求。

更重要的是，日本社會反對新安保條約的原因，在於阻止保守派復辟戰前體制的企圖。這些保守派政治人物大多在戰前成長並擔任要職，當時的他們不僅希望修改日本《憲法》恢復軍事力量與交戰權，還計畫取消《憲法》對言論出版自由、勞工權利、性別平等、縣知事的直選，甚至禁止酷刑等對人權與自由的保障。像是岸信介擔任會長的自由黨憲法調查會在1953年提出的修憲方案，正是這派意見的集大成。

簡言之，日本1960年的反安保運動，表面上涉及外交與國防議題，但核心則是圍繞戰後民主化而展開的內政攻防。再加上前述的東亞各國互不理解卻又依附美國的軍事同盟結構，讓日本的各個政黨，都對真正的戰場──也就是韓國與台灣受到的軍事威脅──缺少關心、理解與務實的防衛對策。

如今，日本仍深陷類似於反安保抗爭時期的結構性困境。坦白說，我認為那些主張強化國防的保守派政客，並未認真規劃有效且合理的防衛政策。即便他們不斷增加軍購預算，但像「日本的假想敵究竟是誰？要如何有效配置有限的兵力？」這些關鍵問題至今仍缺乏實質討論。而日本進步派又只專注於阻止社會保守化，擔心強化軍力會導致日本的民主倒退──這兩者是否必然相關是另一回事，但在日本的歷史脈絡中，對抗外部威脅確實常被用作集中權力的藉口。

日本朝野政黨看似在國防議題上對立，但實際上他們都不認為有「敵國」威脅日本本土。即使近年國際情勢有所改變，但日本社會仍舊傾向認為：國防只是假議題，政治對立的根本原因，實際上仍是取決於如何看待戰後民主化。此一成見至今仍深深影響了當前關於「台灣有事」的討論。

報：除了近年熱絡的「台日友好」氛圍，日本社會對中國日漸增強的負面觀感，是否影響了日本整體民意對於中國威脅的認識？

小：要分析日本對中國的觀感變化，仍得從歷史開始談起。

首先，直到1980年代為止，日本對中國的印象除了「落後」之外，更重要的是「罪惡感」，即便是肯定殖民統治或認同大東亞共榮圈主張的日本保守派人士都不例外──他們有的人仍認為「和美國開戰是無可避免的」，或者主張日本攻進東南亞是「對抗英國、美國、荷蘭對亞洲諸國的殖民壓迫」，但當中也有不少人，對於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感到歉疚。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橋本龍太郎親近的家人死於戰爭，在他當上總理之前，他曾是日本遺族會的會長，經常參拜靖國神社，對戰爭歷史的立場保守。在橋本龍太郎的眼中，當年日本對美國開戰並非全然師出無名，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日本當時對中國的行為就是侵略。

在日本上一代的政治人物中，其實有不少人對中國保持相同態度。因為二戰期間，數百萬的日本士兵被派往中國戰場，他們親眼目睹了戰爭的殘酷與破壞，這樣的歷史經驗是很難從集體記憶中抹去的。像是1970年代擔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福田赳夫、田中角榮都曾在戰爭期間派駐中國，對於日本在中國犯下的錯誤，他們都十分清楚。據說大平正芳還曾被迫參與一些不正當交易（在中國占領區進行的鴉片毒品貿易），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

因此，這種罪惡感是深植於日本社會中的，尤其是在1980年代之前。當時的日本人對中國抱有深深的罪惡感，某種程度也影響了日本的中國政策，特別是在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成為首相之後，這種罪惡感更直接變成對中國的親善與外交援助，日本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也來到了歷史高峰，這當然受到日中建交、中國改革開放等政經因素影響，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日本人對中國懷抱著的集體罪惡感，希望藉由改善日中關係來贖罪。

於是，「對中國應該友好深交，但台灣與韓國則是應該批判的獨裁國家」即是日本、特別是進步派政黨直至1980年代末期的普遍理解。然而，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卻讓日本人的中國觀感發生了重大轉變。

我也經歷了那個時代，對於天安門事件爆發當下給日本的衝擊，至今我仍記憶猶新。當時日本的知識分子，對屠殺學生的中國政府感到非常失望，但由於歷史上的罪惡感和經濟投資的影響，日本社會仍希望繼續與中國加深關係。到了2000年代至2010年代初期，中國公民社會的崛起不僅讓日本、就連美國都抱有極大期待，認為中國有機會走向更自由開放的道路。然而，隨著習近平上台後的高壓統治，這些期望再次落空，日本及歐美各國對中國的觀感因此同時轉向負面。

但真正打破所有樂觀想像的事件，則是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及中國隨後對港人自由與公民社會的全面鎮壓。我曾在2014年雨傘運動時前往香港，對香港的公民社會有一定的觀察與了解。可以說在習近平政權鎮壓香港之後，日本知識分子和社會輿論對中國終於真正死心。

但要再次強調，在日本，「不喜歡中國」與認為「中國是安全威脅」是兩回事──以冷戰時期的日俄關係為例，有研究分析了1960～1980年代的日本民調，發現對日本人對「蘇聯的反感度」與「是否認為蘇聯威脅日本的安全」之間，並沒有明確關聯。因此，不喜歡某國並不代表嚴肅看待該國的軍事威脅。戰後日本的國防意識，大概就是這種程度而已。

報：面對中國的軍事擴張和日本的增強基地部署，是否對長期反對美軍基地的沖繩，帶來新的變數與壓力？

小：儘管沖繩深受基地負擔所苦，且被日本當作防衛最前線，但我認為沖繩本島對「中國威脅」的觀點，與日本本土沒有太大的不同。雖然日中兩國在尖閣諸島（台灣稱釣魚台列嶼）屢生摩擦，但該地離沖繩本島非常遙遠，對大部分人而言事不關己；而最近受中國軍事演習影響的與那國島、石垣島、宮古島、波照間島等先島群島，同樣和沖繩本島有數百公里之距。

在日本和平運動中，沖繩的反基地抗爭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更是日本反軍事化運動和反美論述的代表案例。戰後初期，美軍基地遍布日本，全國各地都曾爆發反對美軍基地的抗爭。但因為日本和平運動對日美政府造成很大的政治壓力，美軍從1950年代開始，便將駐日軍事力量從日本本土，逐步轉移到仍受美國軍政統治、反抗難度較高的沖繩，最終導致超過75%的駐日美軍基地集中於此。

二次大戰期間的沖繩戰役，使該地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幾乎每個沖繩家庭都有親友死於這場戰鬥，這是非常深刻的慘痛記憶。此外，沖繩在1945年至1972年間受到美軍的軍政統治──當時統治沖繩的不是民主的美國政府，而是美軍。雖然美方當時設有琉球民政府和琉球議會，但在地的美軍司令官仍握有否決權和立法權，所以美軍的命令就是法律，可以隨意徵用沖繩人的土地，軍人在沖繩犯罪也不受當地法律追究。這就和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總督府沒什麼兩樣。

儘管在1972年沖繩行政權被歸還給日本後，沖繩人的政治權利有所提升，但美軍基地負擔卻未減少，在沖繩犯罪的美軍士兵仍因《日美駐軍地位協定》而難以被日本法律制裁。即便至今，沖繩人仍常遭遇或聽聞身邊親友被美軍欺凌，因此沖繩社會對美國的不信任感，並非源自抽象的意識形態反美，而是基於非常普遍且具體的創傷經驗。

不過，沖繩反基地運動也面臨世代差異和城鄉距離的挑戰。對在沖繩回歸前出生的上一代人來說，美軍基地象徵威權的軍政統治，懷抱疑美論的情緒也不難理解。不過基地問題雖然仍未解決，沖繩人目前的處境仍比美軍統治時期改善，不同世代對基地問題的集體記憶和關注程度亦有明顯差異。

此外，沖繩大約一半的人口集中在那霸或首里的都市區域，對這些城市的年輕一代而言，美軍基地的問題似乎離他們相當遙遠。像是目前建設中的美軍基地位於邊野古，距離那霸就超過60公里，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幾乎沒有直接影響。

但對於沖繩居民而言，美軍基地問題不僅是美軍士兵犯罪等造成直接傷害的問題，更代表著對無意解決此問題的日本政府的不信任。日本本土與沖繩之間在政治與經濟上存在結構性不平等，而龐大的美軍基地正是這種不平等的象徵。因此，即使是未經歷過美軍統治的年輕人或住在距基地較遠的都市居民，對美軍基地也多持負面看法。然而，沖繩的知識分子雖能批判這些不平等，卻未必能提出讓當地人滿意的解決方案。因此，沖繩居民，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想法，其實也非常複雜。

不過，在沖繩新一代的公民社會中，已有不少年輕人積極透過國際新聞了解美國與台灣的觀點，進而認為沖繩方面也應該對中國升高的軍事威脅提出相應論述。但就我觀察，這些想法還停留在抽象層次，無法和台灣人面對中國威脅的具體危機感相提並論。

報：如果日本和沖繩對中國威脅的理解與台灣差異如此之大，台日沖三方的對話是否還有必要？理解彼此的溝通又該從哪裡開始？

小：因為是台灣媒體，我也就直說了：

從台灣人的角度來看，跟中國的關係、國防都很重要的，這我也完全理解。但台灣如果真的希望在安全議題與沖繩合作，就必須先了解沖繩人的想法、煩惱與期望，我不太建議在一開始就拿出中國議題。如果台灣人擺出跟東京政府、美國、甚至美軍沆瀣一氣的姿態，恐怕不可能打動沖繩人的心。

對沖繩人來說，美軍基地不僅是負擔，更是日本本土與沖繩之間不平等的象徵。若東亞爆發戰爭，沖繩的美軍基地可能成為攻擊目標，沖繩平民將面臨捲入戰火甚至喪命的風險；但若沒有美軍基地，沖繩或許不會成為攻擊對象。站在沖繩人的立場，他們自然會質疑：為何沖繩要承擔基地的壓力，還得因他人的戰爭而陷入危險？這樣的疑問與沖繩戰的記憶緊密相連，當時美軍為攻擊日本本土而進攻沖繩，導致四分之一的居民喪命，戰後還經歷了美軍軍政的痛苦。

當然台灣人可能會覺得「這些事情又跟台灣沒關係，為什麼要我們去了解沖繩人的想法？」但希望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有東京的知識分子或政治人物，只顧自己的立場，站在道德高地要求台灣人應該要一起反對提升國防、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台灣人應該也會覺得這些人「根本不了解台灣人的處境」而嗤之以鼻吧？

我理解台灣人民捍衛民主的願望，尤其在目睹香港近10年的變化後，更能體會這種心情。然而，現實中，我們很難期待一般日本人或沖繩人會站在台灣人所期待的立場上思考。萬一台海真的開戰，即便日本政府決定站在台灣這邊，屆時如果日本社會輿論反對，無論日台政府間的關係再好，也很難全力幫助台灣。

我相信公民社會的對話是有用的，日本的社會運動、民主派都應該在充分考量台灣的立場之下，務實地與台灣交換意見。透過台灣來分享民主與安全遭遇戰爭威脅的實例與經驗，也能幫助日本思考什麼才是有效的作法？也許日本會下定決心強化國防力量，或者出現另一種更具創造力的和平策略，但我們必須積極對話才能知道。

至於對話要如何開始呢？我認為台灣有很多珍貴的經驗。例如，台灣爭取民主的歷史，應該能引起長期面對外來壓迫的沖繩人共鳴；或是中國透過貿易和觀光擴大影響力，這些都是切身相關的議題。從這些共同議題開始談起，相信最後都能發現彼此最大的交集，就是不希望東亞爆發戰爭。

當然，在對話開始後，可以想見會出現許多難題。比如，若要維持東亞的軍事均衡，應由誰來承擔代價？如果沖繩因美軍基地受苦，台灣能為此做些什麼？以及到底要部署到何種程度，才能有效嚇阻中國？然而，我們絕對不能忘記的是，台灣、沖繩和日本之間不能抱持著以鄰為壑的想法，台灣的安全不該以沖繩的人權或日本的民主為代價，但相對的，我認為台灣人也大可抬頭挺胸地問：「難道你們要坐視台灣的民主被踐踏嗎？」

台灣不能忽略沖繩對戰爭再臨、日本對威權復辟的恐懼，但日本與沖繩也不應以為自己能對台灣隔岸觀火。這是我們彼此都得正視的課題。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