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笑話說，第一個中國太空人登上月球時，竟然發現已經有維吾爾族人在那裡賣羊肉串了，由此可見維族人頗有做生意頭腦，以及足跡遍布整個中國甚至更廣。

但現在，要在我所生活的城市，吃到正宗新疆人烤的羊肉串，已經幾乎不可能。仔細回想，這樣的情況持續時間差不多已經有兩年。我個人的旅程和消息所及之處，狀況也是如此。

最近一段時間，全世界都關注到了新疆的「再教育營」，但幾乎所有討論都忽視了一個前提──如果維吾爾族人仍然可以在全中國的範圍內自由出行甚至自由出境，那麼無論多麼嚴苛的集中營，都不可能將他們「一網打盡」。

烤羊肉攤消失的原因，不僅僅是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以拆除違建的名義，驅趕「低端人口」──雖然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的少數民族，必定受到波及──各地政府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在當地的住宿都採取了嚴格的限制。

這一年多來，中國對於賓館的入住要求愈發嚴格，除了每一個入住者都需要查驗身分證之外，通常還要經過人臉識別系統的審核。但一個維吾爾族人，即便是拿著本人的身分證，想要隨意在外省的賓館住宿，也會被告知：「請前往指定接待的賓館。」如果工作人員「不慎」收下了維吾爾族客人，那員警很快就會出現在大堂，然後要求賓館每天安排人去派出所報告這位住客的動向。

那如果想要透過租房的方式長期留宿在外地呢？恐怕結果是，房東會聯絡維吾爾族租客說，自己的房屋有別的用處，願意提供一筆不錯的違約賠償，請他盡快搬離。當然，房東並不是真的要拿房子派什麼用處，只是接到了「有關部門」要求清退若干特定少數民族租客的通知。至於節外生枝產生的賠償，也只能由房東自己「買單」──以上這兩種狀況，目前並沒有流出的「紅頭文件」可以佐證，但確實都在我身邊的親友身上發生過。

於是乎，在中國各大城市，市民們已經很久沒看見戴著白色的帽子販售羊肉串或者切糕的「新疆人」了。

2008年，我的一個朋友去北京看奧運會，收到入住的連鎖賓館發來簡訊，其中強調不歡迎新疆人、西藏人入住，朋友吐槽賓館怎麼可以發出如此「政治不正確」的內容。但總體而言，對於維吾爾族人被事實上剝奪了自由出行的權利這件事情，漢人社會是無感的，甚至有一部分是支持的。

在中國的大部分城市裡，生活環境幾乎完全是漢人的世界。對於長相、穿著、口音都和自己不同的維族人，漢人通常會想到兩個詞，一是能歌善舞，二是民風彪悍，雖然有刻板印象之嫌，但也不能說完全錯誤。

我的一位同學就曾說起，大學裡與她同班的維族女同學總是很不願意參加同鄉會的活動，因為去了常會被同族的男生霸凌，回寢室時，往往已經哭紅了雙眼。

對於城市裡的治安問題，漢人們常常責怪警方處置不力，造成了這種恐懼的加深，這其中最為著名的例子是2012年的「天價切糕（維族人稱瑪仁糖的特色食品）」事件。2012年前，漢人中就流傳著維族人不誠實經營的說法，諸如買切糕之前，對方說×元人民幣一兩（50克），切完又改口說×元一克，不掏錢就可能被一群維吾爾族人暴力脅迫。

2012年12月3日，湖南省岳陽市公安局發布微博稱，「村民淩某在購買新疆人核桃仁糖果（指切糕）時，因語言溝通不暢造成誤會，雙方口角導致肢體衝突引發群體毆打事件」。最終，淩某需承擔的各項賠償總計為15.2萬元人民幣。在那個「圍觀改變中國」的年代，網民們相信，官方的消息證實了「天價切糕」這一傳說的存在。

不管當時是非曲直，現在無論你是想要吃地道的烏魯木齊羊肉串，還是對販售切糕的維吾爾族商販心存忌憚，他們似乎突然在漢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

流散在全國各地的維吾爾族人無處可去，再加上他們不容易申請到護照出國，最終只可能有一個選擇──回到新疆。以今日的「後見之明」來看，中國政府應該早就規劃好了整盤棋──待他們悉數回家，進行「集中管理」，或者說「一網打盡」。

從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開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和「五大山頭」（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東）的「一把手」一樣，位列權力最中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現為25人，其中包括7名政治局常委），屬副國家級領導人。2016年8月，原自治區黨委書記的張春賢退出權力中心，之前主政西藏（圖博）的陳全國，調任新疆。

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曾撰文指出：「陳全國將檢查站、派出所、裝甲車和不間斷巡邏的網路系統帶到了新疆，這一套是他此前在西藏任職期間完善的，共產黨相信他在那裡使一個難以駕馭、對共產黨的統治感到不滿的族群平息了下來。陳全國在新疆上任的第一年，已經招募了數以萬計的新安保人員。」

幾年前仍是張春賢主政之時，我曾去過新疆。大巴車進入烏魯木齊時，全車人要下車接受安檢並檢查身分證，安檢的隊伍排得很長。但可以明顯感到，對漢人的檢查相對較鬆，通關速度要比少數民族快得多。

如今再看，當初的那些安保措施，實屬「小兒科」。如今走在烏魯木齊的街頭，每隔幾百米就可能遇到盤查身分證的員警，不帶身分證出門很可能寸步難行；維吾爾族人購買的菜刀上，需要打上有身分信息的QR-Code；手機上則必須安裝政府所指定的監控軟體；街頭裝滿了監控攝影機，彷彿布下了天羅地網。在這些事情上，海外媒體的報導和我們在國內看到的新聞、聽說的「小道消息」是可以互相映證的。

被不少海外人士呼籲美國政府對其實施制裁的陳全國，讓很多人想起了綽號「王鬍子」的王震。王震是中共開國上將，1950年率部隊佔領新疆。作為鄧小平時代的「八大元老」之一，在天安門事件中，時任國家副主席的他屬主張武力鎮壓的強硬派。王震主政新疆時期，同樣以鐵腕著稱，以至於流傳著當地人用「王鬍子來了」，嚇唬不聽話小孩的說法。

一位出生在烏魯木齊的朋友，曾以懷念的口吻說，「王鬍子一拍桌子就喊殺，讓維族人沒脾氣。」一直以來，都有人認為在新疆應該延續王震的鐵腕政策。如今，很多人在陳全國的身上，依稀看到了「王鬍子」當年的影子。

但全國範圍這麼大的一盤棋，並不是陳全國一個人所能決定的。他也只不過是待中國各地將維吾爾族人驅趕回原籍全面完成之後，在新疆一地衝鋒陷陣的「馬前卒」而已。

新疆在清代再次併入中國版圖，乾隆特意為烏魯木齊取名「迪化」，意為「啟迪教化」。雖然期間有一段時間，新疆脫離中央政府控制，但掌握當地的軍閥如盛世才等，也並非維吾爾族人，大多是漢人，也有同為穆斯林的回人。中共關於統治新疆最初的想法，恐怕主要是擴大版圖（占全國總面積的六分之一），還不涉及後來常被提起的資源問題──塔里木油田的勘探和開發是1980年代後期才開始的，較早的克拉瑪依油田也是1955年才發現的。但將漢人移民到新疆以穩定邊境的政策，卻是貫穿始終的。如今在北疆，漢人已經從「少數民族」變成了「多數民族」，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人口只有12％左右。

我曾詢問過一些人，新疆有沒有當地的漢語方言，得到的答案均是否定的，因為在新疆的漢人來自全國各地，至多只有一些當地特殊的表述方式，比如問路時，對方回答「一直往前走」，「直」字的發音長短，表示距離的長短。

這些年來，漢人堅持認為是自己幫助了新疆的發展（就我所見，當地的公路網確實修得不錯），但很多維吾爾族人則始終認為自己被漢人掠奪去的資源更多。各持己見的思維定式，讓兩個民族無法真正互相理解。

當然，中國各個少數民族之中，都不乏中共的鐵桿支持者。在我們這些外人看來，在南疆不同民族的官員相處得頗為和睦。有人問一位維族官員，你們維吾爾族人都是穆斯林嗎？他回答說：「我從10幾歲就開始當兵，有30幾年黨齡，你說我怎麼可能信那個？」但也有漢族官員私下說，雖然看起來彼此關係不錯，但民族不同所造成的隔閡始終存在，維吾爾族的共產黨員、幹部私下信教的情況也不少見。而當地醫院的心理醫師則透露，遇到過不少維吾爾族黨員幹部前來諮商，因為「被同族認為是『維奸』，心理壓力很大」，甚至擔心受到報復傷害。

在少數民族政策上，中國政府很長一段時間採取的是軟硬兼施的措施。一方面，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之下，漢人對於少數民族，尤其是藏族和維吾爾族從來沒有百分百的放心，始終暗中提防。另一方面，出於宣示「56個民族大團結」的需要，在高考（類似於台灣的學測）等方面，給予了少數民族以優待。此外，因為「民族宗教問題無小事」，所以以往對於諸如盜竊等刑事犯罪，打擊也並不十分嚴厲，以至於又招致漢人社會不滿。

回溯之前的軌跡可以看出，中國政府至少在4、5年前，仍然有某種「懷柔」的想法。

2014年5月26日，習近平主持政治局會議，提出要「南疆全面實行高中階段免費教育」（即12年免費教育）。而在中國的其他地方，除了西藏以外，即便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義務教育也只覆蓋9年。

但是政府的政策，往往並沒有戳中維吾爾族人的痛點。以12年免費義務教育為例，其實很多維吾爾族家庭，子女較多，不太可能讓孩子念那麼久的書。

即便是旨在促進民族融合的學校裡，不同種族的同學可能會在同一個教室裡上課，但還是可以輕易地發現，漢族和維族學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兩個不太往來的團體。而在同一所學校，漢族學生考試60分及格，維族學生只要30分就能及格。這樣的狀況，既讓漢族學生覺得不公平，也讓維族學生因自覺被歧視而不滿。

再比如，在全面開放二胎政策之前，政府就允許南疆的維吾爾族家庭生育3個子女。但是，「超生」的現象仍然十分普遍。對此，相應的「懲罰」措施是，超生的子女不允許上戶口、辦身分證，但這樣反而又造成了更加混亂的對人口失去控制的狀況。即便遇到官員前來查驗人口，在家的子女拿出其他兄弟姊妹的身分證，漢族官員通常也無法識別。

在陳全國之前，兩任主政新疆的官員王樂泉和張春賢，並沒有祭出太過激的手段。

2009年造成至少197人死亡的「七五事件」，發生在王樂泉的任上。1995年開始主政新疆的王樂泉是山東人，曾有與之長期接觸的人士對我說，王樂泉人很好，每次都是價格不菲的好酒好菜招待他們。

「七五事件」之前，廣東省韶關市發生一起鬥毆事件，起因是維族人騷擾漢人女子，有兩名維吾爾族人在鬥毆事件中喪命，這引發了維吾爾族人在烏魯木齊舉行街頭示威。但當地政府並未引起足夠重視，甚至在官員中流傳一個說法是，「『七五事件』發生時，王樂泉正在和他的山東老鄉喝酒」。他們認為，維漢間的殺戮和報復，造成了數百人的死亡，讓兩個民族之間結下了「血仇」，更讓新疆的情勢急劇惡化，王樂泉難辭其咎。

一位維語很好的漢族官員曾告訴我，自己出生在南疆，從小和維吾爾族孩子一起長大，很長一段時間裡，漢族人、維族人互相到對方家裡吃飯，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穆斯林也不會特別在意漢人家裡的伙食不夠「清真」。但在「七五事件」之後，一切都變了。雖然見面彼此還會寒暄，但是作為漢人和維吾爾人的自我認同變得十分強烈，到對方家中吃飯這種事變得無法想像。

2010年，張春賢從湖南調任新疆。我去新疆時，官員中對於他詬病最多的是2014年2月開始推行的「下基層」活動，要求20萬名機關幹部分成3批，到最基層蹲點，「一竿子插到底」，每批為期一年。

中低階的官員，對這樣一項「討好中央」的做法提出了不少批評。比如下鄉的初衷是希望幹部深入維吾爾族群眾，緩和矛盾，但很多漢族幹部不通維語，無法與維族群眾交流，蹲點毫無意義，甚至還要專門安排人保護纖弱的女性。

回頭來看，無論是王樂泉的不以為意，還是張春賢的形式主義，都未能使新疆擺脫民族宗教問題的泥潭。

在新疆推行12年義務教育，可以算是中國政府最後一項明顯的「懷柔政策」。

政策出台前一個月的4月27日至30日，習近平唯一一次以國家領導人身分到新疆考察、調研，並且深入維吾爾族人聚居的喀什地區。最後一天，他在烏魯木齊接見了勞動模範代表。也是在那一天，烏魯木齊火車南站發生了暴力襲擊事件，造成3人死亡、79人受傷，官方稱此案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恐怖組織所為。

在那之後，我曾到過習近平在喀什下榻的賓館。它是被鐵絲網完整包裹著的，門口有荷槍實彈的武警24小時站崗守護。幾個省市的援疆指揮部也在這道鐵絲網內，較可以保障各地援疆官員的安全。

至於各級政府門前，擺設著防衝撞的金屬設施，更是司空見慣，儼然一個個隨時可能發生戰鬥的陣地。

一位漢族醫生曾經告訴我，他們有時會下鄉去維吾爾人的聚居村落巡診，「但是那時候常會覺得慚愧，我們去看病，老鄉載歌載舞歡迎我們，但我們身後就跟著端著槍的武警。」

火車站的那場襲擊，難免讓人心有餘悸。我們無法揣測，在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心中，是不是從那時開始，決定要在拋出12年義務教育的「胡蘿蔔」之後，不再手軟，用以暴制暴的國家恐怖主義，對付版圖內的異族。

中國政府將新疆所發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歸結為「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三合一。一位主管民族宗教事務的地方官員曾私下表示，「藏獨」雖然有一定的國際影響，但實力有限；與之相比，「疆獨」則要有威脅得多。他甚至透露，1990年代，就曾有疆獨分子，襲擊過新疆境內的一處祕密軍事基地，導致該基地200餘名解放軍全部犧牲，但政府一直沒有對外公布此事。

但新疆的暴恐事件真的如中國政府所宣稱的（雖然最近兩年並未再公布恐襲事件的次數和造成的人員傷亡數）那樣多發嗎？也未必。當地官員舉例說，曾經有一次導致多人死傷的衝突事件，最初只是停車糾紛，雙方各自找了人幫忙械鬥，最終鬧出了人命。因為其中一方是維吾爾族人，當地官員便在向上級報告時宣稱彈壓了一起暴恐事件，以此增加政績。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中文網近日一篇報導稱，「文件顯示，在習近平訪問新疆後的一年（即2015年）中，中共開始建造『教育改造』營地，警告穆斯林少數民族宗教狂熱和民族分裂主義的危害。官員講話及報導顯示，當時拘禁營規模較小，許多被拘禁者僅被關押幾天或幾週。」

我們在國內聽到的消息與之基本相符，比如「再教育營」設立之初，「入住率」並不高，但如今已是住得滿滿當當。至於被投入其中的人，是否真的有百萬之眾，恐怕除了中國官方，外界很難判斷其準確與否。

而中國政府則只是宣稱，外界所說的「再教育中心」是為維吾爾族人提供就業培訓和法律教育的，其目的是「治病救人」，並在10月9日匆匆修改了新疆的一些地方性法規，對其進行「合法化」。

9月28日，在與美國前財長魯賓（Robert Rubin）對談時，中國外長王毅表示：「新疆有2千萬民眾。他們現在都非常贊成政府採取的做法，因為他們感到安全，他們晚上可以安心地睡覺。」王毅說，基地組織和IS滲透新疆，透過暴力影片吸引無業青年成為恐怖分子，讓新疆變得非常不安全；為了保護新疆人的生命財產，中國政府才依法採取行動，令這1、2年新疆都沒有恐怖事件。此外，政府也宣稱，因為情勢穩定，今年新疆的旅遊收入十分可觀。

按照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說法，民族與宗教所造成的矛盾是一種「文明的衝突」。而在中國政府看來，如果要在「維穩」和不侵犯人權之間做一個選擇，一定會果斷選擇前者──這恐怕也是與世界主流治理理念涇渭分明的一種「文明的衝突」。可是，在一個人並未實施乃至計畫進行犯罪之前，政府真的有權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嗎？

9月27日，烏魯木齊旅遊局突然發布公告稱，因「旅客列車運行圖調整」需要，停售10月22日以後進出新疆的鐵路車票。外界推測，列車將被用作「再教育營」人員的祕密轉運。而從10月初開始，已有傳言說，路上出現了一些拉著黑色窗簾的大巴車，或駛向烏魯木齊，或去往甘肅等周邊省分。

沒有人知道，這些被送走的維吾爾族人，何時才能回到他們的故鄉。

（閱讀英文版，請點： How The Uyghurs Vanished From Daily Life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