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母公司Meta於8月29日發布2023年第二季透明度報告，其中提到它們刪除了一批有史以來最大宗的協同行為──將近8,000個Facebook帳號、1,000多個Facebook粉絲專頁，針對台灣、美國、澳洲等地進行境外資訊操弄（台灣是這份報告提到的第一個被中國影響到的對象），而且這些中國經營的帳號也把相關的內容中英翻譯、並複製貼上到Facebook以外數十個不同的國外網站上，例如把攻擊蔡英文以及美國的內容放在圖片網站Tumblr或是問答網站Quora上不相關的回應裡。Facebook更進一步直白地說明，這些帳號可以連結到中國官方的執法單位（law enforcement）。

Facebook大動作刪除中國官方網軍帳號，讓許多關心資訊戰或兩岸議題的朋友為之振奮，認為這是Facebook終於「動起來」的表現。但從Facebook釋出的相關內容、以及台灣這幾個月來面臨的全新資訊操弄模式來看，我其實並不樂觀。簡單地說，我認為Facebook這一波宣布處理中國網軍帳號的戰果，可能是台灣對抗境外資訊操弄最後一次的好消息了。

首先，要先說明一下，境外資訊操弄，跟假新聞以及言論自由之間的關係。民主制度下保障的言論自由，是同時有立法單位以及司法單位作為後盾的。假如國內有人說謊或過度的抹黑，都可以透過立法規範、並透過憲法審查規範是否適當、也透過法院判決。假如民眾不喜歡政府花錢買網軍或單純花錢宣傳，也可以透過刪除預算、選舉立法委員監督等，都是可以在民主制度下來處理的。

然而，今天提到的境外資訊操弄，是上述民主制度完全沒有辦法處理的。假如有帳號在海外透過社群網站散播假新聞給國內的人看到，法院沒有辦法跨境審判、立法法規也無法規範到海外的人；假如有國家政府買網軍擾亂另外一個國家，另外一個國家的預算審查、議員監督也完全派不上用場。境外資訊操弄是一個國與國之間的國安問題，而非單純民主程序得以處理，因此跟國內政治人物買網軍之類的完全沒有可比性。

另一方面，境外資訊操弄也不等於假新聞。境外資訊操弄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人類大腦容量有限、每天能夠接收的資料有限。在這個限制之下，境外透過大量的帳號在社群網站上影響特定國家人民對不同事件的關注程度、或者朝特定方向思考與詮釋事件、或者直接散布假新聞，其目的都是排擠掉該國人民原本正常該接受到特定事件資料的比例與關注程度。久而久之，人們的思維模式就可能透過境外操弄長期朝向特定思維模式而定型，達到操弄國想要的結果。換言之，境外資訊操弄不一定都只是發布假新聞，也可能選定該國特定想要放大或消音的議題，再透過社群網站大量帳號散布的方式影響人們關心的程度與方向。最近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針對中國對台資訊戰的研究，即顯示了操弄聲量是比單純散布假新聞更為重要的策略。

當我們抱著對於境外資訊操弄的上述定義，來觀察Meta最新的透明度報告時，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偵測與鎖定境外資訊操弄的方式，主要有三個要件：

然而，在目前科技進步之下，以及Meta報告中所提及的一些徵兆，都顯得這三個要件會在未來逐漸失效。

首先，就「同時發文」來看，在Facebook報告中，這些中國網軍每天的發文行為已經愈來愈不規則。幾年前都可以看到網軍朝九晚五、中間午餐兩小時清楚的發文節奏，這也被台灣跟美國智庫視為是解放軍或囚犯發文的證據。但這次的Meta報告中，發文高峰已經多樣化、而其他過去視為是休息時段的發文數量也顯著增加、甚至週末也有增加。這個早中晚三個高峰的趨勢，也跟筆者最近調查「YouTube假主播頻道」的趨勢吻合。過去靠朝九晚五的這種簡易判別方式當然也很容易被繞過，只要使用帳號設定特定發文時間的功能、或者要求發文者輪班就有可能改變過往規則。

第二個判准是「相同內容」，Meta報告中顯示許多中國的大外宣已經有各國語言互相翻譯。雖然目前翻譯品質不佳，但隨著OpenAI開發的ChatGPT、中國百度公司開發的「文心一言」等工具逐漸進步，這些都不再會是問題，更別提ChatGPT可以輕易地把內容改成不同的語言程度或風格，要製造出不完全相同但方向相近的內容的成本將逐漸減低。

筆者最近在YouTube上追蹤中國語音假主播，已經發現他們念的內容開始出現多樣化，不再只是把中國內容農場或大外宣的整篇文章拿來直接念，而是會同時揉合好幾篇文章或新聞的內容後編排出很像、但不完全一樣的稿件，再用語音假主播給念出來。7月，兩位美國印度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的研究員發表報告，在Twitter（現為X）上抓到超過1,000個由ChatGPT生成內容的假帳號，這些帳號都講了大同小異但是不重複的內容來推薦比特幣，但因為講話內容不完全相同，現階段絕大多數的「協同行為」偵測工具或判准都會失效。Meta的報告中，也提及土耳其網軍的帳號照片是由AI合成的。中國網軍沒有道理不使用相同的技術在境外資訊操弄上。換言之，協同行為未來可能內容跟時間都不完美協同，那麼要怎麼判斷是協同行為呢？

第三個判准，則是要證明這些內容來自境外、並且與官方有所連結。現在的Meta跟Twitter/X都是使用IP來查詢這些帳號從哪來，但是從Meta的報告中，已經提及有許多帳號使用跳板VPN偽裝在美國、也提到有許多帳號極力想要隱藏跟中國官方的聯繫。這些線索其實代表著中國開始想從源頭就逐漸隱藏網軍的來源，而這些對於高端駭客來說都不是太困難的事。

而更不幸的是，筆者追蹤的這一系列香港、澳門、中國成立的台灣政治粉專，其粉專管理員已經逐漸有幾位有了台灣的IP，因此在Facebook上顯示的座標位在台灣，這些粉專也以網路行銷公司的名義開始在台灣成立分公司並聘僱台灣的小編（筆者的故鄉台中也有這類公司成立）。因此未來這些粉專坐落在台灣之後，就依憲法享有台灣的言論自由，也不再受到前述「境外資訊操弄」定義給影響，雖然營利模式跟金流都完全不透明，但未來台灣或Meta都將更無法切割或定義所謂的境外資訊操弄。

就短期來說，應該立即進行的就是進一步讓社群網站透明化。雖然追蹤IP資訊的方式會逐漸失效，但是要大規模的跳板IP或成立境外公司仍需要時間。筆者在美國每次遇到社群網站的負責人、官員、智庫或學者，都會極力要求社群網站進一步公布地理位置相關資訊。目前Facebook已經有公布粉絲專頁管理者的IP地理位置、YouTube以及Instagram也在最近跟進。但各個社群網站的後台其實都有粉專裡粉絲分布的地理位置，光是公布這個資訊，就可以杜絕此次Meta報告中提到的「中國經營粉專然後大量使用越南跟巴西帳號衝人氣」的情形。假如民眾可以查到某個號稱經營台灣議題的粉專、但是10萬個粉絲裡面有5萬個來自馬來西亞，那這樣就會懷疑該粉專是否真的有如此高的人氣與重要性，這種公布統計分布而非各別資料也不會違反個人隱私原則（例如粉專超過1,000人或YouTube點閱率超過10,000）。當然，這些資料本來是給Facebook以及粉專經營者用來營利的，但YouTube和Meta勢必得跟境外資訊操弄的危害之間做出取捨，畢竟降低境外資訊操弄的危害應該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環。

而就中期來說，需要更進一步的讓金流也透明化。現在許多KOL都仰賴粉絲的捐獻（Donate，又常稱「斗內」）來決定要把內容往哪個方向調整，而中國自然可以透過幫衝人氣、幫捐贈、幫買廣告的方式來直接或間接影響營利網紅的風向。除了YouTube以外，Facebook、Twitter/X跟Instagram也都逐漸建立起了贊助經營者的管道，更別提早就行之有年的TikTok。Facebook目前已經要求跟政治有關的議題廣告需要公布買家，但這買家往往連姓名都不是很清楚，有時候也只是一個有立案的公關公司、沒有細部資訊。7月，歐盟立法要求TikTok釋出廣告資料庫，《富比士》雜誌（Forbes）記者就馬上抓到中國官方媒體大量多次的在TikTok上買廣告給歐洲觀眾看看「新疆的美好」，直接戳破原本TikTok宣稱不經營政治類廣告的謊言。

社群網站應該負起責任，而各國立法單位應該聯合立法，要求這些社群網站公布廣告買家的真實身分、也應該公布收受線上贊助的人們的整體分布地理位置。假如民眾發現一位經營台灣政治討論的網紅，每個月10萬元的斗內有8萬來自於香港澳門、僅有1萬元來自台灣，這自然會對於這些帳號有更進一步的判斷或注意。這些資訊其實也都已經在後台看得到，只取決於社群網站是否願意基於企業社會責任或法規要求，而把它們搬到台前來。

而就長期來說，有兩件無法一蹴可幾的方向，第一個就是進一步透明化金流，讓各國之間透過其他管道的小額捐獻都可以公開透明，否則光是社群網站本身公開透明，只會讓那些錢轉到其他第三方管道。但是這些第三方金流要公開需要立法、跨國合作、以及對加密貨幣進一步的追蹤管理。第二，則是提供民眾可靠的新聞媒體。每個人每天資訊接收的量是有限的，這也是為何境外資訊操弄可以衝擊人們的接收習慣與接收方向。但隨著上述境外資訊操弄愈來愈難分辨、AI生成內容愈來愈普遍，人們可能會更進一步地直接被境外資訊海嘯給淹沒，其中充斥著會造成真實傷害或經濟損失的假訊息。

在這個混亂的當下，認真經營、內容經得起考驗、提供真實資訊的主流媒體反而更可能在逆勢中取得優勢，因為許多讀者會終於開始發現隨便找資訊來源接收可能是有害的、光靠朋友轉貼或演算法推薦可能都看不到重要報導，因此更可能會重新去直接找主流媒體的網站來閱讀經過記者查核、編輯審查的新聞，最近《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重新衝高訂閱數與利潤就是一個例子。當然，在台灣媒體已經殺到見骨的情況下，如何培養出追求真相且長期付費支持的讀者，就不只是政府或企業的責任，而是全民要一起努力的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