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中國國務院公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實施評估報告》，《新華社》宣稱，經過這3年推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得到切實保障」、「正常宗教活動依法得到保護」、「中國人權事業又上了一個新台階」。

諷刺的是，就在同一天，正遭中共當局軟禁的維權律師、曾多次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高智晟，他的新書《2017年，起來中國──酷刑下的維權律師》問世，書中詳細揭露高遭到中共多次綁架、監禁、酷刑虐待的遭遇。而高智晟逃亡美國的女兒耿格，代父出征，赴香港和台灣舉行記者會宣傳新書。

一種中國人權，各自表述。透過耿格的親身經歷，更顯得無比荒謬。

16日早晨，在旅館接受《報導者》專訪的耿格，憶起13歲到23歲這10年的人生，她多次禁不住掉淚說：「一直到現在我都覺得，我的青春期是人生當中最黑暗的一段時期。」一襲素色上衣、未施粉脂、23歲的耿格，開門見山就為自己的生命故事下了註腳。

高智晟自1996年擔任執業律師後，設下「三分之一案件要為窮人弱勢免費打官司」的原則；2004年起，他開始為遭受政府迫害的弱勢者維權，包括強制拆遷戶、法輪功信徒⋯⋯等，此舉觸怒中共當局，開始軟硬兼施對他監控。有這樣一位維權爸爸，也讓耿格展開一段沒人能理解和想像的殘酷青春歲月。

2006年某天，才13歲上初中的耿格隨媽媽耿和上街剪頭髮，理髮店中突然闖入數十人將她們團團包圍，接著母女被押回家，「回家以後爸爸不在家了、家裡被警察搬空了，除了沙發、電視和床，家裡什麼都沒有了、財產也都沒了。」那是耿格印象中父親高智晟首次被綁架。從這天起，耿格的黑暗青春期正式拉開序幕。

除了家中湧入的10多名警察，樓下更擠滿上百名警察，耿格和媽媽被帶到不同房間，「他們對我說，『妳爸爸做了錯事情，妳能不能提供什麼證據啊？妳知不知道家裡的一些東西藏在哪？』我說不知道，他們就把我推開。」耿格回憶，那天起她和媽媽、弟弟高天昱遭嚴密監控、不能出門，連洗澡、上廁所都被看著，吃的是警察換班時帶來的剩飯。

數月後，耿格終於能回學校上學，但卻開啟她另一場噩夢。每天有7位警察如影隨形跟著她上學，為了更便於監控並減少她與同學接觸的機會，校方將耿格所在的大樓淨空，把多數學生集中到別棟大樓，而原有大樓裡只剩她所屬的班級；警察把所有的門，包括女廁門拆掉，不給她任何私密空間的可能；校方積極地配合警察，禁止全班與耿格說話，而午休時間，警察會將她帶到操場上毆打，並對圍觀學生說：「這孩子該打！她爸爸是政治犯，她死了都不足惜！」

用家人來威脅在黑牢裡的高智晟，用一對孩子的痛苦和受虐，讓一位父親心軟妥協，共產黨恐懼的治理，徹底將這一家人隔絕。

這些突來的劇變，讓從小被父母捧在手心的「格格」（耿格的小名）痛苦至極。她沒有朋友，恐怖的際遇逼著她過早成熟；被打時，她會瞞著母親真相，說身上的傷是「摔的」；當高智晟一度被放回家，心裡委屈的耿格向爸爸傾訴著：「爸爸，他們會在學校打我，但是，不疼的！」

別人的青春歲月有酸甜苦辣、更有活力奔放，而耿格從13歲起的歲月，是以無止盡的羞辱和難堪開展的。

無法忍受一對孩子這樣過活，高智晟夫妻密商，讓耿和帶著兒女偷渡出國。於是，3人在2009年逃離中國，離開了高智晟。

2009一個無預警的早晨，母親臨時帶姊弟兩人出遠門，高智晟走近耿格重重地抱了她一下，親了她一會兒，「我當時覺得，不會又要出什麼事了吧⋯⋯我猜到我們要離開了。」耿格哽咽談著與父親的離別，「那是我最後一面見他。」

耿和帶著孩子搭火車、公車、摩托車一路到雲南，再轉往緬甸、泰國。偷渡的過程，走私集團的蛇頭帶著才5歲的高天昱行動，耿和與耿格則另外搭摩托車，然而母女倆卻在緬泰邊境被緬甸民兵抓了。「他們把我們關起來，用槍指著我們，」耿格回憶著當時的恐怖場景，弟弟跟著人蛇不知去向，母女又被抓了，她的母親當下情緒崩潰，幾乎覺得活不下去了。

16歲的耿格不得不冷靜下來，她靈機一動，用英語對看守的士兵們大喊說，她們有非常多現金寄放在附近縣城親戚（指蛇頭）家。起了貪念的兩名士兵偷偷把母女兩人帶到蛇頭家，換走了一大袋現金，那數十萬人民幣其實是耿和打算讓一家人在國外生活的存款，如今用來換得一家三口團圓，以及順利進入泰國。

好不容易到了曼谷，母女三人躲在大巴士行李艙，此前跟隨蛇頭好幾天沒吃東西的弟弟看到車站附近有人賣牛肉丸，才對耿格說，「姊姊，我想吃一個丸子！」但耿格給不起，「我們一分錢也沒有，當時特別難過，我真的沒辦法滿足他的一個小願望，」回想起這過程，耿格淚流不止。

在美國官方協助下，耿和母女三人順利來到美國。但經濟壓力加上過去的所有際遇，馬上如夢魘般向耿格排山倒海襲來，「開始回顧之前發生的事情，發現所有事情都想不明白，就開始覺得很depressed（沮喪）、覺得⋯⋯清醒，太可怕了！」耿格說。於是她一直睡覺，睡不著就拿厚辭典砸頭，想砸暈自己。

「我一直不明白他們的底限在哪？為什麼有人壞得這麼沒底限？我覺得都已經壞到根裡去了！」從13歲開始，一直到16歲逃離至美國，到現在23歲了，很長一段時間，她不清楚為什麼自己會面臨這種遭遇？她經常性自殘，即便到了美國，她也曾割腕自殺。

「這是一種持續性的痛苦，持續性的痛苦妳就不太知道自己是不是還活著，有時候會覺得，可能這就是已經死了吧！怎麼會這麼痛苦？那時候在手上劃很多口子，只是想知道自己還活著。」

耿格曾試圖用火燒自己的臉，因此被送進精神病院，當她受不了醫院的壓抑環境，再假裝自己很健康，該笑的時候笑、該參加meeting就參加meeting，醫師讓她出院後，她又再嘗試自殺。

她曾在絕望下，吃了一整瓶抗抑鬱藥，當她躺在床上覺得心跳越來越慢，卻聽見弟弟在房門外的叫聲笑鬧聲，這又把她拉回真實世界，「我想一想，覺得我不能這麼自私⋯⋯我再這樣的話，那我不就是又逼死了媽媽、又逼死了我弟弟？我怎麼也要陪媽媽走到那一天，她跟我爸爸團圓的那一天。」於是她拿起電話，請朋友協助將她送醫。

如今耿格的生活終於步上常軌，靠著打工經濟獨立，獨自在外唸大學；而耿和則忙於照料高天昱，藉由擔任二房東以及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匯錢接濟維生。而2014年後，高智晟也從監獄被放出，至今仍遭軟禁在老家陝西榆林佳縣。

但多般折磨已讓23歲的耿格顯得過度老成，甚至自我武裝。

耿格一路以來的境遇，是肇因於她的維權律師父親。她坦言，過去有段時間對父親「非常非常不理解」。

她曾追問她父親，「為什麼有的爸爸可以當家裡的一盞燈？就算你不亮也沒關係，你可以在家裡面只照亮我們一家人⋯⋯。」

高智晟對最疼愛的女兒格格說：「中國的那些窮人和農民，窮到骨子裡、窮到塵埃裡去，誰也不拿他們當個人，誰都可以踩他們，這種人不值得去關心一下嗎？」「我現在還不能當家裡的燈，但再給我幾年時間，我會回到家裡做那盞燈。」。

想把愛給更多人，不讓更多孩子像耿格一樣有相同遭遇，高智晟的抉擇令人敬佩，卻對自己和家人十分殘忍。

約半年多前，高智晟與耿格通了電話，告訴女兒自己在寫一本書，並說這本書出版後，「可能有段時間見不到爸爸」，他暗示已有再度被抓、甚至犧牲的心理準備，他安慰耿格，「不要難過，要好好生活，沒有什麼大事情。」

書稿自中國安全送出後，耿格花了兩天時間讀完。「看完很難過！很疼！」「我不覺得這是一個人應該去經歷的，也不覺得有誰可以走過這樣的一段路。」這是耿格第一次這麼詳細地了解父親的遭遇。耿格說，爸爸從小就經歷了最底層的貧窮生活，每天走十幾里山路上學、吃飯只有稀粥、從小帶著他弟弟採草藥賣錢，特別能夠同理那些最卑微的人，並不惜走上今天這條路。「他做這些事情的背後是有一個更大的意義在，所以疼痛過後還是覺得，他很偉大！」

現在，耿格對高智晟是既理解也支持，「因為我連人生的啟蒙、事情的對和錯都是他教的，他做的事情一定有他的道理。」

高智晟歷經了常人難以承受的苦難，篤信基督教的他在新書中提及不少神諭與啟示，因而相信2017年共產黨將敗亡，中國將走出希望。我們問耿格如何解讀此預言？這樣具體的預測有理性基礎嗎？她說，爸爸沒寫得非常具體，但書中還是有些理性的基礎，「最重要的是，我覺得我爸爸對神有faith（信仰），而我對我爸爸有faith。」

為高智晟出版新書、也是協助耿格母女出逃的「美國對華援助協會」會長傅希秋牧師曾因六四事件、牧師身分遭中共迫害，後赴美從事援助中國良心犯的工作。他透露此次出書過程一個小波折，他擔心2017中共敗亡的預言若失效將損及高智晟的公信力，因而將封面書名副標「酷刑下的維權律師高智晟自述」與主標「2017年，起來中國」對調。未料，高得知此事時，卻堅持要求改回來，還強調這是自己具體感受到、願意承擔，傅希秋只得趕緊通知開印了一半的印刷廠，出書前兩週才又重新排版印刷。

此外，新書能夠付印，中間歷盡了艱難，另一協助出版的「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秘書長邱齡瑤透露，高智晟的手稿並非直接運出中國，而是在中國租間屋子、透過關係四處找了一批人，簽切結書，日以繼夜花上幾星期打出那50萬字，再透過Email寄到美國。行動過後大家一窩蜂四散，彼此不再聯絡。

出版是下一個難題。傅希秋表示，當初找了好多香港、台灣的出版社洽談繁體中文版，卻沒有人敢接，最終只好和關懷中國人權聯盟共同出版，至今在香港連代理書商都找不到。

訪談的尾聲，耿格提起她對台灣讀者的期待，「大家盡己所能地去了解一下，這個就在你們旁邊的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起碼了解一下，這個政府是怎麼樣對待國民。」她期許，若有一天需要台灣民眾幫忙中國人權做些什麼工作，哪怕只是協助發聲，大家不會對中國一無所知。

有一個維權父親，讓耿格在痛苦、屈辱、懷疑中長大。至今她很少對同學朋友透露自己曾有過的恐怖經驗，而訪談時，仍能感受耿格本能的自我防衛，一有風吹草動眼神就特別銳利和警覺。她說，青春時的記憶沒有一點是好的，如果當時同學能對她表現出一點友好、一點理解，她或許不會像今天這麼難過，以及對人性感到恐懼。

如今，耿格在大學主修經濟學，將更多精力放在生活、學業上，她也慢慢理解父親的抉擇、慢慢讓心靈的傷口癒合。問她是否覺得自己像座孤島般孤獨？「還好，日子再久些可能會更好一點，」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