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文化主編邱建智在開場時引述了《民主的擂台》裡的一個說法：如果古代民主是讓公民自由選擇，那麼現代民主就是用各種條條框框關住公民，例如定期選出少數的代理，然後等待下一次選舉，但現代公民其實不需要接受這樣的妥協。

近月，台灣國會多數黨所發動的「國會改革」法案，被不少民眾認為程序上缺乏實質討論、內容上超越了憲法上的權力配置，且有侵害人民權利之虞。面對國會多數的票數優勢輾壓，公民自發性接連走上街頭，試圖以民意壓力阻止該等法案通過。這是一場危機，也是民主能量的考驗和展示。《民主的擂台》等書都以歐美民主危機為背景，台灣的處境與之相連，卻又更加特殊，因為除了內部問題，還有強大的鄰國虎視眈眈，這種複雜性，注定讓討論變得更艱難。相信早在這次「國會改革」事件之前，很多關心民主自由的台灣人也會感受到陰影一直在籠罩：我們的民主體制是否足夠強韌？當我們彼此撕裂，或對民主失去信心，公民社會以至主權又該如何維繫？

本次講座的講者宋承恩是台灣制憲基金會董事，而該基金會長期以來的宗旨就是希望擺脫中國的陰影，制定切合台灣現狀、正常的新憲法，來凝聚健全的台灣意識、國家意識、公民意識。宋承恩自言，他這次的角色只是一位書僮──代替以下介紹到的書籍作者說話，為讀者抓重點、介紹好書，順帶談談台灣在世界民主危機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近期立法院事件帶給我們的反思與啟示。

謙虛背後，宋承恩提出的實際上已是某種公民社會的分工合作。講座內容牽涉了不同學門，從政治哲學、民主理論到人類學，而他自己的專業其實是國際法，也實際參與台灣二軌外交與智庫溝通的工作。身為法律人，面對近日的局勢，就要看憲法、權力分立這些事情，「現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業，碰到大問題，就要集合起來。最近發生的事，就是一次非常好的公民審議的展演。」

「民主，對台灣來說有一個很特殊的意義，甚至是關乎共同體存續的意義。這可能是超過書中作者所講述的。」

宋承恩說，對於一般正常國家而言，民主主要事關國家統治權力的行使，以及人民對政府權力的控制。但台灣由於地緣政治與國家體制的內外在制約，在成為一個主權國家的路上，往往無法正面處理國家地位的問題。取而代之的，是發展民主。

此一歷程進一步帶來民主對於台灣特殊意義的兩個面向：一是藉由發展民主軟性地主張主權，透過內部的國民主權實踐對外彰顯實質性的人民自決。在這個意義上，民主對於台灣國家主權而言，甚至處於某種軟性主權（soft sovereignty）的地位。第二，中國無時無刻不想消滅台灣主權，除了正面攻擊、側面圍堵以外，近來更處心積慮試圖由台灣內部削弱瓦解民主。因此，對於台灣來說，保衛民主多了一層捍衛國家主權的潛在意義。

台灣民主與主權的內在關連，雖不能明說但又昭然若彰，似乎是民主改革的重要推手李登輝、反對運動前輩，乃至2014年太陽花運動或2024年青鳥運動參與者的共同理解。宋承恩認為，由此觀點，「護主權」是「捍衛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環，硬要切割「反中」與「反黑箱」是對運動的不自然曲解；但同時，仍不斷有政客散播「統獨都是假議題」的「正常國家無望論」，意圖將主權關懷由民主運動中剝離。

「近年來香港的例子告訴我們，沒有主權就沒有民主，」宋承恩指出，一個自治體，其上面還有另一個主權，即使有「一國兩制」的設計甚至國際條約的保護，若是在上主權沒有意願遵守協議，其自治權與民主無法獲得確保。相對而言，台灣走的是一條獨特的道路：沒有民主就沒有主權。在發展階段，是藉由健全與深化民主來主張主權；在當前，是藉由捍衛民主來捍衛主權。

不可否認地，共生關係以外，「民主」與「主權」間也存在著緊張。就歷史事實而言，台灣事實上國家的地位，早於民主的發展。於今，民主體制以其開放性，是否有能力適切保障國家安全？面對事關國家存亡的緊急狀態，如何有效率做成決斷？是民主體制面對的共同挑戰，台灣也不例外。面對這些挑戰，我們的民主是否具有足夠的靭性？仍待持續觀察。但民主對台灣主權的特殊意義，是以下觀察各書主題所必須具備的理解。

問題懸而未決，還是要先到書裡解惑，一步步找線索。面對歧見撕裂，共識和Public good（共善）都無法達成的當代社會，《剪裁歧見：訂作民主社會的共識》的作者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主張「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透過溝通與審議來解決衝突，導引人民可以透過個人選擇達成共善。當政治只剩下利益團體，各自競逐私利，當民主的意義縮減為選舉，勝者為王贏者全拿，這種民主社會遇到重大爭端，都只能比拳頭大小，看誰聲音夠大、支票夠多，桑思汀認為，這樣的政治讓人民更極端化，而且更不可能讓每個人成為自己真正想要成為的人。

怎樣剪裁共識？這也是台灣現在要面對的問題。桑思汀早期研究審議民主的制度，他相信除了拳頭和勢力，還有更好的方法。書中整理了一些最基本的民主政治的原則：

針對資訊社會造成的同溫層、意見極端化，桑思汀在書中也有說明，並且認為解方就在於放下網路的虛擬溝通模式，走出來面對面溝通。宋承恩說，「在前一段日子，台灣就無形中實踐了街頭的民主審議，反映了我們的民主還有相當的韌性。」人們不僅走上街頭，也積極投入面對面溝通、聽演講、發表意見，或在網路上學習新的知識。所謂「國會改革」法案，當中的程序問題和影響，本來都是門檻很高的議題，在爭議過程中變成一個公民可以討論的問題。

「在這次危機之前，台灣公民社會其實萎縮了一段時間，尤其在疫情期間受到相當大的影響，」宋承恩回想，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是一種菁英式領導的審議，學者們、老師們上台演講，做各種研究，每人提供不同的專業角度，但民間同時也很活躍，後來網路（社群平台）愈來愈流行，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就像吳叡人所說的，投機政客的興起，很重要的一個面向就是網路行為。網路是中性的；它能為散布偏見提供溫床，也能成為審議辨證的工具。這次台灣人除了上街，重新開啟人與人之間的審議，知識上的填補也非常重要，不少人在做義務性的直播工作，拆解專業的門檻，以理服人。

相對於10年前的「老師們」，當前的直播不僅僅是媒介的不同，還展現了資訊取得模式的差異。宋承恩以苗博雅與網友的互動為例子，歸納出當前世代取得資訊與思辨的路徑：「歸納來講，有三個特點：一是年輕世代非常重視且高度依賴自己由網路所查閱到的資訊；二是辯證過程中，必須花費大量工夫追本溯源，同時闢謠與去除偏頗；三是網路無法取代具專業的分析與論證。」以2024年4月間苗博雅與「統神」就未經合意與兒少發生性行為的刑罰的對話為例，「統神」一再主張「我從Google查到的是這樣」，卻跳過了對法條與案例的分析，引發苗博雅直率地說：「我能告訴你的比Google更多！」另一例是當前國會改革的各項議題，從有沒有排入議程、有沒有在委員會進行討論、表決的法條文字是什麼、如何表決等各個爭點，都必須在直播中把網路資料找齊，一一點看，當場展演在觀眾面前，為的是完全透明，一方面杜絕「造假造謠」的指控，反過來檢視他方是否有只挑對自己有利的主張，「話講一半」的偏頗論述。

「這呈現了在資訊取得與意見形成模式上，非常大的世代差異，」宋承恩表示，一方面高度依賴網路資訊，另一方面因為網路資訊真偽難辨，必須追本溯源由源頭找起，在爭議問題上對於資訊真偽的要求程度，大大提高。「這是網路的迷人之處：若使用者不明究理，它可能成為散布偏見的溫床；若是追根究柢，網路也能成為去除偏見的利器，端看你如何使用。」

反諷的是，2024年的「國會改革」風波，審議的場所不在國會，而是在國會外的街頭與直播。但也正因如此，即使既有的民主機制未能有效發揮功能，台灣公民展現足夠的靈活與警覺，把公民審議拿了回來。這是台灣民主的韌性。

如果把目光放遠，民主的發展，怎樣在漫長的人類政治歷史中幾經起落進退，而預示了當下以至未來的局面？大衛．史塔薩瓦吉（David Stasavage）的《民主的擂台》從類似人類學的分析提出了一個論點，主張民主並不是現代的產物，而是古早就有，「但他對民主的定義不是現在所謂的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主義），而是中國古代所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當一個社會還沒那麼城市化，處於分散的狀態，其實人民並沒有那麼需要統治者，統治者也無法掌握生產狀況，把國家組織起來。」

這種早期民主，世界各地都有，但有一些地方的官僚體系比較強，更能執行國家意志，而集約式的農業也令人民更需要集體安排，這時國家便會變得專制。史塔薩瓦吉認為文明比較早的中國和歐洲的城邦便是一個對比，後者的國家權力並沒有滲透到民間，「民主可以是一種生活方式，代表不受國家權力的干預，個人可以自我管理，直到有需要時，才尋找一種機制，現代代議政治便是這樣形成。」宋承恩認為這本書提供了意識形態以外的視角，讓我們從國家權力滲透的程度看待民主這回事。

《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要回答的是另一個問題。很多人認為亞洲的民主源自經濟發展，中產階級興起、要求更多權力，帶來民主轉型，但這個理論卻無法解釋中國和新加坡這些國家的現況。這本書的作者丹・史萊特、黃一莊採用以下兩種主要模式：「威權者受迫」（democracy through weakness）與「威權者下放」（democracy through strength），試圖對亞洲各民主政體的發展歷程進行分類。前者指的是威權者受制於民間或外部壓力不得不進行民主改革；後者則是指威權者基於種種盤根錯節的因素，基於對民主化之後仍能掌握權力的前景具有信心，所發生的民主改革。作者認為台灣的民主化，屬於後者。

「基本上本書作者認同在台灣的民主轉型中，威權退讓是重要因素。這與許多人認為蔣經國的開明，部分成就了台灣的民主開放的看法，不謀而合。但根據台灣學者的研究，真正的圖像卻遠非如此，」宋承恩舉例，最新的研究是《重探戰後台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台灣社會的三方角力》一書，作者陳翠蓮透過檔案、外交史探究台灣的國家形成和地位，包括威權統治，令人信服地提出蔣經國本人其實並沒有民主的想法，而是迫於台灣社會與國際壓力，不得不讓步。但吊詭的是，你又不能說《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的兩位作者完全搞錯了，因為由結果來看，國民黨到現在仍然掌有相當大的政治勢力。在民主化過程中，藉著規則設定與地方派系，原本的掌權者確實也有理由對持續掌握權力，擁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前兩本書，描繪了從民主的起源，到亞洲民主發展的景象，《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針對的是更宏觀、超越一時一地的圖景：全球民主的進程到底是在衰退，還是在復原？是否還有韌性？戴雅門（Larry Diamond）透過實證性比較強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指標，供我們檢視民主的健康狀況，「這也讓我們有一個基礎，去看待最近發生的事，比如說歐洲議會選舉，極右派似乎會占有議會的多數，又或者以色列最高法院改革的風波。」

戴雅門所謂的衡量民主的標準，也是自由民主主義（Liberal Democracy）的基本特徵或要素──自由且公平的定期選舉；保護基本自由如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公平對待少數族裔與文化；法治與獨立司法；可信賴之執法機構；制衡監督執政者；活躍的公民社會。與以上指標相反的，就是民主怎樣倒退，往獨裁政治傾斜，所謂democratic recession，這是戴雅門發明的詞，他認為獨裁者往往有十二步計畫：

「執政者利用體制擴大自己的權力，一步步侵奪民主機制，也直接與此次台灣『國會改革』爭議有關。如果立法部門能夠透過法案擴張自身的權力，我們的體制上有哪些機制可以導正糾錯？」由戴雅門對民主倒退的審視回到台灣的現實，一道道看下來，宋承恩認為現在台灣的公民社會還是有一定韌性，媒體方面則可能是外來勢力的影響比較嚴重；至於法院獨立性，有一種陰謀論主張法院是由執政方開的，但他指出更大的其實是司法體系能力與資源不足，以及制度上減少訟源機制一直未能有效運作的問題。

然而，倒退的徵兆還是浮現了，比如對政治的疏離冷感（disengagement），「很多人開始覺得民主不能帶給社會好處，而公民教育的失敗也導致人們對社會參與沒有興趣，加上社群媒體造成的同溫層，以至外宣的洗腦等等，」宋承恩強調戴雅門也提到了一種經濟與民主之間的循環，值得我們注意。首先經濟表現差，人民就會對國家失去信心，不再遵守法令，犯罪率、貪腐都會上升，這時候有主張有原則的政治人物也不會想投身政治，民粹主義興起之後，造成政府的效能每況愈下，進一步打擊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於是形成惡性循環。

「柏林圍牆倒下，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歷史的終結，似乎自由民主主義已經大獲全勝，再也沒有敵人。後來很多人都挑戰這樣的理論，而派翠克．迪寧（Patrick J. Deneen）在2018年（原文版）出版的《自由主義為什麼會失敗？》更直接說，不，你沒有勝利，你失敗了，而且失敗的原因是你從頭就種下來的。」

書中最大的主張之一就是對自由的界定。有人認為自由就是隨心所欲，沒有國家干預，但迪寧指出這並不是古典主義的自由。有自由，就必須有義務，古典主義的自由非常強調civic virtues（公民美德），「例如美國擁槍權的憲法第二修正案，原意是允許紀律良好、經過訓練與組織的民兵擁有武器，其權利基於特定資格要件。自由從來不是不受干預的自由而已，而是具有社會責任或公民美德的自由。」由此推論，自由就是一種self-governance（自治）的狀態，既是個人對自己的治理，也可能是政治共同體的治理，實現自治有一定的門檻，需要習於在各方面實踐美德、約束欲望。

要實踐這種自我限制，不能只是依靠法律，更要仰賴各種約定俗成的社會規範（customs），因此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才說customs是法律的一種形式，而又往往比形式的法律優越。迪寧認為，「只依靠國家法律來約制個人行為，便會造成前者的無限膨脹，因為社會行為愈來愈多，除了商業行為，現在還有網路行為，不斷立法，有新的條例出來並不是好事，重要的是人民能形成customs，一種有社會基礎的習慣。只靠國家法律無法達致self-governance。」

關於經濟自由，迪寧的想法是社區性的經濟，像他成長所在的新英格蘭小鎮，面對面互動的交易，整個社群是自我管理的，但現代社會的所謂自由市場卻無限量膨脹，不僅侵吞了所有經濟行為，更發展為跨國的體系。宋承恩總結道：

「迪寧主張緊密的政治共同體需要以緊密的社會共同體為基礎，大量的公民在其中共同經歷職場、勞動、宗教習俗等生活條件和社會經驗，同時也會有國會、工會、教堂、社交俱樂部等機構提供不同功能，鞏固整個社會。自由主義的真正意義，是每個個體可以不受出身背景的限制，塑造自己，找到自己，不受限於社會所賦予你的角色，而不單純是不受國家管制，或市場無限擴張。」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去美國，驚訝於兩種自由的差異，法國大革命要擺脫國家干預，美國的自由是宗教信仰和公民巧妙的結合，是一種節制下的自由，「如果以一般自由主義的角度看，其實美國到現在也沒有自由。」只有商品流動的，沒有公民基礎，沒有自治共同體追求的自由主義，逐步造成今天的衰敗，也讓很多人都對民主自由失去了信心，「迪寧從哲學的觀點，為民主倒退提供了理論的解釋。失敗的原因原來早就在自由主義的想法中種下來了。自由主義是它自己成功的受害者。」

如果社會確實有改革的需要，當權者、政客可以用什麼理由來反對？其實「反對」不用直接說。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反動的修辭：悖謬論、無效論、危害論》就是有關三種反動修辭的經典著作。「修辭有其必要，在社會論辯中非常重要，但台灣似乎還沒到這個層次，」宋承恩笑言。

簡單來說，「悖謬論」就是訴諸世界的複雜、或人類知識的限制，強調改革只會帶來和目標完全相反的惡果；「無效論」主張社會發展自有其邏輯，人類的改革措施不能帶來任何改變；「有害論」認為改革雖然可能是好的，卻會摧毀其他更重要的價值。例如說「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這個政策將使窮人變得懶惰，而落入更貧困的深淵」，這就是「悖謬論」；至於「無效論」，就是「我同意你的社會福利政策，但補貼窮人的經費將落入社會福利團體的手中，窮人拿不到好處」；「有害論」更進一步，雖然同意，卻「會危害經濟和自由」。赫緒曼追溯歷史上的思想家，也有類似的說辭。

宋承恩表示，台灣令人擔心的倒不是以上種種反動的修辭，而是拒絕討論，人與人討論往往回到權力的角色，他坦言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以最近的社會customs去看，應該有一個新的憲法原則，叫作『沒有討論，沒有民主』，那是街頭上形成的。」

最後一本書是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的《修辭的陷阱：為何政治包裝讓民主社會無法正確理解世界？》，史丹利所說的資訊操弄，是現在另一個很難解決的事情。宋承恩慨嘆，台灣充斥假訊息、陰謀論、外宣，某些論調就是搞不懂從哪裡散播開來的，例如說疫苗一定有貪腐，高端的股票炒起來，又例如雞蛋論，都很多人相信。國際上則是依賴論，說美國有份造成烏克蘭的局面，美國運用台灣作為代理人破壞和平，破壞中國。這些論調並沒有什麼基礎或發展脈絡，但它就是具有一種協同性的，被調動出來，有意識地散布。

台灣民主實驗室曾用網路篩選的方法溯源，發現有一些是從所謂內容農場、從中國有關的機構出來，他們的研究還發現訊息流布的規律，就是依照公務員的作息時間。但溯源仍然很艱難，因為現在還有大量直播，觀眾可以donate，讓那些KOL知道講什麼話觀眾會買單，而且donate用的還是中國的支付平台。

「最近我很高興的是，台灣的青年用實際行動打破了這些資訊操弄。桑思汀講的是真的，唯有透過人與人之間當面的溝通、審議，可以打破現狀，也讓謠言不攻自破。台灣的民主可能在公民的某些條件之下是會empower自己，重新掌握自己的權益，起碼目前在這個危險的關卡還是守得住。各位身邊也一定有太多的人對某些陰謀論深信不疑，怎樣說服都沒有辦法。那真的需要民主社會長期的耐心。」

在發問和討論時段，有讀者分享他觀察到資訊科技的影響正在迅速擴大，左右政局，例如TikTok近年深受年輕人喜愛，便是極有效的政治宣傳工具，隨時影響將來的選票。這位觀眾又以印度為例，說明人工智慧的應用，在這場全世界最大的選舉之中，AI除了幫助媒體的投放更精準，甚至可以模仿候選人打電話給選民聊天。當科技操控凌駕於分析與判斷，「一個普通人還可以做多少事？」

宋承恩回應說，獨立思考、專業性這些似乎應該講究的東西其實都不是必然的，也許我們可以從更嚴格檢視提問背後的前提與事實基礎，作為出發點。例如有一次他受邀為當前國會第三大黨的智庫提出諮詢，夥伴們非常誠懇地請教：「在台灣的對外政策上，是否有一條路線，與藍營與綠營的都不一樣，這就是我們要的。」面對如此誠心的提問，宋承恩不得不指出：「在對外政策上，建議由思考國家利益的基礎制訂政策，而不是單由政黨區隔出發。國家利益是高於政黨利益的。因此提問背後的思考模式可能會使人對真正的圖像判斷失準。」宋承恩又慨嘆現代社會對公民思辨的不友善：資訊既多且雜、造謠扭曲橫行、公民教育仍被考試綁架，在思辨訓練上時間投入不足、公民自我蒐證分析時間成本高昂、年輕世代習於屏蔽於數位個人空間，取代與人討論，修正自己想法的學習，「在這些條件下，如何透過實踐形成civic virtues（公民美德），挑戰是非常大的。」

之前介紹的書，宋承恩坦言，作者談的都是民主的理想狀態，落實到生活中，確實很難解決，但也不是什麼事都做不了，比如資訊操弄的問題，大家心目中可能都有比較相信和比較不相信的媒體，其實我們可以嘗試去辨識。有年輕觀眾表示，他自己的經驗就是放下手機、放下電腦，離開網路，多參加類似這場講座的實體活動，多跟人面對面溝通，勇敢舉手發問，不要害怕丟臉，自然就可以慢慢接觸所謂高門檻的議題。

針對美國的民主狀況和前景，有觀眾關心所謂自由主義的失敗帶給民主黨的啟示，以及怎樣在這個理論基礎上繼續向前。宋承恩認為，即使經歷過川普時代，判準之一，是民主關鍵機制是否還正常運作，或制度有無自我修復的能力。以TikTok事件為例，川普政府是經由頒布行政命令，要求TikTok把股權賣給美國公司，才可以繼續在美國經營，但這命令受到法律挑戰，嗣後才經由國會兩院以立法通過類似禁令。這顯示即使迂迴，美國的司法與分權機制仍大致正常運作，並未因為任一部門的意志而受到根本性破壞，「美國的體制有失敗的地方，這方面和台灣有點像，同樣沒有辦法做大規模的改革，但整體的民主狀況還可以，權力沒有過度集中。」

還有觀眾提到「對民主的commitment」，對台灣現在有不忠誠於民主的反對黨表示悲觀。對此，宋承恩進一步補充，民主的重要基本精神之一，是權力行使是有限度的，除了要尊重少數，更要承認每個人都是人，都有基本權，有資格發聲、被聽到，「如果這次國會禁止所有實質討論，連發言都不行，是不尊重民主，恐怕是走向國會獨裁的開始。即使表決的結果最終還是一樣，你也要給予別人說話的機會，否則那個發聲的功能便喪失了。」因此，宋承恩強調民主與反民主的表裡分際，口口聲聲說多數就是民主的，往往就是反民主：

「如果說今天大家有take away one thing，那就是今天透過這些書、這些學者的貢獻，以及我們一起討論民主如何遵行，學會辨識違背民主精神的言行。」

「Boom．磅」講座希望透過聚焦書籍，提供較具長遠性且值得深思的觀點。民主的匍匐前進顯然勢將持續，卻又必須從每一個公民做起。挖掘作者們的思考結晶，將之凝聚到公民實踐，即使是涓滴改變，他日或已匯聚為江河，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