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 2018 年才 22K！

阿美和淑芬領的都是2017年的基本工資21,009，即便沒有家庭要負擔，仍生活得很吃力。

她們並非個案，根據勞動部說法，共有207萬人薪資受到基本工資影響。

儘管甫通過的審議會已將基本工資調到22K，但隨著狂飆的物價，勞工恐怕也得每月為生活煩惱⋯⋯。

為什麼我們要在乎基本工資能不能幫助勞工生活呢?

國際勞工組織ILO 131號公約明訂最低工資需「維持勞工基本家庭生活需求」，也就是最低工資不僅要能養活勞工本人，也應能養活其家人，因此調整時應參考「勞工生活成本」，勞團喊出的27K即是以此為根據。

另一派看法則認為基本工資應該是「經濟成長果實的分享」，也就是一旦有經濟成長，勞資雙方各有一半的功勞，因此基本工資的調整應以「勞工造就多少經濟成長」為主要依據。

回顧台灣的基本工資變化史，1970到1995年有大幅度的成長，但到了1997到2007間卻出現長達十年的凍漲，當時凍漲基本工資的原因包括亞洲金融風暴、企業外移等，許多人認為這是目前基本工資偏低的主因。

然而，並不是每個亞洲國家都選擇以凍漲基本工資來面對風暴。

若以經濟發展歷程類似的南韓來比較，可以發現南韓的基本工資呈現穩定成長，與台灣的不自然波動大不同，甚至在台灣凍漲的十年內一舉超越台灣。

難道，韓國沒受到亞洲金融風暴波及嗎?

若根據「成長果實理論」，只有在經濟有成長時才能調整基本工資。

比較台韓的GDP成長率，可以發現幾次金融危機，韓國經濟受挫狀況並不輸台灣，但韓國仍是每年穩定調升基本工資。

若考量是否能滿足勞工生活所需，以象徵一個地區生活成本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來比較，則能發現儘管兩國增減幅度不同，但漲跌狀況卻相似。

不過，韓國的基本工資並不像台灣長年凍漲，大部分呈穩定成長。

基本工資凍漲多年，但經濟並非沒有成長，只是沒有反映在基本工資上。

若以勞動部公式來計算，2016年基本工資應為29,766元，足足比當年的基本工資多出48%！

倘若根據ILO最低工資的精神來試算來算，2015年基本工資應為28,861元，比同年基本工資高出44%。

由此可知，目前基本工資偏低，凍漲的那十年功不可沒。

過去20年間(1997-2016)，就有12年凍漲基本工資。

回顧凍漲理由，包括亞洲金融風暴、產業外移，或因「經濟不景氣」而遭行政院否決，總歸一句話，就是政府說了算。

也就是當政府高興時可以調，不高興則隨時可以否決基本工資審議會的決議。

景氣好調、景氣不好也調，與台灣「逢跌必凍」的情況大不相同，到底韓國怎麼做到的？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李健鴻便分析，韓國經驗贏在「詳盡的法制化」，而這是台灣目前最為缺乏的。

他並點出台灣基本工資調整制度有以下幾個主要問題。

目前基本工資調整的法源為勞基法第21條與「基本工資審議辦法」。

而主要依據的「基本工資審議辦法」是行政命令而非法律，對政府的約束力不夠高。

辦法中明訂的事項也不多，缺乏對決策機制、時程以及對應罰則做明確規範，這也是造就十年凍漲的主因。

過去曾發生資方集體拒絕出席審議會，政府不斷拜託資方的狀況。

這是由於辦法僅規範要在第三季進行審議，卻未明訂完成期限及參與者權責。

韓國明確將基本工資審議時間、參與者權責明訂於法令中，若一定時間內未完成審議便算違法，維持勞資政三方暢通的對話，才有年年調整的結果。

審議辦法沒有明確參考項目，每年都是審議會前勞動部透露可能參照哪個公式，常被勞團質疑是「先射箭再畫靶」。

事實上，許多國家會透過「最低工資法」明訂「生活成本」等作為調整最低工資的指標，像法國甚至明定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漲超過2%，最低工資會立即以相同幅度調升。

好不容易委員會決定了調漲的幅度，卻可能被行政院否決，因為勞動部公告之前，要經過行政院核定。

如2012年，行政院便以「經濟前景不明」為由拒絕調漲月薪，並訂下經濟成長率連兩季大於3%，以及失業率低於4%才能調漲的門檻。

缺乏獨立性的委員會，讓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形同虛設！

若雇主不按規定乖乖給員工高於基本工資的薪資，按照勞基法規定，只會被罰2萬元～100萬元罰鍰。

對照韓國，雇主若被發現給薪低於最低工資，甚至可能被判處最高3年的刑期。

此外他國法令能保障勞工取回最低工資差額，但台灣勞工則須自行向勞動局申請調解或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其實我國曾簽署「經濟社會文化國際權利」國際公約，裡面明確規定落實最低工資維護勞工生存權。

蔡英文總統也曾在勞工政見提出要訂定〈最低工資法〉，以實現此國際權利公約的規範，雖然勞動部曾承諾去年年底提出草案，但至今尚未提出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