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底，我們來到V-Dem，挑高的辦公室裡，大開窗的設計讓陽光灑落整個辦公空間，這個組織從2012年成立開始，10年間，以瑞典為核心，把合作對象擴展至巴爾幹半島、東歐、中亞、東亞、北美、拉美、南非等區域。「V-Dem已建構世界上最大的比較政治經濟指標的計畫，」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描述。

林宗弘是V-Dem在過去10年間與各國合作的近4,000名學者與專家之一，在他觀察，V-Dem活力奔放，不只想影響學術界，更試圖與真實世界對話。

54歲的政治學教授林德伯格是V-Dem的創辦人，目前是V-Dem所長，同時也是哥德堡大學董事會成員。像是學術界裡的搖滾樂手，林德伯格20歲不到時曾加入名為「下一站蘇維埃」（Next Stop Soviet）的計畫，在前蘇聯國家串連示威遊行、舉辦搖滾演唱會，反對蘇聯在東西方設下鐵幕，要求蘇聯「開放」，讓鐵幕兩側的青年可以自由往來。「當時我們不知道柏林圍牆很快就要倒塌、蘇聯快要解體，但我們感覺到氣氛正在改變，而且我們就參與其中，」林德伯格接受《報導者》專訪時回憶。

年輕時參與電影、電視、劇場與搖滾樂，後來在瑞典隆德大學（Lund University）取得政治學博士的他，參與學術後不忘情推動社會的改革。2012年他在哥德堡大學和國際組織的支持下，成立V-Dem，接著就像他年輕時捲起浪濤般，串連各國關注民主指標的學者，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民主調查。

曾獲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的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王奕婷，就曾在2013年在V-Dem的多元民主計劃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她說，V-Dem的民主指標出來前，比較知名的全球指標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做的調查，但V-Dem涵蓋的指標範圍更多，從國會監督、審議民主、行政部門、性別平等、結社自由、公民自由、媒體表現等進行衡量；此外，V-Dem認為民主不一定看得見摸得著、立刻感受得到，所以大膽透過專家的主觀評價模型，來為民主打分數。王奕婷形容：

「我們先不要講民主這麼大的概念，就說這次的選舉是否公平自由，這個問題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我們無法立刻觀察到結果，所以要透過專家的眼睛去打分數。這有點像聯考的作文，想知道一個學生的寫作能力，就要找閱卷的人來打分數。」

從2014年就受邀參與專家評分的林宗弘說，V-Dem要求每個國家的專家不能評分自己的母國，而是評比其他鄰近國家的表現。「我不能評台灣，但如果評價中國，V-Dem會在評分前先設計一系列問題，問你中國與巴基斯坦、伊朗在媒體自由的差別，希望找出專家評分的一致性，避免專家隨意評價，」林宗弘說，這使得專家在判斷時常需要去閱讀和研究，避免落於主觀。

雖然此評分機制曾遭批評主觀，但過去10年，V-Dem已對學術界產生巨大的影響，許多學者運用該組織的數據發表專業的論文，已成為政治學者和關注民主的NGO最常使用的民主資料庫之一。

2017年開始，林德柏格開始對外將測量後的觀察出版成每一年的《民主報告》（Democracy Report），而且因時制宜，例如2018年開始加入假訊息的評價，2019年當年，報告就指出台灣是全世界「受到境外假訊息」攻擊最嚴重的國家，2023年的報告裡，台灣依然「蟬聯」榜首。

在2023年的《民主報告》──《對抗獨裁化》（Defiance in the Face of Autocratization）裡，更揭露了民主在過去50年遭遇的最大挑戰。幾個重點讀來怵目驚心：

為什麼民主陣營倒退？林德柏格認為，假訊息、社會極化、權力者獨裁三者相互影響下，民主倒退的領導人也可能濫用不受規範的社群媒體。在V-Dem最新的報告中，民主指數進步的國家從2002年的43個國家降到現在的14個國家，而走向獨裁與專制的國家從13個增加至42個。

而王奕婷則認為民主陣營的倒退現象，和全球化、工作機會外移造成的失業問題，以及近年的難民危機有關，這些趨勢都為政客帶來了煽動的題材，並在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加劇社會分裂。

林德柏格說，他曾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分享V-Dem的研究時，因為在圖表裡放上了台灣，中國竟提出正式抗議，「但我把中國的抗議，看作是對我的一種褒獎──如果中國在抗議，那就代表我做對了什麼。」作為一位學者，他帶領的V-Dem努力串連了世界各地的學者，對民主國家領導人提出批判，也不客氣地監督獨裁國家長期惡劣的「民主」指數，讓學術成為促進全球民主的推力。

以下是《報導者》專訪V-Dem計畫主持人林德伯格，以QA方式呈現。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你曾在1980年代組織活動、推動蘇聯轉型，也在娛樂產業當過製作人。這些經歷為後來的學術生涯、以及V-Dem的運作帶來了哪些影響？

林德柏格（以下簡稱「林」）：其實可以再往回溯，從我的父母講起──我的父母都曾待過工會、曾在國際組織裡非常活躍，1960年代，他們也曾在衣索比亞從事發展工作，所以我的成長環境裡，本就充滿改善世界的熱情。此外，我成長的1970年代，是個左翼思想非常流行的時代，人們對這個世界也懷抱著希望。

在這個養育環境和時代背景之下，我從年輕時就非常積極參與各種活動和組織。高中畢業後，我沒有直接進入大學，而是進入娛樂影視產業，先在斯德哥爾摩的皇家劇院擔任導演助理，後來也在瑞典的國營電視台、以及幾部電影之中擔任製作人。

後來經朋友介紹，我加入了名為「下一站蘇維埃」（Next Stop Soviet）的計畫，在前蘇聯國家串連示威遊行、舉辦搖滾演唱會，做過很多實務的組織工作，也親身經歷了蘇聯瓦解的過程。「下一站蘇維埃」的目的，是挑戰蘇聯的「改革與開放」（Perestroika and Glasnost），並反對蘇聯在東西方之間設下的鐵幕。如果「開放」政策是真的，鐵幕兩側的年輕人就應該可以自由來往。

這個計畫非常成功，1989年9月，我們在蘇聯各地舉行了356個計畫，有來自北歐的4,500名年輕人，和來自俄羅斯的年輕人一起參與。我們甚至違反蘇聯政府的規定，住在當地人家中，這在當時是革命性的行為。

當時我們不知道柏林圍牆很快就要倒塌、蘇聯快要解體，但我們感覺到氣氛正在改變，而且我們就參與其中。

這些工作經驗，讓我對推動社會改革產生了興趣，卻也讓我意識到，若要對世界帶來「更嚴肅」的影響，終究還是得走上學院之路，於是我進入瑞典的隆德大學，踏上政治學的研究之路。我在碩士階段的研究，基本上就和民主、發展有關，但當時主要關注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於是我在攻讀博士期間，也參與了幾個相關研究計畫，在迦納待了幾年，並在那裡的國會工作。

在這個過程中，我認識了世界各地研究民主化的學者。到了2008年，聖母大學政治系教授邁克爾・科佩傑（Michael Coppedge），以及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系教授約翰・葛林（John Gerring）有天聯繫我，問我願不願意擔任調查主持人（Principle Investigator），一起執行一個和「下一站蘇維埃」一樣的大計畫。這個計畫，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V-Dem，很多學者都說這個計畫不可能實現，但我們做到了。

此外，V-Dem的研究成果，除了面向專家學者之外，也更希望進行倡議，所以會需要針對一般民眾和實務工作者，比如政策制定者和記者，制定出不同的溝通方式──而我擔任電影製作人的經驗，就讓我學會如何讓一個計畫變得更有吸引力、更能讓讀者吸收，從而增加影響力。

報：V-Dem目前帶來了哪些嚴肅的影響？

林：V-Dem的研究成果和數據，目前主要就是透過《民主報告》來觸及非學術圈的受眾。很不幸的是，我必須說這份報告正在變得愈來愈重要。

2008年科佩傑和葛林聯繫我時，計畫的成員都是研究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專家。但時至今日，我們所有人都在研究獨裁化（autocratization）。

某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其實希望V-Dem是個過時的研究，因為那代表這個世界正在變得愈來愈民主，也因此不再需要V-Dem的研究。然而從2016年我們第一次製作《民主報告》至今，整個世界都在變得愈來愈獨裁──也是因為如此，這份報告才會變得愈來愈重要。

我們今年3月也在美國華府推出了一份新的報告，名叫《民主的理據》（Case for Democracy），我們瀏覽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經濟學、公共衛生的頂尖學術期刊，整理關於民主制度的最新研究、並將他們濃縮總結在這份報告裡，我們想證明民主制度比獨裁更好，有助於提升國民的預期壽命、降低產婦死亡率，甚至緩解氣候變遷。

報：台灣讀者最初注意到V-Dem，是因為《民主報告》中提到了台灣正面臨的假訊息攻勢。不過近期台灣一些和網路安全、資訊相關的監管和法律，卻很容易被貼上「箝制言論自由」的標籤。就此而言，我們應該如何在對抗假訊息的同時，維持言論自由與開放社會呢？

林：這確實不容易，但假訊息不只是台灣的問題，它可能就是全世界民主國家都在面臨的最大挑戰。我們已經有很多的案例，可以證明社群媒體正在被用來破壞民主制度的運作，這是非常明確的現象。

在一些獨裁國家裡，比如中國、俄羅斯、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假訊息崛起的趨勢非常明顯。但即使是民主國家，每當有獨裁傾向的領導人上台時，假訊息的運作也會增加，比如匈牙利的奧班（Viktor Orban）、印度的莫迪（Narendra Modi）、巴西的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以及美國的川普（Donald Trump），都是民主國家民主倒退的案例。

他們之所以這麼做，就是要製造、擴大社會的分裂，因為假訊息可以在社會中創造出錯誤認知，把政敵塑造成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敵人。

想想看，敵人其實是個戰爭的隱喻，我們在戰時會如何對待敵人呢？當然要消滅他們。於是獨裁的執政者會關掉政敵的媒體、取締公民組織；如果支持政敵的群眾上街遊行，執政者則會進行鎮壓、把他們關進牢裡。這些都會破壞民主制度。

所以這個問題應該這樣問：為了保護言論自由，我們應該如何限制、規範言論自由的行使呢？在我看來，這就是民主制度未來最大的挑戰之一。這個挑戰，和一戰後、二戰前的歐洲政治亂象很類似。那我們應不應該限制、規範集會結社的自由，以避免納粹這樣的組織，再次透過民主制度誕生，然後摧毀掉民主制度？

報：這是否可以看作民主制度內蘊的不穩或矛盾呢？

林：我認為民主制度還是有機會對抗這些問題。

比如巴西的波索納洛在這次大選中被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擊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在最新一期的《民主報告》之中，也列出了民主表現回升的「逆轉案例」（U-turn cases），只不過它們沒有直接回應到假訊息的議題。

過往的媒體，大多以單一國家作為市場，可以用國內法來進行制裁，但現在的社群媒體沒有國界，更大程度是個全球性的問題，也是個尚未受到規範的言論空間。

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透過區域性組織來努力，比如由歐盟、東協等區域聯盟立法，要求社群媒體平台為內容負責，如果內容明顯是謊言或假訊息，社群媒體公司就可以被法律制裁。

歐盟目前已經針對社群媒體的責任進行立法，更嚴格的法規預計明年就會正式實施，讓平台負起散播假訊息、陰謀論的責任。

當然也有些人對這個法規抱持疑慮，因為這個界線確實不容易拿捏，也是仍在討論中的課題，所以我也沒有特別明確的解方，但我認為界定問責制（accountability）確實是正確的方向。

如果我們不去進行限制，未來會怎樣呢？我想類似的問題會一再發生。我最近在蓋洛普（Gallup）上看到一份最新民調：就算沒有任何證據，有67%的美國共和黨選民依然相信，川普的敗選是一場「被偷走的選舉」。

如果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可以說謊，而且依然有人願意相信你，那麼我們透過選舉行使的、政治人物和選民之間的垂直課責，也會變得毫無意義。在充滿謊言的環境裡，民主制度終究是無法成功運作、無法延續的。

報：從V-Dem的研究來看，界定一個政體「民不民主」的關鍵是什麼？

林：當然是自由和公平的選舉，而且在一定的規範框架下，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候選人。此外，人民也應該有集會結社的自由。為了讓選舉能公平而自由地進行，我們也需要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同時力求報導和言論都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

報：除了假訊息，V-Dem還看到了哪些令人憂慮的現象？

林：我們在最新的《民主報告》中指出，如果以人口加權計算，今日全球的民主狀況，已經倒退回1986年的水準。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如果以國家計算，今年有42個國家的民主表現正在倒退──這是從1900年至今的歷史新高紀錄，而且這些倒退的國家，有不少原本都是民主政體，卻在今年跌出民主政體的類別，比如印度和匈牙利。

這個民主倒退的趨勢，似乎和近年社群媒體的崛起同時發生，我不認為這只是巧合。不論是中國、普丁（Vladimir Putin）統治的俄羅斯，都在透過社群媒體進行假訊息的攻擊；我們也在川普的選舉、英國脫歐的公投中，一再看到假訊息的運作。我們已經有很多的案例，可以證明社群媒體正在被用來破壞民主制度的運作，這是非常明確的現象。

報：就你的觀察，中俄獨裁體制的崛起、以及民主國家的民主倒退，這兩者哪個對全球民主造成的影響更大？

林：過去10年來，中國和俄羅斯的民主狀況或許有稍微惡化，但沒有改變太多。不過他們的民主表現本來就很糟了，所以很難再惡化到哪裡去。這就是所謂的「地板效應」（floor effect），這些國家本來就已經低到地板了，總不能再掉進地下室吧？

所以從統計的角度來看，世界民主倒退更多是來自民主國家的退步：有些國家是變得不那麼民主了，有些則掉出了「民主國家」的類別，這些案例有些是因為選舉制度惡化了，有些則是因為發生政變。

報：如何看待全球GDP愈來愈高比例來自獨裁國家的現象？隨著美中貿易戰開打，我們是否正在往「新冷戰」的方向邁進？

林：我想「新冷戰」的趨勢顯而易見，不論我們喜不喜歡。中國和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升高，雙方對彼此的疑慮也不斷增加，並設置了更多的貿易壁壘。俄羅斯就更不用說了，在烏克蘭戰爭之後尤其如此。

我認為GDP占比的數據可以讓我們思考，民主國家正在變得愈來愈脆弱，在經濟上對獨裁國家也愈來愈依賴。中國和俄羅斯已經讓我們看見，他們願意用這個經濟力量來做什麼事情。

歐洲（尤其是德國）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就是普丁在衡量是否入侵烏克蘭時的一個重要因素。不過普丁可以說錯估形勢了，因為德國很快就決定要採取激烈的措施應對。

全球GDP有愈來愈高比例來自獨裁國家，對民主國家來說就是一個警訊，我們需要多加注意。

報：中國的崛起，是否也影響了亞洲的民主化展望呢？

林：是的，中國崛起對民主發展顯然是個威脅，而且也愈來愈是種軍事威脅，除了台灣之外，日本、韓國也都意識到了這個威脅。習近平在2017年的演講中，很明白地指出他的目標，就是要用中國模式來主宰世界，這是簡單明暸的事實。

中國說自己有另一種版本的「民主」，有所謂的「全過程民主」，在我看來是很可笑的。民主當然有很多版本──我們的計畫名稱V-Dem，就是「民主多樣性」（Varieties of Democracy）的縮寫。但在這些形形色色的民主案例裡，並不存在中國那樣的體制。中國現在擁有的，是一個以共產黨為基礎的獨裁政權，而不是民主制度。

報：中國是否曾對你們施壓呢？

林：沒有。但我們引用這些數據時，中國有時候會抗議。有次我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進行報告，中國便對我的報告提出正式抗議。

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在圖表裡放上了台灣，因為在聯合國的體制裡，這麼做是不被允許的。但我把中國的抗議，看作是對我的一種褒獎──如果中國在抗議，那就代表我做對了什麼。

報：在台灣，我們有兩種假訊息的來源：一種來自境外，一種來自境內（比如政治人物）。你認為我們應該優先處理哪一種假訊息？

林：我認為我沒有資格告訴台灣人，哪個才是更糟糕的威脅，以及應該先處理哪個問題，但我們在數據裡看到的現象是，境內和境外的假訊息會攜手並進。一個國家如果會在境內散播假訊息，基本上也會在國外做一樣的事，而這兩件事都會破壞民主制度。

報：如果一個獨裁國家的人民滿意他們的政治制度，我們在道德上是否有理由在這個國家推動民主化？

林：如果沒有當地人民的支持，我很懷疑我們可以在一個國家推動民主化。確實，獨裁者也很可能受到人民歡迎，這在歷史上不是沒有發生過。希特勒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在德國都很受歡迎；普丁在俄羅斯的支持率，也常年維持在高點。

所以我們不該欺騙自己，以為只有民主制度會受到人民歡迎。

但對於我們這些相信民主制度、相信人權、相信人生而平等，而且不斷在倡議這些價值的人來說，這就是眼前的巨大挑戰。如何說服新的世代、說服不相信這些價值的人，就是民主制度需要奮戰的地方。

報：民主制度可以為世界和平帶來貢獻嗎？

林：我們可以從學術研究中得知，民主確實可以帶來和平，那幾乎可以說是個鐵律，已經有許多研究確認了這點。民主國家不會彼此征戰，所以如果這個世界上只有民主國家，這個世界就不太容易發生戰爭。

雖然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不是一個完美的民主國家，但它在1990年代某程度上仍是個民主國家。如果俄羅斯能一直維持民主制度，它後來或許就不會入侵烏克蘭。

報：如果你有機會跟獨裁者對談，你會跟他們說什麼？

林：我會跟他們說──辭掉你的工作、退休吧，別再當一個獨裁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