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3日，40歲、來自吉里巴斯籍的遠洋漁業觀察員艾利塔拉，登上台灣籍圍網漁船「穩發636號」，從中西太平洋的密克羅尼西亞向東南航行。出海不到1個月，2020年3月3日，航行至南太平洋的諾魯經濟海域時，他被發現在船艙內身亡。家屬得到艾利塔拉死亡時的照片──倒地，臉部朝上，T恤上沾上幾滴血漬。

「穩發636號」是一艘船齡約30年、1,000噸以上、造價約新台幣7億元的鐵殼船，長年在中西太平洋漁場捕撈鰹魚和鮪魚。

死亡當天清晨6時，艾利塔拉仍照慣記錄著漁撈日誌，他寫到：「開始搜尋漁場」。當時，船上包含台籍船長黃俊雄、台籍大副夏碧宗共6位台籍幹部，有33位菲律賓和越南籍漁工和1名美國籍直升機航員。

吉里巴斯委任的法醫初步判定，艾利塔拉死亡時，頭部疑似受到重擊，但當年10月中船公司聘僱的紐西蘭法醫改判死因是高血壓，但這名法醫並未到現場看過屍體。截稿前，吉里巴斯政府的調查仍在進行，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吉國無法提供細節。

艾利塔拉的離世，掀起國際關注。英國《衛報》（The Guardian）以〈失蹤、危險和死亡：漁業觀察員正面臨什麼事？〉為題報導；綠色和平等倡議團體代表艾利塔拉的家人，向聯合國投訴，呼籲聯合國確保調查公平公正，並重視觀察員人權。

就在艾利塔拉死亡的前11天，他在船上發給妻子卡班琪（Tekarara Kabangaki）和4個孩子一封信，他留給家人的最後一句訊息是：

「我愛你們，希望你們都好。」

此為中文翻譯後的艾利塔拉電子郵件內容。（素材提供／Nickora Kaierua；翻譯／陳映妤）

「艾利塔拉是我小時候最要好的朋友，」艾利塔拉姊姊妮可拉（Nickora Kaierua）接受我們專訪時回憶道。大海、環礁和潟湖是艾利塔拉和姊姊小時候的遊樂場，他們在吉里巴斯，依海而生，天海一色和日落月升是他們的尋常風景。艾利塔拉的爸爸是漁船上的輪機師，當爸爸的漁船靠岸時，姊弟倆會在停泊的漁船上玩捉迷藏。

艾利塔拉不如姊姊開朗健談，他寡言耿直，有很強的學習力，從小渴望像父親一樣成為航海人。他從吉里巴斯的海洋訓練中心畢業後，便在德國的貨櫃商船上航行，時常一出去就是10個月，但熱愛海洋的他，不怕辛苦，反而享受海上工作的樂趣。

「小時候我們說，未來我當機師，他當船長，一人在天空飛，一人在海上航行，」妮可拉目前在索羅門航空公司擔任品質控管工程師，她說著說著，就笑了。

父母很早離世，艾利塔拉和姊姊是家裡的經濟支柱，還支持小12歲的妹妹繼續念書，包括資助她在台灣攻讀大學學位。

外籍觀察員在台灣漁船上死亡的情況，已引起關注。2010年至今，至少有14件觀察員死亡的案例，這還不包括無法獲知的人數。這14件中，有4個案件與台灣漁船或運搬船有關。

台灣成為10年內有紀錄的觀察員死亡案件中，最常見的船隻經營國。第二名則是中國。

觀察員上台灣漁船，是否真的高風險？漁業署長張致盛在訪談時回應：「不能因為他們是上台灣漁船，就認為台灣漁船上有危機，這樣對台灣不公平！」他認為台灣遠洋漁船在全世界的數量就多，時常單一違規或個案事件就嚴重打擊台灣的國際形象。相較台灣，漁業署認為中國籍漁船在海上的行為卻比較少被關注，「台灣漁船做錯了，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我們認為關注度上應該是要一視同仁。」

不論發生在哪個國籍的漁船上，這些年頻繁傳出觀察員的死訊，凸顯這份工作的高風險。

艾利塔拉的死亡意外帶出了另外5案，讓米切爾深切憂慮，黑數到底有多少？

觀察員工作重點也包括回報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的捕撈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IUU）。據國際組織估計，IUU捕撈佔了全球遠洋漁獲的五分之一，市值約235億美元（約新台幣6,500億元）。在船上的特殊角色讓觀察員們被孤立，加上日漸枯竭的漁業資源、和業界惡性競爭，讓他們近年面臨更多危險。

2013年，戴維斯在國際漁業觀察員和監督會議（International Fisheries Observers and Monitoring Conference, IFOMC），將海上漁工遭受虐待及人口販運的議題拉上檯面，引來熱烈關注，但在會後他卻遭到不明人士威脅，之後黯然辭去做了15年的觀察員工作；直到2015年他重回崗位，卻在重返後的第一趟運搬船任務，9月10日，與世道別。

他的死亡疑點太多。巴拿馬政府1年內、在沒有調查報告下草率結案；但戴維斯死亡至今，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都還在調查。非營利媒體《Reveal News》也在他死後3年刊出調查報導，證實戴維斯死前曾與「Chung Kuo」船隊有多次交手：

8月18日，他在登上「Chung Kuo 39號」漁船確認漁獲轉載時，被船員威脅。

8月22日，他懷疑另一艘同樣以Chung Kuo為名的漁船，刻意掩蓋捕撈北方藍鰭鮪魚，拍了至少167張照片，包括因去頭去鰭導致難以辨識魚種的50張照片，其中一張他確定是北方藍鰭鮪，便立即通報。（編按：北方藍鰭鮪是價值最高且數量最稀少、在捕撈配額中最為嚴格的鮪魚魚種）

8月30日，他回報一位印尼籍漁工在「Chung Kuo 858號」死亡。

後來得知，在戴維斯失蹤前，一位「Victoria 168」的幹部到他的船艙內，要求他簽署一份文件，不久後他就消失在海上。

「Victoria 168號」在事件爭議後，於2019年改名為「Kai Hang 168」。

戴維斯的死震驚觀察員界，同時在國際上燒出熊熊怒火，觀察員的安全問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也掀起了改革的聲浪。

米切爾和戴維斯是工作上的好友兼夥伴。雖已離事件發生5年，受訪時提到戴維斯的離開，米切爾仍掉下眼淚，「如果這樣的事會發生在戴維斯身上，那可能發生在任何觀察員身上。」

擔任美國觀察員超過10年的崔恩（Hiep Tran），在IATTC的觀察員計畫下監督東太平洋的運搬船。他在台灣人經營、掛上萬那杜籍的權宜運搬船上用Facebook和我們通訊。崔恩說，他在船上可以隨時向主管回報狀況，在幾小時內能得到回覆；遇到緊急狀況時，他可以按下通訊設備上的SOS的紅色按鈕。岸上單位給他的支援，讓他能在海上工作時感到安心，也因此，他成為少數願意具名受訪的觀察員。

「在戴維斯離開後，組織大幅改善美國觀察員的通訊設備，就是為了避免有下一個戴維斯，」崔恩在法屬玻里尼西亞300英哩外的海域受訪時說，並傳來一張他在船上所配給的通訊設備。

2015年戴維斯之死帶來改革，中西太平洋、東太平洋和大西洋都修訂了觀察員的最低安全標準，但觀察員的死亡案件還是接二連三，尤其是在中西太平洋上工作的太平洋島國。

離世的觀察員中，就有7成來自許多人比較陌生的太平洋島國。《報導者》花費數個月，接觸並採訪來自吉里巴斯、索羅門群島、萬那杜等島國觀察員，發現即使區域漁業組織紙上已規範安全最低標準，多數島國仍未符合，島國觀察員仍暴露在高危險的工作環境下。

太平洋島國觀察員監督來自世界各地的漁船，其經濟海域供應包括台灣在內的全球60%的鮪魚來源，他們一旦舉發漁船違規，船公司可能會立即被要求停止作業、或開罰上百萬美元，而他們卻沒有像IATTC或美國強力對觀察員權利的協助。

受訪的島國觀察員得知我們來自台灣，即便在海上工作再忙，下船後都想盡辦法與我們聯繫，他們擔憂地說出產業的黑暗面，會使他們失去工作或被找麻煩，所以請求匿名受訪，而他們的共同訊息都是：「我們希望自己的同伴不要再有相同的遭遇」。

有10年經驗的島國觀察員阿貝爾（化名），過去有9成時間被派遣至台灣的延繩釣船上。「任何一位觀察員的離去，對我們都是打擊，」他強調近幾年觀察員在派遣和回報時被威脅或騷擾的頻繁程度，已倒退回2000年區域觀察員計畫（Regional Observer Programme）推動初期的狀況。「我們的權利長期不受重視，觀察員死亡調查也被草率了事，」阿貝爾為此相當挫折。

根據皮尤慈善信託基金會（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的報告，全球鮪魚的超額捕撈（Ｏverfishing）已達到難以維持生態平衡的程度。從市場面來看，2018年全球鮪魚的捕撈量比2012年高出12％，但市值卻下降2％；也就是說，業者必須提高捕撈量，才能獲取過去相同的收益。

讓阿貝爾持續這份高風險工作的動力，來自他的3個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還有魚可以吃。」他的社群頁面大頭貼，就放著他留著長髮的小兒子。

另一位42歲的島國觀察員羅西（化名），擔任漁業觀察員超過20年，上過台灣、中國、韓國、日本等國的圍網和延繩釣船，目睹過至少數十次的違法捕撈或違規行為，曾在船上經歷過船員鬥毆，也曾被船公司賄賂、要求他掩埋真相。

大型圍網船牽涉的漁撈利益龐大，耗資新台幣7億元以上造價，每趟油錢耗費7、8百萬，漁業合作費2、3千萬，加上聘僱6、70位船員的成本，營運經費極高。受訪觀察員表示，船公司知道違規被抓所付出的代價，也因而普遍有賄賂島國觀察員的情況。

「不只是台灣，船東的慣性賄賂已是文化，小至300美元（約新台幣8,000元）的膳食補貼，到一趟5,000美元（約新台幣14萬元）的遮口費都有，只是很少會被外界報導，」羅西說。島國觀察員每日海上薪資大約在30～75美元（約新台幣800～2,000元）之間，是全球觀察員計畫中薪資特別低的一群，在海上面對的，卻是千元美金的誘惑。

羅西甚至有一段時間被島國負責派遣觀察員的專員勒索，因為專員知道船公司會給觀察員行賄金，強迫他每次出航要繳交1,500美元（約新台幣4萬元），不然會被分配到船況惡劣的漁船，甚至無法被派遣；其他受訪的資深島國觀察員，也提到類似的陋習。

資深的吉里巴斯籍觀察員塔法瑞（化名）提到，在2015年，部分吉里巴斯觀察員受不了觀察員的安全與薪資條件，發起連署，並拒絕出航一週，吉國政府終於決定對話，並在2017年調漲觀察員合約的海上薪資，但其他的安全條件仍未獲得改善。

塔法瑞表示，紐西蘭曾在觀察員最低安全標準修訂後，提供吉國政府經費，幫100多位吉國觀察員購買每台300澳幣（約新台幣6,400元）的衛星通訊設備，但吉國政府至今未提供，而這筆錢不知去向。「我們有啊！只有在新聞中有拿到，」塔法瑞無奈地開玩笑。

庫克非常感嘆，觀察員最低的安全標準修訂通過，但艾利塔拉卻沒有機會按下那顆他應有的通訊設備SOS鍵，「2020年，我們還是失去了艾利塔拉。如果吉國政府按照規定，也許這場悲劇就不會發生。」

2020年10月中，艾利塔拉案件的調查有了遽變──從一開始的「疑似他殺」，轉為「高血壓自然死亡」。

我們獨家取得了艾利塔拉上船前的健檢報告，發現他並無任何高血壓或心臟相關的慢性疾病紀錄。

《報導者》於2020年10月20日向吉里巴斯的調查官烏巴托伊（Mamara Ubaitoi）以電子郵件確認，他回應：

「調查仍在進行，我們還不滿意新的法醫所提供的報告，仍在尋找另一位獨立的、和公司沒有關係的法醫。」

烏巴托伊確認，這位紐西蘭籍法醫，從未踏上吉里巴斯一步。也就是說，這位法醫並沒有親眼看到屍體。吉里巴斯警察署署長托坎塔塔克（Loeru Tokantetaake）以電子信件回覆《報導者》，雖然穩發在2020年10月中交付保釋金、辦理離港手續，但調查仍未結束。穩發繳交了10萬澳幣（約新台幣215萬元）離港，在索羅門經濟海域重啟捕魚作業。

我們多次聯繫穩發漁業，公司公關在電話中低調回應我們：

「艾利塔拉的死我們也很遺憾，我們就是盡量低調好好配合吉國政府的調查，但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無法透露細節。」

他們僅透露，穩發確實在吉里巴斯聘僱一位律師協助調查，並且表示在調查期間，船員的薪資都有如期支付。

漁業署署長張致盛，針對艾利塔拉的調查進度回應《報導者》：

「我們漁船如果是做錯了，就是回歸司法，不需護短，迴避或掩飾，該怎樣就怎樣⋯⋯。但如果是因為生理或其他原因，也不應該歸咎是我們船東有問題。」

「目前看起來，最後他們（吉里巴斯政府）讓穩發離開，是沒有證據證明這個人在船上受到暴力或不合理待遇。船東給我們的訊息，錄影帶都很清楚，整個過程都沒有人進去他的房間⋯⋯。」

「第一份驗屍報告是推測（他殺），後來第二份報告，就沒有證據說是他殺的嫌疑⋯⋯。如果在吉里巴斯有這樣（他殺）的事實，回到台灣該做的裁罰，我們還是會做。但目前還沒有相關的證據⋯⋯。」

艾利塔拉的死因依舊撲朔迷離，雙方政府和船公司都有各自的態度。

離世觀察員的調查，時常因缺乏調查機制，真相如沉入大海的石頭。至今8成以上通報案是沒有結案報告、死因仍然不明、甚至是完全未展開調查；全球17個區域漁業管理組織，包含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在內，僅有4個有制定觀察員死亡或失蹤的處理流程。在資訊極度不透明的情況下，導致調查也特別困難。米切爾不斷地強調，「沒有能反映實際情況的數字、足夠透明的資訊提供調查，沒有辦法真正改善問題。」

艾利塔拉案的調查起初給了家屬一絲希望，但調查方向的急轉彎，給家人非常沉痛的打擊。家屬不斷向警方取得驗屍報告，卻屢次被拒，但穩發公司卻能僱用法醫和律師，取得這份報告。艾利塔拉姊姊妮可拉在之後持續與我們保持聯繫，截稿前她傳來訊息：「他們（穩發漁業）有權有勢又精明，我們只是一個貧困的家庭，想要一個合理的結局。」

「我們不希望任何觀察員，或是任何家庭，再需要經歷像我們一樣的痛苦。不論是意外，還是謀殺，觀察員的死亡總是被忽視，沒有公平公正的調查。」

戴維斯曾因哀痛一位在海上死去的觀察員好友，創作一首關於觀察員歌曲，表達對他的思念。他生前曾在甲板上彈奏烏克麗麗，唱著這首歌，其中一句是：

「有些人聽說他失蹤了，或許他已經被找到了。」

這首歌諷刺地成了戴維斯的主題曲。3年前，戴維斯的父親在未能求得兒子死亡真相之下，也離開人世。

而艾利塔拉的離世，留下了患有心臟疾病的妻子、4個孩子在吉里巴斯的拜克曼島 （Tarawa）。她沒有倒下，自籌7,000澳幣（約新台幣15萬元）舉辦喪禮，並藉由一些組織的幫忙，在群眾募資平台上募得約5,000美元（約新台幣14萬元），她善用這筆費用，繼續送孩子上學、購買所需藥物，並在家門口開了間雜貨店，兼賣小吃，維持生計，同時賺取聘請律師的費用，繼續調查真相。她也和其他兩位吉里巴斯觀察員的家人，在Facebook上組自救會，安慰彼此喪親的苦痛。

艾利塔拉的妻子和4個孩子，總會在艾利塔拉每次上飛機時，在跑道的鐵絲網外，向飛機揮揮手，與爸爸說再見。最小的兩歲兒子貝貝（Bebe），不知道爸爸再也回不來了，仍在等待他回家。

「我們想看到的是觀察員計畫有正向的改變，艾利塔拉的犧牲，希望能換來更多觀察員和觀察員家屬的平安，而我覺得這一切正在發生，」妮可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