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紀錄片導演中，極少像周浩一樣，能夠精準捕捉中國語境下複雜的人性樣貌。

周浩紀錄片作品《棉花》，追蹤一條棉花產業的生產鏈，鏡頭瞄準全球化經濟下，中國的採棉女工與牛仔褲廠工人，獲得2014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隔年，周浩的《大同》再次獲獎，這次他將鏡頭對準前任大同市長耿彥波，刻劃一位爭議市長的理想與自負，成為第一位蟬聯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導演。

以人物故事展示大時代，與十多年的記者經驗有關。48歲的周浩來自貴州，他1992年起在新華社、《南方週末》擔任攝影記者，這讓他判斷中國社會的題材，總有獨特的切入角度，經常被稱為「記者型導演」。

如果中國的都市更新是一列轟然向前的火車，多數的紀錄片導演會聚焦在跌落車輪底下、被輾過的拆遷戶。但是，周浩卻將鏡頭對準這列火車的駕駛，因為「我一直更有興趣知道這個政府是怎麼工作的。」

《大同》講述2007年耿彥波主政下的大同市，展開大規模的拆遷與重建計畫，影響50萬人、佔大同市30%人口的安置計畫與30億美元的空前債務，這大規模的拆遷讓耿彥波即使離任數年後，名字仍在這座城市中被議論。

這部作品從2014年起，已在五、六十個國家展演，英國廣播電視（BBC）紀錄片頻道（Story Ville）與美國《紐約時報》的「觀點紀錄片」（Op-Docs）都播出。而《大同》也即將在台灣上映，這也是CNEX視納華仁第一部推上院線的中國紀錄片。

「我的片子裡，沒有絕對的好人或絕對的壞人。」周浩的鏡頭維持一貫的冷靜，讓他斬獲許多國際獎項，包括美國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評審團特別獎與河流電影節（RiverRu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最佳紀錄片，評審團推崇其「刻劃耿市長的複雜樣貌，讓不熟悉中國政治的觀眾都能有更深入地了解。」

記錄複雜的中國，周浩不願簡化立場，紀錄片策展人，同時也是金馬獎評審的林木材認為這正是《大同》得獎原因，「（導演）讓你自己去評斷耿彥波的所作所為，但是其他的中國紀錄片會很明確地告訴你。」

紀錄片不會沒有立場，而是「我願意把我的立場放在後面一點。」周浩總不厭其煩地解釋，他認為「混沌」會是更理想的創作形式。「混沌就是凡事沒有絕對的對和錯，」穿著T-shirt、理著小平頭的周浩，一身輕便，坐在龍應台基金會的辦公室裡接受我們的專訪。幾個月前他坐在南京市的飯館，接到多年老友龍應台的電話，邀請他7月份到台北參加思沙龍的演講。龍應台給他的題目是「鄉村變城市，就好了嗎？」

在世界各國巡迴兩年多，《大同》的話題，始終沒有間斷過。因為周浩的片子採取了一個不同於過去的標準，他不輕易下定論，他主張「混沌」。

周浩說，「多數人需要別人下一個定義，這樣定義下來以後好像我們就輕鬆了，就放鬆了，就像很多歐美的片子；美國的觀眾是很懶的，他就需要你給他一個結論，你不覺得這很荒誕？」

在周浩鏡頭下的耿彥波就充滿「混沌」。支持者認為耿彥波是大刀闊斧的改革者，反對者則覺得耿是雷厲風行的獨裁者，究竟誰對誰錯？創作者周浩說：「在灰色的空間中，立場忽左忽右，反而更接近真實的樣子。」

這個強烈的人格和創作特質，左右著周浩人生的選擇。

「我後來不當記者，就是因為全世界的記者都有顏色，戴著有顏色的眼鏡。」周浩不喜歡記者剪裁框架，硬生生地將人物填入，「你死命告訴我這個東西對，我就有逆反心理，就反感了。」

混沌不只是他對生命的態度，也是中國此刻的狀態。

周浩記錄的正是中國從底層到上層的混沌，欲望與困惑、進步與保守、複雜與單純並存的國度。他拍攝的對象，涵蓋農民、毒販、醫生、警察和官員，都是中國社會的組成份子。他認為，不預設立場，才能理解主角們的理想與挫折，進而促成溝通。

話鋒一轉，周浩談起這幾年到台灣當紀錄片評審的感想，片子的立場太簡化。「現在的台灣都愛憎分明，愛的、恨的，就反對另一個。」周浩觀察，許多紀錄片只有一種聲音，但「健康的社會不是這樣子，那是不夠包容啊。」他曾受邀在台灣評審，其中一部談家暴的紀錄片，影片從頭到尾從受虐者的視野出發，沒有採訪任何一個施暴者的說法，聲音不夠多元。

因為台灣紀錄片工作者，往往立場太過鮮明，與周浩認為紀錄片應保有「混沌」的想法不同，所以意見不和的情況，也曾發生在《大同》的後製團隊裡。

林欣民是台灣剪接師，也是團隊裡唯一的台灣人，雖然剪輯經驗已經14年，《大同》卻是他首次接觸的中國題材紀錄片。

他回憶剛開始剪輯時，剛好碰上苗栗大埔事件，台灣的民間社會瀰漫著怒氣，處理到大同市政府強拆民房的素材，「我就想把更多抗爭的場面剪進去，」前兩個月，林欣民剪輯了八個版本，周浩看完後總淡淡地說「感覺不對。」

周浩希望呈現一種「拉扯」觀影感受，當畫面停在挖土機強拆時，呈現的耿彥波是鐵腕的獨裁者，但下個畫面他就批准了抗爭者的新房；同樣的，當你覺得房子被拆的老百姓很可憐，下個鏡頭她就跟市長討價還價了。這項說法，能夠說服林欣民。他也慢慢理解中國的抗爭特性，有突破不了的天花板，所有的矛盾收斂在角色的性格衝突裡，「每個人都是為了自身利益在做考量，我們想呈現這種利益的交錯。」

周浩鏡頭下的每個角色，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過渡的灰階。

該片成功銷售給英國廣播電視（BBC），不過，起初這部非典型中國紀錄片，在國際上的推廣並不容易，因為，與探尋更複雜的真相相比，觀眾更願意填入偏見的信息。

「以前關於中國的解讀，都是西方人的解讀，我們將給你們看見一個中國人的解讀，」周浩如此告訴BBC。他透露與BBC合作過程中的一個細節，國外一開始認為這是一部傳統共產黨官員「鞠躬盡瘁」的形象宣傳片，但《大同》的製片趙琦花了兩年時間，往來四、五十封信件，才說服了英國BBC投資。

不審判、不苛求，呈現人性的複雜，是周浩的紀錄片哲學。但是，不做評判，並不意味不做取捨。

周浩從2007年貼身跟拍耿彥波一年多時間，拍攝的素材長達300多個小時，最終剪輯出86分鐘。周浩每個鏡頭都在取捨，拍攝到的猛料要不要放進去，而唯一度量的標準就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影片成為證據，而對被攝者有傷害。

《大同》的拍攝，首次揭開中國共產黨官員的神祕面紗，即使片中導演不輕易做評判，整支片子仍觸碰了黨的敏感神經。為了不影響仍在山西省太原市當市長的耿彥波，周浩拒絕了五十多場國際影展的邀約，婉拒來台參加金馬獎典禮，面對訪問時也閃爍其詞，例如，當《報導者》問他耿彥波是否看過這部影片？他回說「應該吧。」「請你們見諒，今天我不能談太多《大同》的細節。」

另外，中國私下流傳的《大同》版本，有一段耿彥波在車中念心經的畫面，能展示飽受爭議的市長，仍需依靠宗教尋求平靜的內心，「導演在最終版本把這段剪掉了，」林欣民透露，因為周浩擔心在號稱無神論的中國，這段素材會對耿彥波造成影響。

周浩希望自己的攝影機，像釘在牆上的蒼蠅，靜靜地旁觀被攝者。不過，他畢竟是人，生命無可避免地與被攝者產生關係，並推著往前走。

他曾拍攝一個煙毒犯《龍哥》的故事，他們的交往越陷越深，龍哥找周浩借錢，一次通常200塊人民幣，十多年過去，龍哥因販毒被關，周浩仍不定期給他寄錢，金額變成一次500人民幣。「我是他在這世上唯一能要到錢的人，當你成為另一個人，在這世上唯一的寄託，你能怎麼拒絕他呢？」周浩說。 處理被攝者的關係，與掌握混沌的中國，這一切並不容易，需要強大的心理素質。

迥異於多數藝術家的顛倒作息，周浩的生活規律。每天中午準時做飯，晚上11點回房間睡覺，極少熬夜，有固定的運動習慣，每個禮拜打3次羽毛球。林欣民說，如果後製期間爭吵不下，周浩會拉大家去奧林匹克公園健行，或帶領大家在客廳練習瑜伽。

紀錄片在35歲才進入他的生命，入行時間短，卻充滿自信，「我要想做劇情片，肯定拍的比天註定好。（編按：《天註定》是另一位中國知名導演賈樟柯的作品，改編四個新聞事件，鏡頭對準中國經濟轉型下的小人物。）

同時，他以嚴格地紀律規範自己，他在14年內完成了10部紀錄片作品，平均每年一部，在中國獨立紀錄片界，周浩是相當高產的導演。

一年當中，周浩有一半的時間都在拍攝紀錄片，「生命總要被消耗完，去現場拍個東西，讓我有存在感，」他沒辦法接受兩三年不出作品，而且，待在廣州2週不拍紀錄片，他會混身不對勁，「拍片子是我的一種生活方式。」他說。

周浩的生活節奏明快，做飯、打球、睡覺、拍片，卻也能靜下心等待故事。

他花8年時間紀錄採棉女工，花3年完成《大同》，他說拍攝紀錄片的竅門，就是「等待」。

例如他最近拍攝留守兒童的故事，在貴州鄉下的中學，挑了一個男孩跟拍，平日裡男孩住校，什麼事也沒發生，直到週末他跟男孩回家，才發現他養了一條流浪狗，一週男孩會為他的狗做一次飯，「突然之間就他了，」男孩愛他的狗，但只有一天能為牠做一次飯，就像爸媽愛他，但一年只能回來看他一次，「你找到這種關連，故事就自然地流出來了。」

前3天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但你要相信，第4天故事一定會出來，因為「老天爺從來沒有讓你失望過啊，」周浩說。

周浩的作品很少讓觀眾失望，但的確仍有人想藉由他的作品對中國政府施壓，但因為周浩總避免直指體制、不急聲呼喚解方，會讓少數讀者感到失落。

於是有人批評他性格犬儒，避免犯錯。

但周浩這麼形容自己：「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一個改良者，我只能做一個紀錄者。」

從周浩的兩次轉職經驗，能看出他務實的性格。擔任攝影記者之前，周浩曾是個工程師，當他意識到自己沒辦法在機械設計上贏過其他人，他就轉行了；後來成為攝影記者，很長一段時間，他幫台灣《大地》雜誌發了一系列攝影圖文，發現當不了「藝術家攝影師」時，他再次轉職，成為紀錄片導演。

同樣拍攝中國城鎮化題材，《大路朝天》拍出工程裡的貪瀆與剝削，在中國成為禁片。去年冬天，周浩與該片的導演張贊波通電話，大意是說：張贊波以後只能多寫文章了，「他現在不能在中國拍片子了，我覺得犯不著吧。」周浩認為，沒有任何一張照片值得犧牲生命，「我還在中國拍片子，我是希望自己能一直拍下去。」

談話過程中，周浩看似樂觀，但聽來更像是在幫自己打氣。

問起他拍片子會急嗎？「急什麼，那些獎不都自己來找你了。」

再問他如何找到被攝者？「人群之中會有一成的人願意溝通，你一定能找到那樣的人。」

看似樂觀的周浩，很少吐露其深沈的無奈。他既要守住那個靜靜旁觀的態度，又如何能心急如焚地嘶聲吶喊。但如果有機會看完他所有的片子，那看似不帶立場的態度，其實堆疊著一抹抹淡淡的憂傷。

《棉花》的最後一個鏡頭，那些閃爍光芒的是覆蓋棉田的塑膠薄膜，棉農並沒有把前一年的薄膜拉出，因為再過幾年，土地就要廢掉了；《大同》最後的空鏡頭，是耿彥波留下未竣工的古城牆工程。這些畫面，其實隱藏更深的提問：用消耗的方式求發展，到底值不值得？

周浩只能在混沌的作品背後，埋下他對中國未來的渴望，同時小心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