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布里丹（Jean Buridan），有個關於自由意志的古老悖論，非常有名。設想一個思考的實驗：有隻非常理性的驢子，飢餓與口渴的程度相當，現在把驢子等距離地放在一堆乾草與一盆水的中間，根據驢子的理性抉擇，它將無法決定應該先往乾草還是往水走去，最後牠將既渴死又餓死，雖然我們無法確定，究竟哪個先。

某種類比之下，法律所涉及到不同當事人、利害關係人間的衝突，乃至於法律化之後的抉擇，很像布里丹悖論：如果夠理性，在同一立基點上，勞工罷工權要保障、也要有用，企業經營應該要尊重、利潤獲益要考慮，而社會公眾與消費者也不能被波及、受影響，無疑就形成意志上的悖論，制度上的僵局，所有理性思維都等量齊觀的話，到頭來，結論將只剩下勞工既渴死又餓死，因為罷工權無以施展。吾人確實面對一困境：可能的價值衝突，企業──勞工──消費者與公眾，必須放在靜態與動態的權力關係下，找尋一法秩序認為最適的平衡點，在這個衝突中探求一個決定。這些價值，在一定的程度與範圍下，必須先退讓，不只是通案，也同樣在個案之中。以此為出發點，我們來談談這次的華航機師罷工。

不必再老生常談「勞工應有罷工權」、「高薪機師也不例外」這些應該眾所周知的內涵，在嚴肅的理性論辯中，台灣社會不存在這類否定命題。讓我們直指核心爭議：沒有錯，這次機師罷工，許多人質疑的「為何不先預告？」、「為何要選春節假期？」確實必須面對。

可以直球對決，不必掩飾：針對飛航業罷工，確實有不少國家明定預告期，就以歐盟理事會2017年官方資料為據（SWD 2017-207），歐洲有24個國家採之，例如罷工前2日要預告的有羅馬尼亞、匈牙利為72小時；4日的有希臘；5日的則為法國、克羅埃西亞、馬斯垂克上區域管制中心（MUAC）飛航管制區內者，荷蘭為5至7日前。罷工前7日要預告的最多，有保加利亞、愛爾蘭、拉脫維亞、馬爾他、瑞典、英國；10日的有盧森堡、西班牙、葡萄牙（不得含假日）；義大利規定12日，明定14日的則為愛沙尼亞、芬蘭、立陶宛、波蘭； 15日的有比利時及斯洛維尼亞，丹麥則是難以置信的須一個月前預告。

奧地利、塞浦路斯、捷克則無預告期規定，德國雖常有24小時前應先預告之「認知」，但並無法律明定。另一方面，對於罷工之時間區帶，各國原則上均未介入，唯一的例外是義大利：在每日（7至10點、18至21點）及季節性航運尖峰時段，有限制罷工之明文。

某些國家則進一步要求最低運轉，例如法國，轉機航線必須維持50％，正常的起降則以個別情況加以個案認定，通常會達成80％運量；匈牙利則是每小時至少要飛出去46架次轉機航班，正常起降部分則要維持50％。義大利禁止針對跨洋、跨洲際飛行之航段罷工，不准到冰島的航線停駛，轉機航班也要維持100％順暢；西班牙也同樣不容許乘客到不了冰島，轉機則同樣要維持完全正常。羅馬尼亞則不論轉機或正常起降，都要至少33％持續運轉飛行。

洋洋灑灑，不一而足，這當然跟歐洲空域的罷工頻傳有密切關係。根據歐盟2017資料，在2004到2016年間，如果統計預告期在14日以下的話，歐盟會員國共計有359天的罷工日數；若在14日以上的區間，則樣在這13年間，合計僅有7天的罷工日數。歐盟理事會不禁異想天開：建議各國考慮採納「充分之罷工預告期間，例如至少14日」，常被譏諷為根據何在？因果關聯為何？但是否預告期長，能夠透過之間的協商而明顯有效的消弭罷工之啟動？實有研究必要。

對於罷工前要預告，德國勞動法學者Ulrike Wendeling-Schröder有段精采的評論，她說：在實務上，至今為止，看不出沒有遵期預告的罷工，究竟產生什麼嚴重後果與問題。至少在德國實踐上，單單威脅要罷工，就已足夠讓對方重新坐上談判桌，換言之，真正預告的要比實際發生的來得更多。對於顧客、消費者而言，重點不是有無預告，而是服務提供者（航空公司）的應變計畫到底在哪裡？內容是什麼？在此，「雇主把該當狀況加以戲劇化，不會比公眾希望掌握起飛時間，來得更重要吧。」

Wendeling-Schröder繼續言道：強制預告予對手知悉發動時點，無疑典型對於罷工策略的明顯干預，它將留給雇主得以採取手段，讓罷工付諸東流的足夠時間，如果這個法定的強制預告，再搭配義務性的調解程序，就有很大機會使干預勞工之罷工自由成真，最後結果，罷工權的保障當形同虛設。其實，說穿了，預告義務只是個形式行為，重點仍在於背後的實體影響。

這也就是我認為，本次機師罷工事件，預告與否其實不是真正議題爭點之謂。

罷工要有用，要能造成雇主的損害，得以發揮真正的壓力，貫徹利益才有可能。這也就是德國聯邦勞動法院的名言：沒有罷工權的協商，不能罷工的工會，無疑乞丐在路上集體行乞。

在涉及公眾、消費者、社會性服務的產業中，無可避免的將連帶影響第三人。在此，法律的出發點很清楚：對於罷工權的限制，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抑或涉及之商品與服務的社會機能，都不能作為一個普遍的、法律上可供操作的界限與標準，不能斷以公益、第三人利益為由，一味逼使罷工權退讓，消費者對此有一定程度的「容忍義務」。雖然涉及公眾生活上的重大利益，但法律仍側重罷工的有效性，只有在這個前提與目的得以滿足之下，才有兼顧第三人重要權益的問題，除非，碰觸的是人民的生命與健康，如已跨越紅線、違反比例原則，那當然另當別論。

罷工既然要有效，卻又必須嚴守不能過當的損害第三人之界限，難題自然在此。台灣的困局，多年來的實踐，具體的勞資權力關係，在在都顯示問題出在前者：工會力量嬴弱不彰，難以遏阻雇主破壞罷工的諸多行為，而且是使罷工直接胎死腹中。在沒有預告義務的當前，罷工形成之壓力都已極其有限，冀求的奇襲與彈性效果往往為時不久──如果真有的話。

事實上，至少過去幾年的罷工實證考察，幾近皆是這番景象：前階段勞資談判歹戲拖棚，深陷泥淖，感受對方明確的不合作，怠於或虛以委蛇的無盡協商（不是endless love、而是endless negotiation），使人氣力放盡，勞方陣營焦躁不安，常有隨時散掉開花之慮。

台灣的工會，即使走上罷工投票，都經常躊躇再三，眺望仰求「社會對手」的不吝眷顧，最後總在遭不斷打臉與潑冷水的窘境下，最終「意外地」、「各界不看好地」、「會員們投以狐疑眼光地」走向罷工一途。然後，各界卻紛紛驚呼「奇襲」？鬼島傳奇，再添一樁。

記得1986年吧！當時英盛之年的最年輕大法官翁岳生教授，至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演講，講題是「大法官作為憲法的維護者」。當時一位地主出身的公法學教授，充任翁大法官講演結束後的與談人，席間大談當時德國盛行的「司法獨裁」（Justizdiktatur）指控，說了不少大法官如果一意孤行、傷害民主、造成自身抗多數決困境會如何如何。身為學生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翁大法官突然倒打一句：XX教授啊，那是德國啊，台灣的大法官都還不太敢挑戰立法與行政吧，你總該先讓大法官會走、再學跑，別急著在此時杞人憂天地擔心不可知的未來！

對於機師罷工，要不要仿效某些歐美國家般的強加預告義務？我總是聯想到這一段記憶。如果說，台灣的工會，尚未能扮演一定的、規範上所期待的功能及角色，發揮有效形成自己重要勞動與經濟條件的效用，真正建構有尊嚴、符合人性的勞動環境，而一個結構上絕對重要的關鍵：如因罷工的不論不行使或行使，都無法造成有用的壓力，那麼，貿然引入這麼多罷工限制，是福還是禍？是否誇大了社會需求、公眾利益，甚至只是被操弄與掩蓋？最終迎來對勞動者團結之期待功能的盡付流水？如果連傳統上工會力量強大的歐洲場域，都有如前所述的思考與反省，則完全無法類比的台灣勞資關係，又將如何每況愈下，直墜萬丈深淵？

別忘了，新法最終並沒有禁止罷工時雇主的尋求替代工作──雖然曾在某一階段的草案中，認真思考將之定性為不當勞動行為；加上此一不利因素，囿於罷工奇襲與彈性的效應期待（雖然台灣實在乏善可陳），立法者做出了當時關心與倡議者認為正確的決定：不施予強制之預告義務，包括飛航在內的交通運輸業罷工；如果真的非常慘烈而嚴重，那還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25條第4項的職權交付仲裁可用。如果至今結構性的環境與條件未變，預告期的引入看不出絕對必要，為何要改弦易轍？

別想有個處處周全的解方了！悖論之所以現實上不會或至少不應該存在，實因有符合真正理性的抉擇，至少在法律領域內：本於資本主義從屬性勞動下的權力關係，我們必須讓勞動者的自由團結組織，有運用武器予施壓的機會，它是在法律體系進行實體的干預之外（如作為最低標準的《勞動基準法》），一個必須留給勞資雙方自己去廝殺的空間與舞台。

如果再讓之效果不彰，疲弱不振，結局就只徒留一群哀鴻遍野的勞工，低薪、長工時、淪入無尊嚴的勞動黑暗世界，難道不是台灣現在寫照？小英總統那句「去跟你老闆說啊」其實沒有完全說錯，但重點是：為何老闆該好好聽你的心聲？為何你不會淪為路上行乞之徒？法秩序的回應是，因為你有有效的罷工武器在手。

西方國家為吾人所稱羨的許多成就，包括社會較為公平、勞動較為人性，其實跟本文談的這些內容有密切關係。我們必須理解，許多所謂權利、利益、福利，一個文明社會所根本需要者，難以想像沒有某些結構上的必要條件，例如勞動者的形成、參與及對抗，這才是真正的西方經驗；權利非施捨、是爭取而來。

當代可幸之處，是我們早已踏入可以行使制度性手段的時候，不必取決於革命，也無須只能仰望上人的關愛眼神；機師罷工，微言大義，正是在此。相關的法律問題，都不能忘記這個制度性前提，在兼顧公眾的重要利益之下（雖然它先某個程度的退讓），我們仍有雙贏、三贏的可能，存乎一心，認識正確，戮力實踐，形式共識，就有建設性改變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