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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收買台灣粉絲專頁的對話截圖、招募台灣網紅入編對岸政治宣傳部隊的文案在網路上瘋傳。許多台灣公民因此陷入焦慮,紛紛留言「兩岸已進入戰爭狀態。」
同一天,有個政治領袖也很焦慮,擔憂選舉將被外國勢力介入,他祭出政府改組、對公民團體募集創意、大聲對網路公司放話。他是加拿大總理。
4月7日,言論自由日,鄭南榕逝世30週年。除了焦慮之外,我們一起想想,台灣這個年輕的民主政體要在網路時代繼續茁壯,能做點什麼事。
一場風暴,在清明時節的社交網站上發威。從社交網站Dcard開始,一直到Facebook上由網友集結而成,一本相簿,出現了大部分人沒看過的交易。
「急徵人:支持兩岸友好統一之政治立場的網紅」。從網紅的招募,到粉絲專頁的收購,甚至是人力網站上頭社群編輯的招募文案,大喇喇的從私訊變成了公開訊息。
對許多網友來說,衝擊分成兩個層面。原來,自己每天追蹤的粉專、網紅帳號,是可以買賣轉手的;原來,市場上正大量收購的,是支持中國政治理念的買家,有人甚至直指著來自四川的網紅招募訊息說,就是中國在收買粉專。
衝擊的餘波很多,有人認為小題大作,粉絲專頁的影響有限,可能粉絲太少、可能分眾太偏;還有人認為,粉絲專頁換手經營之後,忠誠度和影響力就會受到影響。但也有人認為,即使是再小的粉絲專頁、再偏的分眾,從俄羅斯滲透美國的案例來看,都會是境外勢力影響國內社會的一環。
粉絲頁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在去年(2018),《報導者》專訪臉書緊密合作的數位鑑識實驗室(DFRLab)時,就已揭曉。
當時,DFRlab剛替Facebook做完調查,發現32個粉絲專頁,是由非真人帳號操控,這些與俄羅斯過往行徑類似的粉絲頁,正是煽動美國真實世界衝突的火種。有的粉絲頁,同時為「女性及少數族群發聲」,卻又舉辦「停止跨性軍人禁令」活動,還身兼極右派“Unite The Right 2”的活動主辦單位。
買了幾個粉絲專頁,如同戴上面具,像是四川變臉一樣,面對不同使用者,換上不同的臉,坐擁幾個山頭的粉絲。但同一雙手,也能像操弄皮影戲的師父,用Facebook組織實體活動,讓兩大山頭的人同一天上街抗議。
台灣的災情多嚴重,還未揭曉。但如果這些被指認為中國的「買家」,想的跟俄羅斯人一樣的話,收購粉專,就是在收編傭兵。
2017年,德國、法國大選之年,我與俄羅斯流亡政治領袖之一卡斯帕洛夫(Garry Kasparov)在柏林見面,曾名列普丁(Vladimir Putin)暗殺名單、被國家媒體聲討的他,2013年流亡紐約後多年與普丁政府交手,他認為俄羅斯打資訊戰,並不真的是要特定人物當選。
「是要耗盡人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所以用海一般的資訊流,提供各種訊息。散播懷疑、混亂、攻擊事實,這樣的攻勢可以同時對左派、右派發起。」
「就算是『好』的公民,也會被骯髒的汙泥戰趕跑,離公民社會、理性辯論愈來愈遠,」卡斯帕洛夫說。
最終,只要透過粉專、不實資訊(disinformation),一個社會裡頭的公民就像是幕後藏鏡人的傭兵,要他們生氣、要他們上街,甚至要他們投票,都有可能。經歷過2018年選舉與公投,台灣社會對於不實資訊所造成的社會衝突,傷口都還在發熱。面對10個月後的選舉,有些人已如熱鍋上的螞蟻,焦急。
能做些什麼呢?在台灣人目睹粉絲專頁交易的當天,地球的另一端、離選舉只剩6個月的加拿大,由政府端出了答案。
這是加拿大所擔心的事:「我們從許多自由民主國家的經驗發覺,這些干預,不一定是要確保特定的選舉結果。他們的行為,是要讓我們的社會走向極端、對立,讓我們,作為民主國家中的公民,更憤世嫉俗,對民主的可行性更多懷疑。」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在4月5號的記者會上說。
從2017年開始準備,從今年初,他們開始4個方向的作戰,要確保民主程序自由、安全、公平。
1. 對抗境外勢力的干預:
- 2017年6月開始做調查,找出網路上對民主程序的潛在威脅,對全民公開
- 發現來自網路對民主程序的威脅,急速上升
- 由資訊安全、警政、情報等3個安全單位組成聯盟
- 與G7國家建立情報互通、威脅分析、快速回應的網絡
2. 加強機關組織的對應能力:
- 情報單位對境外威脅的模式、趨勢進行分析,並發布報告,同時與國際情資進行比對,這將有助於加拿大更精準的定位、指認、回應所遭受到的威脅
- 成立新部門:像由警政系統成立的「境外勢力干預調查小組」、跨部會成立,確保選舉公平公開進行的「選舉安全與情報威脅工作小組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Threats to Elections Task Force)
- 加強政府的跨部門合作,以因應這些新型態威脅
- 提供全國性政黨建議與指南,加強其組織內與系統的網路安全
- 根據最新情報,也展開教育倡議,要讓民眾知情,並習得較好的線上使用行為
3. 督促社交媒體與平台採取對應行動:
- 長期與網路平台對話、要求社交媒體負起更大的責任
- 過程保持全面透明公開、隨時向大眾更新
4. 為公民做好準備,以700萬加幣(約新台幣1億6千萬元),對公民團體徵求提案,從提案申請到撥款只要兩週,內容包括:
- 培養民眾透過網路有效取得新聞與評論的能力
- 認識網路平台上惡意行為者的手段,並能獨立地辨認出行為者的行動
- 習得不受惡意行為者操弄輿論的知識與能力,不受帶風向手段的影響
看似積極的加拿大政府,其實在2018年初,還曾堅定表示不會對不實資訊出手,他們認為這會對政府公信力帶來反作用和後遺症,激起更強的攻勢。過去,他們總認為由平台業者與核實單位結盟,是對抗不實資訊的解方。
但平台業者遲遲不肯動作,加上社交網站上的政治操作證據明確,加拿大民主制度部長多次出訪歐美各國之下,決定必須行動,保護民主程序不受網上干預破壞。
除了加拿大,美國國務院過去兩年灑了1億2千萬美元,歐盟也再提次高預算,要花757萬歐元,招募研究計畫對抗不實訊息。就連加拿大政府自己,也曾支持烏克蘭250萬加幣,協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資訊戰。
加拿大的作法有3點值得注意。第一,4大方向的策略,是由國防部、民主制度部、公共安全部一同透過記者會對外發布的。這不僅考驗跨部門的合作,更代表政府各部門對資訊戰的認定有了共識。這對台灣來說,是一大門檻。
第二,他們強調各黨派都有責任。公共安全部的聲明中如此寫道:「因為境外勢力不斷地試圖影響我們的民主程序和公眾輿論,每一個政黨都有責任,要透過資訊系統的強化、提高警覺,才能停下境外勢力的干預。」也因為不同立場的政黨都作為防護網的一環,加拿大政府開了先例,讓情報單位的定期簡報,即使包括機密性的資料,只要關於境外勢力的網路與實體干預,情報都會提供給各大政黨。
第三,有了法國大選、美國大選的經驗,他們為了投票前的不實資訊與駭客攻防做準備,推出選舉重要事件公共協定(the Critical Election Incident Public Protocol)。
在聲明中,他們如此介紹此機制:「建立簡單、清楚、公正的程序,讓加拿大公民理解選舉中影響公正性的威脅。以在事件發生時,能有效回應。團隊將由資深公務員(事務官)組成,包括國家安全、外交部、民主治理及法律相關單位組成,他們有足夠的經驗認定、理解、通知大眾所面臨的威脅,且確保過程公開、公平。」
這樣的機制不只是關於一次選舉,而是要讓加拿大公民即時得知,緊急事件可能將為害到他們的公民權,剝奪了一場自由且公平的選舉。這是不分黨派都必須認同的重要議題。
以法國為例,總統大選前48小時,由Wikileaks拋出一份由俄羅斯駭客取得的馬克宏陣營機密檔案,網路上各種號稱是被駭文件的謠言瘋傳,馬克宏陣營卻礙於選前48小時規定,不得公開發言。
從事前的教育,到事發當下的反應機制,這是加拿大政府端出來的菜。但加拿大民主制度部部長古爾德(Karina Gould)坦言,其中最重要的,還是人民。她說:「最強大的防守就是熱於參與以及知情的大眾,能夠辨認謊言、不實資訊以及輿論操控的民眾,就能免於受害。」
回到個人層次,其實最殘酷的事實是,人們選擇「相信」社交網站上的訊息,往往並不真的是辯認不出事實真假,而是根據個人意識形態、政治傾向、人際網絡或是情緒等因素,而按下讚或分享。
換句話說,「認同」,可能才是不實資訊得以發威的關鍵。
將社交網站、不實資訊與認同形塑,發揮得最為極致、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便是伊斯蘭國(ISIS)了。
對歐洲國家來說,社交網站上,除了俄羅斯與極右派的結盟,另一端還有伊斯蘭國的力量,要讓穆斯林移民背景的青年走向極端,成為聖戰士。
我在布魯塞爾,採訪了一位摩洛哥裔的比利時母親,她的孩子幾年前投奔了敘利亞、為伊斯蘭國喪命。
與我對話的當時,她開始在校園裡面,推廣新的對話運動。
她告訴我,在孩子喪命的消息傳來之後,她開始調查「為什麼同個屋簷下的孩子,會離家出走、變成另一個意識形態的信徒?」
她發現,現實社會中被邊緣化、家庭溝通的斷裂、學校裡的種族歧視,都是把青少年推向社交網站上黑暗角落的原因,加上同溫層、不實資訊的催化,極端化的作用每一天可能都在發生,最終,網路上猖獗的極端伊斯蘭,成了孩子唯一的認同。
她說,必須從家庭裡開始,重新思考世代、家人、傳統規範之中的對話關係,修補疏遠的人際網絡,創造多元的認同,才不至於因為絕望,或是仰賴單一族群、宗教、政黨的信仰,而失去了對資訊的判斷能力。
換句話說,如果社交網站已被武器化,成為政治勢力的戰場,那麼要對抗藏鏡人發起的資訊戰,包容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家庭裡的開放對話等,都是「戰略」的一環,愈多的連結,就愈難讓雲端上的刀砍下,將社會斷成N塊。
從資訊爆炸、資訊失序,到資訊戰,當政治與社交網站結合,瘟疫在世界上傳開,考驗每個民主國家的免疫力。要增強免疫力的方式有很多種,網路平台、媒體、教育、個人、政府,都該有不同層次的回應與行動,才能不讓民主走向癱瘓。這些,正是焦慮之外,真實能做的事。
4月7號是「言論自由日」,是鄭南榕逝世30週年,如今,我們再度直面民主的新難題。我們已經花了30年,理解言論自由的內涵和打造自由的環境,30年之後我們也都知道,民主社會就是需要不斷更新的系統,這一場直面,如果真的引起了焦慮,那也該是發現「有新的一堂課該補」的那種焦慮。
這堂新的課,不是為了2020選舉而修、不是為了中國干預而修,而是為了在網路時代,民主自由走向下個30年、百年而修。
(如果你也開始行動「補課」,讓自己、家庭、組織、社會增強對不實資訊的免疫力,歡迎來信告訴我們:[email protected]。我們會持續關注各地的嘗試,還有台灣社會面對這場全球「瘟疫」所拋出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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