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起《PTU》裡的經典道具警用手電筒，燈光乍亮，隨著杜琪峯的手擺，暈光一陣炫晃，炫迷了眼，也晃鬆了嘴角，一出場時略顯緊繃肅殺的他，終於笑了。那場面，讓人想起《PTU》電影中段，飾演隊長的任達華率著一隊員警巡邏至可能藏有目標的大樓，黑暗無光中滿布未知，不知是敵是友的腳步聲響緊張著氣氛，直至搖晃的手電筒燈光清晰了同袍的臉，任達華才終於紓鬆了口氣。

然後，在高低錯落的閃燈齊發背景下，在炫晃後的餘影下，杜琪峯說起他成長至今的香港模樣。 

在杜琪峯住過的九龍城寨裡，貧窮、黑幫集結，形色人種都有，屬於社會底層的生活樣貌與掙扎，他切身所見，「人們能生存、吃飽，甚至能唸書，是最要緊與基本的課題。」後來在他電影創作裡不時出現的宿命感，幾乎是從那樣的童年開始生根的，「你生出來，基本上沒有選擇，就已注定是從哪邊開始，這個人在這邊，那個人在那邊，那對一個人的成長、發展一定有影響的。」

杜琪峯說自己唸書唸得不好，上學很痛苦，17歲那年，他不再升學，「可能因為從小家裡沒有給太多東西，要出去看世界了、開始工作了，你會感覺什麼都很好，那種價值觀是：希望明天比昨天好，然後能開心、賺得到錢，就很好。」

第一份工作，他進了電視台，不是他「想要」，而是在現實限制下，「被選擇」的。「我那年紀、我那學歷，能做什麼？一，在電視台當信差，傳帶子、送信件；二是警察，我身高還夠；三是電玩公司學徒。第一個面試是電視台，那天是禮拜五，他們說若要我會告訴我，隔天，就收到錄取通知。」

所謂冥冥中有安排，生命自有出路，而最初下定了的錨的位置，絕對與後來的一切有關。是啊，那又是杜式宿命感的再一次驗證，杜琪峯豁然，「所以一個人會變成什麼模樣？真不一定。如果當年我不進電視台，我可能成為一個警察，成為一個貪污的警察。」他大笑。

不過，與其說杜琪峯的宿命感是悲觀的認命，不如說是積極的清楚自己。

杜琪峯這一回為了最新作品、台北電影節閉幕片《三人行》來到台灣，他聊起裡頭最後一場戲，一場華麗如詩、如舞翩翩的長鏡頭慢動作槍戰，長達10分鐘。那場戲，是前面70分鐘劇情推進後的壓力釋放，就像是鍋裡的水與料，沸騰滾開咕嘟嘟，不破開鍋蓋不得平靜的關鍵。

杜琪峯的《三人行》以醫院為一個鍋，將三個主要人物：警、匪、醫，與其他形色小人物都丟了進去，狠狠蓋上鍋蓋，悶著。其實拍警匪片，他是熟手，是教父級人物，1998年《暗花》、1999年《暗戰》、2003年《PTU》、2013年《毒戰》，形式不斷推陳出新，每部都有巧思妙招。但時代翻新了，他說30年來，大家拍的都已經差不多樣子了，「你追我、我追你，開打、搏鬥、爆破，我不再走這一路了，我希望這電影給多一點人物表現的空間，所以選擇一個壓縮的環境，把故事跟人物都濃縮在醫院。」

於是，當片中主角們對自己職業與信念的堅持開始對彼此產生影響，當層層進逼的現實壓力迫得主角們幾乎喘不過氣，杜琪峯以華麗槍戰畫面砰響一記警鐘，接著，他串進羅大佑寫於1982年的〈之乎者也〉，由王菀之翻唱的輕空聲嗓與槍戰血霧的慢動作激烈畫面共舞迴旋，衝突得浪漫。

「一般來講，槍戰結局都要很大聲，乒乒砰砰，但我要給的，是平靜，所以要演員慢動作演出，然後要一個天真的、無知的、純粹的聲音進來。我想大家停一停，可能想想：人哪，是怎麼犯錯，又不知錯，把錯再弄成大錯。」杜琪峯無意說教或給是非對錯一個定論，但他說，「停下來，上帝（或命運）有安排，總會有結果的。」

從片名《三人行》的「三人行，必有我師」，到〈之乎者也〉的歌詞意涵，都出自孔子，都是儒家傳統的思想精神，「這思想，幾乎誰都曉得，但每個人卻都在裡頭犯錯。」杜琪峯慨嘆，「現在的香港，真不是真的，假不是太假，這年代所出現的人的價值觀，究竟是什麼樣的？而我們讀書是為什麼？我們曾信奉的傳統道德，究竟是為了政治，還是為了人類，或是為我們的民主而存在？」 

香港自97回歸後，經歷了連串衝擊，政治、經濟、教育，每個領域都面臨著變化，「我們怎麼樣都沒能擋住的，這是一個時代給我們的衝擊，這是一個機遇去了解，當世界改動成另一個模樣，我們又會怎樣？」杜琪峯強調自己說的不是共產黨或民主黨，「我講的是時代。身在動亂，要經歷、要過去，我認為這裡頭若有些什麼能維持住人與人間些微的結構，就是傳統的道德觀。如果失去，會是很大悲哀。」 

杜琪峯是戀著故土的那類人，香港60年間的變化，他真切就活在裡頭，進步，是他所認為香港的最大價值，「人們從不守法變得守法，變得了解法律的意義與重要，而政府從當年的貪污，變得廉潔，生活的水準從不好，到後來人們開始買樓。」他認為，「香港，在我成長過程，是個人人有機會的地方，在彼此尊重、守規矩的前提下，各路人在這裡少有衝突，至少與美國比，少很多。」

他悠悠說起執導於2008年的《文雀》。林熙蕾所飾演的神祕女子，與任達華領頭的扒手集團，穿梭在中環與上環的街弄之間，而每一次女子的出現，只是為了離開。「香港就是這樣一個小島，讓大家可以飛來，留下還是要走都可以，都容許發生的，所以這裡有中國人的文化，有西方人的想法。」 

因為濃濃戀著，相比其他同輩導演，杜琪峯北上中國大陸拍戲的時間晚得多，2011年的《單身男女》是第一部（步）。不熟悉、也沒把握了解中國大陸文化，是他的顧慮，「而且講普通話這件事，我就是比較差，當創作者不明白文化生活背景，作品很難講出不同的角度，講了，也可能會是假的。最後，在那裡，可能只能拍古裝片了。」杜琪峯笑。 

不過，對杜琪峯而言，電影是生活的點滴，是時代的記憶工具，身為創作者，自然需要在不同時代與環境裡找空間、發聲，「我們活在這時代，才有這樣的市場。要找能平衡一切的方式，可以講到你要講的，也要吸引觀眾去欣賞，這種路，一定要走。」

譬如2005年上映的《黑社會》，英文片名為Election，表面說的是黑幫話事人選舉內鬥風波，實則又有「黑幫很早就開始選舉，香港竟沒有」的意涵。又如《文雀》，表面是神祕女子與扒手的邂逅，實則為中環天星碼頭被拆後，杜琪峯感慨一代的香港記憶被消失而做。 

「我還在電視台工作時，常常要在外頭跑、送東西，每次聽到碼頭鐘樓噹噹噹響，就是船要開了，就要快跑，那感覺沒辦法忘記的。那天，我整個晚上睡不了，然後看見有一批年輕人也想守護著那塊記憶。我想，電影是有一些記憶的，只要這電影產生，就算不曉得後來有多少人看到，他依舊是記錄下了香港曾經是怎樣的。」長年與杜琪峯工作的編劇游乃海也肯定：「電影是一座城市、是文化的一個部分。」

杜琪峯說自己無法斷言香港的未來，但他不算悲觀，「每個時代都會出現不同環境，能生存就繼續，不能就停下，人類的生存發展史就是如此，要走哪條路，自己去選。如果，每個人做好當下的事，未來就會出現。」

說來，杜琪峯宿命又傳統，但他以為很多時候所謂宿命只是立場問題，是個人立場的選擇，「假如你以正義為立場，在每個該做或不該做的選擇裡，自然就會以公平正義為基礎。然後，就是夠不夠堅定，夠不夠相信自己的本意立場，這是每個人不同的，對或不對，只有自己可以衡量。

這樣的觀念，實現在他創作中成為一種不可撼動的同袍情、兄弟義，甚至是萍水相逢下的惺惺相惜，從1999年《鎗火》、《PTU》、2006年《放逐》、2009年《復仇》、乃至最近的《三人行》，一以貫之，也成了一種風格，「當然這中間會出現很多的錯誤、悔恨，也可能出現生機、機遇，就是一種『命就是這樣』，但那是浪漫的，為一個公義、為對得起某些人而為，這些人是浪漫的，是浪漫的。」

問杜琪峯，你浪漫嗎？你本人最靠近哪個角色？他又笑，想了一下，「其實，沒有誰接近我個人。不拍電影的我，最喜歡吃東西、行走，這幾年，多了看書。」關於步行，他可以一個人走4、5小時，那狀態，近乎修行，「透過步行，會感覺自己在一種催眠狀態，常常不曉得自己走了那麼遠，但那過程很冷靜，是集中思想去想事情的方式。後來這成了習慣，一直走路，汗一直流，時間過去，很純潔的自己。」 

以前，不拍電影的杜琪峯也愛拍照，摸著10年前出版，記錄自己公司創作歷程的專書《銀河映像，難以想像：韋家輝+杜琪峰+創作兵團》，他翻著、指著，原來裡頭有好多都是他拍下的畫面，怎麼後來沒了？他頓了頓，「沒膠卷以後，我沒興趣了，數位相機很好，但我習慣膠卷。」原來，在大時代的變動下，杜琪峯也不得不變，但他沒忘記他口中的香港進步精神，每一部作品，他都還在挑戰自己，就像這次《三人行》的長鏡頭慢動作槍戰，而杜琪峯也沒忘，他是一個導演，他依然做著他的專業，在變動的時代流裡，平衡著、活著，等著未來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