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景美人權園區，穿過一間間無法伸張正義的軍事法庭，甫滿56歲的賀衛方收起笑容，對隨行的記者說：「每天都在發生對你們是歷史，對我們是現實的事。」

賀衛方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過去二、三十年間是中國法律界演講次數最多的學者，微博粉絲數超過187萬。他曾挑戰退役軍人沒法律專業就直接當法官的惡習、曾在薄熙來在重慶當權時就公開批判他的「唱紅打黑」，人民網和百度都認為他是中國當今法學界最有影響力的法學家，2011年美國雜誌《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名思想家，他也入列。

身為一位積極推動中國司法改革的公共知識分子，賀衛方的朋友經常打電話要他注意、小心，而接受《報導者》專訪時，他毫不諱言他的手機時刻遭監聽，一言一行都在北京當局掌握中，「我現在沒有秘密，我是個透明人。」

這次訪台前，校方表達擔憂，怕他又惹麻煩，希望他別去，他的博客也因不明原因無法更新，可賀衛方不以為意，還是來了。

賀衛方上次「惹麻煩」是在2012年，與參加論壇的學者一同到總統府見馬英九。回到北京時北大黨委質問他，到台灣怎麼會到處走，「我說我辦了自由行，就可以到處走啊，走著走著就走到總統府裡面了。」

賀衛方笑說，後來發現違反紀律的地方是在青天白日旗下照相，見面握手的人倒無關緊要。

2007年的「麻煩」更為嚴重些。他來台接受媒體專訪時說「中國應該把社會主義的外衣脫掉」，「因為你披著社會主義的外衣，但是你做的事又不特別符合社會主義。」最後因為當局的「寬容」逃過一劫。

他這次來台不知又有什麼風險，當記者對此表達擔憂時，賀衛方回頭安慰我們，「我自己知道什麼時候是真危險，什麼時候是假危險，所以我膽子大的時候都表示現在事實上沒有危險。」

賀衛方對自身處境的坦然，或許來自於還未出生前，死神便在他身邊徘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國正臨史上大饑荒，賀的母親生了胎男孩後，不巧又懷孕。她吞下當軍醫的丈夫開給她各式各樣的藥，好打掉腹裡的孩子，但沒料到孩子如此堅毅，硬是活下來。多年後，賀衛方的母親有時候會跟他說「很對不起你，還沒出生的時候就讓你受了這麼多苦⋯⋯。」

1960年7月落地，生在饑荒年代，賀衛方的兒時印象除了天空偶爾飄來「蔣總統將解救大陸同胞」的傳單，對生活最強烈的感受只能用一個字形容：餓。

這股「餓」意不但是生理上的飢餓，也是精神上的貧窮匱乏。

「小時候生活很苦，吃不飽飯。」饑荒之年，人們天天以地瓜、玉米饢裹腹，吃到饅頭的日子「就覺得是美好的生活」。到了要上小學的時候，正逢文化大革命（1966）開始，「所以我沒接觸過唐詩宋詞，只接觸過毛澤東的詩詞，沒接觸過古典的戲劇，只知道毛澤東夫人（江青）推動的樣板戲。」

10歲那年，賀衛方的父親不堪文革激烈批鬥折磨，自殺身亡。

賀父曾任職軍醫，雖已離開軍隊，收入仍比其他人高一些。賀衛方回想當時的政治迫害，「不完全出於政治的目的，而是出於其他奇奇怪怪的事情，比方說，你的收入比我高我很生氣，或是大家平常相處不好，父親受不了這樣可怕的天天折磨、天天批鬥，所以就自殺了。」

賀父之死最後被定調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意思是他的死本身也變成一種罪惡，成為留下來的人所需揹負的十字架。

「我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心裡面特別怨恨。」少年時期的賀衛方想，如果父親沒去世，他的命運會不一樣。他可以在城市裡生活，或是到部隊去，甚至有機會被提拔成黨的官員，但如今一切無望，「感覺到自己沒有前途。」

父親的死雖然看似斷絕了賀衛方的生路，但在生前，父親早已為他備好一把生存利器：文字能力。

「小時候父親特別培養我讀報的能力。父親訂了兩份報紙，一份是《人民日報》，另一份是《參考消息》，每次他看完了就告訴我這是什麼字。」這份讀報練習，讓賀衛方在6歲那年就進了小學。

「文革少年」賀衛方像條貪食蛇，吞下所有可接觸到的文字。「文革的時候特別的苦悶，因為無書可讀，也讀了一些當時流行的革命小說，都是完美的英雄人物。也喜歡看電影劇本，當時特別喜歡，想說能不能寫些電影劇本出來。」

賀衛方後來到重慶讀法律，再到北京政法學院（今為中國政法大學）學習西方法律史，他原來的導演夢雖沒成真，但他的文青性格，卻為日後嚴肅的法律之路添增了許多人味。

看賀衛方寫文章，犀利中帶著霸氣。但本人卻有極大的反差，儒雅溫文，完全不給人壓迫感。

年輕時的「小賀」一開始不問世事。當時他學的是中世紀歐洲教會法，喜歡無為逍遙的老莊思想，著迷熬夜篆刻金石，身體力行「不做無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當家鄉有人遇到法律案件想請教他，他回答：「我不懂⋯⋯如果你的案件涉及到歐洲中世紀的教會那邊的法律，我可以告訴你一點」，至於現實的東西，他不關注。

或許是父親文革時自殺的死亡記憶，也或許目睹毛澤東一人如何倒行逆施、扭曲了中國，年輕時的賀衛方覺得，要為國家做有意義的事情，或是做一個有意義的人，這件事本身沒有意義。

直到1989年，政治和死亡再度攜手來到他眼前，逼得賀衛方不得不直視現實。

6月4日早晨五點鐘，賀衛方被激烈的敲門聲驚醒，他的同學兼同事站在門口、滿臉的淚水，喊著他的名說：「衛方，殺人了！殺人了！」賀衛方趕到學校門前，學校主樓前的小廣場拉進了5具屍體，鮮紅血液流滿地面。

「那一刻，我就覺得，哎呀！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賀衛方研究西方法律制度，清楚明白法律演進史就是逐步限制政府權力的歷史，就是讓任何衝突逐步回歸理性的平台，好加以判斷、解決的歷史。賀衛方問自己，「為什麼其他國家可以逐漸走向限制政府的權力，走向任何衝突都可以接近和平的解決，而我們眼前這樣一個事實告訴我們，中國還是一個野蠻國家、還處於叢林的狀態？」

那5具躺在地上的年輕屍體，排列成賀衛方對現世中國的基本叩問。90年代以降，他便入世，從教學、演說、著述開始，一點一滴推動他理想的司法改革。

1998年，賀衛方38歲，他應報紙《南方周末》之邀，寫法學專欄「法眼」。首篇文章〈復轉軍人進法院〉便直批軍隊集團陋習，指法官如同醫生，皆是人命關天，退役軍人若要成為法官，理應受過專業法學教育，並符合法官任職的其他要求。

這些今日看起來再稀鬆平常不過的論點，在當時卻掀起軒然大波，因為賀衛方的筆實在鋒利，刀刀見骨。

他寫到，「醫生固然是人命關天，難道法官這種職業不是人命關天麼？差異當然是有的，那就是醫生是把將死的人往活裡救，法官則經常是把個大活人往閻王那裡送。但他們的職業都關乎人命卻並無二致。⋯⋯人頭不比韭菜，割下可以重生⋯⋯昏官或贓官錯判死刑，冤死鬼一命嗚呼之後，什麼都完了。平反昭雪之類，不過是安慰安慰活人或後人而已。」

結果是軍方逼著《南周》道歉，但此議題也因輿論討論引發更高重視，吹響中國法律專業化的號角。終於在2000年，中國確立司法執業門檻為大學本科教育（四年）畢業，同時確立要做法官或律師，必須通過司法考試方可執業。

這樣的公知力道在日後日益猛烈，他到各地演講、接受媒體訪問，不遺餘力展開宣揚普世價值的「佈道大會」。

譬如言論自由，2005年接受《鳳凰網》訪問時他說，「我們不是豬、不是狗，可以說吃飽了我們就沒事了。我們是人，我們人需要表達自己。」譬如大學獨立，2008年北大畢業典禮上他致詞，「獨立即不畏權勢，不媚流俗。自由便是在研究與學習中以學術與知識的本源為指向，不受任何非學術因素的干擾。」

但習近平上台後風向轉變，對高校教師開始祭出「七不講」，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以及司法獨立；不少知識分子噤聲，或轉而在任何關於自由與公民的字眼前加上「中國特色」。但賀衛方卻依然亳不改色暢談普世價值。

2014年接受《財新》訪問時，他說「一個良好的社會方式，一定是最大限度開放言論空間，哪怕是對政府表達不滿或是激烈的觀點⋯⋯沒有哪個真正追求正義的政府是因為言論自由而倒台的。」

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賀衛方談新聞自由重要性在監督和揭露社會的貪腐，但是中國沒有新聞自由，「我們總是能把喪事當喜事來看，出現了之後我們就說這體現了黨反對腐敗的決心，但是不斷的出現，大家不就覺得你這個黨就是腐敗的黨。這沒辦法解決問題。」

然而就在《報導者》專訪前一天，傳來中國敢言雜誌《炎黃春秋》發表停刊聲明。聲明指出有關當局侵犯中國憲法第35條賦予公民的出版自由，更派人強行進入辦公室，竊取、修改官網密碼。而這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法制在追求普世價值的道路上，在賀衛方看來，如今已是「半死不活」。

賀衛方解釋，90年代因為鄧小平推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需要法制保障，司法改革變得非常活躍。但是2003年保守派周永康掌權，從身兼國務委員和公安部部長到全面負責中共政法工作，社會風聲鶴唳，追求普世價值的行動也逐漸褪色。

近年中國更進一步緊縮與打壓自由空間，相關行動逐漸外溢到香港或台灣，在媒體上「被道歉」的事件頻傳，賀衛方認為當前種種的背後是「疊加效應」所致。

他分析，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的文革思想色彩和拯救政黨、重做世界共產主義領袖的野心，加上人們期盼強人出世，才能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再疊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的自我感覺良好，層層疊疊構築出一股龐大的社會保守力量。

於是中國可以不遵守過去承諾，也可以不遵守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我不願做的事情，你拿我也沒辦法。我到香港去拿你銅鑼灣書店的人給抓來，怎麼了，你不高興，你有辦法嗎？你拿我怎麼辦？」

賀衛方形容，這是接近晚清時期「一種不知好歹，不理解真正的是非，不懂得究竟對方要求的是什麼」的「可笑狀態」。於是本來要用來向台灣展示「一國兩制」可行的香港，港人反倒愈來愈離心離德，台灣這邊更是出現「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的口號。

「你用蠻力、用強權，最後變得愈來愈孤家寡人，」賀衛方語重心長。

由蠻力和強權組成的那隻看不見的手，也在賀衛方身上施展了力量。

賀衛方在2009年不明不白地被派到新疆石河子大學支援教育。問起他真正原因，他只淡淡說不大好說，因為北大也沒跟他明確說過緣由。倒是賀衛方的好友，作家章詒和在他倆合寫的隨筆集《四手聯彈》裡寫道，「別人為之惋惜，我偏偏替他高興──一個思想觀念頗新、中國文人氣質頗濃的學者，終有一個撲向大自然的機會了！」

那段時間，老莊「自然無為」的氣息又在賀衛方身上重現。他形容那2年「太美好」，獲得「莫大的收益」，更引發他探索當地歷史語言文化，「變成一個半瓶子醋的新疆專家。」

雖然賀衛方對自己的處遇總能退一步看，但在2011年終究感受到了恐懼與死亡的威脅。

時序回到2007年，薄熙來在入主重慶，開始「唱紅打黑」大戲，弘揚共產主義、打擊黑社會，以維護社會穩定。過程罔顧法制，冤獄頻傳，愈演愈烈。

2011年，賀衛方忍不住寫下〈為了法治，為了我們心中那一份理想──致重慶的公開信〉一文，直陳重慶時局「令人恍然有時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信中指出「打黑」行動中判決過程違憲、違反審判獨立和程序正義，更直接點名當時的重慶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對他說「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記者問他，寫這封信時為什麼恐懼？賀衛方回答，「我認為如果他們真的急了眼，會把我幹掉。」

所以賀衛方決定率先一步，在文章最後提及關於死亡的問題。「無論是權傾一時者，還是屈辱偷生者，生命註定是朝向死亡的⋯⋯砍頭和槍殺都會留下可怕的傷痕，不過，那卻是一種無需治療的創傷。」

因為死了，所以無需治療。「寫出來之後變得更釋然。如果真的出了那種事，我想想我自己活的時間已經比我父親長多了，」賀衛方又笑。

這封信在博客上發表後，成為賀衛方這輩子寫過迄今影響最大的文章。

將近28萬的閱讀量，上萬條評論，轉發不計其數。法律界、關注法律的、廟堂之上的人都讀了。該文並收錄在商務印書館《夢想與路徑：1911-2011百年文萃》書中，成為2011年的代表文章。

個體在恐怖體制存活的策略是什麼呢？賀衛方自有其見解，「人有時候減少自己危險的方式是，把自己做得愈來愈有影響力，你的危險度就降低一點。」另方面，賀衛方把自己定位為「只是說說」的「倡議者」而非「行動者」或「組織者」，採取似水委婉、不輕易與人激烈碰撞的態度來應對外部的力量。

與警察或黨委喝茶談話時，「我會很溫和但是堅定地回應他們，告訴他們我自己相信、我自己追求的目標和表達的觀點，我認為是更加合理的政權，而且更加對黨好，對國家好。我並沒有要去破壞國家的任何意圖。」

談到中國經濟實力讓台灣也許會自我閹割以分享果實，進而遺忘自己所擁有的，賀衛方感嘆，許多人太功利，商人太珍惜自己的市場機會，或是太不了解共產黨的缺陷，反而容易轉身吹捧甚至擁抱令人顫抖的過去。

曾經親身經歷災難、用身體銘刻傷痛的人如他，則會永遠保持警惕。

專訪當天下午，賀衛方參觀了景美人權園區，眼前曾是軍事法庭、看守所的建築，化成教育和紀念的歷史遺物，他認為這在在印證「其實人類社會必然走到一種普遍化的尊重人權，尊重人的最基本的自由追求。我相信這種東西是普世價值。」

如果台灣的過往歷史，不公不義的司法判決是中國的每日現實，而「天亮之前那段時間特別黑」，賀衛方仍會持續傳道論法，直到天亮的那一刻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