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川普與支持他的右翼社群，在性別的論述上比起2016年，變得更加老練且複雜。將跨性別視為一種意識形態而非真實存在的身分認同，即是將美國的性別政策與全球的反性別意識形態（anti-gender ideology）右翼運動進行高調的結盟。這場在1990年代崛起，源自保守天主教與基督教團體的運動，反對同志人權、墮胎權、跨性別權益，以及所有他們認為與「傳統」性別價值觀相斥的性別多元存在，在全球與右翼民粹政治人物都有高度的結合。

近年來，這場反性別的右翼運動，也出現以「保護女性」的「女性主義」為名的支持者，其中不乏自稱為「性別批判女性主義」（gender-critical feminism）者，以及知名作家J・K・羅琳（J. K. Rowling）。他們反對1990年代以降的性別後結構理論，強調性別（sex）為純粹生理的、無法變動的，並且認為跨性別者的存在會挑戰到「生理女性」在父權結構中的生存權利──即使他們所倡議的「反對父權壓迫」立場應該是傾左的思想，在當代的政治下，卻與右翼政權的性別政策不謀而合。

女性主義究竟為何在當代會有這麼劇烈的分歧？要談女性主義與跨性別運動的未來，我們必須先談論它們的過去。女性主義的開端從來就不是為了倡導「生理女性」的權益，而是反對任何將性別差異作為一個人或一個群體之價值判斷標準的批判。

當代排跨人士藉由女性主義之名，倡議要將性別鎖入生理指定的框架，是一種對女性主義思想的反動運動。他們將女性的身體限縮在生殖孕產框架的功能，甚至也主張二元的性器本質論（一個人是男是女必須由外生殖器來判斷），和女性主義起源所要追求的脫離生理性別的束縛大相徑庭。

在大眾的敘事和輿論中，經常對於女性主義的發展有線性的想像：女性主義首先於19世紀發展，爭取女性的投票權和其他公共參與權，再來20世紀中有了同志運動，批判異性戀的常規化，連動帶出1980年代反對性別二元框架的酷兒理論；最後同性情慾被接受了，才有了對於跨性別族群的爭辯。

這樣的敘事，也成為當代全球右翼民粹勢力輕易操縱的對象。因為，跨性別被視為是另一種「現代的發明」，不配具有存在的權利，他們否定性別流動為一個跨越文化、跨時間，廣泛存在的現象，即使這些性別流動之主體不一定被命名為「跨性別」。而當代跨性別爭議的浮現，無論是公共空間的使用，醫療資源的需求，皆被放置在他們認為「性別已經平等」，甚至「同志已可結婚」的脈絡下，跨性別的議題反被標籤為「太過激進」或者「太過邊緣」。

事實上，這套敘事的許多假設都是錯誤的。

第一，當代的性別並非平等，而是處於更岌岌可危的狀態，尤其是各國對於墮胎權利的倒退，顯示身體自主權（body autonomy）──尤其是女性、跨性別、青少年──的逐漸倒退。

第二，跨性別的運動和女性主義以及同志運動的發展環環相扣，不可拆解。早在同志解放運動（gay liberation）的前期，歐美就有跨性別社群的抗爭，只是跨性別在當時尚未是一個集體的稱謂；當時的多元性別者，無論是具有同性情慾的、性別認同流動的、施打荷爾蒙改變性徵的，多數都在「同志」（gay）的大傘之下對抗社會制度和異性戀常規化的暴力。

在第二波女性主義聚焦在「女人究竟與男人相同還是不同」的爭辯時，黑人女性主義一直提醒著我們：問題的本身是「女人」這個範疇本身，帶有太多階級、種族、慾望的假設。「女人」所需要的權利，不會是對等的。比如：非裔美國女性早在被作為奴隸販賣到美國時就是被迫勞動，她們所受到的壓迫，和美國作家貝蒂・弗萊頓（Betty Friedan）在1963年所寫的《女性的奧祕》（The Feminine Mystique，暫譯），描繪被父權性別角色囚禁在郊區房子當家庭主婦的中產白人女性全然不相同。非裔美國女性難以從自己種族化的身體，切割出「性別」的一塊，加入女性主義構想的「女人」主體。

我們必須記得，在歐美國家，性別的概念被政治化之前，男性一直都是普世「人類」的代表──更正確地說，是西方的、白人的、具有土地擁有權的男性──而任何在這範疇之外的主體，即是不受法律保障、無法擁有權力的「次等人類」。

作為「他者」的女性，一開始並不具有集體的政治標誌與意識。女性承接所有非男性的、劣等的特質：情緒化、嬌弱、愚笨、不文明、不成熟。這也是為何，法國存在主義思想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將女性命名為「第二性」，因為女性這個範疇並非原先就擁有清楚的定義，她們的定義即是來自於第一性（男性）的剩餘。

當女性主義者意識到性別差異所帶來的不平等，她們開始爭取自身權利與男性權利的落差：投票權、生殖權、生產勞動權。是權利的爭取以及集體的抗爭建立了「女性」的身分認同，而非是生理本質論創造了女性的集體身分。女性主義者渴望掙脫「性別差異」想像的壓迫──男女生來不同，將女性賦予不對等的權利、資源，和社會角色──造就了反抗異性戀父權霸權的「女性意識」。

能讓這些長久以來共同對抗異性戀父權的性別運動走向分歧和打散，我認為來自兩個近代的關鍵時刻：

第一，第二波女性主義主張將社會性別（gender）與生理性別（sex）分開處理，強調對女性的壓迫來自於她們社會性別的次等化，而非「生來如此」，也就是生理上的劣勢。

這個論點在要求同工同酬、擴增女性政治參與等有關平等待遇的討論中，成為有利的論述；然而，卻又在一些和生殖相關的保障上，比如職場中的孕產福利問題、墮胎權利問題，被迫繼續沿用生理本質論，因為「女性的生殖系統與男性不同」。

如同後來酷兒理論對於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批判，認為gender與sex的分割，反而使得生理性別（sex）更加落入本質化。也就是，為了倡議女性作為一個可被法律保障的身分範疇，女性的身分被規範為一種該被保護的生理本質範疇（sex as a protected class）。換句話說，因為女性生來就是女人，具有無可改變的生理特徵，所以是法律上必須保障的少數。這個雖然看似有利的論述，卻再次限縮了「女人」的範疇至所謂的「生理女性」。

但事實上，何謂「女性的生理能力」（female biological capacities）一直都是開放且浮動的問題。會經歷孕產的女人亙古至今都只是全天下「女性」中的一部分：有女人拒絕受孕、有一些認同自己為非二元或跨性別者也具有孕產能力，而歷史上許多邊緣女性（有色人種、奴隸、女同性戀）更被認為不該繁衍下一代，甚至被迫絕育。

究竟是女性擁有的生殖系統「不幸地」使得父權選擇女性來壓迫，還是父權制度下所建立的孕產制度、勞動分配，以及身體自主權的限縮，壓迫了女性？很明顯的，答案是後者。也因此，女性主義者的工作是對抗這些父權制度對於孕產方式以及身體自主權的限縮，而非走向將「女性」的範疇限制在「可分娩」之主體。我們必須正視，任何單一的生理條件，都不該成為定義「女性」的標準。

第二，早期在歐美的精神醫療邏輯中，同性戀即是代表一種「性別倒錯」（sexual inversion），也就是性別認同與性別慾望無法切割；而到20世紀中葉，同志運動致力將「同性戀」的身分範疇去病理化，在1973年也成功地在美國精神醫學會會員投票下，從《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中移除。另一方面，代表性別認同問題的「性別認同障礙」卻反而變成病理化的範疇。換句話說，當同性情慾被認為是個人隱私，不該被國家管制時，性別認同則成為可以被生命政治約束、管控，以及監視的範疇。

以上兩個關鍵時刻造就了當代所有性別運動之中對於「順性別常規化」（cisnormativity）的癥結點，也就是，假定一個人的指定性別與性別認同吻合才是「自然」或「正常」的狀態。女性與同性戀身分認同的主流化，依循著順性別常規的邏輯，追求「生理女性」和「被『同性』相吸之同性戀」的權利，也順勢將跨性別的存在分化為「他者」的議題。這並不是單一團體或運動的問題，而是在主流身分認同政治的架構下，曾經共同對抗異性戀父權制度的邊緣者一一被分割所導致。但我們要記得的是，在女性主義概念的發展歷史之中，這並不是唯一的路線。

當代反對跨性別的「女性主義」論述（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m, TERF）經常將「生理女性」的必須被保障建立在性暴力的恐懼之上。他們主張，由於男性生理構造的差異對於女性造成根本上的威脅，因此女性需要被保護的空間，以及更綿密的性別守備。這些理由被用來反對跨性別女性進入「生理女性」的空間，無論有沒有經過性別肯認手術，只要曾經具備男性的生殖器，則會對女體造成威脅。

性暴力絕對是真實的。縱觀歷史，被指定為男性者也是性暴力普遍的加害人。但這個議題與女性的生殖權保障論述是類似的：究竟是因為男性具有陰莖使得他們更容易成為性暴力的加害者，還是異性戀父權霸權賦予指定男性者更多的權力、性騷擾的免責、可以加害他人的位階，甚至是能夠藉由「生理衝動」一詞而被原諒的性暴力說詞？

我們必須肯認，在所有面對性別不平等的抵抗方法中，「保障生理女性」一直都是既有系統中最簡易且低標的附加措施。例如：因為入夜的公共空間對女性是危險的，加上性騷擾成為常態，於是指定其中一個捷運和台鐵車廂為保護女性用途、月台上畫定「夜間婦女等候區」，究竟是否有預防性騷擾之實際效用？

畢恆達與彭渰雯即指出，在公共空間性別隔離的措施，雖然看似保障女性，長期而言更強化了性別的二元分立，並讓女性被放置在弱者的位置。反之，更積極的性別平等策略，更應該去加強女性行動的自主權、勞動的保障和上下班時間的彈性選擇、更廣泛的性騷擾防治教育等等。

看似補償的措施，讓人錯誤地以為，只要待在被規範的空間中就能得到安全，卻忘了真正的權力來源，是我們在行走之中難以看見的那些政策制度、基礎建設、空間設置、時間規範、勞動角色分配、房地產與資本累積。這些「物質」的設置隱藏性別的邏輯，卻狡猾地讓我們只看見性暴力是「生理的」、「具有陰莖」的問題。

這造成當代女性主義辯論中談論性暴力時經常不斷複製的悖論：反跨女性主義者強調他們是為了反抗性暴力與鞏固「生理女性」權利的守護者；但同時之間，他們也將暴力的模式完全限縮在生殖器的問題之上，「陰莖／陽具」反而不斷被賦予愈來愈多象徵的恐懼。

酷兒理論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Who’s Afraid of Gender》一書中即提到，排跨女性主義者認為只要禁止具有陰莖者進入女性廁所就能阻擋性暴力，完全忽視了性別的恐懼長久以來動員的並不是生殖器的具體生理功能，而是我們的制度和文化賦予這些器官的象徵權力。將「陽剛性」與陰莖綁架，對於長期解放陽剛性作為統治與壓迫代表的轉型也沒有任何助益。

這些問題仍是回到：我們想要的是一個怎麼樣的社會？一個任何人都可以自在地展演自我的性別氣質，不被單一器官所限制，還是一個倡導恐懼與管制作為提升「安全」的社會？

與其將身體持續置入二元性別的想像──陰莖即是陽剛的插入者、陰道即是陰柔的被插入者──女性主義學者艾瑪・希尼（Emma Heaney）提醒我們：「任何身體都具備可以被穿透的可能性（all bodies are penetrable）。」是性別差異的機制與論述設法定義我們的插入／被插入之角色，而非器官本身。陰道並不具備任何生理特質讓它應該比其他身體的部位更值得或更適合被侵犯。跨性別女性、男同志、有色人種、兒童、身心障礙者⋯⋯在異性戀父權制度中被視為弱者的族群，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是弱勢並且容易被侵犯之對象。對於性暴力的問題，權力如何策動不同的身體差異去命名誰是可被侵犯者才是真正的關鍵。女性主義與跨性別運動要對抗的，都是性別差異如何被操縱為一個人或一個群體之價值判斷標準。

女性主義最初始的目標即是要打開以生理之名限制「女人」這個範疇可參與的空間，如今又有女性主義者想要關閉女性的資格，即使多數「不合格的女性」一直都依附在這個範疇中求生。就如同近日，歐美右翼的反跨論述也強調刻意分化同志與跨性別者來造成對立，例如，美國LGB聯盟（LGB Alliance USA）即以「保護兒童」的言論，企圖混淆早期對待同性戀的「性向轉化治療」（conversion therapy），與讓未成年跨性別者接受性別肯認醫療為相同之處置。弔詭的，曾經被保守右翼批評為「過渡性」的同性情慾，如今卻成為比跨性別者更為合法存在的身分，並挪用來打壓跨性別者之權利。

這個事件，以及女性運動和同志運動的歷史都告訴我們，在少數爭取權利的路上，經常當一道門打開，另一道門就被即刻關上。作為女性主義者，我們是否應該讓這些被限制的身分範疇，更寬闊地打開，讓那些「不合格者」在他們所想要的身分尚未取得正式的認同之前，擁有庇護生存的空間？在這個前提之下，我認為，跨性別運動的未來，也是女性主義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