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近年積極輸出影響力，台灣與香港作為第一道防線，深受北京數位威權所害，從網路攻擊、水軍「出征」，到殭屍帳號帶風向、假新聞泛濫等現象，皆為例證。2014年，香港經歷雨傘運動，中共也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公然提出「網路主權」學說，此後，針對香港民主運動的網路攻擊有增無減。閱畢由CNN記者詹姆斯．格里菲斯所撰寫的《牆國誌》一書後，不難發現在北京日益高調介入香港事務的同時，香港似乎正朝著與中國各地相同的方向發展。威權壓境，影響的不只是網路自由，更是其背後所承載的價值：大型抗爭運動的可能性與活力、對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的追求，以及對整座城市未來的想像。

北京對港施加的「數位威權打壓」，往往旨在令民意無法彰顯。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中共便已出動本書所提到的網路武器「大炮」，打擊當時就政改方案而舉行的大型民間公投。公投前夕，負責推動公投的電子投票平台以及「壹傳媒網絡」，先後遭到國家級的DDoS攻擊，雖則最後仍有逾50萬人參加投票，但此事反映，即使公投本身不具約束力，北京仍忌憚任何形式的民意彰顯。同樣地，強調「去大台」的反送中運動期間，抗爭者常用的網路討論區「連登」亦遭遇多次DDoS攻擊，網站流量從平日的每小時650萬次，急升至每小時逾15億次，令所有關於抗爭的討論被迫中斷。

除駭客攻擊外，中共亦積極發動網路水軍進行「反論述」。Twitter及Facebook早已點出，中國針對反送中發動「網軍資訊戰」，大量殭屍帳戶冒出，這些帳號在運動開始後才創設，卻異常積極地在大小討論區散播假新聞、惡意抹黑、帶風向。單是Twitter，中國網軍便有高達20萬個帳號，其中936個最為活躍、與中國關係最密切。當然，網路水軍攻擊早見於雨傘運動，當時的社群媒體流傳過多段刻意捏造的錄音，如偽冒我要求示威者立即結束集會，或擷取新聞片段但改成「假新聞」，在長輩常用的WhatsApp及微信散播，加深社會分化。

中共的輿論引導從來不止技術面，北京還經常利用經濟力，迫使跨國機構或政府就香港問題自我噤聲，抑或鼓動網民群起要求抵制企業（如NBA、nnevvy等事件），並施壓使企業主動配合中共的主旋律（如暴雪娛樂、國泰航空等事件）。事實上，反送中抗爭者曾以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模式，自行研發即時地圖「HKmap.live」，集體更新及匯報香港的警力分布。由於抗爭群眾往往淪為港警施暴的對象，這款即時地圖相當重要，然而不久後，大陸卻高調批評蘋果為抗爭者護航，蘋果隨即將應用程式下架。由此可見，這類施壓行為的目的，是在各個層次孤立香港，打壓國際社會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支持。

如同《牆國誌》一書所描述，北京往往藉由監控技術獲取目標資訊，再配合法律進行打壓。香港的其中一個重災區便是手機，香港法院早前頒令，允許警察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自行查閱被捕人的手機內容，警方有時甚至會用上駭客技術。我在2019年8月被捕後，警察利用以色列駭客軟體Cellebrite UFED Physical Analyzer和瑞典軟體MSAB XRY破解我的手機，並於法庭提交4份「黃之鋒手機訊息交流紀錄」作為證據。截至去年（2019）11月，已有近4千支抗爭者的手機遭警方扣留，除了蒐集證據外，當局更重要的目的，是根據手機通訊紀錄重組整個抗爭者網絡，從而更精準地進行政治清算。在新型網路打壓時代中，現有法律明顯落後於當權者的權力濫用，致使被捕人士在這些駭客技術面前，白白喪失應有的「緘默權」。

港府亦會從社群網站下手。為搜集眾志成員周庭Facebook專頁訂閱者的個人資料、IP 地址及帳戶活動紀錄（log record），法院准許警方進入Facebook的香港辦公室進行蒐證。此舉明顯是以言入罪，欲以私下對話作為呈堂證據，無異於製造「白色恐怖」。此事一出，周庭專頁的粉絲人數即日減數千，當中有一部分是大陸居民，他們都會私下為香港人打氣，但在警權泛濫的專制社會中，牆國內的居民卻連私下的言論自由都遭受侵犯。

事實上，每當有抗爭者遭逮捕，他們提供給警方的個人資料及地址，都會被放上專門公開示威者資料、名為「香港解密」的網站。香港眾志的成員過去經常在遊行前夕遭匿名來電轟炸，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亦曾在住家附近遇襲，遭親中暴徒毆打至雙眼微血管爆裂。在威權社會當中，網路起底與實體施壓是互為表裡。

蒐證以外，當權者亦利用惡法條文濫捕濫告。在香港主權移交時，中共蓄意保留不少殖民時期遺留的惡法，這些惡法過去曾因賦予行政機關過大權力，容易釀成濫權，遭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批評並要求修訂。然而，隨著北京意圖加強對港管治，尤其適逢香港出現大型網路動員之際，這些殖民惡法皆遭借屍還魂。

譬如，香港政府在反送中運動期間，便首度祭出殖民時期留下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推出限制言論自由的禁令。只要政府認為屬緊急情況，即可「對刊物、文字、地圖、圖則、照片、通訊及通訊方法」，進行「檢查、管制及壓制」。網路平台亦遭殃及，政府甚至能切斷示威地區的網路及通訊服務。另一條被引用的惡法則是「煽動罪」，這條上世紀1930至70年代修訂的法律，原本是為維護英國女皇的權力，針對「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女皇陛下本人、其繼承人或香港政府」、「意圖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意圖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等行為進行規範。惟因定義不清，該法現被延伸至批評政府的言論，有議員僅是在社群媒體轉發一則談及警察的貼文，就遭警方以「煽動意圖」之罪名拘捕。在這類惡法底下，網路言論易成文字獄，任何批評的聲音都有機會被刑事化。

台灣與香港所面對的中共威權壓迫絕非孤例，而是北京執意向各地輸出自身治理模式的必然結果。中共以「一帶一路」等倡議推進全球影響力，其外交政策亦轉向推崇「採取主動，敢於鬥爭」風格的戰狼外交，必然威脅各國原有的民主自由及生活模式。

為了制衡中國肆意踐踏人權的行徑，我們需要針對打壓人權的官員及其家屬，建立有效的制裁網絡。隨著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歐盟及澳洲政府啟動了《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案》的立法程序，各國有必要建立相關體制，令中共濫權者無所遁形。

除了法律措施，更重要的是面對威權入侵的社會覺醒，尤其是中方披著經濟外衣，對各地自由、自治、主權的改造。《牆國誌》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清晰的藍圖，呈現出「中共威權在中國」的情狀，至於「中共威權在外國」的狀況又是如何？中共如何在各地收編企業及組織，發動網路攻勢以形塑各國對中觀感？值得各國公民社會仔細研究。近來有人提出，台灣、泰國、香港等地的人民可組成「奶茶聯盟（Milk Tea Alliance）」，以團結各地公民社會，抗衡中共威脅。在北京日益擴張的今日，我們有必要透過行動將此概念化為現實。

《牆國誌：中國如何控制網路》，游擊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