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在講座開場前一刻，清華大學人類所副教授林浩立滑壘抵達。6月中旬是畢業季了，林浩立這天非常忙碌，他出席了四場畢業典禮，上午一場校本部的正式畢典，下午則是三場學院小畢典。看著擠滿聽眾的講座，他笑得爽朗：「這是我生平首次講付費場，格外認真準備，很多都是最新鮮的材料，甚至是早上才剛發生的事情。」早上發生什麼事？「我在畢典舞台上，遠遠就看到畢業生裡有太平洋島民！」

如果說「成為〇〇〇」是一種認同的過程，那林浩立的個人自我認同或許是這樣的──林浩立是一個人類學家，目前在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服務，研究領域是太平洋，田野地在斐濟。田野期間，林浩立住進當地家戶、被認養為兒子，變成跟全村都有親屬關係。他不是原住民，也自稱不是原住民研究專家，但捲起袖子的前臂上有斐濟樹皮布紋路的紋身設計，技法是原住民傳統技藝「拍刺」。這天，他被交付一個題目：談談當代原住民。

林浩立從左岸文化5月出版、並為其撰寫推薦文的新書《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談起，這本書的封面以馬紹爾群島的傳統木枝航海圖疊加在美國紐約市地鐵圖上，恰恰呼應著克里弗德在書中所談的概念之一。

《路徑》延續克里弗德在三部曲第一本《文化的困境：20世紀的民族誌、文學與藝術》中的討論，持續論證他對於「文化」概念的主張：

「無論如何，在受到族群絕對論撕裂的當代世界，對身分一致性的聲稱是無可避免的。文化看來是禍福參半的事物。我企圖鬆動對文化的常識性看法，聚焦在民族誌再現的過程。我用來撬開文化觀念的槓桿是關於『書寫』（writing）與『拼貼』（collage）的延伸概念，前者被視為互動性、開放性和過程性的，而後者則是要為異質性提供空間，不僅是為美學並置，更是為歷史並置和政治並置提供空間。」

在《路徑》的開端，克里弗德援引印度作家艾米塔．高緒（Amitav Ghosh）的〈伊瑪目與印度人〉，該書講述一位民族誌田野工作者在一個埃及村落裡與若干困窘村民的互動情形。高緒描述自己初到尼羅河三角洲時，原本預期會遇見一群定居在此且閒適度日的人，但他大錯特錯，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到過波斯灣各國工作與旅遊，也有人去過利比亞、約旦和敘利亞，少數則到過歐洲旅行，高緒為此註解：「有些人的護照厚厚一疊，打開活像沾滿水漬的手風琴。」

高緒在書中如此描述，「這並不是新穎現象：他們的祖父母、祖先與親戚以前也曾旅行，情況與我在印度次大陸的祖父母、祖先與親戚多有相似之處──或者是為了躲避戰爭，或者是為了賺錢或工作，又或者只是對老住在同一個地方感到厭膩了。你可以在村民的姓氏中窺見這種靜不下來的歷史。」高緒因此明白，村莊創建者的旅行熱情已經深植在村莊的土壤之中，「有時我覺得村裡的每個人都是旅行者」。

全村的人都像是在過境休息室裡等待轉機的繁忙旅客，是高緒對眼前村落的深刻印象，而這也開啟克里弗德在《路徑》裡的思考，如今許多看似根基於地、穩定的事物，其實是透過移動、旅行以及接觸而來。

《路徑》一書也運用大量博物館經驗作為討論材料。好比第五章〈天堂〉，克里弗德與6歲的兒子參觀大英博物館時，看見一檔名為〈天堂：描寫新幾內亞高地〉的展覽，有個展間呈現高地上的雜貨店，在雜亂商品裡有一盒盒印有「天堂」字樣的餅乾，現代性的影響立即戲劇化地縮影在雜貨店的商品上。為什麼這樣展呢？什麼是該展出的、什麼又是不該展出的？有別於以時間軸線為主的常見展示手法，〈天堂〉挑選展品的方式，正挑戰著觀者的既有假設。在這個展覽裡沒有所謂的早於「外來」影響之前的「傳統」基準線，而是聚焦在傳統文物與新物料和新商品的互動，梳理著這個原本對白人並一無所知的高地社會，是如何在20世紀後半經歷了急遽變化。

在編輯的過程，左岸文化主編孫德齡對此也印象深刻，她指出，克里弗德在《路徑》裡提出許多當代且切身的案例，她同樣以第五章〈天堂〉為例，那些因「接觸」而產生的變化，好比「大男孩口香糖」的包裝紙看起來是屬於雜貨店的東西，但那些物件有了新的樣貌，被維吉人民族摺起編織為頭帶，最後明顯成為了豬祭服飾的一部分。這讓孫德齡也陷入思考，「當要展示原住民時，到底什麼東西才是他們的？什麼東西是外來的？在地人又怎麼思考？」

對林浩立來說，這是一個特別的展示方式，不再把新幾內亞視為一個冰凍在過去或野蠻或非西方的方式被觀看，而是看見現代與傳統的交融。這也是林浩立時常開給學生的功課，他在教授大洋洲社會文化課時，會要求學生閱讀〈天堂〉這個篇章，同時到台中的科博館大洋洲展廳看展，然後回頭思考其中的差異。這也扣回林浩立反覆思考的，「我們到了一個地方，怎麼看待一個地方？該如何思考、如何記錄，以及發現我們跟當地人的差異？」

也就是在講座前幾天，林浩立剛從夏威夷的太平洋藝術節回台，那是四年一次的太平洋島嶼藝術文化盛會，每一個島國都想盡辦法展現他們最豐沛的歌舞表演，台灣今年也以特別來賓的角色獲邀參與。自認對太平洋島國還算熟悉的林浩立在會場看見有幾個座椅上貼著一面他沒看過的國旗。是，他打開Google，輸入自己解構的關鍵字，「黑黑的、黃黃的，好像有腳印，國旗設計」。終於林浩立找到了，嗯，是英國的諾福克（Norfolk）郡旗，原來是貼錯了。

那些座位屬於太平洋的諾福克島（Norfolk Island），面積35平方公里，介於澳洲與紐西蘭之間。史前時期，在南島語族遷徙時，玻里尼西亞人曾居於此，後來離開了，所以島上嚴格來說是沒有原住民的。諾福克島過去曾是英國的囚犯流放地，直到1856年時迎來第一批島民，後陸續有歐裔紐澳移民加入，目前島上人口約2,000人，屬於澳洲境外領地，但擁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權。他們的旗幟也讓人印象深刻，旗面有島嶼上特別的南洋杉。

在熱鬧豐富的太平洋藝術季上，島國的島民們帶來不同的表演與禮物，好比東加帶來70英尺、自製的樹皮布，各國都把自己最精彩的一面呈現在開幕典禮上。但最讓林浩立印象深刻的還是諾福克島，一群白人小姐出場，在開幕典禮上述說自己的島國歷史與故事，彈奏簡單的烏克麗麗旋律，跳著有點像改良式的大溪地舞蹈。林浩立坦言，相對於其他太平洋島國的表演，諾福克島的演出並非突出，但它的故事卻讓林浩立魂牽夢縈。

諾福克島與電影《叛艦喋血記》（Mutiny on the Bounty）裡的真實故事有密切的關係。在1783年左右，船長布萊（William Bligh）率領船艦邦蒂號（Bounty）前往大溪地採集麵包樹果，長途的航海過程後抵達大溪地，船員們受到盛大歡迎，也與當地女孩產生不少互動。1789年時，船長宣布再度啟程後，不滿其領導的大副克里斯蒂安（Fletcher Christian）在途中率眾叛變，回到大溪地帶著女人們逃到另個南太平洋島、英國屬地皮特肯島（Pitcairn Island），他們定居下來，也有了後代。

但不到10平方公里的島嶼，人口漸漸過量了。1856年時，英國政府將皮特肯島上的人們遷居到諾福克島，總共遷居194人，包括一位在遷居航行過程中出生的孩子。林浩立播放著太平洋藝術節現場的畫面，諾福克島的演出者都是高挑秀麗的白人，他再丟出問題：

「他們是原住民嗎？他們是太平洋島民嗎？你們覺得呢？他們很努力啊，不夠嗎？只是因為他們是白皮膚嗎？只因為這裡從1856年才正式有人居住嗎？只因為他們大部分是歐裔的血統嗎？」

連串問號下，接續著另個「山寨阿美族」的指正與思考。林浩立提起幾年前的一支中國《央視》的紀錄片，裡頭的「華安高山族」樣貌與生活方式與阿美族非常相似，因此引發網友與輿論討論，批評影片挪用阿美族元素，「連原住民都要山寨？」林浩立坦言，起初自己也落入類似的思考，但他開始了解背後的故事，包括台灣導演湯湘竹《路有多長》，才略略了解其中的路徑。裡頭有一群人的第一代，是二戰後被帶往中國參加國共內戰的阿美族台籍兵。

1949年，台籍兵不是戰死就是被迫留在中國回不了家，漸漸地會落地，也有了後代，輾轉在福建的華安群居，接著開始建立自己的身分認同。林浩立再拋出問題：

「當我們了解脈絡後，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看法？會不會跟我一樣從起初的訕笑到開始覺得，他們也在努力成為原住民？只因為這個在中國？可是哪個地方的原住民識別和認同，沒有政治的操作呢？從另一方面來講，他們跟諾福克島民有什麼不同？他們同樣經歷離散與動盪，然後在當代想辦法建構自己的身分。」

回到太平洋藝術節遇見諾福克島民的現場。林浩立思考著，並非隸屬太平洋島國的台灣之所以能參加這場盛會，最直接的連結就是「南島」，台灣是南島語的原鄉，成為那張入場券。南島，是基於語言相似性而重建出來的語言群體，語言數量是世界第二多（1,200多種），使用者群體是世界第五大（3億2千多人）。但相較於「南島語族」，我們卻更常聽到「南島民族」，這讓作為人類學者的林浩立曾經遲疑與抗拒，「談民族⋯⋯就代表有共同的血緣或祖源嘛⋯⋯它就不是一個語言學的概念嘛。」

林浩立不是原住民，不是原住民研究專家，沒有待過部落，沒有做台灣原住民研究。他是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博士班時在斐濟群島蹲點田野，他住在一個村落裡面做生態環境保育研究，然後住進一個家戶，被認養成為他們的兒子，於是整個村落跟他都有親屬關係了。他和交往多年的台灣女友在斐濟村落辦婚禮，至今在那個斐濟人家裡還掛有他的照片。談到那個家，他用的是「回」：「我從2007年第一次進入村落，長期在那邊，但也好久沒有回去了，我真的應該要回去一下。」

隱隱有一種路徑，對嗎？

2017年時，林浩立進入清華大學任教，結識一位人文社會學院的職員宋海華，宋海華的另一個身分是排灣族原住民，族名是Cudjuy Patjidres，他也是台灣唯一在復振傳統拍刺（刺青）文化的工作者。那麼，我們便可以知道，林浩立前臂上的刺青是怎麼誕生的。林浩立記得自己遇見宋海華時，感覺莫名的熟悉，很快就成為情若兄弟的好友。清大有個原住民學生組成的組織「Pitupitju」，他們以宋海華的辦公室為基地，林浩立也常在那裡一起混。

過去在斐濟田野的生活，透過接觸產生的路徑，好似隱隱成為林浩立認識台灣原住民的默契。他記得隔年的高雄紋身展，一位來自夏威夷的傳統拍刺大師Keone Nunes也受邀參展，現場刺青機器的滋滋作響聲中，只有Keone Nunes和宋海華兩個人使用傳統拍刺技藝，「啪！啪！啪！」的拍刺聲音不絕於耳。宋海華最初開始復振拍刺文化，也是受到Keone Nunes的啟發，他曾在網路上查到這位元老級前輩，看著網路影片試著製作自己的器具，希望復振傳統拍刺。

Keone Nunes隻身來台，「他就自己一個人來，沒有翻譯，一派輕鬆的樣子，超級太平洋的。」林浩立索性自願擔任隨行翻譯，也親眼見證Keone Nunes與宋海華的互動。Keone Nunes親自示範拍刺給宋海華看，同時請宋海華為他撐皮，「這個畫面，讓我非常感動，太平洋的知識傳遞原來是這樣的，很立即的、有默契的，不是靠語言、不是靠檔案、不是靠師徒朝夕相處，就是那個當下，一個紋身的學習就在進行中。」

4天過去，原本身上沒有任何刺青的林浩立最後也忍不住了，最後一天，他央請Keone Nunes為他拍刺，在他的手腕上留下太平洋紅尾熱帶鳥的紋飾。那也像是Keone Nunes帶給他的禮物，他踏入紋身界，有時擔任宋海華紋身展演的班底，也在他的紋身上加入斐濟圖樣。林浩立跟著宋海華在不同的文化活動中展演，有時還現場磨斐濟的卡瓦胡椒水，「但我是原住民嗎？當然不是，但某種程度，我也成為了自己人吧。」不是語言，沒有血緣，也沒有祖緣，但情若兄弟。

從宋海華復振拍刺、清大原民組織Pitupitju、夏威夷傳統拍刺大師，林浩立從不是原住民到接觸台灣原住民，也見證了許多成為原住民的路徑。

從「接觸」到「成為」，這些讓他印象深刻的故事太多了。林浩立記得，有個在台灣讀書的馬紹爾群島島民，透過Instagram傳訊息給宋海華，表達自己來自馬紹爾、想學紋身，宋海華收過非常多類似的訊息，起初想出個難題給對方，於是回訊息告訴對方：「好，如果你想來找我，來我的部落台東新興村。」宋海華只說了日期，沒提時間、也不提供交通路線，但那女孩真的就找上門來，遠道而來一趟，是真的想學習的，也就此成為宋海華的徒弟。

後來宋海華和林浩立才知道，這個女孩姓Kabua，來自馬紹爾的大家族。女孩的姊姊後來訪台，也到台東拜訪宋海華──直到大批維安跟著造訪部落，他們才知道，那位島民學生的親姊姊就是當時馬紹爾群島的外交暨貿易部長Kitlang Kabua，前一天才剛跟時任總統的蔡英文碰面。

而在台東三和村裡，林浩立的父母親與宋海華酒後三巡，父親說也想拍刺，隔天早上酒醒了還來不及遲疑就被拉去拍刺，林浩立也拍下照片，留下充滿回憶的一刻。也有紐西蘭來的毛利學生在來台的機上雜誌看到宋海華的報導，非常希望可以碰面，林浩立就帶著他們前來拜訪。「他們第一次見面，語言都不通，但就像真的很久沒見到的朋友一樣抱在一起，那個默契、那個感情好真實。」宋海華也送了每一位學生拍刺紋身，毛利學生則製作紀錄短片紀念那次相逢。

林浩立再次提起《路徑》：

「如果我們讀了《路徑》，就會發現這些諸多的片段通通都能聯繫起來。紋身是一個非常親密的東西，它親密接觸你的肌膚，『接觸』就是克里弗德用的詞彙，『接觸區（contact zone）』，紋身也是如此。透過紋身串連起來的路徑，是經過很緊密的接觸而來的。」

這些種種改變了林浩立對「南島民族」的抗拒與遲疑，他反覆思考，認為自己太過解構「民族」，忽略那也是成為原住民的路徑，而且是透過非常多的親密接觸而來的，紋身只是其中一個例子。「我開始用新的方式來理解南島，我起初稱之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為什麼素昧平生的人會覺得自己是屬於同一個族群的人？」

林浩立談起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其立論是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是透過文本、論述、符號，好比看同樣的出版品或透過科技技術來串連素昧平生的人。「但後來發現南島也不是這樣，南島要『接觸』，透過面對面的接觸，不管是紋身或其他的交流。在克里弗德的《路徑》思考之下，我完全可以接受與理解，它就是一個多重的路徑接觸而來的、而成為的，共同的南島民族。」

林浩立有源源不絕關於面對面接觸的故事。那些親身經歷的故事也鬆動了一個人類學家原本思考的路徑，林浩立說，自己不會再急於解構或是用很學術的立場，尤其是從語言學的概念出發去定義南島。

講座接近尾聲，林浩立回到他最喜歡的嘻哈音樂上。在講座開始前，現場播放的便是台灣歌手2CHANGE的歌曲。在《路徑》裡〈離散〉的章節裡，作者提及英國的加勒比海裔歷史學家保羅．葛洛義（Paul Gilroy）的作品《黑色大西洋》，書中認為嘻哈的路徑並非僅止於黑人文化，或是當代多元文化創意與拼貼的表現，而是一個跨大西洋、黑色的、離散的一種藝術形式。同樣長期研究嘻哈音樂，林浩立也認為：「嘻哈真的是一個離散的音樂，它不只是黑人的文化。」

嘻哈的創始者是牙買加裔的DJ Kool Herc，他使用日本製造的唱盤，再加上受到香港功夫片影響的街舞的形式，以及非裔美國黑人的吟唱與音樂元素，綜合成為嘻哈。「嘻哈甚至有生日（1973年8月11日）。去年（2023）夏天是嘻哈50週年，我在紐約參加嘻哈慶祝活動，DJ Kool Herc在現場接受一位號稱非裔離散社群教母的表揚⋯⋯，」林浩立引述教母的表揚致詞，「在將麥克風交給5,500萬個跨大西洋奴隸交易後離散裔子孫的同時，我在此嘉勉他，成為嘻哈之王。」

嘻哈是一種離散音樂。而原住民與離散有深刻關係。「我們常常會說，原住民就是自己變成自己家裡的陌生人，其實他們是最能夠感受到這樣的離散性的群體。」

林浩立聊起自己非常喜歡的2CHANGE，2CHANGE是同時有布農與泰雅身分的饒舌歌手，目前在政大修讀土地原住民專班。2CHANGE裡的2指的是原住民在台灣的比例只有2%。專輯裡有一首歌曲是〈Hbun（河流）〉，歌詞從泰雅族的溪水、自己的出身連結到身分認同，歌詞的最後，歌手像是對自己呼喊的方式吟唱：「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people here in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non-Indigenous people, and my people. （台灣有三種人，原住民、非原住民，還有自己人。）」

從歌名到歌詞，林浩立清楚意識到，他同時在致敬黑人靈魂歌手Sam Cooke的〈A Change Is Gonna Come〉和Baby Huey翻唱的同名歌曲。「2CHANGE把自己的原民性，漂亮地連結了離散的大西洋、黑人的或是黑色的這種文化形式，這又是一種成為原住民的路徑，而且是透過科技、現代性的，當代的路徑。」

而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講座最後的QA，一位原民學生和一位同樣也是人類學者的聽眾，循著林浩立的思考脈絡，問起了關於責任的問題：擁有一種身分、是否也意味著必須承擔責任？

林浩立也認同並提起剛剛參與過的太平洋藝術節，夏威夷原住民歷經美國殖民，在歷史過程中的接觸、通婚、混血，現在又成為觀光勝地，有這麼多的外來者，很多人會宣稱自己是＂Hawaiian by heart＂、＂Aloha by heart＂，但宣稱者做過些什麼？可以這樣空口宣稱嗎？差別或許就是「責任」，這也成為夏威夷原住民論述裡的一個重要概念，夏威夷語是kuleana：

「為什麼你是my people，因為你會為他盡一些責任，你不是空口宣稱而已，你是會為他來做一些事情的，你們的接觸不是表淺的，你們是實踐的，你們是深刻的，這個必定必須牽扯到你需要承擔非常多的責任。責任真的很重要，你不能空口宣稱。」

人類學家總是不斷用更多問題挑戰過去看似已定義或自己曾經定義過的的問題，林浩立最近著迷的是「原民普世主義（Indigenous Cosmopolitanism）」。環視台下聽眾，林浩立語氣熱烈，「如果原民是『根基於地』，普世是『跨諸四海』，那我們可以怎麼談原民普世主義？當一個人總是在思考，如何創造、利用跨國的多重的網路，他其實就是在建立多重的路徑、多重的連結，並且建立一個新的自我，以及原住民的身分。這些，其實就是原住民不斷在做的事。」

過去，我們談「旅行家」，好似這些專屬於西方人或是現代人，原民不可能是一個旅行者。但不是，在太平洋被歐洲人發現的時候，早就有很多太平洋島民主動跳上西方人的船去遊歷世界，他們不是被綁走了，而是「我想要看看你的國家是什麼樣子」，他們早就已經在進行「原民普世主義」。1806年，就有一個毛利人搭乘的船抵達英國，一個毛利人發現了英國。他們早就已經在進行「原民普世主義」。林浩立再拋出提問：「我們為什麼不能這樣談（21世紀的原住民）呢？」

原民建立多重路徑、製造接觸的機會、製造多重接觸區，他們創造出什麼？他們創造了My People，一如2CHANGE與他所致敬的Baby Huey的歌詞裡提到的，原住民或非原住民之外，白人或黑人之外，還有My People（我們）。奠基在接觸、路徑、離散之上的「My People」，也是「Kita（馬來語、阿美族用語）」、「Keda（斐濟用語）」、也是咱「（lán，台語）」，已經超越了原民是什麼。

回到當天早上林浩立所身處的清大畢業典禮現場吧？他在台上看見畢業生裡有太平洋島民，畢業生的家人們全家出動來到現場。典禮結束後，他衝上前去，「你們從哪裡來？」「我們來自吐瓦魯！」林浩立很快用吐瓦魯問候語打招呼，他們又叫又笑抱成一團，興奮地拍下合照，好像他們才是林浩立的畢業班學生。

林浩立用爽朗笑聲為講座收尾：「這個就是My People，這個就是My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