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一致認為，「所得」是健康重要決定因素之一，同時也是滿足其他生活所需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 SDHs）之重要依據，例如：獲得足以維護健康的食物、營養、衣著和住宅等。所以，消弭貧窮成為各國社會福利和公共衛生政策重要的目標，透過公共政策介入，確保國民的健康基本權。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薪資是唯一所得來源，但在越來越不穩定的就業環境，以及勞動市場彈性化之下，各國工作貧窮問題持續惡化，而低薪、通貨膨脹等多重的生活壓力，也嚴重侵蝕著許多勞工的健康。

從各國勞動所得佔GDP比重的節節敗退，我們可以觀察到勞工的工資議價能力正持續被削弱。所以，透過最低工資（minimum wage，《勞動基準法》稱基本工資）政策，解決部分低薪問題，成為近年來國內及國際勞工組織倡議的重要訴求。

在台灣，雖然1984年立法的《勞基法》第21條規定：「工資由勞資雙方議訂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而每年第三季「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依法審議基本工資的調整時，總會出現勞、資、政三方拉扯角力的不變戲碼，但政策爭論始終停留在勞動與經濟利益分配的層次，鮮少觸及健康這個領域。我們對提高基本工資的效益應該有更多元豐富的想像，也讓世界衛生組織（WHO）大力提倡的「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 HiAP），在國內得以實踐。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探討所得差距和健康的關係，指出相對於低所得者，高所得者意味著有更多的資源去獲得健康，包括更均衡的飲食、有更多時間運動、休閒和社交活動，從事危險工作的機率也較低。因此，如何透過所得改善，促進勞工健康的提升，就成為健康人權倡議團體的重點工作。

在美國長期倡議健康人權的非政府組織「人為影響伙伴」（Human Impact Partners, HIP），在2014年提出一份針對加州提高最低工資的健康影響評估報告，發現提高最低工資不僅可以改善貧窮家庭的生活，對促進健康、減少疾病及死亡率亦有顯著影響，政府更因此節省了數百萬美元的醫療成本。

根據HIP當年的健康分析報告，若2017年最低工資從8美元（時薪）逐步調高至13美元，預計將讓約750萬低收入家庭可增加預期收入，進而顯著改善生活水準並提升健康，同時也將會降低慢性疾病、失能、飢餓、抽菸及肥胖等問題，更大大降低憂鬱症和躁鬱症的盛行率。從長遠來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將可每年預防數百名加州低收入勞工過早死亡。

此外，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進一步研究1999～2007年間美國各州最低工資的發展，其中包括工資對高血壓盛行率的影響。結果發現提高最低工資有助降低高血壓的發生，特別是針對低所得的族群。同時也發現，當工資提高，肥胖率也會降低。減少這些疾病問題，對於降低整體醫療費用有正面的效果。因此，近年來美國已有衛生部門不遺餘力投入倡議提高最低工資的工作，例如明尼蘇達州衛生部門的官員就公開支持提高最低工資。

然而，不只有學術研究論證提高最低工資對於預防高血壓等各項慢性病有顯著成效，更有一項研究證明其對於改善低薪勞工的心理健康有積極的效益。根據一篇發表於2016年4月出版的《衛生經濟》（Health Economics），名為〈實施全國最低工資制度減少了低薪勞工的憂鬱症狀〉的論文，英國自1999年4月1日起實施《全國最低工資法》，規定最低時薪不得低於3.6英鎊，而研究者根據「英國家庭固定樣本調查」的數據，觀察最低工資實施後的2年半左右，薪資停滯者和薪資從提高到3.6～4英鎊者在心理健康上的變化。研究結果顯示，工資上漲對於勞工心理健康的有極為顯著的效益，並等同於服用抗憂鬱症藥物的預期效果。

這項研究使用包含12項指標的一般健康問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評估了精神及心理疾病的可能性；其中，研究也評估了抽菸、血壓以及聽力等控制條件的變化。結果發現相較於對照組，工資上漲至高於最低工資的實驗組，其精神和心理疾病發生的概率（probability）較低。不過，實驗組的血壓、聽力或抽菸情況並沒有變化。

2018年4月1日開始，英國的「全國生活工資」（National Living Wage）將會從每小時7.50英鎊（約新台幣300元）上漲到7.83英鎊，增長4.7％，相當於個人收入每月增長50英鎊（約新台幣2,000元），並有望在2020年繼續提高到每小時9英鎊。參與上述研究的倫敦大學公共衛生及政策教授Martin Mckee就表示，這項研究結果的意義，讓社會在討論最低工資時，不只聚焦於雇主和勞工之間經濟利益的分配，同時，也可以從更寬廣的視角，體認提高工資對於提升低薪勞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2016年11月1日，美國公共衛生學會（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APHA）發表了一份「透過提高最低工資改善健康狀況」（Improving Health by increasing the Minimum Wage）的政策聲明，建議採三級治理和措施，確保勞工獲得宜居工資（livable wages），例如聯邦政府應提高統一的最低工資，讓單一工資收入的四口家庭可以生活在貧窮線之上。同時，各州和市政府應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連動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各級政府的最低工資政策也應考量許多就業弱勢者和邊際勞工的需求。

事實上，1995～2000年間，APHA也曾針對低薪和不合標準的就業機會對公共衛生的影響，發出兩份政策聲明，其中包括1995年發表的「充分就業與公共衛生」（Full Employment and Public Health），以及2000年發表的「提高所得以保障健康」（Raising Income to Protect Health）。而在2013年，也發表「針對支持帶薪病假和家庭休假政策」（Support for Paid Sick Leave and Family Leave Policies）政策聲明。APHA支持所有人有權利獲得足以支持「尊嚴生活」的生活工資權利，確保勞工獲得有意義和安全的工作，而立基於過去發表的政策聲明基礎，APHA在2016年發表政策聲明：「透過提高最低工資改善健康狀況」（Improving Health by Increasing the Minimum Wage），更進一步闡述了足夠的最低工資可以提升勞工的健康。

根據這項政策聲明，APHA針對聯邦和地方政府提出了以下建議。首先是針對聯邦政府層級，應該：

對於個別州政府層級的建議，如下：

最後，在地方市政府的層次，則是應該考慮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並將其與通貨膨脹和生活成本掛鉤。然而，各級政府應確保其最低工資政策，可同時滿足就業弱勢者和邊際勞動力的權益，這群人約佔美國就業人口的13％左右。

從APHA的政策聲明和行動，我們更能體認低薪對於公共衛生和健康的衝擊。而在國內的政策討論中，各個專業領域的範疇也應納入考量，才能一一消弭這些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對於勞工健康的影響和衝擊。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在著作《財富大逃亡：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中，分析美國近30年來社會不平等的幾個來源，其中的原因包括技術勞工和非技術勞工之間所得差距擴大，以及最低工資的長期停滯。而不平等會導致更多的不平等，因此，各國雖然無法解決所有的貧窮和低薪問題，但至少可以透過「最低工資」這個政府最有效率的政策工具，解決部分低薪勞工所面臨的生活困頓。

但台灣每一年第三季的基本工資戰役，爭論的焦點主要仍然只考量勞資雙方經濟上的利益分配，鮮少以更寬廣多元的觀點，檢視提高基本工資（或最低工資）的其他效應。而以上無論是英國實證研究結果或美國公共衛生學會的政策聲明，都讓我們更充分感受工資作為一項健康的決定因素，或是作為滿足勞工及其家庭健康基本需求的「社會決定因素」，政府應以更全面的考量，透過積極政策確保勞工的各項權益獲得保障。

2016年總統大選，蔡英文在其六大勞工政見中的第二項「扭轉勞工低薪的趨勢」，清楚揭示：

為因應受低薪化影響的低所得勞工，我們主張應定訂「最低工資法」，保障勞工及其家庭的最低生活水準，立法改變目前基本工資審議程序，提高審議的議決位階，並將最低生活所需，參考的社經指標入法，讓制度更為健全，穩定明確的調整最低工資，撐住勞工及其家庭經濟生活。

因此，除了希望今年的基本工資調整，可以進一步全面考量經濟利益以外的其他因素之外，更呼籲政府能夠儘速兌現「最低工資法」立法的政治承諾，讓未來台灣最低工資的審議決定，能夠更加的公開、透明和合理，並考量最低工資的其他政策效益，讓台灣社會可以更加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