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群少年，因家庭失能、無法融入校園，在不經意或無助的時候，進入黑道與堂口；在那個黑色現實裡，有人得到家庭般的安頓，但有更多人受利用去詐騙、賣簿子（賣銀行存摺）、運毒、跨國詐欺。這個體系提供了少年們什麼「養分」？他們冒著怎麼樣的風險離開或留下？
（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份，文中未成年受訪者都採用化名。）
「全部不要動！現在是警察臨檢！」幾位荷槍實彈的警察應聲破門而入，制式手槍「喀喳」一聲上了膛，蓄勢待發。江江跟朋友被突如其來的狀況，嚇傻了眼。
「這包是什麼東西？安仔喔！你們都被捕了，配合一點！」聽到聲音從廁所出來的接頭人也隨即被警察壓在地上，一臉懊悔。江江跟朋友對望了一眼後，心想：「幹！死了，原來大哥要我們來拿的東西是毒品。」
當時年僅16歲的江江，後來因為證據不足，幸運逃過運毒罪，僅以施用毒品的罪名起訴，被少年法庭判處保護管束。回到基隆後，江江每天仍跟著宮廟裡的兄弟一起出陣頭，對上次被大哥派去運毒、差點吃牢飯的事不怎麼在意。他說，是大哥給了他一個棲身的地方。
空氣中帶著淡淡鹹味的海風，遠處不斷隱約傳來渡輪的汽笛聲。毛毛細雨的基隆，是20歲江江的出生地。
江江的父母在他小時就離了婚，爸爸很早離家不見蹤影。家裡只剩下大他一歲的哥哥，還有祖父母，四人相依為命。祖父母每天早上四點到崁仔頂魚市賣魚，才勉強讓一家溫飽。江江的哥哥有暴力傾向，「以前哥哥會打我，還會拿球棒打。他打我、我不敢還手，因為還手他就會抓狂。」哥哥的暴力，外加學校的嚴格管教，讓江江待不住家和學校，他於是跟著學長翹課，到地方看陣頭，去久了自己也下場跳，變成宮廟裡的固定成員。
原生家庭的根基不穩，他們就到別處。哪裡有愛，就在哪裡生根。
江江就是這樣，未成年時跟了他口中的大哥，大哥以私人宮廟作為掩護，吸收了大量少年當手下，平時出陣頭，但更多時候是跟其它地方勢力叫囂，江江和小弟們負責亮刀亮槍，甚至運毒。
根據司法院的統計，全國少年虞犯的人數在過去10年，增加了59％，讓幫派可吸收的「人力資源」大幅上升。
26歲的柏楊，口中嚼著檳榔，右眼下方的臉頰上有一道明顯的傷疤，是少年時跟別人幹架受的傷。柏楊很年輕就成為三重區「穎川堂」的堂主，採訪這天，喑啞的母親、嚼著檳榔的沈默父親，還有三名未成年的少年隨侍在柏楊身旁，看得出他是這個家與堂口的權力中心。
柏楊的父親好賭，十多年前全家為躲債從雲林搬到新北市，過著清貧的生活。為了生存，柏楊很小開始打零工，後來加入宮廟，跟著大哥全台出陣頭，甚至曾經協助管理地下賭場、協助收帳和討債，最後開了自己的堂口。
穎川堂座落在新北市一間公寓大樓內，進堂馬上聞到淡淡線香，神桌上媽祖、關公整齊供奉、陣頭法器一字排開。這裡的大門經常敞開，來來去去都是附近不喜歡上學的少年仔；他們之間，有的爸媽離異、有的父親酗酒癱瘓，加上融不進學校主流，時常在夜市裡或陣頭徘徊。與柏楊遇上，自然而然進了堂口，這裡的沙發成了他們不想回家時的床。
除了遁逃的空間，這裡，還給了少年們很少有過的尊嚴和安全。
柏楊知道沒有家人依靠的少年需要錢，他帶著少年出陣。出陣時的「開臉」和舞獅，雄糾氣昂地扛旗子提關刀，讓少年們短暫成為人們的焦點，享受那種老師或父母很少給予的肯定眼神。
底層少年沒有依靠、沒成就感、易感易怒，穎川堂於是成為另類靠山。「我們是穎川堂的」這句開場，能在三重地區嚇阻些惡意的挑釁。像個無所不包的地下互助網，柏楊的堂口沒有主流的教條，還給了無依的少年經濟的和社會的安全感；但過來人柏楊也知道歹路不好走，除了陣頭，他也著帶著少年做正職，像是開卡車、修摩托車、做廚房風管清潔，也要求他們初一十五讀經，修身養性。採訪前，我們見到紋身刺青、頸帶金項鍊的少年們口中唸唸有詞《天上聖母經》：「菩提心廣莫難量、觸處放毫光，為瑞物祥，供養法中王⋯⋯。」
柏楊心底也有一條不可碰觸的界限，「傷人打架還好，不要欺負弱小」、「堅持不碰藥」，因為，「我身邊朋友10個碰藥，大概10個都死了。」
但多數的地下互助網卻遠比柏楊的堂口來得複雜，它們以「公司」、「會館 」的型態，吸引少年少女們前仆後繼，進入未知的風險。
顴骨高聳、頭髮整齊、說話彬彬有禮的理凱，現在是輔導毒品犯罪更生少年「利伯他茲基金會」的員工。曾在監獄裡蹲了三年多的他，回憶起遭幫派吸收的過程。
17歲逃家之後，理凱在台北西門町經常出入撞球店，在那裡認識了混四海幫的朋友。「剛開始是跟大家一起玩，然後就去住在那邊，大家做什麼都在一起。」他說，久了，就成為了「公司」的一份子。
離開家庭或是學校，少年容易被「公司」盯上。公司的業務多樣，如酒店、遊藝場、夜店、按摩店或三溫暖等，需要大量人力營運。公司會在特定地點撒網，虎視眈眈吸收新血。理凱當時是被公司分派到賭場當小弟，他的朋友們有的是在酒店做「經紀」帶小姐，或做「球板」的組頭，到處吸收這種線上球類賭博的下線。
公司或會館 ，是以往幫派的代稱。我們前往探訪不少縣市，特別是基隆、新竹、雲林、台中、台東，各地有自己盤據的幫派勢力。
在新竹市，我們跟訪23歲的小旭、剛滿18歲的阿冰跟阿翔多日，小旭屬於「風飛沙」，阿冰屬「院口」，阿翔是「三光幫」，各幫做的「事業」不同，有的跟著大哥在夜市「管理秩序」（收保護費），有的跟老大討債，或在酒吧裡當圍事。他們都有大片紋身，其中阿翔的腳踝上刺了對幫派表示忠誠的「日月星」。
少年剛加入幫會時，幫會提供固定的住所讓他們待著，受訪的幫會少年們說，他們多數先充當公司管理的八大行業中的跑腿小弟，每個禮拜有幾千塊零用錢；過一段時間得到上頭的信任之後，才會「升級」，深入公司的核心地下經濟。少年們稱呼上一級的管理者，有時也不叫「老大」或「大哥」，時不時用「老闆」稱呼，有時不知道最上頭的老闆是誰，因為在一個老大上頭，總有更大的老大。
2008年大法官公布釋字636號解釋，第三度認為當時的掃黑利器《檢肅流氓條例》有違反人權之虞，宣告其違憲。執法單位轉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作為起訴幫派的主要法律依據。
黑道與地方勢力不可能消滅，但法律又未明確規範其生存空間，黑幫於是想方設法「漂白」，成立公司法人，地方勢力也透過宮廟的地域性拓展，進行非法生意，操作大量的地下經濟。但其中最受爭議的，就是吸收眾多未成年的少年，非法為他們拼命。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10年來的統計，少年犯罪人數總體下降了6％，但因少年人口總數下降了21％，比例來看，反而越來越多少年被組織吸收。而少年犯罪總類裡，毒品犯罪和詐欺罪在10年間上升了2.5倍（毒品和詐欺分別上升254％、251%），少年們被有組織地運用在這兩項犯罪系統。
在整個販毒與詐騙體系統裡，少年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擔任販毒裡的「小蜜蜂」和詐騙集團的「車手」和「收簿手」。
至於「車手」和「收簿手」，則是一種在讓台灣背上「詐騙之島」惡名的詐騙集團裡，快速賺錢的方式。在詐騙體系裡，少年通常不會是在機房內編撰騙局或是操作電信技術的高階，而是必須在提款機前露臉的車手，或是四處張羅收購人頭帳戶的收簿手。
新竹少年小旭曾擔任收簿手，他以一本3千到4千元收購同學的銀行存摺，再以1本1萬元的價錢賣給上游，自己賺取中間的差價。「那時候真的很好賺，一天賣個10本都有可能。」小旭也說，除了銀行存摺之外，甚至連電信號碼、護照等，都可以賣給集團上游。
男孩們身旁也有不少女孩，她們有的擔任傳播妹，有的染毒後為了供毒，也當起小蜜蜂賺錢。他們們多半唸到高中就休學，通訊和社交軟體上分享的是他們賺錢後吃喝玩樂的照片，同儕看見便好奇，走偏門、賺快錢的訊息，快速在圈子裡分享交流。
少年們加入公司或會所，有的是為了滿足物質慾望，但更多是來自破碎或風險家庭，他們為了自立打工甚至養家而誤入歧途。像小旭父親在他國二時過世，他認為自己應該承擔爸爸留下來的責任，因此出外討生活，有一段時間，他每天下午3點到凌晨1點從遊藝場下班，凌晨4點再到麵包工廠做到中午12點。為了賺更多錢，他加入幫派，當起收簿手，小旭說：「我覺得只要有錢，生存壓力就不會這麼大。」他現在在釣蝦場工作，經常喝酒的文化，已讓他酒精中毒，若一星期不喝酒，又聞到酒味，雙手會不停顫抖。
小旭深愛著的已逝父親，曾用米酒泡奶粉給5歲的他喝。在高風險的家庭長大，從沒有人教育或告訴他們，那條「風險界限」，究竟要劃在哪裡。
侯雯琪和社工們遇到這樣的少年，會先把底線告訴他們：你吃藥但不能用藥物誘奸女生、妳做高級伴遊但要避免不好的客人⋯⋯。侯雯琪必須放下主流社會的價值判斷，先同理少年的生存處境，再用他們願意的方式溝通，讓他們知道後果是什麼。
少年們的需求和單純，經常讓他們容易被誤導和剝削。
但法律與社會的善意，卻讓「公司」和「會館 」灌輸少年一種說法：18歲以下犯罪成本不高。但實情並非如此。
「我們的個案中，有一位小蜜蜂在他17歲被抓，被十幾位買家給指認『咬出來』（供出來源）。若一條判1年，最少就要關上十幾年了。」利伯他茲基金會專員臧興國也是毒品犯罪過來人，他認為，少年們並不清楚法律上所需承擔的風險。
但即便沒牢獄之災，一旦進入那環境，被貼上標籤，就如流沙般難以回身。
法官蔡坤湖說，他曾多次為犯案被列入保護管束的少年轉學，希望給少年一個重新開始的環境，但每回接手的學校只要看到孩子的案底，都會提心弔膽，甚至用各種軟釘子要學生離開。他說，很多學校對於「不聽話的少年」的態度很多都是負面的，甚至是採取隔離的方式，將少年從學校推出去給法院，他認為司法應該是最後的手段，行政應該先行，教育方面應該給予非行少年更多的關懷與輔導。
只是社會很現實，如同蔡坤湖所說：「如果你被標籤成一個壞人、一個犯罪者，那你就真的可能會變成這樣。」
「一般社工都是在幫忙可憐的小孩子，但是犯錯的小孩子沒有社工在幫忙。」蔡坤湖認為，現行學校的輔導老師比例仍然偏低，但「一個正在往下墜的少年，社會以四、五個人力來照顧，若能及時挽救，都是值得的。」
阿科在國小時常被霸凌，國中開始翹課，甚至跟老師起衝突。最後老師為了「不讓他打擾到其他同學」，同意讓他以請長假的方式不來上課。三年國中時光，他在校時間總共只有半年。阿科加入幫派並販毒，他越做越大，到17歲時已經接觸到毒品販賣的上游，買賣以公斤為單位。在一次交易中他被黑吃黑，損失了幾十萬的毒品。一氣之下拿了手槍去談判，最後發生意外，開槍殺死人。
現在阿科已從明陽中學假釋，國中都沒認真讀書的他，在矯正機構裡，不去打球不看電視，一有時間就讀書，最後成功考上國立大學。但並不是所有的少年都有像是他一樣的毅力和決心，一點一滴的掙脫過往累積下來的束縛，翻轉自己的命運。
像是阿科這樣失足掉下懸崖的少年，爬起來所需的力氣，是一般人的好幾倍；他說，如果能重來，他希望和國中的老師之間，彼此能有多點耐心。
做為一個沒有選項的人，只要有任何人對游離的少年伸手，任何溫柔，可能都叫他們義無反顧 。
「之前我們的宮跟別人起衝突被警察抄，大哥想把宮廟關掉，但我說絕對不能關，因為那裡是我們的根！」基隆的江江對我們說，對宮廟的忠誠與兄弟間的義氣，是他在非主流社會的通行證，也是他們生存的邏輯。
年輕時混江湖，等年齡大一點，見周圍的人被關或通緝，其實會心生疲累；江江和小旭在訪問幾次後吐露，他們也曾想要「過個正常的生活」，但讓他們猶豫的是，真的有人願意給機會嗎？人生還真的能重新來過嗎？
台灣已故饒舌歌手宋岳庭在年少時，同樣因為家庭功能不健全而跌入歧途，出獄後寫了一首有如自己生命寫照的〈Life’s a struggle〉（生活如一場困鬥），歌詞刻畫社會底層少年的心聲：「握緊拳頭的雙手，到底什麼時候才能鬆開？當活在泥沼中，到底要怎樣才能金盆洗手？」
難以擺脫的泥沼生活裡，如果在關鍵時刻，能有人善意地拉他們一把，哪裡接納他們，他們就往哪兒去了。
文／簡永達 被迫提早自立的少年，能有什麼工作？除了低報酬的工作外，還有什麼選擇？這幾年，猖獗的詐騙集團吸納了不少風險家庭中的少年，為了多賺錢，他們走上的是一條高風險，犯罪邊緣的道路。
19歲那年，我第一次出國，一句英文都不會講。因為，我不是去旅遊的，我是去做詐騙的。
小時候，我家裡經濟還不錯，直到小學五年級，姑姑欠了一堆賭債，爸爸幫她做保，背了幾百萬的債務，連家裡的透天厝都賣了 。
國中時，我們借住親戚家，表哥經常叫我去買東西，我如果不去，他就會嗆說：「你不做，要不然你搬出去。」寄人籬下，爸媽也沒辦法說什麼。他們平日做板模工，收工後經常跟朋友喝酒到爛醉，回來就發酒瘋，兩個人會互毆，我國一個子還很小，就要卡在他們中間拉開對方。
國三的暑假，我們搬出來自己住，租在桃園八德附近，一個月租金才4,000元，但我爸媽有時候還繳不出來 。 為了補貼家裡，國中畢業我到小籠包店工作，每天工作超過14個小時，整個月只休一天。
我也想過，為什麼我要承擔這些經濟壓力，才16歲就要一直工作，後來，我想通了，我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把家裡照顧好。其實，我爸為了養我們，他的腳趾在工作時受傷，截肢只剩兩隻，但他還在做工地。我朋友知道我家裡情況，問我要不要去做詐騙，我只問他：好賺嗎？他回：很好賺。
我的想法很簡單，如果能賺一筆大錢，我就能讓我們家好起來。回家以後，我只跟我媽說了一句：我要去做一筆大生意回來。
第一次出國，我背了個後背包，因為當時臺灣是夏天，行李我只帶了三件短袖上衣跟一件短褲。到了機場，我才知道要去多明尼加，這趟有40多個人要去，從台南到花蓮都有，年紀在16歲到23歲之間。
我根本不知道多明尼加在哪裡，也不知道南半球跟台灣天氣相反，他們的季節是冬天。剛下多明尼加的機場，詐騙集團的人讓我們擠進一輛麵包車，車子開進一棟豪華別墅，每層樓有一百坪，有室內停車場跟室外游泳池，而頂樓的房間，一字排開擺了四、五十隻電話。
前三天排了密集的訓練，我們要偽裝成中國電信的客服人員，提醒他們的帳戶有問題，再轉給其它組的人，他們偽裝成中國的公安或檢察官，恐嚇他們付錢。
剛開始只覺得整天裝大陸口音挺煩的，直到某天同梯騙了一個老人5百多萬人民幣，我才跟帶頭的說：這樣不太好吧。後來，他把我關進地下室，不准任何人跟我接觸，手機護照都被收走，房外有個外國保鏢負責看守。
地下室透不進光線，整個月沒人說話，差點瘋掉。關了快一個月，我知道每晚8點，外國保鏢會用房間的浴室洗澡，我趁機偷拿手機，傳了封簡訊給我媽：「救我。」
我不知道我媽怎麼跟集團的老大談判，也不清楚付了多少贖金，總之，他們願意放我走，把我丟包在多明尼加的機場。
回台灣要在紐約轉機，我記得紐約的天氣很冷，我穿著短袖短褲，坐在機場的大廳，看著旅客來來去去，但我一句英文也不會講，就這樣餓了兩天，沒吃也沒睡。直到遇見一位台灣出差的大叔，他帶我去領機票，請我吃了碗熱湯麵。
回台灣以後，我繼續在餐廳工作，每天工作14個小時。最近我朋友找我去廣東做生意，過陣子我想去看看，能不能賺一筆錢，讓家人從此好過一些。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