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份，文中未成年受訪者都採用化名。）

許多年前一個靜謐的午後，新竹善牧少女之家的電話突然響了。話筒那頭傳來一名女子的哭聲，哭哭停停，始終說不完話。

接起電話的社工陳怡芳努力保持鎮靜，她拼湊細碎的資訊：一名22歲的女子不堪被同居男友毆打，現在帶著她3歲的小孩住進婦女庇護所。直到掛上電話前，陳怡芳才認出她的聲音，那是5年前離開家園的少女──小貓。

「政府要我們好好的照顧她們，我們也照顧了，但是，後來呢？她們離開之後成為成人，甚至成為母親，她們這一路走來，到底遇到了什麼困難？」陳怡芳儘管不願多做聯想，但她從小貓身上看見一種童年創傷的輪迴。

小貓沒見過親生父親，從小母親換過不少同居男友，幾乎每一任都強暴過她，甚至某任繼父還找朋友一起輪暴她，逼她吸食安非他命。她無法忍受這種生活，15歲離家，為了生存，她在酒店陪酒、應召、援交。而她的母親對這一切知情，卻無法離開一個又一個的糟糕男人。

父與母的罪行不只性侵，還包含其他形式的虐待，它就像一筆龐大的債務，儘管童年的創傷已事發多年，仍舊深深地壓在孩子身上。我們所訪問的每位安置機構社工，都竭盡心力地照顧著孩子，卻又不約而同地透露著擔心：我們把孩子照顧好好的，但他們離開以後怎麼辦？

根據衛福部統計，每年約有2,600名兒少離開安置體系，其中三分之一是15歲以下的少年，他們被迫提早進入社會，獨自生活，卻只有不到5%的少年受到政府援助。

如果當初將孩子移出是因為家庭徹底無功能，那麼有多少孩子能夠真正返家？《報導者》進一步詢問社家署，返家後離開的孩子有多少？儘管已立法規定，需針對離院兒少後續追蹤，但政府機關仍不清楚少年離院後的生活。主責兒少福利的政委林萬億坦承：「我們沒有一套嚴謹的系統追蹤，可以看到這群孩子的未來發展，這是一個很大的困境。」

如果說高風險家庭下的少年，活在資源匱乏的廢墟邊緣，那麼進入安置的少年，則是少年裡處境最邊緣，也最需要協助的。

英國從90年代開始關注離院少年的生活。他們的追蹤研究發現，離院後的少年普遍教育低落、失業率高，而且容易成為年輕父母、高度酗酒、染上毒癮，甚至成為街友，長期仰賴政府福利系統。

台灣卻到2010年才出現相關研究，實踐大學社工系教授彭淑華接受政府委託調查，發現離院少年的確存在低薪、低學歷、低技術的情況。即便沒有像國外研究那般成為年輕街友，但彭淑華不認為沒有這樣的孩子存在，因為「真正狀況不好的孩子，我們沒有找到，我自己清楚研究的限制在哪裡。」

離院之後，少年能依靠的只剩自己，每天睜開眼都是一場與生存的搏鬥。在育幼院工作20多年的洪錦芳，她不捨這群孩子離院後的窘迫，退休前創辦了中華育幼機構關懷協會（CCSA），「他們15、16歲離開了，看起來也都回家了，但很快就又出來流浪了，我眼睜睜的看他們成為小街友、混幫派。」她說。

自謀生路是個嚇人的要求，會讓離院的孩子感到力不從心。

錢，是一切煩惱的根源。協助少年自立的社工趙婉婷算過，他們在雙北市每個月的生活費至少要1萬6千元才夠，「房租跟伙食費我都算6千，這樣就1萬2了，再加上手機費、交通費、健保費就要1萬6⋯⋯我還沒算他們的學費，他們大多讀私立的高職，每學期學雜費要兩、三萬，讀私立大學就更貴了，至少要5萬。」

龐大的經濟壓力，常壓得他們喘不過氣，只有少數非常幸運的孩子，能夠申請到低收入戶補助。「他們明明就那麼辛苦地一個人生活，而且家人都已經沒什麼功能了，但計算低收還要算進家人的不動產。」婉婷忍不住替少年抱屈。

冠廷是社工口中，少數非常幸運的孩子之一。

母親生下他後離開了，留下他跟70多歲的父親，還有其他4個兄弟姊妹，因為家貧無力扶養，冠廷4歲就被送進安置機構，直到18歲離開。結束安置後他申請到低收入戶，能夠補助學雜費跟宿舍的費用，順利地就讀某間私立大學的社工系。

為了兼顧課業與生活，冠廷找了份學校的工讀工作，每個月薪水只有6千，「每分錢我都要計算要怎麼花，因為到月底都只能剛好打平而已，所以我不能讓自己有任何意外的支出，我不允許自己生病。」冠廷的大學生活過的相當節制，他從沒跟班上同學一起唱過歌，直到大二才買了人生第一隻手機，「我根本不敢對未來有什麼夢想，我每天都在想著要怎麼生存下去而已。」

他們破碎的原生家庭只是運氣糟透的手抽出的一張爛牌而已，還有許多其他的牌要抽。有些運氣糟的離院少年還沒成年，已經集滿一手爛牌：輟學、毒癮、跟暴力的朋友混在一起、在低薪的工作裡載浮載沉。

阿國不小心踏入通往貧窮的快車道。我們在台東的監獄初次見他，臉上還未脫稚氣，說話時得賣力地瞇著眼睛，才能削減近視對他的影響。

16歲離開育幼院後，他身旁只剩重病做資源回收的阿嬤。老人家無力照顧，他開始輪流住在朋友的租屋處，做過加油站兼職，也在夜市當過助手，工作總一陣一陣的，沒工作也沒錢的時候，他靠偷竊維生，但他覺得自己沒什麼價值，不配拿什麼奢侈品，只敢偷一些食物、零錢跟沒人騎的腳踏車。

他離院後頻繁進出少年監獄，直到最後一次，他順手拿了別人的皮夾，不到兩小時就被警察找上，他原封不動地交還皮夾，但這次他已經滿18歲，被重判4年送進成人監獄。「我也想過一般人的生活，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沒辦法？」他隔著會客室玻璃對我說。

不是所有的離院少年都這樣，會一路墜往監獄，不可否認地，他們是一群堅強的人，多數的少年都能熬過無家可歸跟牢獄之災，鼓足勇氣地投入陌生的工作世界。

但初入職場仍把他們嚇壞了。有些人害怕打電話、害怕投履歷，害怕被拒絕，害怕自己無法勝任工作。就算獲得工作，有些人仍止不住擔心，他們害怕被雇主責備、害怕站上收銀櫃台、害怕面對難搞客人。

低薪的工作讓他們經常徘徊在貧窮邊緣，很少有人能看到長遠計畫的好處。當薪水只能勉強打平生活開銷，他們最容易捨棄的就是教育這筆投資，但儘管學歷貶值，職場的回收並不划算，學歷卻又是進入就業市場的門票。

16歲的之翰只有國中畢業，他已經失業兩個月，戶頭裡只剩提不出的18元。失業這段日子，他每天的行程大致如此：睡到中午才醒，因為可以省去兩餐， 醒來後他沿著輻射狀的路線投履歷，「我什麼都願意做，只要門口貼有徵人，我就走進去投履歷，⋯⋯通常聽到他們說『我再拿給店長』，我就知道不會上了啦。」

他經常一路遞履歷，直到晚上11點才回家，不過投完了5本履歷，卻始終沒人雇用他。之翰有線條柔和的顴骨，烏黑的眼睛藏在瀏海後面，搭配1米7多的身高，活像個韓國的明星，但他的體重一度不到40公斤，最窮的時候，他讓自己兩天吃一餐，晚餐只吃稀飯配鹽巴。

談到家人，之翰說的不多，只提到他從小被父親關在廁所改建的房間裡，四周的門窗都被釘死，即使白天也透不進光線，房間裡除了床板空無一物，只有角落擺著尿壺，他的大小便都在不到4坪大的空間裡完成。父親經常在生氣時隨手拿東西往他身上砸，升上國中後，某次父親抓狂似的拿菜刀要砍他，之翰因此被送進一間緊急短期的安置機構，一星期後，社工送他回家，但他心裡清楚：這個家回不去了。

童年時期的創傷，容易讓他感受到一種毫無自我價值的感覺，那令人窒息。他曾兩度有輕生念頭，一次買水果刀被社工發現，另一次他直接吞下整月份的肌肉鬆弛劑，他事後解釋「我只想好好的睡一覺。」

他被迫承擔與年齡不相符的責任，還有不必要的窘迫。原來，長大的滋味一點也不浪漫，反而更像一場無法停下腳步的長程馬拉松。

「一直要工作我覺得壓力很大，做一段時間以後我也會想休息一下，可是就是沒辦法，生活就是不允許，這件事對我來講很辛苦。我也經常問自己，為什麼我做的事都不像我這年紀會做的事⋯⋯，我才16歲耶，16歲應該是在讀書，應該住在家裡，不是整天在煩惱工作、煩惱生活，像我現在沒工作就在想：我下個月的房租怎麼辦？我的生活費怎麼辦？」他說。

就算獲得雇用，他們難堪的處境不見得更好。

僅有一橋之隔，橋的這端是人聲鼎沸的士林夜市，另頭連接的是社子島，隨處可見資源回收場、鐵皮屋與地下工廠。17歲的萱萱在一家美髮店當洗頭小妹，每天為這份正職工作超過12小時，一個月休息兩天，她的底薪5千、洗一顆頭只能抽成16元，必須要洗超過400多顆頭，才能領1萬出頭的薪水。

女孩的雙手長期泡在水裡以及接觸劣質的髮劑，爬滿蜘蛛網似的細痕。每個人辛勤工作都是為了領薪水那天，但她說「每次領到薪水我都沒有很開心，因為我知道這些錢一下子就不是我的。」

即便辛勤的工作，她的資金仍出現缺口。領著不到基本工資一半的薪水，在台北根本難以生活，但一般的金融系統不會服務他們，少年的借貸多依靠朋友或地下貸款，以債養債，讓貧窮更加惡化。

萱萱的房間藏在洗髮店的夾層，她與室友同住，只分到一張床的大小。在某些脆弱的時刻，她會想起自己的原生家庭。

她小時候被父親吊起來打，經常吊超過8個小時，小三那年，她在某次父親盛怒下逃出家，躲進警察局。後來，她被送進安置機構，一路換過7間安置機構與寄養家庭，沒有人能夠解釋她為什麼被推來推去，她就是這樣一直搬家。但離院後的窘迫，常讓她後悔多年前的決定，「我常常在想，如果當初我沒有逃出去，我現在會不會還有個家？⋯⋯就算會被打，但至少還有個家。」

少年精疲力竭，勉強找一份糊口的工作，苦苦掙扎。雇主即使再多抱怨他們的能力，仍會因為便宜雇用他們，只不過他們升遷無望。我們為這篇文章採訪的離院少年，許多從事便利店與餐飲業的兼職工，或是工地與農地的短期粗工。

對一般家庭的少年來說，就算在便利商店打工，只要有家庭支持，他們隨時可以離開這項工作，或者透過家人資助繼續進修，讓自己遠離這道陷阱。

離院少年沒有家人支持，還沒準備好就被推入就業，即使再疲憊也不能喘息。原本應是做夢的年紀，他們很快就被現實掏空夢想，令人麻痺的無力感湧入，一併奪去他們改頭換面的能力。

如同我訪問過的少年，他們很難談論三年後的自己，「我已經很久沒有夢想了，我記得小時候我有很多夢想，我長大想唸電機、想當工程師，現在都忘記了，⋯⋯現在只想過個平凡的生活，不會餓死就好了。」之翰說。

抱怨對他們是種奢侈，少年們更常把失業與窘迫的生活歸咎於自己，反而是陪在一旁的社工替他們抱不平。

他們出生的家庭無法選擇，後來被送進機構也沒有選擇，「今天他滿18了，不代表他就具有生存的能力，但我們的法規就是切在滿18歲，你成年就不關我的事了。」中華育幼機構關懷協會的社工督導丁子芸，協助離院少年自立將近10年，她常懷疑自己的工作毫無用處，非常挫敗，「當我們服務這群孩子，政府經常用最低的生活標準期待他們，好像認為他們可以過日子就好了，⋯⋯我經常會覺得好像養了一群很不重視自己健康，不重視自己勞動權益的孩子，他們就一直生活在社會底層，很難翻身。」

台灣從1950年代起陸續設立育幼院，最初是收容戰時孤兒，後來2003年兒童福利法與少年福利法整併成《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簡稱《兒少法》)，2011年又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精神大幅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簡稱《兒少權法》），陸續納入家庭無力扶養或遭身心虐待的兒少。至今發展安置體系超過半世紀，卻直到2011年當時的監委沈美真糾正內政部，未依法照顧離開安置體系的少年，政府才終於注意到他們離院後的生活困境。

政府很快地做出回應，同年底修改《兒少權法》，針對離開安置體系兒少，各縣市社會局應後續追蹤輔導至少一年，如果發現有獨立生活需求的少年，可轉由各縣市承包自立方案的社工協助，由他們提供離院少年生活與租屋補助。

政府的流程看似完整，實際上仍漏接了不少亟需協助的少年。根據社家署統計，去年共2,600多位兒少離開家外安置體系，但全台申請自立方案只有180名少年，今年申請補助的更少到只剩80多名。

面對兩者數據的落差，彭淑華認為問題可能出在後追系統功能薄弱。她經常參加離院追蹤的會議，聽到一群挫折的社工抱怨找不到孩子，「他們的困難在於，他們跟這群少年沒關係，尤其針對離園的少年，他（少年）會覺得我幹嘛定期跟你報告。」

還有一種狀況，因為少年的工作不穩定，經常換縣市工作，社工最後跟丟了。目前每年由各縣市社會局撥一筆錢，委託給民間單位的社工追蹤，只有少數縣市由社會局自己做，實務上變成如果孩子戶籍地在台北，後來跑到高雄去工作，台北市社會局就會委託給高雄的社工，如果再跑到南投就要再委託給南投的社工。就這樣轉來轉去，最後就跟丟了。

但英國的作法不一樣，離開前半年就有一名社工開始跟孩子接觸，跟他們討論未來的計畫，即使離院後，這個孩子到外地去工作，同樣由這位社工陪伴，「他們的概念是，離園之後我就是等同於這個孩子的父母親，父母親怎麼會因為孩子跑到外地工作，就跟他中斷聯繫了。」彭淑華解釋。

現行的「外包式」社會福利政策，讓政府也將責任外包了，只剩接下追蹤工作的社工獨自承擔挫折。現行的《兒少法》僅規定，針對離院兒少應追蹤輔導至少一年，但中央政府沒有編列相關預算，也沒有制定具體的服務流程，導致各縣市落實情況不一。

據衛福部統計，累計到去年，約有5千多名離院兒少需要後續追蹤，但各縣市編列的社工人力卻有極大差別，例如資源豐厚的台北市，60多名社工的後追案量是280人，反觀高雄市後追人數高達620人，卻只委由8名社工追蹤輔導，同時這群後追社工還必須負擔家庭輔導等其他業務。

新北市擁有全台最多需要追蹤輔導的離院兒少，長期以來由兒福聯盟接下這項任務，儘管契約僅寫明「每個月一次面訪、兩次電訪」，但社工黃巧妮想要做得更多，卻因為跟離院少年沒有信任基礎，加上「我們能給的資源只有錢，如果他不缺錢，或是他不想跟我們接觸，那我們真的很難有著力點。」

她遇過一名17歲少女，結束安置後就離開家，她後來選擇跟30多歲的男友同居，即使黃巧妮有些擔心，但「她就是不需要錢，我們追蹤一段時間之後，也只能消極性的結案了。」

他們倔強且深諳街頭生存法則，外表看似堅強，但看似穩定的表徵下，隱藏著不穩定的風險。

丁子芸永遠記得她服務的第一個離院少女。她走進一棟生鏽鐵門的老舊公寓，陳舊凋敝的黑暗走廊胡亂扯著各類電纜配線，四處彌散著灰撲撲的發霉味，她鼓起勇氣敲門，女孩從半掩的門口露出頭，她從縫隙看見一名半裸的男人躺在床上。後來，那名少女用連珠炮的髒話轟走了丁子芸。

兩次、三次、五次，丁子芸反覆去敲門，讓女孩相信社工是真的關心她。女孩後來能聽進社工的話，她跟男友搬到明亮乾淨的公寓，看似一切都步上正軌了，但丁子芸仍放不下心，因為少女的工作不穩，經濟上長期依賴男友。某天半夜，丁子芸接到少女的求助電話，她被男友趕出家裡，一個人帶著所有的行李在街頭遊盪，丁子芸陪著她坐在路邊，哭了一夜。

「我們做少年工作的，要做到『我們一直都在』，今天不會因為你掛我電話，我就掛你電話，我們青少年社工要用穩定跟專業去陪伴他們。」丁子芸經常陪伴少年走完從離院到穩定就業的最後一哩路，她發現少年是最不懂得求助的一群人，需要長期建立信任關係的社工鼓勵他們，推他們一把。

台灣提供給離院少年的服務，卻是相當斷裂的。他們在安置機構由機構社工照顧，離院後換成後追社工輔導，如果要自立生活，再轉由自立社工協助，要是少年遇到就業的問題，再轉由職訓單位介入。

由於切割式的服務及缺乏長期穩定的陪伴，很難看見少年生活的艱難，於是我們只能說服自己，他們都過得很好。

陳怡芳同樣相信陪伴的力量。她聊起當年小貓的那通電話，其實很多內容已經記不清了，但她深刻地記得小貓說：「沒什麼事，我只是想打電話來問問看，你還在不在（家園）？」

那句「你還在嗎？」讓陳怡芳再也放不下對離院少女的責任。在她15年的安置社工經驗裡，陸續碰過離開的女孩突然按門鈴，問有沒有東西吃？或是突然遭遇車禍的少女，焦急地打電話說付不出醫藥費。

「那些經驗都讓我們回頭修正，我們要幫還在園的少女做好那些離園準備。」陳怡芳開始邀請離園的學姊回家告誡學妹：離開後要小心爛男人、要仔細計畫每一分錢，還有永遠替自己留一筆緊急的預備金。

少女間的互助，也有一種治癒效果。有個女孩從前的願望是當幼稚園老師，但離園後的窘迫一度讓她忘了夢想，現在她幫其他離園的學姊帶小孩，她跟怡芳說：「那感覺很棒，我都差點忘了我還會這個。」

如同許多青少年社工共同經歷的，陳怡芳的心情經常像鐘擺般擺盪，她一方面驕傲離園少女的韌性，卻又經常擔心她們的處境。

「一般的女孩如果跟老公吵架，她還有個娘家可以回，但我們的少女是沒有娘家可以回的。」她說。

已經是少女之家主任的陳怡芳，一直有個夢想，她希望自己有間大房子，可以讓疲憊的女孩稍稍喘息，「她們不是要福利依賴，只是需要一個沙發，讓她們累了可以休息一下，再出去飛。」她接著說「然後，我們會一直在這裡，幫她們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