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在國小時，越南籍的母親就離開家庭，父親和阿嬤在他15歲那年相繼過世，家貧使他和哥哥很早開始了童工歲月，透過各種底層的零工養活自己：鋪校園PU跑道、上山搬菜、工地裡爬鷹架運水泥⋯⋯過程中沒有任何一任雇主為他申請過勞保。父親過世後，他就沒再繳過健保費，有次摔傷臂膀，就放著傷自行痊癒；也曾遇上噴農藥身體不適，大口灌牛奶，或自費到診所打解毒針。

今年3月，土豆總算滿18歲了。半年前，我們採訪土豆時，他說期待18歲的到來，「18歲之後，工作選擇多一點，我們（未成年）這個年齡去做，都被當成工讀生，也許做得比別人多，還是領工讀生的錢⋯⋯」

本以為過了18歲這條至少在刑法上的成年線，人生的選擇會多些。就在滿18歲前的一個月，土豆離開農藥代噴，到麥寮六輕試做金屬管線和車牙的工作，但不到兩個月，因不適應工廠裡制式的生活，重回老本行農藥代噴。這一次他不再是拉繩索的助理，自己當起師傅，與19歲的黃村霖和另一位未成年的同村友人，三人一個隊伍，開著農藥車在田裡揮汗如雨穿梭。下一步呢？「不知道，邊走邊看吧，我們這樣的人只能想到今天，」土豆說。

儘管少子化，政府也實施了12年國教，但台灣近年貧富差距拉大及脆弱家庭增加，一群因家庭失能、與教育系統脫軌而得提早入社會的少年，正在增加中。

為了保護兒少，避免孩子過早和過度勞動，《勞基法》規定雇主不得僱用未滿15歲的少年，15歲以上未滿16歲受僱者被視為童工，童工每天工作不得超過8小時、每周工時不得超過40小時，例假日不得工作，此外，16歲以上未滿18歲的少年工，亦不得從事危險性或有害工作。

不論是童工或少年工，雇主一旦使用就得提交年齡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書、年齡證明文件和工作計畫。

但一連串立意良善的法規，反而讓這群少年成為業者眼中「難用」的人力，因此，稍有規模或制度化的企業主，都不願在綁手綁腳的法令下，聘僱這群童工和少年工。

台中張秀菊慈善基金會社會工作部主任彭俊雄說：「連鎖飲料店就明確告知他們不用未滿16歲的，因為被查得太嚴，這一行（飲料業）哪有8點關門、週日不營業的？難道永遠交給資深員工幫忙收拾？」

這結果使得童工們走上兩條路：比較好的黑工，和環境比較不好的黑工。

好一點的黑工，像是時薪遠低於法令規範的洗頭小妹、到快炒店端盤、夜市叫賣、工廠裡產品包裝、河道或下水道工程清汙、國道公路邊坡除草。不好的黑工則是進入地下社會當車手、詐騙、顧賭場、送藥的小蜜蜂⋯⋯這些工作時薪或日薪遠比一般工作高，但不穩定，充滿風險，也難以長久。

「我高中同學很多休學，50個人進去，到了高二剩下一半，有些去做『公主類』的工作，一小時就6、700，不像我要洗4天的頭才能賺到她們一天的錢，」在中部一所高職讀美髮科的樂樂說。她原本半工半讀，但每天工時長，隔天上課極累，於是休學全職工作。她現在底薪5,000元，洗一顆頭45元，每天洗6～8顆，潤絲和燙髮可以抽成，每天工作12小時，薪水才可能有27K。

40年前，台灣也有大量童工。

那是1970、19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家庭即工廠，鄰里關係密切，小孩會在家或社區附近打工，賺點零用貼補家計。但現在的童工面貌卻大不相同，他們來自脆弱家庭，哪有工作哪兒去，很少在家長和熟識者的視線裡。

攤開數據，15～24歲的青少年僅佔總體勞動人口的6.86％，但工傷人次卻佔全體勞保職災給付人次15.65％，少年職災發生情形嚴重。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簡稱台少盟）祕書長葉大華說，少年勞動條件低落，包含未達最低薪資、各種苛扣、加班未給薪、未納入勞健保、沒有職業安全教育與保護措施等。「弱勢少年勞動意識差，遇到倒楣的事很認命，只想趕快恢復生活，不懂得申訴，」葉大華觀察。

在社會新聞裡，頻繁出現少年工傷事件。我們試著追蹤一些受傷的童工，瞭解他們後續的處境。

像一起2015年在雲林發生的工傷──家裡為口湖鄉低收入戶、15歲剛國中畢業的曾國琳，為了貼補家用，與同學阿俊到北港的工地搬水泥，結果開工沒多久，這兩個孩子就被長200公尺、高2.55公尺、重達400公噸的水泥牆壓住，事發當時動用了3部大型挖土機和2部怪手拉開水泥牆。曾國琳被救出時已斷氣，阿俊則受了重傷。

回頭追問當時情況，活下來的少年表示，上工前他們沒有得到任何職訓，至於受傷時，包商只是到家探望，付了醫療費，接下來包商逃跑，不知去向。

而另一起2017年11月在彰化溪湖鎮，同樣是家境清寒，16歲楊姓少年在當地小型火鍋店打工時，因更換瓦斯桶不慎，導致氣體外洩爆炸，造成全身26％二度灼傷。他在加護病房醒來後的第一句話是問來探視他的達德商工校長許維純說：「有沒有別人受傷？」

楊姓少年的母親是新住民，父親從事裝潢，少年為了添補家用而打工；工作兩個月間，老闆沒有提供勞保和職前訓練。半年後追蹤少年情況，他還在休學復原中，但不幸的是，他仍得面對其他燙傷客人對他提起的傷害告訴。

即便一路安全邁入成年，童工經驗也難成為未來職涯的墊腳石。一來，他們很難從非典工作轉入正職；其二，採訪到的童工和少年工多半需要照顧家庭，月收入如果有2萬元，幾乎一半的錢拿給家人；更甚者，他們會因工作而無法避免不良的習慣，甚至累積大量的罰單。

事實是，除了住在台北和高雄，台灣的農村或都市邊郊沒有發達的大眾運輸，童工們在14、15歲或更早，就學會騎車、開車上路，甚至駕駛農地裡耕耘機和小發財車。

缺工的農場和工廠雇主面試總會問「有沒有駕照」？ 腳踏車在路途遙遠的地方並不方便，自然以二手摩托或電動車代步，有時老闆或中間商還會提供動力車讓少年駕駛。雇主為了吸收人力而刻意忽略年齡，少年則是為了工作謊稱年紀，大家各取所需，沒人在意法令。

以土豆為例，他經常因無照駕駛被開罰，每張一萬元起跳。3月過完18歲生日時，他剛繳完兩張萬元的罰款，我們建議他成年後應該趕緊考照，但卻意外得知他因上不了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的課，無法考試。不久前他拿著通知單到監理站，「監理站的人不讓我上課啊，他說要法定代理人一起上交通講習，我帶我哥去，他說不行。我跟他說家裡就沒『大人』，要怎麼一起上？監理站就說延期，找到監護人來為止。」

土豆房間裡，除了十幾隻夾娃娃而來的粉色頑皮豹，還醒目地堆著幾疊帳單和罰單。其中有債權公司寄來，對已亡父親手機費的催討，還有水費電費和房屋稅單，以及無數道安講習的催促信。老房屬於已30年沒工作的叔叔，他的二手車登記給哥哥，他名下沒有掛任何財產，但他噴農藥賺的每分錢都用來支付家用和照顧生病的叔叔。

採訪中遇到的少年們幾乎像土豆這樣，時常轉換工作。他們寧可省下飯錢，把錢拿來買檳榔和香菸，因為一旦沒東西提神，就難以支撐勞動密集、長工時的惡劣環境。

法令意在「保護」、大人幻想他們在「讀書」，反而沒有意識到對少年們來說，一份正常的工作有多難，而工作的「銜接和轉介」有多重要。

若無法為他們擋住現實的殘酷，那麼，有什麼方法，能讓他們的童工經驗不是負債，而是看得到職涯發展的選擇？

有一群在前線服務的社工，很早就看到矛盾，他們試著找出方法，讓失家的少年在工作起步時，不會永劫回歸地被拋回原點。

在少年領域耕耘20多年，參與台灣第一個青少年權益倡導團體──台少盟的成立，過去10年，葉大華全力投注在弱勢少年的培力。她的經驗值裡，與失業的成人勞工不同，失學失業的少年極不穩定，分散各地，一旦中輟中離後就回不到學校，分散四處；如何找到他們，把人聚集起來上課，是很高的難度。

找到了少年們，怎麼解決他們自信低、互動低和學習情緒的低落？以台少盟的「逆風少年大步走」就業力培訓計畫為例，少年必須接受自我認識、就業態度等100個小時的職前訓練，以及200個小時的職場見習。葉大華說，「300小時後，有少數少年被企業留用，也有的會回到學校，這過程幫他們的生涯定向。」

而我們看到張秀菊基金會也建立了一套方法：一方面改善少年的認知與態度，同時開發在地中小企業提供機會。他們的做法或許能為企業和民間非政府組織（NGO），提供一個有意義的參照。

被學生們稱做「小雄」的張秀菊基金會社工部主任彭俊雄，多年前曾執行過政府外包的少年On Light計畫，但後來基金會選擇中斷此案，就是發現計畫設計的3大缺點：太晚接住孩子、未提供住宿且課程呆板、缺少在地企業協助。

首先，他們發現，如果不能在學校裡就鎖定和接觸少年，離散後的少年會進入各種黑工。張秀菊基金會創辦人張良卿說：「就算16、17歲接到（孩子）時，他已累積很多人脈錢脈，生活、金錢、情緒等都難以重新調整；若真的媒合給企業，老闆多數覺得你沒技術、沒學歷、態度不好，那幹嘛請你？」

所以3年前，當台中市政府請託張秀菊基金會承接當年流標兩次的「青少年職涯輔導Light Up試探計畫」時，彭俊雄開出的條件是：提早接觸14或15歲中輟之虞的學生、訓練過程住宿、提供高強度的生活學習和生命教育。

或許跟張良卿的成長背景有關，他6歲開始就因為家窮，跟母親到住家隔壁的香菇寮工作，半工半讀，之後創業，他知道底層者要從逆境中要翻轉，得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代價。張良卿的母親獨自養大4個小孩，47歲便年輕過世，他和妻子郭碧雲開始接觸兒少安置服務時，決定以母親名字為基金會命名。因為張良卿膚色黑，個頭高，孩子們稱呼他熊爸。

6年前他們從兒少安置，進一步接觸從法院轉介來的司法少年、學校來的中輟少年後，發現少年少女雖未達被送入社福安置的標準，但家庭功能極薄弱，不但欠缺生活典範，沒人好好照顧，長期被傷害被否定，累積大量挫折和憤怒。

當法官要求偷竊的孩子抄100遍的《心經》或《弟子規》，或老師要他們坐在教室上課，張良卿說，這群從小得像大人一樣，處理父母的情緒、家庭的問題，有的在13歲就打工賺錢或是飆車給警察追⋯⋯這群少年需要的不是大量的文字學習，而是「陪伴」和「身教」。

熊爸張良卿十多年前在美國奧勒岡，學到當地社團透過「荒野治療」來協助少年：少年們在早上高達40度、晚上負6度的沙漠裡，進行90天的訓練。荒野訓練讓人回到原始狀態，凡事靠雙手和意志力，重建少年們的企圖和自信。

由於熊爸接觸的少年個案，多半來自家庭中低收或父母有精神疾病，他說：「沒有資源的孩子，更需要克服對物質的慾望，才不會去思考捷徑，走入犯罪。」

張良卿把這套課程搬回台灣，在台中石岡建立「沙連墩」訓練營地，做為少年職涯輔導課程的基地。熊爸和小雄在承接台中市政府「青少年職涯輔導Light Up試探計畫」時，因預算限制，將課程濃縮為77天到100天不等；訓練主軸是生活自理、大量極限運動、心靈反思和探索。

生活自理包括：準時6點半起床；第一堂課要手作木工叉子和湯匙，生出吃飯的工具；學會用一天一人30元的食材採買，也能吃得營養；學習鑽木取火，呵護火心，升火煮白米；要洗熱水澡的，得自己劈柴來燒。

生活自理外，是大量的體能訓練。包括會用繩結爬樹、推獨輪車清理農地、垂吊28層樓、南投鯉魚潭練習划獨木舟等。在這些生活與體力訓練中，教會他們獨立、學會選擇使用的工具、環境與風險的評估等。

他們也設定幾個強度很大的結訓目標，包括在北台灣的太平洋划船，以及中橫縱走100多公里。熊爸說：「他們的環境裡沒有人做過這件事（正向自我挑戰）。以前鬧事，抽菸喝酒，吸引目光，但我們換個項目，划船或爬山環島，有方向地點燃他們的生存動機。那種『我能感』一旦建立，就難以忘記。」

熊爸說，這群少年很早得自立，如果能照顧好自己的起居作息，能把正向成功經驗轉換到未來的工作，生活才可能穩定。

不夸談愛的教育，也極少表現溫情，但熊爸和小雄主任親力親為，24小時跟著少年們生活，教會孩子過程中需要使用的工具、能力、心理素質。每晚的夜課，孩子圍成圈圈聊心事，一開始很酷沒話說，但最後圈圈愈圍愈緊密。「他們在家裡可能從沒有這種被傾聽的經驗，」小雄說。

但找回生命動能的鍛鍊，是為了孩子進入職場做準備。

自己一路創業，也認識不少中小企業家朋友的張良卿，一開始幫助少年尋找工作時很掙扎，「朋友一開始都笑我的，他們說我很傻，他們願意捐錢抵稅，也不願用不穩定的新手；到後來我轉個彎，不直接跟老闆們要工作，而是跟他們說：你的工廠可以借參觀嗎？」

參觀工廠增加了企業主和少年互動的機會。不希望少年未來只能出賣勞動力，他還特別鎖定一群學歷不高但實作能力強、靠一技之長打天下的製造業及服務業老闆，同時邀他們進到基金會擔任榮譽董事，了解孩子的處境和背景。漸漸地，支持的老闆多了，孩子也有了去處。

走進台中市太平區，鐵工廠林立，昆兆益在其中算有相當規模的，在太平有5個廠、200位員工，年營業額約4億元，為台積電等在內的科技和醫療業製造精密機台與設備（65％主攻外銷市場）。今年剛滿18歲的李金輝，就是張秀菊基金會輔導的少年，他在一年前參訪昆兆益後，留下來實習並成為正式員工。

理著個小平頭，李金輝是整個工廠裡個頭最高、臉孔也最稚嫩的。家住太平的金輝，父親是到府服務的腳底按摩師，一個月約2萬多元的薪水，支持一家五口。金輝因體型大，常被奚落，高職讀沒多久就中輟；他曾試著上網遞履歷找工作卻不見回應，社區的教會介紹他到工廠，但2個月內主管連續用髒話修理，無法適應而離開。

金輝是昆兆益過去3年，為基金會收下的第3位中輟少年。董事長吳睿鴻高職學歷，也是家貧，很早就有童工經驗，左手大姆指缺了一截，是他國中畢業後半工半讀的第一個月在工廠打工受傷的印記。但吳睿鴻很感謝少年時遇到好老闆，「泰山有個老闆被我感動，決心教我連續模沖床技術，這個際遇，有一技之長，改變了我的命運。」

帶著更多的同理，這幾年吳睿鴻成為張秀菊基金會的企業夥伴。每年他會花一天的時間帶孩子了解工廠製程，從畫圖、雷射切割、工具的使用，讓少年自己組裝出鐵製的老鷹，再送給孩子。「我想讓他們知道一個不起眼的鐵材最後能成就什麼，」吳睿鴻說。

對企業來說，用一位亳無經驗的少年工作者，需要額外的耐心。吳睿鴻的想法是：「我有200多位員工，裡頭有3～4位需要等待的少年，不是什麼問題。」

在昆兆益攻牙部門的前兩個星期，李金輝就因為鑽孔出狀況，讓公司損失了幾萬元。金輝有點羞赧說：「我的第一張補單（要上呈補材料的單子）來的時候，有點緊張，但課長沒罵我，他只是提醒我。」

吳睿鴻特別喜歡把少年們交給有愛心的攻牙部課長林振華。林振華觀察這群少年，他說孩子很認主管，必須要找他最信任的人、最合適的工作。林振華的方式是先讓少年當助手，教會器具的使用和評估風險，從鑽孔攻牙、震毛邊、識圖慢慢教起。李金輝因為夠努力，短短一年，在16人的攻牙部門裡，已從員工、儲備幹部升到副組長，月領3萬多元。

金輝說他之前沒自信、怕出糗，沒有前進的慾望，但經歷過在中橫縱走，一天走過42公里後，人生就像褪去一層舊的皮，他意識到不能空等不能害怕失敗，「我知道等，也永遠等不到要的東西。」

他喜歡現在的自己。不久前他買了一台二手車給父親，那一天他打給彭俊雄說：「小雄老師，我買了車，我能照顧家人，我完成我的夢想了！」

在協助少年的過程裡，基金會的社工除了要開發尋找在地企業、共同討論帶領的方式，也得確保企業生產線不中斷。熊爸和小雄就曾為蹺班的少年代班遞補工作，到汽車行貼玻璃紙、到修配廠拉水電。這是讓企業知道社工的決心，也讓逸出的少年知道，有人願意支持。

張秀菊基金會努力至今，目前合作廠商將近100家，其中穩定的約五分之一。

而在基金會的統計裡，20位參與計畫的少年，約半數能完成訓練，其中約3位有機會穩定工作3個月以上。

這個留用比例或許對一般工作者來說，算不上里程碑，但第一線社工都說這個紀錄已不容易。彭俊雄說：「他們從小就活在不確定環境下，很難期待每個孩子很快穩定，但至少他們心裡種下種子，2、3年甚至更久後會發芽。」

不論專案的名字是「未未」、「On Light」或「Light Up」，對政府來說，多半著重專案結束後，少年就業媒合或繼續就學的比例，一個等式資源的換算比；但對支持廢墟少年的NGO而言，少年需要更長時與多向度的觀照，需要生活、學習、工作完整的架接，有個能接納並讓他們安心停留學習，重新來過的環境。

就如同張良卿說的：「我們再不做，孩子一出去就陣亡，去做黑的，就是在社會埋下不定時的炸彈。」

形式化的法條，無法解決台灣童工難解的困境。

就像土豆，以及無數的「土豆們」，對於明天，一直無法有什麼想像，只期待能順利度過每一天。

嚼著檳榔，喝著保力達B提神，土豆晚上和朋友夾娃娃、喝啤酒看鋼管表演，只有這樣才能忘卻白天高溫下揹著農藥管的疲累，以及家的破碎。父母與家庭空窗的這幾年，土豆努力地生活，曾以為18歲開始人生會更順利，但有限的工作選擇、各種罰單和法律限制，依舊卡著他。他不知道人生為什麼這麼難。

攤在他眼前的，只有自己，「我現在沒有什麼心情想這麼多，現在就希望把自己過得越來越好就是，可以好好活下去。」

這群要養活自己的少年少女，需要政府提供無後顧之憂的訓練，民間微型企業提供更友善安全的職場環境。只有政府和企業跳脫對價和效率的想像，才能讓必須亟早自立的童工們，脫離黑工市場，在顛簸中穩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