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講座的主題是「像個人那樣慾望與愛」。

開始之前，請讀一讀這句話，「像個人那樣慾望與愛」，我們會把關鍵字重音放在哪裡？又會怎麼思考這句話？

像個「人」那樣慾望與愛？

像「個人」那樣慾望與愛？

這也是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劉文在講座現場拋出的第一個提問。「接到這個題目時，我覺得很有趣。因為其實可以用兩種方式解讀這個題目，一個是像個『人』那樣，like a human being。另外一種方式，我們可以用比較理論的方式去想它，像『個人』那樣慾望與愛。那麼，在當代作為『個人』，一個可以慾望跟愛的『個體』，有什麼樣的意義？」

講座主題出自於臉譜文化副總編輯陳雨柔。去年（2023）初，臉譜出版由漫畫家廢廢子和劇作家簡莉穎合作的《直到夜色溫柔》，從9段不被主流婚戀市場接受的身體及性關係，描繪多種性與愛與性別認同的困頓與可能。在讀者回饋裡，陳雨柔發現，在其中一個篇章裡的結尾，跨性別主角對原本不是他的「菜」的對象產生了慾望，許多讀者對於這個跨性別角色的慾望轉變感到困惑。

「原來，有很多人難以想像，慾望是可以改變的。」這種困惑也延伸到對於性別和性暴力事件的反思。陳雨柔長期關注性別議題，包括近年性暴力有關的社會事件，例如黃子佼持有兒少性影像、大貓案衍生的「美術館叔叔」兒童性侵案。他反覆思考，這些事件的根源之一，會不會是一種僵化的性的想像？這種想像如果被強化到一種程度，它可能導致違反他人意願的行為，甚至演變成性的暴力。

這些僵化的性的想像是怎麼來的？從個人、社會或體制的面向上，我們可以如何思考？以及，在這個時代，女性主義還可以帶給我們什麼？因著這樣的提問，陳雨柔將講座命題為「像個人那樣慾望與愛」，邀請研究專長為性別政治的劉文，討論「生命政治」、「性別技術」、「女性主義」與「色情權力」如何塑造與影響，所謂當代「個人」的慾望（desire）、權力（power）與主體性（subjectivity）。

劉文從《睪固酮藥癮》一書為起點，這是當代西方重要的性別政治研究者保羅．B．普雷西亞多（Paul B. Preciado）的著作，在揉雜跨性別哲學論述與性愛實踐的私小說書寫中，他記錄自身使用睪固酮的變化，以及他與法國同志文學作者維吉妮．德斯彭特（Virginie Despentes）的性愛實踐。普雷西亞多將自己的身體具體化為政治空間的隱喻，拒絕國家對性與性別的管控，以及經由國家所授權的「合法」跨性別身分。他選擇「非法」使用睪固酮，以自己的身體吸收睪固酮的質變，展開與傅柯（Michel Foucault）、巴特勒（Judith Butler）、哈洛威（Donna Haraway）等當代性別研究的對話。

推薦此書時，劉文曾提問，什麼是「真正的」男人或女人？他並如此評價：

「普雷西亞多將自己的身體作為一個注射睪固酮的實驗場，將性別的技術由大型藥廠與色情產業中奪回，以一種近乎龐克超現代的美學批判當代的性別治理。他認為自從20世紀中期避孕藥被發明後，革命性地改變了性別與性身分的形成，生理不再依附傳統的決定論。為了叛離性別的治理，作者以一半日記一半理論、高度混雜的書寫形式，記錄睪固酮激素如何改變了他看待自己身體與性的親密關聯。」

2018年時，藝術家鄭淑麗曾邀請普雷西亞多來台參與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展覽座談，普雷西亞多是性別政治研究者，同時兼具策展人等多重身分，與談人還有時任數位發展部長的唐鳳。座談主題為「轉型中的民主──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自由、藝術與合作行動」，普雷西亞多拋出的提問便是：「慾望到底有沒有民主的可能？」這也是普雷西亞多在《睪固酮藥癮》一書的重點──保險套、避孕藥被發明後，生育與性慾自此可以脫鉤，關於性與性別的抗爭也逐漸從單點到多元。

一路以來，我們確實一直身處在關於性的戰爭裡。

劉文開啟這場講座的第一個關鍵字是「生命政治」。

在傅柯「環形監獄（panopticon）」的概念中，早期馬克思主義對權力的想像是非常二極的，比如勞工vs資本家。但從傅柯開始，我們對權力的想像不再那麼二極，「環形監獄」的概念即是權力形式不再是上對下的「主權權力」，而是每個人都住在這個環形監獄中去彼此監視，也就是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的一種規訓的權力。劉文形容：「好比普丁（Vladimir Putin）政權以天然氣牽制其他國家對俄烏戰爭表態，當代權力就是，如果你想要維持正常生活，就要成為我們要你變成的主體。」

更白話一點來說，不同於「主權權力」用恐懼壓制，power to make someone die，誰不聽話，國王就可以殺掉他。「生命政治」則是power to make someone live，透過各種規訓干涉人們要怎麼活，「就像環形監獄裡的牢犯彼此監視，要讓我們不做犯法的行為，或是道德踰矩的行為。它是一種下意識的、一種規範性、甚至是正向的這種權力，讓我們做我們本來就想做的事情。」生命政治介入當代社會，製造各種系統與規則，譬如人口學、法律、醫療、教育⋯⋯，去形塑很多新的主體。

劉文舉例，「人口學」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生命政治的展現。人口學家告訴我們，因為嬰兒出生率趕不上人口老年化，國家的資本與勞動力負擔就會失衡，也因此，在19世紀後崛起的新興科學，也會運用人口學去展現權力。「法律」也是一種生命政治，「基本上在多數的民主國家，我們都會隱隱約約知道，喔我這樣做可能是不對的，或是我會受到懲罰，好比不繳稅。這些事情沒人拿槍逼我們，但我們都遵循了。」

劉文認為，傅柯正是用這種新型的權力告訴我們，其實在當代的社會，我們不再看到那麼多、真的非常二元、上對下的權力關係，但更多關於權力的運作，很多時候是在我們不知不覺的時候發生的。「性別」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當代權力的展現。如果試著把「主權權力」和「生命政治」這兩種權力概念放在性別範疇裡，這兩種權力會如何變化？或許可以用「傳統父權」與「現代父權」來解讀。

傳統父權是順性別的生物命定論，擁有陰莖者，就是所謂的一家之主、一國之君，好比「天主、父皇」，完全由男性掌控生產權與薪資階級。現代父權則較為複雜，以台灣為例，即使有所謂的性別主流的法律，但厭女現象仍然存在。表面上是兩性平等，但事實上，台灣女性的薪資酬勞、家事的分配上，還是非常不平等的，包含婆媳關係、傳宗接代這樣傳統的問題，也的確還是存在於多數的家庭。

劉文指出，雖然當代父權較過去是鬆動了，我們也有性別認同上的自由。但以台灣來說，即使我們在文化或是某些社會領域讓跨性別、非二元性別者有生存空間，但某種程度上，我們的法律權利仍是由生理支配，還是非常依賴一種順性別的指定性別論。

權力概念是有所變化，但那並不代表中古世紀結束後，就不存在所謂的傳統父權了。即使來到當代社會，我們對LGBTQ有了清楚的概念且認同，但也不代表我們就已經完全跳脫出相對比較保守的兩性平等。但普雷西亞多再提出，在1950年代後期，還有一種新的權力崛起，那便是「藥理色情權力（Pharmacopornography）」，拆解這個單字組合，pharma就是藥廠，pornography是色情片，於是我們便能明白其中的含義了。

接著來到劉文講座的第二個關鍵字，「性別技術」。

普雷西亞多在《睪固酮藥癮》一書提出「藥理色情權力」去說明1950年代之後的另一種權力想像，這樣的變化與時代脈絡息息相關。後工業時代的供應鏈破碎化，全球產業鏈開始細緻分工，完全不同於1950年代的工業時期，例如每一台車、每一個機器組件都來自於同一個國家。從製造工業轉進後工業與金融產業時代，愈來愈多數字化、以演算法為優先的產業發生，甚至可以說是數位的、想像拼湊的、虛擬的產品所建立的產業世界。

其次，公家機關、學校組織⋯⋯等等過去是權力分配的機構，這樣的角色慢慢也開始在動搖。我們不再只視其作為真理，隨著個人擁有手機，網路開始發達，每個人都可以連上喜歡的論壇、加入偏好的社群，權力中心逐漸零碎化，分化到個人化的科技技術裡。於是，視覺技術成為非常重要的權力集合中心，好比全球都在關注的美國大選，1960年代開始有電視轉播總統辯論，完全改變了選舉，選民可以直接看見候選人如何說話、如何穿著，視覺的衝擊明顯影響著選民的喜好。

即使我們不想承認，但這一切正在不斷發生，視覺技術已經成為當代非常非常重要的權力中心。更白話一點來說吧，劉文再舉例，「如果你很會用⋯⋯Instagram好了？雖然Instagram可能已經有點老了，但如果至少你會用Instagram，可能會比你用Facebook更能獲得新的知識與接近年輕的群體。」

後工業時代的供應鏈破碎化、機構組織的傳統權力被科技與視覺取代，還有另個變化是，我們對身體的想像也不再像傳統中的整體化。「在早期，一個人就是一個完整的人，全身是一個完整的連續體。人們難以想像，把眼睛、鼻子或生殖器，或是軀幹的任何一部分分開來分析。」但進入當代，這些可沒有問題了，我們有睪固酮凝膠來影響賀爾蒙，或是整形手術來換掉部分的身體，「這是一種新型的、身體的想像跟技術。」

國家的力量當然也還存在，只是同時也出現更新的力量，由私人企業或個人研發的產業力量的權力，好比色情片，這帶來新的「情動」，來自於人的高潮的力量所驅動的新型產業。劉文進一步解釋，當代權力的分布正在改變，「這樣說吧，我們剛剛講傳統人口學，但現在其實沒人那麼在乎要生多少小孩，國家可能會在意，但資本家不會，他更在意的可能是你看著這個A片打了多少次手槍。」在這個新型的產業裡，更被在意的是每個人自發性的高潮力如何轉換為資本。

普雷西亞多也在書中提出，保險套、避孕藥與性荷爾蒙是3種革命性性技術的發明。保險套與避孕藥讓性高潮與生育正式得以脫鉤。雖然保險套仍存在實際上的使用困境（在當下要對方使用保險套，並不是單純的一件事，必須經過許多溝通），又或者避孕藥仍是一個規訓的過程（生理被指定成為女性的身體必須有規律的服用，不是做愛前服用就可以）。但至少性愛與生育脫鉤了，成為一個新的主體性。

睪固酮凝膠或是雌激素則是轉換了「性別氣質是天生的」這樣的傳統設想。最初是為了更年期需求而製造出來的輔助藥物，在大量生產與普及後，打破了生物命定論對性別的想像，擁有陰莖不再是陽剛的唯一代表。普雷西亞多認為，在當代藥理色情的社會中，這些技術是身體的一部分、像是微型的義肢，我們自願使用它，讓它們融入身體轉化為身體本身，我們就像在「協作」自己的身體，以所謂男性或女性或你想要成為的性別的主體，也是當代主體的塑造過程。

「如果說在規訓社會中，主體化技術從外部控制著身體，就像一個整形建築裝置，那麼在藥理色情社會中，這些技術現在是身體的一部分，它們融入身體，轉化為身體。身體─權力的關係，成為同義反覆：政治技術採取身體的形式，它實質成形，將自身納入身體。」──《睪固酮藥癮》

普雷西亞多認為，在藥理色情權力時代下，自然的異性戀並不存在（畢竟當代主體可以透過性技術協作來改變身體），性技術也帶來身體技術的平等化（但仍有右翼法律持續限縮權力，例如限制墮胎或是規範人工生殖）。劉文更延伸，不過色情的普遍化並未讓高潮平等化，網路的免費色情資源是許多年輕人第一次接觸的性事的入口，女性被脫衣服、為男性身體口交，接著被插入⋯⋯大量相似的敘事模板，反覆複製刻板的性想像，加強了性的階序化。當代雖然有新的秩序與新的主體產生，但也產生新的問題，例如保守的年輕男性增加、厭女文化在網路普及、排跨女性主義、非自願單身等。

在這場不可能停止的性的戰爭裡，對於這些現象、變化與問題，我們能怎麼討論？

來到劉文講座的最後兩個關鍵字，「女性主義」與「色情權力」。

「性的戰爭」是美國1980年代非常重要的辯論，反色情女性主義者、擁色情女性主義者雙雙崛起，前者認為色情片是父權結構生產的文本，以陽具為主的慾望呈現，若持續不斷生產，只會加深性別不平等，因此主張下架色情片，避免父權文本大量複製。但擁色情女性主義者則認為，社會應該找到不同的方式支持女性作為性自主主體的權益，譬如是在「合意」的方式下進行等；另一方面，人類有辦法界定現實跟幻想，因此不該阻止色情片。

《性的正義》作者阿米亞．斯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認為，來到當代，我們已無法古典地討論著色情片存廢，畢竟也不再有「下架」這樣物理性的動作了。在網路色情資源隨手可得，並且實際影響著一個世代對性的想像時，還有什麼是女性主義者可以做的？作者提出三個方式，包括增強女性慾望自主的性教育而非性恐懼、保障色情片與性工作者的勞動權，以及，提供現實世界安全的色情幻想與更多元的場域，而非單一依靠網路色情的演算法霸權。

這些當然並不容易，但劉文也認為，如果多數人可以去嘗試更多不同的、可以讓自身感到愉悅的性，而不只局限在性刻板印象裡的模板時，就會有不同的性的賦權方式。至於要瓦解單一依靠網路色情的演算法霸權，這個更加困難，畢竟那些許多是免費的。「所以我覺得，無論是出版或電影或藝術等等，其實都一直想要去解決這些事情，怎麼不讓網路的免費色情片成為唯一的多數人可以接觸色情的管道。」

在性的戰爭中，「合意」是最大的共識，1980年代的擁性者因此勝出。但作為最後的防守線，「合意」的界線該如何界定？劉文談起一個簡短的美國動畫片《Tea Consent》，同意發生性行為跟同意喝杯茶一樣，「你要邀請一個人做愛，就像邀請一個人喝茶，你不會在他沒有意識的時候把茶潑在他身上，這個不是合意的性。你要邀請一個人喝茶，會問他想不想喝茶？想喝什麼樣的茶？想在哪裡喝茶？」

但真的是這樣嗎？或真的只有這樣嗎？劉文強調，看似簡單的概念背後，我們也可能忽略很多權力關係，或者是金錢的不對等。「很多時候，即使人們說了yes，也不代表真的可以。我相信大家在很多地方或很多時候都答應過自己可能不想要的事，因為我們是容易被情勒（情緒勒索）的。」劉文也舉例，在許多MeToo案例裡，很多當事人認為自己讓對方性衝動了，就有義務要完成後續應該發生的事，即使內心並非百分之百同意。

不能夠只是合意，不能夠說對方沒有拒絕，就是可以，當事者必須獲得積極的同意，反覆確認對方的意願。「但從合意到積極同意，也只是移動了法律上可接納性交的條件，對於性的權力關係毫無批判。比如說有錢就可以換得性交，即使是合意的，就可以完全不用被批判嗎？」

在《性的正義》裡，作者對此提出挑戰，認為就是因為女性主義者忽略了基進女性主義的批判傳統，導致長期不願意去討論性的權力本身，因而失去了對性的批判的話語權。在作者的主張裡，性並非天生的，而是一種社會結構，好比我們如何認定「好的性」？兩個相戀的人決定做愛，最好在一個隱蔽的房間裡，最好是在床上，最好沒有金錢交易，這是所謂「好的性」的界定。其他的方式則會被歸為「壞的性」，手淫、口交、婚前性行為，甚至包含同性性愛⋯⋯。

這些關於性的偏好，是怎麼來的？劉文再提出一個反例，在原有的性別階序裡，白人、壯碩、多金、性經驗豐富的男人更容易吸引到金髪碧眼的辣妹，但受到性別階序壓迫的「非自願單身守貞者（INCEL）」則為此焦慮，他們認為自己是性的階級的受害者，也因此在歐美造成許多暴力事件。他們沒有反省這個壓迫他們的性別階序本身，反而認為為什麼其他人有我沒有，他的性別偏好不能被改變，卻去要求性是國家該賦予他們的權利。

劉文引述《性的正義》作者對此的看法：「性是一種權利（right）嗎？如果我們真的用一種哲學性的思考，如果性是一種權利，難道國家要幫你分配嗎？」這是個看似荒謬卻嚴肅的問題。「我們不能把性想像成一種權利。的確，我們需要為性邊緣、性少數或身障者倡議，但要做的是扭轉大眾對這個群體的歧視，但不是要求國家去進行性的分配。性不是三明治，不是說你餓了，我就給你三明治。你可以去慾望，但不應該要求別人接受你的慾望。我們可以對任何人有感覺，但不能要求被渴望。」

「慾望在當代的真正問題：我們極少想要我們應該得到的事物。」這是女性主義重要的思考。聽起來有點悲傷吧，就好像我們愛的人通常不愛我們。但背後的思考是，要改變性的階序，或許可以從我們的個人、我們的慾望，這樣的源頭去改變，好比去思考我們對性的感覺，那些感覺從何而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那如果我想要擁有這樣的性，我該如何從比較民主的方式去得到它？

許多社會運動也嘗試在改變性的階序，好比1950與60年代非裔「黑也是美麗的」（Black is beautiful）運動，倡議者從自身與社會關係去扭轉「黑人男性只想跟白人女性交往」的刻板現象。再好比，倡議對不同身材者的接納度，也是近年女性主義延伸出來的運動。當今的女性主義不該放棄對性別政治的批判，也不該只停在「合意」就好，而是更深層思考性的階序中的不平等並提出反思與批判。

劉文再舉一個1970年代基進女性主義的例子，「慾望也可能帶來意外的驚喜與想像。你可能跟一個人在街頭抗爭中，對他本來沒有慾望，可是你跟他相處久了發現，哇，對方超聰明的，抗爭的時候好性感喔！」這也呼應《性的正義》作者的論述，「從政治或生活的實踐中，慾望會帶給你不一樣的想像，只要你願意去開放自己，讓自己去渴望我們未曾渴望的人。這些其實並不難，多數LGBTQ的社群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我們怎麼開放自己對不該被渴望的人的想像。」

那麼，慾望到底有沒有「民主」的可能？劉文記得，回到2018年威尼斯國際美術雙年展在北美館的那場座談裡，與普雷西亞多對談過程中，唐鳳曾提起一個有趣的例子，「他提到，傳統的插座叫做公母插座，一個洞插一個頭，是很二元的，超級性別化。但現在有新的磁吸技術，iPad和Apple Pencil，啪一下就吸上去了，不用管你什麼孔什麼洞一定要合。這是從二元科技到無線，所產生的新的、多元的連結。」

這也呼應著普雷西亞多的觀點，新的身體技術不該用防堵的方式去理解，而是應該更開放與平等，讓這些都變成一種選擇。身體的每個部分，都應該賦予它權力，而非只有「可插入」是唯一的權力，更何況，我們也必須思考，「插入」這個行為是在哪一個權力脈絡產生的？是不是成為一種壓迫與權力施展的關係？

那麼，我們可以回到最初的那個提問了。「像個人那樣慾望與愛」，我們或許已經明白能如何解讀這句話了。

在講座末尾，劉文給了一個小小的結論。「性的問題，不只是要或不要，而是我們如何改變我們慾望的內涵。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跳脫合意與非合意的想像，而去檢視性的內涵與權力本身。」他同時援引《關於愛的一切》的一段話作為收尾，非裔女性主義作者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是這樣書寫的：「沒有正義，就沒有愛。虐待和忽視否定了愛。關懷和肯定，與虐待和羞辱相反，是愛的基礎。虐待的發生本身就是愛的實踐失敗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