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外宣是服務於中國全球戰略的工具，中國的全球戰略是以美國為競爭對手並以趕超為目標，這一點，中國從一開始就毫不遮掩，美國政府也很清楚。是什麼原因讓中國大外宣在美國暢行這麼多年？其實這是美國對華關係的定位所致。

在主張「美國優先」的川普入主白宮之前，美國對華戰略處於模糊地帶，遵從「接觸、合作、影響、改變」這一個從季辛吉時期就定下的基調，一直在「經濟合作夥伴」、「戰略合作夥伴」、「重要的戰略合作夥伴」這幾種關係定位之間徘徊不定。

作為「世界領導者」的美國既然如此定位中美關係，中國在全世界推行自己的全球戰略，建立遍布全球的大外宣媒體王國，自然通行無阻，而且正好為處於失業焦慮狀態中的西方媒體人提供了薪酬優渥的工作，自然很少有人質疑這種紅色大外宣對世界的影響。但是到了2018年，情勢發生了急劇轉折，中國想方設法在美國內部經營多年的所有統戰工作，在這一年均趨於瓦解。

2018年2月16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就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舉行了聽證會。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2003年到2005年期間擔任美國前副總統錢尼辦公室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和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范亞倫（Aaron Friedberg），在聽證會上表示，自從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中國採取了一個「既接觸又平衡」的雙管齊下的策略，目的是要在保持穩定的同時通過與中國的接觸來「馴服」並最終改造中國，使其成為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的一部分，最終實現政治上的民主化。但是中國並沒有按照美國所希望的那條道路向前發展，在其變得日益富裕與強大的同時，不但沒有走向民主化，國內政治變得更為壓制，軍事上更加民族主義，外交上更為強勢，有時甚至是咄咄逼人。范亞倫做出結論：「美國過去25年的對華策略失敗了；中國目前正在尋求一個範圍廣泛的、全政府的策略，目的是要取代美國在東亞乃至全球的主導地位。」

范亞倫表示，總體來說，中國現在正把它高速發展的軍事、經濟、以及政治與資訊戰的能力結合起來，試圖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地位，目的是取代它作為具有優勢的區域強國的地位。因此，對付中國的挑戰將需要美國採取一個新的綜合性策略，一個能更有效的動員、整合以及動用不僅是美國而且包括美國的夥伴的國力中所有手段的策略。

范亞倫教授說，美國不需要放棄冷戰以來所採取的綜合策略，但需要調整這個策略中的成分組合，「調控而且在某些方面限制我們眼下對與中國進行的開放，以及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接觸態勢」。他建議，美國政府與私人企業都需要採取更多的行動，防止中國這樣的戰略對手利用美國社會、政治、資訊和經濟體系的開放性來實現他們的目標。尤其是在對抗中國的政治戰行動時，美國的策略應該既包括防守性的措施，也包括進攻性的成分。

另外一位作證的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資深研究員瑞特納（Ely Ratner）表示，美國與中國現在事實上捲入了一場地緣政治競爭，其結果將決定今後幾十年指導國際關係的準則、規範和機制，但是美國政府未能從這裡對美國未來所具有的重要性地位來看待這場競爭。與會專家一致認為，美國正在輸掉這場競爭，這不僅加大了美國主導的秩序受到侵蝕的可能性，而且也增加了非自由的、中國主導的亞洲以及以外地區興起的可能性。儘管存在目前的趨勢，美國仍然能夠阻遏中國的勢頭並防止亞洲以及國際上一個非自由秩序的發展壯大。

必須順便提及的是，美國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人士近年來逐漸增加。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7年2月進行的一個民調，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美國受訪者的比例，從2006年的29％上升到2016年的55％；此外，有65％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對手或者是美國的嚴重問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中國不是美國的問題。

就在此次聽證會結束一個多月之後，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2018年3月22日至今）。

2018年美國發表出幾個報告，都指向主張中美友好長達幾十年的「擁抱熊貓派」（Panda Huggers）。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川普曾於10月22日在當年林肯總統發表《蓋茲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之地發表了川普版的《蓋茲堡演說》，其中第十條就是要推出反貪腐法案，通過新的職業道德規範改革來清除不良風氣，減少特殊利益集團──「深層集團」（deep state）對美國政治的影響。他上任之後，想重新定位對華關係，也必須把「沼澤」給抽乾。這個過程非常艱難，準備了至少一年多才開始行動。

1.學術間諜的指控公開面世

2018年2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多夫．瑞伊（Christopher Wray）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聲稱，中國「學術間諜」瞄準了全美的學術機構，特別是科學、數學等領域，他們用的還是那些「非傳統」的線人，比如教授、科學家、學生，這些線人基本上滲透到了每個學科，成為美國全社會的威脅。而美國學界的「天真」則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因為他們拒絕承認自己內部有為中國提供情報的「線人」。

按照瑞伊的說法，中國間諜利用了美國學術界的開放性，而這種開放性又是美國社會向來尊重的；因此，中國對美國的威脅，已不僅僅是對「美國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威脅，而是對「美國社會」（whole-of-society）的威脅，這需要全美國攜起手來共同應對。瑞伊在聽證會上說，孔子學院是FBI重點監視的目標，因為它會跟美國的大學合作。

《華盛頓觀察報》報導了這次聽證會。該報導還說，美國官員普遍認為，中國打算利用學術間諜和教育計畫來影響美國的公眾輿論，這都隸屬於旨在促進中國力量增長的長期計畫的一部分；這項計劃的外交政策被稱作「百年馬拉松」，其最終目標則是讓中國在本世紀中葉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參議員馬可．魯比歐（Marco Rubio）稱：「我不確定在美國240年的歷史當中，我們可曾面對過有如此等級的競爭對手。」

4月11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一個科技委員會就美國學術機構被外國情報機構滲透舉行聽證。聽證會上，多位證人指出，中國「學術間諜」正滲透美國各個大專院校獲取科學技術，威脅著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間諜學院：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和外國情報機構如何暗中利用美國大學》（Spy Schools: How the CIA, FBI, and Foreign Intelligence Secretly Exploit America's Universities）一書作者丹尼爾．戈登（Daniel Golden）參加了這次聽證會，他特別指出，中國通過孔子學院來擴大自己的軟實力以及長期的影響力，並試圖影響美國下一代的領袖。同時，中國還試圖通過向美國大學提供資金，打造情報收集和影響政治議程的平台。

2.智庫與K街遊說集團：中國的利益關連被曝光

「學術間諜」的指證對美國的中國研究學界的壓力相當大。美國智庫以公正客觀聞名，政府與媒體對它們的研究多有依賴，成為影響政府和輿論的一種重要的間接權力。但近年來，智庫被指控接受資助為外國政府進行遊說。《紐約時報》曾於2014年9月7日公布一項調查稱，過去幾年，十多家位於華盛頓的智庫接收了外國政府的大量資金，淪為遊說機構，推動美國官員採取利於捐助國的政策。一些學者當時也被迫承認自己迫於壓力作出利於捐助國的結論。據《紐約時報》報導，收買美國智庫的大部分資金來自歐洲、中東以及亞洲部分地區；其中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卡達尤甚，中國亦名列其上，收買的方式也多種、多樣。

上述不光彩的事情均涉及民主黨智庫及大佬們建立的K街遊說機構，雖然無人否定調查報告的真實性，歐巴馬政府還是裝作不見。此後這類指控還有，比較有名的報告與國會聽證會有這麼幾次：2016年7月30日，美國的網路安全智庫「關鍵基礎設施技術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y，簡稱ICIT）在華盛頓舉行發布會，推出題為《中國的間諜王朝：經濟上千刀萬剮的凌遲之死》（China’s Espionage Dynasty: Economic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的報告。報告說，中國尋求的不僅是竊取商業機密，而且是在經濟上破壞和打垮（interrupt and cripple）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2017年12月13日，「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簡稱CECC）舉行題為「中共的長臂：向全球輸出有中國（中共）特色的威權主義」聽證會，指責中共海外滲透威脅到民主國家的核心價值，委員會正在醞釀新的立法思路，以及堅決回擊的方式。

有了上述長達兩年的持續鋪陳，2018年6月，美國高官離職後為中國遊說、成為中國在美國的利益代言人這一多年存在的問題，陸續被《每日野獸》網站等媒體點名批評之後，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簡稱USCC）於8月24日發表一份長達39頁的研究報告《中共海外統戰工作：背景及對美國的影響》（China’s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全面揭露中共統戰工作的歷史背景、目的、組織架構，分析中共對美國、澳洲、台灣的統戰手法及影響。報告對孔子學院做了大量披露：中共教育部漢辦所成立的孔子學院，截至2017年在全球140多個國家設立超過500所，企圖漂白中共形象。孔子學院准許學生學中文，卻不准學生談論「六四」、台灣、新疆、法輪功等議題。另外，孔子學院與統戰部門合作的所謂獨立組織「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即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成立，在全世界有150多個分會。這個組織與駐在國的中共使領館有密切關係，工作任務是監控海外留學生並介入當地學校活動。

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府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講話，公開指責中國的軍事侵略、商業盜竊、侵犯人權以及試圖干涉11月6日即將舉行的美國期中選舉，其中一段話明確指向中共在美國通行無阻的「大外宣」：

今天，中國共產黨政府正在獎賞或脅迫美國的工商企業、電影製片廠、大學、智庫、學者、記者、地方、州和聯邦政府官員。最惡劣的是，中國發起了前所未有的行動，以影響美國公眾輿論、2018年選舉和2020年總統選舉前的環境⋯⋯中國希望美國有個不同的總統。毫無疑問，中國正在干涉美國的民主運作。我們的情報界認為，中國正在瞄準美國的州和地方政府和官員，以利用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分歧。中國正在利用一些可能引起意見分裂的議題，如貿易關稅問題，以推動北京的政治影響力。今年6月，北京發出了一份名為宣傳管理通知的內部文件，其中提出了它的戰略。該通知的原話說，中國必須精準出擊，分化美國國內不同的群體。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北京調遣其地下行動人員、幌子組織和宣傳機構來改變美國人對中國政策的看法。我們情報界一位資深官員最近告訴我說，跟中國正在美國各地所做的事情相比，俄羅斯正在做的事情是小巫見大巫。

國際社會反應強烈，有的甚至評說這場講話「拉開了冷戰的鐵幕」，中美關係瀕臨破裂。持這種評論的人，可能對華府智庫圈派別及其觀點的多年演變及動態並不熟悉。

早在2006年，我就寫過一篇《美中關係的晴天版與陰天版再次交戰》，介紹美國對華關係上的兩派──擁抱熊貓派（Panda Huggers）與屠龍派（Dragon Slayers）的由來。

多年前，美國學者伊羅生（Harold Isaacs）就已經意識到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極端矛盾，他說：

在西方與中國接觸的漫長歷史中，我們指認中國的兩張臉──高度文明或殘忍荒蠻──不斷變換，這兩張臉分別在不同時期進入或淡出人們的腦際。但它們從不會彼此取代，而是相互依存。這兩張臉隨情勢的變化而發生轉換，進而影響人們對中國的複雜情感──或同情中國或拒斥中國，或呵護或遷怒，或對中國熱情洋溢或敵意有加，熱愛或恐懼，幾至痛恨。

印地安那大學教授華志堅（Jeffrey N. Wasserstrom）則用「晴天版」與「陰天版」這兩個詞來說明美國社會對中國的兩極看法。1989年中國「六四事件」以後，美國社會形成了「邪惡的中國政府與善良的中國人」這種看法。

1999年4月朱鎔基總理訪問華盛頓與柯林頓總統會談，特別是在關於中國竊取核武情報的《考克斯報告》發表之後，媒體和公共輿論對中國的問題愈炒愈烈，「中國」這個詞反覆出現在新聞報導、社論與政治演說中。有時候，與中國相伴的措辭是「核武間諜」；有時候，一些媒體和政客努力描畫另一幅景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充滿了善良人民的國度（其中也包括改革派的領導人），他們堅定地走向了正確的道路。於是，媒體出現了兩個極端對立的中國敘述：一個是不斷製造人權醜聞的中國專制政府，而另一個則是對中國領導人的美化報導，這種報導後來陷入一個新套路：在無法美化老一代領導人時，則努力美化新一代領導人，直到習近平上台之初還是這個套路。《紐約時報》曾於2013年3月25日發表〈彭麗媛為中國形象加分〉一文，對習夫人極盡所能地予以讚美。甚至想像出在從不允許夫人干政的中共政治舞台上，彭麗媛將會產生積極作用。

這兩大觀點極為對立的陣營，在柯林頓總統主政時期被正式命名為「擁抱熊貓派」與「屠龍派」。在兩派主張當中，擁抱熊貓派當道，中美關係是晴天；屠龍派當道，中美關係則是陰天。從柯林頓以來美國三任總統長達24年的時間中，陰天極為短暫，絕大多數時候是晴天。

如果熟悉美國對華政策，就會發現，彭斯講話的內容近年來陸續在華府智庫的屠龍派研究中出現，彭斯講話中提到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就是屠龍派的代表人物，他於2015年出版的《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熱銷，該書的主題就是全面反思中美關係及美國對中國判斷失誤而導致的外交政策失誤。

川普在當選後公布一個「百日計畫」中，明確提出要「抽乾華府的沼澤」（Drain the Swamp），上面所列舉的各種報告陸續公布，打擊外國代理人的防諜工作列上美國政府的工作日程，在將近一年半的時間內，美國朝野終於在中國問題上達成共識：一，美國各界全面檢討對華政策，承認美國幾十年來對華政策失敗；二，承認中國是美國現代史上面臨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競爭者。前述參議員魯比歐視中國為美國建國以來等級最大的競爭對手，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言論。因此，美國必須採取行動，否則就會輸掉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三，美國不需要放棄與中國接觸的政策，但必須用抵制、懲罰甚至報復的方式，重塑中國的行為，逼迫中國改變。

在這種氛圍中，擁抱熊貓派占主流的中國研究圈，被迫對長達幾十年的中國研究做一番檢討。

2018年11月29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與安納伯格基金會陽光之鄉信託，在華盛頓共同發布《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報告。

數十名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學者參與了該報告的撰寫，詳述中國對美國大學、智庫、媒體、僑界、企業、科研等領域的影響與滲透活動，該報告承認美國的中國研究圈對中國誤判，指出中國利用美國的開放民主加以滲透、大舉操弄美國政府、大學、智庫、媒體、企業和僑界，希望借此阻斷美國對中國的批評、以及對台灣的支持。報告承認，正常的公共外交，如訪客計畫、文化和教育交流、政府遊說等，是很多國家政府使用、是可以被接受以展現軟實力的方式。但是，報告認為，中共活動的企圖，在資金投入的廣度、深度，以及強度上，需要進一步加大審查。同時警告，「中共從事的活動，更加有組織性，嵌入美國生活的多元化結構中，取得了更廣泛，可能更長期的影響」。

這份報告列舉了一系列中共活動的例子，從合法的遊說活動，到更加「暗中的、強制的或腐敗的」行為，例如向在美國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施壓，讓他們監視美國校園的中國同儕等等，報告用了22頁來介紹中共對美國境內中文媒體的控制，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如何指導其在海外的媒體終端運作，以支援「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推行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及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報告總結說，「換句話說，它們就是反對西方的意識形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當中不乏原來對中美交流的支持者，面對這一年美國各機構陸續推出的各種報告都涉及的一項指控──中共用利益收買代理人，《胡佛報告》承認一整代學者對中國的誤判是出於認識問題，而非利益收買問題，讓擁抱熊貓派在中美關係的舞台上暫時體面離場──是否最終離場，還得看2020美國總統大選結果。

「擁抱熊貓派」暫時離場，由中國政府出資的孔子學院、及在大學中的中國研究（資訊）中心等也紛紛關閉。中共多年以來的全球擴張──尤其是在美國的紅色滲透，一直一帆風順，終於第一次遇到阻力。熟悉中美外交史、尤其是近20多年的兩國關係，對這種阻力的嚴重程度判斷並不一樣，這些人的主力雖然行將老去，但中國仍然希望2020年美國民主黨或許可以奪回白宮，擁抱熊貓派能夠捲土重來。

我認為，中國失去「擁抱熊貓派」的加持，就意味著失去了美國。失去美國，就意味著中國將失去不小的國際空間。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各國一開始還處於觀望狀態。到了11月分，各國開始選邊站，不少「一帶一路」國家紛紛出來指責中國令他們深陷債務泥潭。今後擁抱熊貓派的重歸美國政壇，目前只能是期待。畢竟兩年當中，美國政治將發生什麼，幾乎難以預測。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中國苦無良策應付美國，乃因遇到的第一道難題就是根本無法瞭解川普到底想幹什麼。第二道難題則是無法通過原有的說客團隊對白宮加以遊說。被譽為「知美派」的王歧山，雖然想方設法與到中國訪問的商界領袖、學界精英、記者接觸，傾聽他們的意見。可惜，這些人本來絕大多數就是擁抱熊貓派，都屬於反川普陣營，既無從瞭解川普團隊的所思所想，也無從介入遊說。正因如此，中共對川普幾乎無計可施，從柯林頓時期開始的中國方式──通過美國利益集團施壓以改變白宮對華外交政策的方式完全失靈。

中國過去得到美國，是依賴擁抱熊貓派對白宮、國會從各方面施加影響。這種影響一直很有成效，僅從智慧財產權一項來說，就為中國贏得了足足20年時間。2018年6月6日，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曾舉行題為「千人計畫：中共滲透和利用美國學術界的運動」的聽證會，披露中國對美諜戰的內容。美國國防及情報官員在聽證會上表示，中共通過「千人計畫」吸引在美國受教育和工作的科技人才，其目標是通過合法及非法的手段將美國技術、智慧財產權和知識轉移至中國，形成強大的國家競爭力。12月12日，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一個關於中國間諜問題的聽證會，美國司法部助理部長德梅斯（John Demers）在會上作證時表示：「從2011年到2018年，超過90％的間諜案涉及中國，中國的行動速度正在加快」，「劇本很簡單：掠奪、複製和取代」，「掠奪美國公司的智慧財產權，複製美國公司的技術，然後在中國市場和全球市場上取代美國公司」。在這次會議上，FBI高官嚴厲警告：中國間諜活動已演變成國家和經濟安全威脅。

但如果熟悉中美外交史，就會想起這些指控似曾相識，因為20年前被擱淺的《考克斯報告》對中國間諜類型的指控與2018年的陳述相比並無二致，這些間諜瞄準的目標也是當時美國最先進的技術。

美國是世界上的科技大國，每項科研成果的取得都花費巨大，因而重視保護智慧財產權。1996年，美國通過了《經濟間諜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簡稱EEA），首次規定「竊取商業機密或智慧財產權等無形資財」為刑事犯罪。這種經濟間諜有別於竊取政治、軍事情報的間諜，美國司法部為此特別頒發指導手冊，指出經濟間諜罪必須同時具備四個要件：一、被告人竊取或在未獲得商業機密持有人允許的情況下獲取、破壞或者傳播資訊；二、被告人明知相關資訊是他人所專有；三、資訊內容是商業機密；四、被告人的行為是基於使外國政府、外國機構或者外國代理人獲益的目的。第四要件成為犯罪能否成立的關鍵。

《經濟間諜法》出爐之後，美國眾議院由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眾議員克里斯多夫．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主持起草了一份機密報告，稱《考克斯報告》（Cox Report），於1998年6月18日以409對10票的結果，決定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其任務是調查技術或其他資訊是否轉移到中國，因為這些技術很有可能被用於加強已有的核武器、發展洲際彈道飛彈或研發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該報告指出，中國於1980年代至1990年代在美國展開了大量的間諜活動。中國搜集情報並非依靠專業人員，而是通過訪問學者、學術交流專案、在美國科技界或重要部門工作的華人、記者等。當時正是美國結束「六四」時期宣布的經濟制裁，中美各方剛剛恢復正常交流，亟盼加強中美交流的美國學界、商界、科技界對這個報告強烈反對，甚至有人將其批評為「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國內各方的巨大壓力下，《考克斯報告》束之高閣。美國的科技公司與研究型大學從此成為不設防之地，中國通過「千人計畫」從美國引進兩頭就職的人才，向美國高科技公司以「求、借、偷」的方式取得技術，科技水準在這20年裡獲得大幅度躍升，最後居然拿著偷來的鑼鼓當眾敲，將《中國製造2025》當作國策宣示於世，終於惹惱了美國。美國總統川普向中國發動貿易戰的原因之一，就是針對中國盜竊智慧財產權與《中國製造2025》。

正因為失去了「擁抱熊貓派」的加持，2018年美國才得以開展反中國的學術間諜與技術間諜、反紅色滲透的各種活動，最直接的打擊是針對中國引進在美華人科學家的「千人計畫」，不少人被抓捕。其中最傑出的千人計劃參與者之一、史丹佛大學物理學教授張首晟於2018年12月1日自殺，死因是因為他開辦的丹華公司被11月20日公布的「301調查報告」點名，指其通過風險投資向中國轉移技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雖然說了要自力更生，但多年來依靠向在華外企強制「購買」，甚至依靠「千人計畫」在美國偷竊技術的國度，又如何能夠頓時就變成「自力更生」？

事實證明，中共的撒幣購買媒體在贏得半心半意的追隨者與服從者方面非常有效，西方與貧窮國家的記者們一邊從中國政府那裡拿錢，一邊用「文學創作」的方式寫各種有關中國的「新聞」，這些新聞他們自己都不怎麼相信。這個歷經10年、由一個極權政府花巨額金錢打造、遍及全球的紅色媒體王國，堪稱中共創造的人類歷史上最荒誕的「1984」圖景。

追根溯源，這個1984媒體王國的建成是拜全球化之賜：中國1978年宣布改革開放時，GDP總量只有2,185億美元（0.2185兆）；加入WTO的2001年，中國GDP總量為1.34兆，北京承諾開放市場，用半開放的市場換來了西方國家的全方位開放，經濟獲得長足發展；到2009年，中國的GDP總量就高達5.11兆美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從此有了底氣，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大張旗鼓地推行其大外宣「宏圖偉業」，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肆無忌憚地進行紅色滲透。

如今美國剛剛開始省悟，但要將放出來的魔鬼收回瓶中，談何容易。2018年，中國與美國一爭雄長的全球戰略嚴重受阻，中國對海外尤其是對美國的紅色滲透腳步暫時放緩，大外宣只能暫時稍斂其鋒芒。這一年的12月，前BBC記者Louisa Lim（林慕蓮@limlouisa）與Julia Bergin（@juliabergin1）寫了一篇調查性報導《解密北京雄心勃勃的全球宣傳布局》，其中談到她們的西方同行如何為了金錢而放棄新聞原則加盟中國大外宣隊伍。兩位記者特別提到，相對現實利益的吸引，所謂道義考量對這些西方記者來說實在微不足道。

通觀當今世界局勢，中國紅色大外宣的擴張步伐，僅僅依靠美國屠龍派的扼制很難根除，就在我寫這篇結語的時候，看到了一條驚人的消息，執世界通訊牛耳的美聯社執行長普魯特（Gary Pruitt），於2018年11月底前往北京會晤中國新華社社長蔡明照，雙方同意兩家機構在新媒體、人工智慧運用與經濟訊息等領域合作。這項合作引來美國國會關注，國會議員日前致函美聯社，要求公布與新華社簽訂的備忘錄內容並做說明。

美聯社成立於1846年5月，是由各成員單位聯合組成的合作型通訊社。經過多年發展，擊敗了傳統的競爭對手合眾國際社，成為美國第一大通訊社與世界最大的通訊社。截至2005年年底，美聯社的合作夥伴包括1,700多家報紙、超過5,000家電視和廣播電台、243家新聞分社，在全球121個國家設有辦事處，還經營美聯社衛星網路覆蓋全球，報導重大事件。美聯社在絕大部分美國媒體開有專版，事實上已經成為新聞報導的標竿。如果美國國會未能阻止這項合作，這將是中國大外宣與西方媒體的頂級合作。

但是，中國經濟衰退與財政壓力，將迫使中共不得不減少大外宣的巨額投入。2018年中國GDP增速嚴重下滑。12月中旬，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在中國人民大學演講時披露：2018年經濟嚴重下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是6.5％；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構的研究小組內部發布的報告是，目前中國GDP的增長率為1.67％。這種情況下，政府財政收入必然下降，依靠金錢支撐的大外宣的投入資金也必然隨之縮水。只有在財政收入持續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當局才會減少大外宣這一相對國內維穩來說比較次要的政治工程投入。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熱情地張開雙臂歡迎中國，希望它與國際接軌，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為此大力促進幫助中國經濟的發展。西方的全方位開放得到的回報是中國政府嚴格限制下的市場部分開放，結果種瓜得豆，不是西方改造了中國，而是中國滲透了西方，讓西方人變得中國化。中國政府投入巨資推行大外宣戰略，在西方收購媒體與記者服務於北京的「恩庇侍從」結構，得益於金錢，也將失敗於金錢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