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開打以來，全球從第一刻開始，就透過各大社交平台見證戰事的進展。不論是Instagram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貼文跟直播，還是Telegram上每日來自馬里烏波爾（Mariupol）的求救訊息，烏、俄兩方的士兵也透過Twitter更新戰場上的進展。

31歲的事實查核者冉克沃伊（Alex Zamkovoi），以及47歲、目前是基輔大學莫亥勒新聞學院（Mohyla School of Journalism）主任費琴科（Yevhen Fedchenko），是資訊戰場上的戰士。2014年俄國入侵克里米亞後，費琴科與學院裡的師生，就成立了事實查核組織StopFake──「停止造假」──至今核實了超過3,000則來自俄國的不實資訊，8年來與俄羅斯國家宣傳機器捉對廝殺，當時只是一項志工性質的計畫，也意外地成為世界觀測極權國家資訊戰的前緣。

「烏克蘭是俄羅斯不實資訊手法的實驗場，」美國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主席阿布拉莫維茨（Michael Abramowitz）直指，俄羅斯在烏克蘭測試的資訊戰技法，「接著被使用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國。」

站在戰場前線，StopFake的成員告訴我們，2月底展開的這場二戰後歐陸最大戰事，如何從雲端上先展開攻勢。

「戰爭不只是在戰地之上，不只在烏克蘭境內，全球都是俄國資訊作戰的範圍，」冉克沃伊說，在真正大規模揮兵進攻之前，俄羅斯從2022年初，先頻繁、大規模地展開心理戰，試圖從內部分裂民心，說服烏克蘭人不戰而降。

冉克沃伊表示，俄方所使用的說法跟言論，多是重複過去8年的論述，只是操作的規模更大、平台更多、範圍更廣。

「像是『俄語人口受到打壓』這個說法，根本騙不了在地人。幾世紀來一直以來受到打壓的是烏克蘭語言，因為學校裡過去都是教俄文，想學烏克蘭文的人沒有機會；是2014年新的政策開始，法庭、媒體、學校才開始使用（烏克蘭語）。」

他再以「烏克蘭境內的新納粹」謠言為例解釋，烏克蘭境內的極右分子是在俄國併吞克里米亞後才出現，但極右派在烏克蘭並不受歡迎，沒有國會席次、也不曾在選舉中獲勝。

「俄羅斯以新納粹或是極端勢力的名義稱之，目的就是要讓烏克蘭人覺得是自己國內的問題，也讓國際覺得烏克蘭人不可靠。」

冉克沃伊搖頭說，過去幾年，一則不斷在網上出現的假新聞，甚至稱烏克蘭政府準備將希特勒的臉放上烏克蘭紙鈔。這些手法都是在利用上一輩對納粹的恐懼，來操弄人們的情緒。

「他們從文化、歷史、社會的矛盾之中，建立起敘事，長期用敘事打造一個支持俄國利益的世界觀，短期則用一則一則的假新聞、假影片、假照片，來重複支撐強化敘事的『可信度』，」冉克沃伊分析。

戰爭全面開打後，雲端上的資訊戰與地面上的攻防、分裂民主陣營的外交戰都緊密相連。

「在交火地帶，假新聞能夠殺人，」冉克沃伊舉例，俄國的媒體、不明的帳號，在網路上刻意製造錯假消息，告訴民眾「已經安全了，可以從防空洞裡出來了」，結果提高了傷亡人數。又或告訴交戰地帶的人們不要離開房子，讓烏軍無法大規模開火；接著在停火時刻，強行移動留困當地的民眾至俄羅斯境內或佔領區，成為俘虜，拍攝宣傳影片，稱其「自願回歸祖國」。

在外交場域，宣傳機器協助俄國脫罪。例如當俄軍撤離基輔（Kyiv）近郊小鎮布查（Bucha），百位平民屍體橫躺街上的畫面傳出，俄國稱之為西方與烏軍捏造出的場景。而俄羅斯在難民湧入歐洲時，向各國廣發烏克蘭難民是流氓、引發治安問題、帶來經濟危機的謠言，試著阻止其他國家的出手相助。

「俄羅斯的政治宣傳是有效的，而且將持續發揮作用，因為這是俄羅斯複雜的歷史當中已被驗證過的手段。」柯羅拉多大學批判文化與國際研究學系助理教授茱莉亞（Julia Khrebtan-Hörhager）撰文指出，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的敘事，是俄帝國時期跟蘇維埃時期的「邪惡西方」敘事的回收再利用，讓俄國人民在蘇聯解體之後找回民族驕傲。她指出，普丁在開戰後的演說，都不斷強調勝利、團結，倡議「新俄羅斯愛國浪潮」。 一份由美國非營利組織芝加哥國際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和俄國非政府民意調查中心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er）合作，針對俄羅斯國內民眾的民意調查指出，即使戰事不如預期，普丁的支持度在2022年3月底仍高達83%。

身為大學教授與StopFake共同發起人的費琴科如此作結：

他分析，蘇維埃時代的政治宣傳策略並沒有結束，反而在普丁任內轉型成為符合當代的有效武器；俄羅斯政府長期投入大量資源打造宣傳機器，從電視台、廣播、網路媒體，到建立西方的魁儡政治人物、歐盟議會裡的代理人，還有成千上萬的無名網軍帳號。

「這讓俄羅斯可以策動一場虛實緊密連結的戰事，」費琴科說。

直面世界上最大政府宣傳機器之一，8年來，StopFake沒有畏戰，反而利用「殺傷鏈（Kill Chain）」的軍事概念，一步步找到反攻的可能。

費琴科解釋，殺傷鏈在軍事上指的是一種攻擊過程，識別要打擊的目標，監控其行動，並在適當時機攻擊和摧毀目標。對事實查核機構來說，就像刑警在辦案一樣，把每一次的資訊操控都當作一次犯罪現場來看。

StopFake透過數位工具跟大量建檔，比對敘事內容、散播平台、製造資訊的手法，以及傳播的帳號跟涉入的個人，「接著像刑警一樣，在牆上貼線索、圖表、照片等等，把彼此之間的關係列出來，用數據的方式來分析，有機會看見資訊戰地的全貌跟動態。最終，我們必須對其採取行動，消滅這架系統。」

在烏克蘭的事實查核者的目標有三：

對民主國家來說，如何在資訊戰場上發動反攻，並不傷害民主價值？費琴科闡述8年來的思考與經驗，完整供民主社會中的民眾、政策制定者和媒體等不同角色作為參考。以下訪談以問答方式呈現。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從事實查核開始，StopFake的策略是什麼？該怎麼有效的協助民眾不被錯假訊息影響，並跟上俄國宣傳機器的不斷進化？

費琴科（以下簡稱費）：過去8年，我們試著理解敵人是如何製造、散播錯假資訊，並且比對敘事，所以現在知道要尋找的是什麼、知道去哪裡找。更重要的是，我們建立自己的觀眾，讓人們使用StopFake的新聞內容、理解我們的理念，所以當俄羅斯侵略行動開始，我們已有自己的觀眾、媒體平台跟合作夥伴，一起把事實查核的成果傳出去。

建立國內、國外的網絡是很重要的，找到那些跟你做類似工作的組織，一直精進對抗不實資訊的方法，讓你的成果可以有數倍大的效益。這些工作，尤其是建立網絡，愈早開始愈好。

報：這一次全面開戰以來，從台灣、西班牙到美國，都看到跨國事實查核者的協作。但事實查核者總會面臨「人們會問為什麼要相信你」的挑戰，你們是怎麼克服的？

費：在我們的社會裡，事實查核對烏克蘭人來說，是一項「抵抗」的技能，是一個實際層面反制不實資訊的技能。我們的網站有好幾個不同語言的版本，有電視上的片段、有社交平台上的內容，我們舉辦很多實體的活動、教民眾媒體素養、跟不同領域的專家對話，我們盡可能服務不同的觀眾，取得信任。

對不同的閱聽人必須要用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方式。例如，對烏蘭人，要讓他們知道來自俄羅斯的資訊可能是不能信賴的、必須多元化自己的資訊來源等。

對非烏克蘭的人來說，他們的生活不一定會直接地受到俄羅斯的影響，此時重要的是讓他們理解，俄羅斯的不實資訊與他們的關聯：俄羅斯政府會利用當地社會裡的矛盾，放大差異，擴大衝突，讓當地動盪不安；他們利用開放社會的特性，讓媒體、代議制、公共討論、新聞自由都失效。我們必須讓人們知道，世界上沒有人是局外人，沒有人對俄羅斯的宣傳機器免疫。

報：這些都是你們必須對大眾溝通的內容？對各國的大眾都必須說這麼多嗎？

費：對，因為事實查核者最大的挑戰不是技術，而是建立我們在人們心中的可信度跟正當性（legitimacy）。

我們用專業和好的新聞實作，來建立自己的正當性，我們也用透明度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讓人們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們是誰，不是什麼可疑的匿名組織，盡可能地讓國內外的閱聽人受益於我們的工作成果。另外，我們也符合國際事實查核組織的標準跟專業的審核，財務的透明、可責性、每個人的背景、是否能夠接受更正等等。

報：烏克蘭如何面對俄羅斯代理人在烏克蘭境內的宣傳？

費：8年前，當克里米亞被入侵時，烏克蘭第一件做的事，是把俄羅斯的電視頻道切斷──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當時，烏克蘭境內有80個與俄羅斯政府相關的電視台，他們多多少少被武器化了，從兒童頻道到新聞頻道、釣魚頻道，都與意識型態相關。對我來說，停下那些頻道的軍事意義，就如同處理掉地雷一樣，你不想讓敵人踏進你的國土，防止他們在烏克蘭國內發揮作用。

2017年，烏克蘭封鎖了俄羅斯的社群媒體跟俄方支持的「新聞」網站。但接著，他們開始在烏克蘭國內建立了在地的組織──由於是烏克蘭人成立的，無法封鎖或制裁，因為那是烏克蘭的電視台、網站，就在烏克蘭，甚至網站上有愛國標語跟圖案。

一開始的時候，他們還有Facebook社團，在裡頭分享愛國的訊息，或是建立該地的、專屬那個城鎮的Facebook社團，張貼地方的購物資訊、民生訊息或揪團等等的，但當俄國需要時，它就成了影響地方民眾的管道。一整個網絡，包括了親俄的記者、親俄的社運分子。這些合法的、有執照的電視台、網站，加起來是以千計算的，他們共同協作、放大彼此的聲量，創造一架很大的替俄羅斯發聲的宣傳機器，他們知道「你不允許俄羅斯媒體在烏克蘭境內，那（我）就創造親俄的烏克蘭媒體在烏克蘭營運。」

在這次的侵略之前，這些代理人成了當地的宣傳要角，他們公開加入俄羅斯新建立的地方媒體，或是重新開張自己的媒體，但宣傳內容走向完全是親俄的。

你拿這些代理人沒辦法，因為你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是最主要的難題。當烏克蘭政府關掉親俄媒體時，為數不少的烏克蘭媒體人和國際組織批評這是不民主的，不能因為一家電視台是來自俄羅斯，就不給予他們為閱聽人服務的權利。即使是2014年之後，俄羅斯光明正大的侵略烏克蘭，雙方進入戰爭，仍有不少人批評烏克蘭政府不能這麼做，這阻止了政府剔除俄羅斯影響力的作為。現在各國終於都理解了為什麼不能允許俄羅斯媒體在境內運作了。

報：除非拿到收據、匯款明細等證據，否則很難證明他們與俄羅斯的關係。你們是如何稱一個「代理人」為代理人呢？

費：我理解這個難處，對我們來說，「如果牠看起來像隻鴨子，走路的樣子也像鴨子，牠就是鴨子。」因為我們一直以來搜集和比對俄方的敘事，如果他們不斷重複、放大那些說法，他們就是在傳播支持俄羅斯的敘事，我們不一定說他們是拿了俄羅斯錢的代理人，但他們的確就是俄羅斯的傳聲筒，所以他們可以被歸類為親俄的。

關於這類的判斷，後來其實愈來愈簡單，因為他們不再隱藏自己跟俄羅斯官方的往來跟關聯，他們有的直接去上俄羅斯電視台的節目，有的變成固定來賓，那些當然可以判斷他們是親俄分子，幾年來每天在電視上重複俄羅斯政府的說法，以此維生、賺錢。或是有些在烏克蘭境內的媒體，靠著親俄政黨的財源運作──這些政黨甚至直接與普丁有互動──他們自然而然被視為俄羅斯的代理人，為他們工作的記者們，也就被認定為親俄的代理人。

對烏克蘭人來說，在2014年之後，這種討論不再只是合不合法、道不道德，對處於戰爭狀態的我們來說，人們不能再用承平時期的方法來認定誰是代理人，你必須要快，也必須選邊站。這就是戰爭，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選邊站。

報：如果你選邊站，當烏克蘭政府也開始做政治宣傳，做資訊操縱、甚至不實資訊，你作為媒體跟事實查核者，該怎麼辦？

費：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我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首先我必須要說，烏克蘭並沒有像俄羅斯那樣的政治宣傳，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替代性的世界觀（Alternative world view）或者一個另類事實需要去「宣傳」。關於這場戰爭發生的事，不言則明，我們不用創造一個假的論述來包裝這場戰爭，所以不用去強調這場戰爭背後有什麼宏大的意識形態，戰場上發生了什麼就是什麼，烏克蘭人雙手打開、非常開放，沒什麼需要隱藏。

但戰爭時期當然有許多烏克蘭人，在網路上發布各式各樣的訊息來表達他們的愛國心，我們的確看到了一些事實錯誤，但不是俄方的那種瞞天大謊。例如兩天前，我看到Twitter上有一些照片，是軍人們圍著坦克在地上睡覺的照片，發文者說：「我們的軍隊辛苦了！我們與你們同在！加油！」我一看就知道那些照片不是烏克蘭軍人，是外國士兵，地景也是像沙漠一樣的地方，那是以色列軍隊的照片。從事實上來說，這是一個錯誤，我隨便找都有上千張烏克蘭軍隊睡在路邊的照片，那是他們的日常，我不必分享一張來自以色列軍隊的照片。

我在我的Facebook上發了一則貼文，呼籲大家謹慎地發文轉貼，這類圖文不合，但也沒有扭轉真相的錯誤，真的沒有必要犯。這就是你會看到的烏克蘭方會有的不實資訊，他不是在灌輸或宣傳一個不存在的世界，沒有要刻意傷人。不是烏克蘭政府坐在那邊說要怎麼騙這個世界。

如果你因此說烏俄雙方都在做政治宣傳，你忽略了俄羅斯政府投入的不成比例的資源跟心力，創造出大量的政治宣傳跟資訊操縱行動，由政府發起、執行，也為了政府而做。這是我反對如此比較的原因，這是一個錯誤的比較。

報：所以兩方政府的宣傳，從出發點、惡意程度跟規模等，都是有明顯差別的？

費：對，更重要的關鍵是這些訊息背後，有沒有一個政府的敘事在主導全局？一則則貼文的存在、傳播，是否是政府為了建構有利於他們的龐大敘事？那是判斷政治宣傳的核心。

辨認這些訊息的方法，聽起來很細微跟繁瑣，卻是避不開的一堂課，因為你沒辦法完全地讓這些資訊消失，他們隨時都在調整、散落在各個平台。而且極權國家的特色就是有無上限的資源、人力、錢、技術，來創造這類的資訊產品，民主國家沒有相對應的能力跟資源。這永遠是一場不對稱的對抗。

遇到親俄的媒體、俄國的代理人，你只能解釋他們的行為哪裡有問題，讓人們注意到他，戳破他的錯假訊息，解釋他的行為造成的危害等等。你希望人們能夠回歸理性，你是在跟人們的大腦對話，但人們是在跟自己的情緒對話。

我們能做的就是就事論事、用事實來對話。這是一條可能非常漫長的道路，可能需要好幾年才能有成效，包括教育民眾、把事實查核的工具教給他們，同時也是在建立跟倡議一種事實查核的文化。每個人應該要知道，多花個一分鐘、確認資訊來源，就能保護自己不被帶風向、被誤導，或是被有心人操弄。這條路大概得花好幾年走。

以烏克蘭的經驗來說，現在的我們比2014年懂得多一些。當時，我們對俄羅斯的資訊戰根本沒有招架之力，沒有任何的比對建檔。就像新冠病毒吧，一開始人們也一無所知，怎麼傳染的、有什麼症狀、怎麼治療、如何創造疫苗？後來人們開始累積知識，建立一個科學的方式，以事實來對抗病毒。

除了科學的方式，另外一個就是從錯誤中學習。即使我們有了蘇聯時代的經驗，但還是要知道俄羅斯的策略和手法如何進化，這些都是需要一年一年研究累積，接著共享，才有機會找到真正的反擊方式。

報：與2014年相比，烏克蘭民眾如今有找到應對的方法了嗎？

費：此次全面性開戰後，我們看到人們建立了自己的「過濾網」，我們無法成為他們唯一的把關人，但可以協助人們建立把關機制，有一個可以信賴的資訊名單，分得出來質報跟非質報的差別。另外一方面我們的成功在於，人們知道與俄羅斯有關聯的資訊來源是不可信的，他們不會把俄羅斯政府、媒體宣傳、親俄的代理人說的話當作一回事。於是他們（俄羅斯）必須創造新的「最後一哩路」，取信大眾。

報：指的是俄羅斯這次創造了假的事實查核組織來攻擊你們、誤導民眾，利用歐洲網紅來突破你們的防線。

費：對，所以另外一點，我們不能只在一個地方對抗不實資訊，必須水平的、多點的、跨國界協力來打這場仗。就像COVID-19疫情，不可能只在一個國家對抗它。這主要是因為社群平台是全球性的，它讓錯假訊息的傳播也跨國、多國運作，影響是全球性的。極權國家也彼此學習、模仿、複製俄羅斯的手法，如果他們看到俄羅斯成功了，立刻有樣學樣。我們也觀察到伊朗、委內瑞拉、中國等極權國家正彼此合作，都在用俄羅斯的資訊戰手法，俄羅斯也把自己當作「成功典範」在向他們推廣，最終他們要證明自己的體制是最好的，可以粉碎民主。

報：你同時在新聞系擔任教授，對你而言，一國的媒體環境，如何影響其在資訊戰的抵禦能力？

費：烏克蘭是一個開放的媒體環境，有各式各樣的媒體，不同的編輯守則、不同的政治裙帶關係、不同的財源、不同的品質。烏克蘭也是一個掙扎中的媒體市場，尤其在戰爭之下，許多烏克蘭媒體遇上生存困難，同時也有許多記者在戰爭之下選擇離國。總體而言，烏克蘭的新聞品質遇上挑戰。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記者之間的討論、辯論仍是健康的。即使是在戰爭中，每一天，我們仍看到記者們在辯論此時的新聞標準應該是什麼，這是非常重要的，記者們沒有自我審查，沒有只跟著風向走，仍在追求更好的媒體環境。記者們不斷質疑軍方的策略、公布的數字是否真實、質疑政府對於戒嚴之下一些關於政治運作的限制等等，記者們沒有停止做該做的事。戰爭持續，而媒體該做的事也繼續，因為這就是烏克蘭人打這場仗的核心意義。跟俄羅斯對抗，就是為了不讓烏克蘭成為俄羅斯，從每一方面來說都是。

一個健康、開放的媒體環境，是在俄羅斯已消失殆盡的事。烏克蘭必須窮盡一切努力的不要走上俄羅斯的那條路，守住法治、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對抗不只是為了這場正在進行的戰事，是為了讓國家繼續走向開放、民主、正義的路。

報：所以對你來說，什麼是健康的媒體環境？

費：健康的媒體環境，要容得下多元意見，有建設性的對話，找到共同點進行討論，這樣的媒體環境就是良性的。

另外，健康的媒體環境，最關鍵的有沒有足夠多元的媒體機構，市場有沒有被壟斷。像戰爭來了，廣告沒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有多少家媒體能撐得過這場戰爭？他們的的財源能夠多健康？脆弱的他們會不會被親俄的勢力或是有心人用錢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