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視認罪又出新篇。

近日，77名在肯亞從事詐騙活動的人士被遣送中國，其中45人為台灣人，此舉挑動了兩岸關於主權的敏感神經，已經隱然發酵成為風波。

不料，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隨即採訪其中2名涉事台灣人士，更依照近年來越來越流行的電視認罪慣例，讓2名台灣人亮相央視；在節目最後，這2名台灣人更如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桂民海、瑞典NGO人士達林（Peter Dahlin），以及眾多中國維權人士一樣，當場認錯道歉，成為「央視審判」的最新受害者。

近年來，中國電視認罪頻繁出現，據不完全統計，經歷過「官媒審判」且被民間普遍視為政治打壓的案件，至少就有薛蠻子案、高瑜案、維權律師案（附帶屠夫吳淦案、山東濰坊訪民案、王宇案等）、張六毛案、浦志強案、勞工NGO案、銅鑼灣書店案、彼得．達林案，以及張凱案等十多起；其打擊對象，主要為網絡意見表達者、維權律師、草根抗爭者、NGO活動者等等，大體符合中共所定義的「新黑五類」──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的範疇，體現出中共打壓民間社會，以維護政權安全的用心。

這一新的統治方式，主要出現在2012年至今，也就是十八大後新領導人任期之內，但其實在2011年，中國打壓所謂中國茉莉花運動期間，儘管沒有祭出電視認罪，但針對特定群體的打壓，也依舊有著相當恐怖肅殺的手段。

此外，《刑事訴訟法》相關條款的修訂推出，也在中共十八大之前，這都表明，恐怖統治的興起，並非新領導人個人的心血來潮──當然不排除其謀求個人權力的因素，而是有其更深的制度根源。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變化，是因為體制感到了虛弱和不安全：市場化固然給體制帶來巨大的利益，甚至助長盲目的自信，但市場化也帶來龐大的新興社會階層，帶來了自上而下的分贓體系、隨處可見的腐敗蔓延、以及相應的組織渙散。

如果經濟持續增長，無論是市場化新興階層的興起，還是體制組織體系的渙散，都並不致命，但若經濟下滑，一方面會出現包括新興社會階層在內的普遍不滿乃至挑戰，一方面也會導致體制內腐敗群體無能、無力應對社會挑戰，兩相結合之下，其結果就可能是致命的。

受這種內在的虛弱和不安全感的支配，也受北非茉莉花革命等事件的刺激，十八大之後，加大了對於民間社會的壓制，採取了提前拔除、凍結社會力量和異動的策略，強制失蹤和電視認罪等手段，得以一再使用。

任教於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伊娃．皮爾斯（Eva Pils）認為，通過強迫失蹤和酷刑的手段，以強迫維權人士認罪，且不管是否上電視，首先是對維權人士的心理強迫，「正如一名律師2011年所說：『他們不僅要你把黑的說成是白的，還要你解釋黑的為什麽是白的。』其重點在於，讓維權人士明白誰才是老大，以及顯示出，在涉及到政權的問題上，沒有法律可講，也沒有道理可言。」（原文請見〈The rise of rule by fear〉）

於是，通過強迫認罪，會使得維權人士處於一種屈辱和挫折的感受之中，將這種感受傳達到其同道裡，就能阻止更多的人加入維權抗爭行業；而電視作為最有效的傳播方式，最大地滿足當局的傳播需求，最大化達到遏阻效果。

電視認罪還有另外一個功能，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當局多將極權專政手段保留起來，僅用於涉及政權安全這樣的特定場合，而在一般的公眾生活中，則盡量裝扮得符合法制，這有利於吸引外來投資，也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

如今，電視認罪這樣違背了無罪假定等基本法治原則、更接近於極權專政的做法捲土重來，對那些不準備加入維權抗爭的普通公眾來說，就是一種專政力量的炫耀，傳遞了一種難言的恐懼，使其對電視認罪所涉及到的各種維權抗爭事件望而生畏，敬而遠之，這正是當局所試圖達到的效果。

也因此，電視認罪的頻繁使用，也包括其他一些變化，諸如《刑事訴訟法》中「指定場所監視居住」等條款的修訂、新的《國家安全法》等等，被看作是一種恐怖統治的興起，其目的有2個：一是嚇阻更多積極的維權抗爭分子湧現；一是在廣泛的公眾生活中形成一種不利於自由化觀念傳播和維權抗爭行動的氣氛。

通過上述兩方面的效果，就能夠形成一種肅殺乃至凍結的氣氛，降低對政權的質疑和挑戰。

讓人不安的是，中國民間社會與國際社會有著一定的聯結，這不僅包括在中國境內的境外非政府組織，香港、台灣、東南亞等周邊地區也與中國民間社會有著相當活躍的往來，當局凍結社會力量和異動的策略，必然會牽涉到這些部分。

2014年香港雨傘革命期間，中國拘捕了數十名對此加以支持的人士，也拘捕了同期在台灣參加某培訓的多名NGO活動人士，並波及到中國知名NGO──傳知行，其目的即在於防止兩岸三地民間社會的深入交流和合作。

而瑞典NGO活動人士達林電視認罪、香港銅鑼灣書店5人失蹤並電視認罪、從泰國引渡姜野飛、從緬甸引渡幸清賢、包卓軒等，都表明，中國民間社會的凍結和壓制，勢必會擴散到針對境外人士，以及擴散到周邊國家，不僅會在中國拘禁境外人士，也會策劃跨境非法抓捕國內外公民，並將他們送上電視公開認罪，恐怖並不會止於國境線。

此次涉嫌詐騙而被遣送北京的台灣人士，與中國民間社會維權抗爭並不相關，其電視認罪也並不含有政治含義。但是，其被遣送回北京，以及迅速的電視認罪這種包青天式的戲碼，突顯出了當下中國司法不公正的問題，也顯示出中國當局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不惜採取各種非常規手段。

這種非常規手段不僅會應用於中國公民，也會應用於非中國公民，不僅會應用於中國內部，必要的時候也會越出國境線，對於國際社會尤其周邊國家來說，這當然是一種令人不安和值得警惕的趨勢，但不幸的是，它僅僅是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