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新（化名）熱情地向我們打招呼。第一次見面，我們約在高雄前鎮附近的熱炒店，那是許多觀察員回港後，常去聊天小酌的地方。

但應徵上後，受訓3週、加上1週的船員訓練，就倉促上船。受訓期間，他們只有一次到東港魚市場練習辨識魚種以及測量魚身，另外還有半天到漁業署的「漁訓貳號」了解船上通訊設備；其他時間，則是在漁業署高雄前鎮的辦公大樓裡上課，準備紙筆考試測驗，過程中，從未真正上過靠岸的漁船。

3週的課程包括魚種辨識、魚體測量、耳石和生物樣本採樣，及漁業相關法規的認識等，大量龐雜的資訊，必須要在短時間內吸收。海上工作險象環生，觀察員在出航前只能紙上談兵，即使是有相關經驗的瑞新也不禁感嘆：「之前有耳聞（觀察員海上工作）滿誇張，但不知道有這麼誇張，是上了船才懂得海上的遊戲規則。」

瑞新實際出航經驗中，其中兩趟違規情況相當猖狂。

一趟是台灣籍船長，對瑞新的態度很差，每當瑞新要回報時，船長會在旁邊盯著他看，他做漁撈日誌的回報都需要經過船長同意，如果回報的捕撈數據不一樣，船長火氣就會上來。有時會跟他說，大目鮪配額很快要超額，直接要求瑞新寫跟船長漁撈日誌上一樣的數字，配合一下。他也推估大概每次起鉤，平均都會混捕到3、40隻禁捕的黑鯊，如果風浪不大，瑞新就會看到他們把鰭割一割，魚身丟掉，魚鰭包一包便放入冷凍艙。同樣禁捕的花鯊雖然比較少，一趟下來仍有將近10隻。

另一趟是中國籍船長，也讓瑞新不好過，因為該船同樣非法捕撈黑鯊和花鯊。黑鯊在中西太平洋區是禁捕魚種，花鯊更是全世界洋區都禁捕，這艘漁船卻仍明目張膽非法捕撈，外加割鰭棄身。

「船長心情好時，還會拿這些魚翅在船上煮給大家吃，」瑞新苦笑道。

瑞新某次結束任務返台，瘦了至少10公斤──在海上生活時常營養不良，曾經長達1個多月只吃米飯。有一次睡在滿是臭蟲的角落6、7個月，被咬到發狂，手腳部分皮膚潰爛。

惡劣的環境他都可以忍受，但讓瑞新真正離開的原因，是海上依舊失靈的監管機制。

觀察員每週需要回報漁獲資料以及船上狀況給漁業署，但用來回報的衛星電話，就在船長室，需要經過船長的同意才可使用，觀察員因此難以在船上回報真實的情況。即使有些觀察員堅持回報真實狀況，後來船公司知道誰是「抓耙子」，反而惹禍上身。

「那麼認真到底在搞什麼，你無能為力。要嘛就跟他們在那混，看不下去就離開吧！」瑞新帶著失望的語氣說。後來瑞新在船上大多會照常填寫漁獲數量，但違規事件就不敢記錄，「保護自己還是比較重要，」他聳聳肩。

除了非法和超額捕撈，遠洋漁船常見的違法，還包括「洗魚」。

另一位在黃牌後加入觀察員行列的方齊（化名），過去也曾做過海洋相關工作，最後帶著憤怒與失望離開觀察員的崗位。他其中一次出航，在海上10個月，就碰到3次「洗魚」。

「其他同梯的頻率差不多，魚艙3個月就滿了，」方齊說。

海上的「洗魚」和陸地上的「洗錢」概念相似，代表著龐大的漁撈黑數，指的是這批魚由誰、在何地、用何種方式捕撈，無從得知，也正是海洋資源枯竭的關鍵原因。

他提到兩種洗魚方式：一種是在海上轉到別艘船，一種是挪用國外的配額。在海上，船長會在夜間關掉漁船定位系統（Vessel Monitoring System, VMS）6到8個小時，然後在會船時把魚「洗」到別艘船上。另一種是用島國、或是非洲國家的配額，再用進口名義轉回台灣，「船東會跟當地官員喬，在報關資料上有對方官員的蓋章，報關資料寫是從他國進口，不是台灣自己捕，也是另外一種洗魚。」

「我們後來為了自保，有沒有違規？沒有。洗魚？沒有。」方齊與同梯的觀察員，11人中，就有5人離職。

根據對外漁協各年度預算書，每年要維持79位在職觀察員，但從2017年到2020年6月，3年內就有82人離職、退訓或是遭資遣。受訪的新聘觀察員這樣形容流動率：

「每個月都有觀察員在受訓，隨時也都有觀察員離開。」

「船上的生活還有船上的適應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這個要強迫他留下來是不切實際啦！」漁業署署長張致盛接受《報導者》採訪時，針對觀察員的高離職率如此回應。觀察員的工作長期暴露在高風險環境中，加上一年一簽約聘制，離職率相對其他行業高，但《報導者》接觸到、近期離職的數名觀察員表示，最終讓他們黯然離開的原因，並不是船上生活的辛苦，而是他們無法落實監督的責任。

一般觀察員在船上，每週要向漁業署用衛星電話回報捕撈數據以及海上狀況，出航結束後再繳交觀測報告。多數觀察員為了在自保與監督之間取得平衡，不會在船上據實回報，而是在回港後，於觀測報告中的「回報本次航程總結」，寫下船上的違規行為，並交給漁業署。

冠中就選擇在回港後回報漁船違規行為，但他認為觀察員和漁業署之間資訊不對稱也不公開，他無法確認後續該船有沒有受到裁罰。他表示，因為漁業署可能需要蒐集足夠證據才能開罰，加上審查的案件在公部門體系的程序冗長，即使沒有出現在名單上，有可能期程還未安排，但這些過程，對觀察員並不透明。

這樣的生態是讓冠中離開觀察員一職的主要原因：

「我無法得知此份紀錄報告是否有用，因此我個人認為失去為此貢獻的意義。」

另一位黃牌後觀察員奇維（化名）在工作期間，在駕駛台觀測，看到船長與船員把鯊魚拉上甲板，漁工將十幾二十隻鯊魚鰭割下，順手海拋魚身。奇維沒有選擇在船上回報，但他表示折衷的方式，就是兩份資料：在船上的每週回報，以及回港寫下實際狀況的觀測報告；但後續漁業署如何處理漁船，他也不清楚。

觀察員出任務，在孤立無援的海上，得要摸索出自己的生存模式，同舟要不要和船長共濟，要回報還是自保，都成為兩難。他們的工作合約第15條白紙黑字寫著「應每日據實填寫報表」，成了一段讓許多觀察員感到無奈又諷刺的文字。

為了符合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Fisheries Commission, WCPFC）對「大釣與小釣船各5%觀察員涵蓋率」的要求，新聘的觀察員表示，派遣的原則以「兩次小釣船、一次大釣船」為標準，但小釣船普遍空間擁擠和設備老舊，新聘觀察員派遣上船就跟新兵抽籤一樣，像瑞新這樣碰到船況差的小釣船，也只能硬著頭皮上去。有時在國外港口或是運搬船轉運登船，不能在派遣前先了解船況，也沒辦法先和船東船長打過招呼，就直接登船，風險又更高。

這也是在歐盟黃牌之前，觀察員制度難以達到小釣船5%標準的主因。但在國際壓力下，漁業署似乎沒有選擇，短時間內只能先硬派觀察員上船。而觀察員的涵蓋率在2018年達到歷年高峰，在2019年黃牌卸除後，涵蓋率就明顯下降。

除此之外，也因為考量觀察員安危，使得漁業署難以真正地「隨機」派遣。

幾位熟悉漁業署業務的受訪者低調表示，漁業署也知道，有些船隻船況太糟、或是船公司暗示觀察員上船不會讓他吃好住好，怕觀察員安全會出問題，很難派人上去。

「其實都是喬好的啦，有觀察員的，就有配套措施給你，不然就是本身船況好，數據比較好弄，會讓觀察員優先上去。你可能發現一、二、三年都派同一艘，一直都沒派到的，可能就是船公司不讓他上去，」熟悉漁業署業務的的陳文中（化名）尷尬地笑著說。

辦公室位在屏東東港的台灣鮪延繩釣協會祕書長何世杰，與台灣100噸以下的小釣船船東長年都有密切的互動，他在接受我們採訪時也說：「觀察員本身比較不喜歡上我們小船，因為空間小⋯⋯有的時候我們漁船到海外時，觀察員去看我們漁船之後，他就不願意上了。」

因為漁業署有時會提供鮪魚捕撈配額、或其他優惠，作為接受派遣觀察員的獎勵，這些接受重複派遣觀察員的船公司，有可能更願意配合漁業署衝觀察員涵蓋率的目標。儘管如此，還是難以達到真正隨機派遣。

「政府跟船公司，其實就是一起把戲演好，」陳文中也表示，在歐盟祭出黃牌後，漁業署被夾在國際壓力和業者反抗之間，妥協的結局，就是一起演好一場戲。

這5年以來，國際的壓力排山倒海，政府明白改革之必要，努力進行超前部署。

民間業者也在國際趨勢下，意識到漁業監管改革迫在眉睫。

現在不論是國際組織，或是大型連鎖超市等下游水產品購買者，逐漸開始要求國際水產認證，例如國際組織海洋管理委員會（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的「MSC認證」，就有要求船上必須要派觀察員。

「台灣漁獲以出口為主，愈來愈多漁獲都必須要國際認證，若這艘船沒有觀察員，就沒辦法取得認證。這樣的趨勢下，業者也必須進步，政府也輔導他們，等於是跟上國際趨勢，過程中有點辛苦，但沒這樣做，除非要離開這個產業，」漁業署遠洋漁業組簡任技正吳明峯強調，國際市場端的聲浪，確實是讓業者慢慢地改變過去討海人「海派」作業的關鍵。

張致盛亦在受訪時提到，業者從「海是大家的，為何不能捕？」的過時觀念，慢慢理解這5年來大環境已經變得很不一樣，「有些企業甚至走在比較前面，開始遵守國際的規範，甚至走到企業社會責任，這是在過去5到10年沒有的思考。」

業界也宣稱，他們逐漸能接受觀察員上船。何世杰長期協助船東適應市場的變動，多數船東向他表示，他們樂見觀察員上船，因為可以協助他們處理文書行政，使用電子設備，幫他們排除航位回報等等的問題，甚至在船長被誤會有違規的時候，能夠幫忙作證，「他們對觀察員感覺是，他們多了一個幫手。」

但台灣遠洋漁業政策的超前部署，卻難以抵過漁業界慣性的「人性」治理。

受訪的觀察員大多認為，這些「治標」的應對方式能改善的很有限。多數觀察員回報違規的行為，漁業署仍未有妥善且透明的處理程序；所有受訪的觀察員也認為，就算有個人的衛星電話，為了接到天線，還是要到船艙外使用，便難以在感到安全的情況下，據實回報船上情況。

雖然大部分觀察員並不會特別在意是否簽了保密條款，但因為其中規定離職後也要保密，因此少數離職觀察員，仍會擔心因此被找麻煩，而必須匿名接受《報導者》的採訪。

方齊就曾被漁業署長官提醒，「離職後不要亂講，亂講可能涉及偽造文書。」也有長官在他受訓時，向他同梯的觀察員們說，在海上看到的事情和拍的照片都是機密，亂講要負法律責任。

這樣的保密條款不是只有台灣有，我們越洋專訪專業觀察員協會（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 Observers) 會長米切爾（Liz Mitchell），她表示許多觀察員計畫也會要求觀察員要簽保密條款，但通常規定都很模糊。「觀察員很常反映，不知道哪些他們可以說，哪些不行。加上觀察員都是約聘制，可能隨時會被資遣，因此普遍都會害怕談論任何工作的資訊。」米切爾認為，有些對全球漁業資源管理的重要資訊，持續不公開透明，是造成漁業監管不實的根本原因。

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中西太平洋鮪魚專案經理庫克（Bubba Cook），主要負責區域的鮪魚資源保育，他也強調觀察員第一手紀錄的準確性一年比一年重要，尤其在這5年來，鮪魚資源枯竭每況愈下。

「觀察員的紀錄是第一步，如果觀察員的資料可信度是受到質疑的，沒有辦法真正落實漁業資源的管理。」

庫克非常了解區域組織的觀察員運作，不只是台灣，許多國家的觀察員也都還是要處處妥協，「人性還是人性，我們不可能完全杜絕海上非法活動，但主管單位可以確保觀察員是受過良好訓練和被周全保護的，這是主管單位的責任。但我們時常知道的是，觀察員在海上，光是聯繫主管機關說『我被威脅了』都沒辦法，主管機關沒有建立和觀察員的信任和取得觀察員的尊重，那觀察員很難有動機去提供真實的資料。」

庫克強調，主管單位有沒有心，成為讓觀察員信任的後盾，並願意把資訊透明化，才是改善漁業監管制度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