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總是強調『改變台海現狀的不是中國，而是台灣』，暗示台灣過去30年的民主化是錯的、不好的、是『挑釁中國』的。」對於「沖台對話」感到失望的台日記者之一，即是《東洋經濟》的劉彥甫，「如果這誤導性的言論繼續擴散，不光只是沖繩、甚至連日本傳統左翼都可能被影響而懷疑台灣。假如那一天台灣真的有事，這些情緒會不會成為國際社會支援台灣的政治阻礙？」

台灣出生、但自小就一直在日本生活的劉彥甫，是日本新聞圈新一代的「知台派」媒體人。求學期間，他在早稻田大學師從日本的台灣政治研究泰斗若林正丈。畢業後，劉彥甫成為日本財經雜誌《東洋經濟》的記者，除了躬逢其盛地記錄了這幾年的「台灣熱」，劉彥甫的台日雙重背景，也讓他長期關注日本國內對台海危機的政策風向以及討論盲點。

劉彥甫對《報導者》表示，就日本的觀點，台海軍事力量的失衡是事實，解放軍「目前」還不具備跨海登陸台灣的取勝實力也是國際的共識；但質疑意見卻認為，如果台海並沒有爆發戰爭的「迫切風險」，以日本、美國為首的鄰近國家，此時在第一島鏈的強化部署，就是「針對中國的戰略挑釁」。

這種論點也是「沖台對話」論壇中，反戰論述的主要觀點。由於沖繩不僅離台海衝突區最近，也是駐日美軍與日本自衛隊封堵中國的軍事重點，因此「台灣有事下的沖繩」亦成為日本左右派交鋒的政治槓桿。

劉彥甫認為，雖然「沖台對話」的立意良善且非常必要，但目前的發展，恐讓台灣與沖繩的彼此嫌隙與認知鴻溝更為惡化，甚至被刻意扭曲的論述誤導、壟斷發言權。例如對話反覆出現的爭議言論──特別是來自中國與台灣的受邀講者──主張「『台灣有事』並不存在」，甚至呼應中國統戰論述，反藉「沖台對話」之名，對沖繩聽眾進行反對台灣加強自主防衛、甚至反對台獨的宣傳。於是，亦有沖繩媒體人順著對話氣氛，半開玩笑地表示：「台灣別找事，就不會給沖繩與日本帶來困擾。」

「癥結在於，台灣與沖繩互不了解對方的歷史與痛苦。」劉彥甫強調：「沖繩不理解台灣過去30年的民主化成果，以及台灣人長期被國際孤立的委屈與恐懼，所以才很容易認為『台灣有事』是被美日煽動的結果、甚至誤解台灣是台海不穩定的『麻煩製造者』。」

「但台灣人也常被日本右翼影響，以為沖繩就是『反美親中』，這也不是事實。」劉彥甫說：「沖繩人對於軍事極為敏感，這並非針對台灣，而是因為二戰沖繩戰役的傷痕、以及他們至今得面對美軍基地壓力與不公平待遇，都讓沖繩真很難不對『台灣有事』的氣氛懷有戒心。」

「我希望台灣人理解，沖繩不需要軍事基地。」為了理解反戰抗爭的真實觀點，前往沖繩採訪的《報導者》團隊，專訪了與美軍統治、日本政府周旋超過半世紀的反美軍基地運動家──被地方稱為「沖繩衝組第一人」的山城博治。他的故事不僅是歷史的活見證，也濃縮了沖繩人被軍事政策宰制的血淚與不甘心。

接受《報導者》專訪當天，山城博治特別指定在沖繩市的美式購物中心見面。對於這位總在抗議現場一騎當千、今年75歲的衝組老將，選在少男少女的流行專櫃前受訪，畫面似乎非常突兀。但這座充滿熱帶元素的美式商場，其實正是沖繩基地問題的「歷史現場」。

戰爭讓沖繩失去了一切，為了活下去，山城博治的父親只能為美軍基地工作，一家住在嘉手納空軍基地附近。但戰後沖繩的貧窮以及戰爭的陰影，卻隨美軍基地的存在而始終揮之不去，「1960年代，越戰爆發，沖繩成為美軍參戰基地。我還記得美軍的B-52轟炸機常飛過我家的屋頂。我那時12歲，就已清楚這些轟炸機是要去越南殺人的。」

「1968年11月我剛上高中，一架美軍B-52轟炸機在嘉手納基地墜毀大爆炸。機場跑道被炸出近一個近10公尺深、18公尺寬的大洞，半個沖繩島都能感受到了爆炸的衝擊波。大家當時都嚇壞了，美軍還得出面『主動闢謠』強調這不是核彈爆炸──但我們直到很久以後才知道，美軍當年在沖繩祕密部署的核彈頭，還真的只離墜機點幾百公尺而已。」

山城博治與沖繩學生運動，很快就迎來歷史的轉折點，因為1969年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與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公開宣布協議：沖繩將在1972年返還給日本，但作為交換，美軍卻會持續留在沖繩。1970年《美日安保條約》續約，引爆日本的第二波反安保運動。當時升上高三的山城再次號召罷課封鎖校園，但這次卻遭到強力鎮壓，「當時學校給我一份認罪文件，脅迫我按壓指紋──如果我照做，學校還可以給我修業證書，否則連我的高中學籍都會被直接註銷。」

「但我拒絕畫押，因此被逐出校園、強制結束我的中學時代。直到46年後，為了抗議日本為美軍建造新的基地，我在2016年又被逮捕。警察當時也要我簽名認罪，說只要我願意畫押就能立刻獲釋──我感覺就像高中時被迫按指紋一樣。」

「2022年是沖繩返還、回歸日本的50週年。但回看這50年，我們的處境似乎沒有任何改變──軍事基地仍然集中在沖繩，人們的生活仍然因為軍事化的代價而貧窮、被壓得喘不過氣。」

「不論是美軍還是自衛隊，我希望所有的軍事基地都能完全撤出沖繩，」山城博治表示，「縮減基地規模」只是沖繩訴求的最低標準，他個人的目標是沖繩的去殖民化，因此讓沖繩去軍事化，也就成為達成解殖目的的關鍵手段。

他認為，美國與日本在沖繩增強軍事部署，只會刺激中國加倍投入東亞軍事競賽，但在這種惡性循環下，沖繩所背負的軍事風險與基地壓力只會愈來愈大，造成的不信任感更只會讓戰爭風險劇增。因此，沖繩反戰團體的最終理想，不只是撤除基地，更希望以沖繩為軸的第一島鏈能「去軍事化」，成為東西緩衝的中立非軍事區。

「『台灣有事』是騙人的說法！中國沒有理由侵略台灣，因為台灣並沒有宣布獨立。」

山城博治強調自己當然不希望台灣被攻擊，但做為一位強烈的疑美派，他認為美日以台灣為名對中國強化軍事部署，只會促使中國「被迫出手」，進而發生「像烏克蘭一樣」的狀況。

但山城所表達的想法，也是沖繩與台灣之間，一直很難就「自我決定的未來」彼此理解的原因：對於台灣來說，來自中國的軍事壓力與武力犯台威脅，是確實存在的恐懼，而台海的「維持現狀」遠非是靜態、或只要國際不插手就能持續不變的事。

美軍基地的存在與美日同盟對沖繩利益的犧牲亦是真實，因此沖繩歷來也一直有意見認為：琉球獨立運動追求的自由，是要擺脫美軍基地與日本差別政策的「去殖民化」。但台灣獨立運動卻為了脫離中國，而回頭尋求美國與日本這些既定霸權的支持──雙方道不同，不相為謀。

於是，台灣有事的緊張局勢，反讓沖繩加深了戰爭與和平二元論的急切感，對於山城與其他反基地運動者，他們的反軍事立場也不可能有「再退一步」空間。

不過，傳統的反基地團體與知識分子，是否能代表沖繩的主流意見？過去幾年──特別是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其實正面臨在地相當大的質疑。

長期研究沖繩基地與地方政治認同問題的明星大學教授熊本博之，在2022年9月沖繩地方選舉後，連同早稻田大學、琉球大學等跨校團隊，對沖繩縣民進行民調，結果顯示：雖然沖繩縣民強烈表態「美軍基地集中在沖繩很不公平」、「日本不理解沖繩所遭遇的困境」，但超過81%縣民都認為「中國的軍事擴張正在威脅日本安全」，「支持自衛隊強化戰力」與「支持日本深化與美國軍事同盟」也都高於反對比例。

換句話說，儘管沖繩人非常不滿美軍基地與經濟發展遲滯，但對於中國軍事威脅與國家安全的認知，卻與日本本土意見一致、甚至更為明顯。

熊本教授團隊的調查，更發現沖繩的反基地運動，正面臨非常嚴重的世代斷層──例如在18～34歲的年輕受訪者中，就有55%認同「國防政策的決定權在於中央政府，因此民間的反基地只是徒勞無功」，是全年齡層態度最為悲觀的一群。

此外，在政治團體好感度的問題上，65歲以上沖繩人對於「反美軍基地公民團體」的好感度是58%、惡感度是21%，力挺姿態非常明顯；但在49歲以下、也就是沖繩回歸日本以後才出生的各個年齡層，卻都表達出「非常不信任」反基地團體的傾向，其中在18～34歲的年輕族群裡，對反基地團體抱持好感者只有15%、惡感度卻高達42%。就好惡對比來看，相較於力推軍事強化政策的自民黨、現任首相岸田文雄、或已故的安倍晉三，沖繩年輕族群甚至更不信任反基地團體。

儘管研究團隊並未進一步解釋，沖繩受訪者所理解的「反基地團體」指的是誰？又或者為什麼年輕世代雖然不滿美軍基地的壓力，卻不信任傳統社運團體的和平倡議？但其結果卻證明了沖繩政治參與的世代歧異，與高度矛盾的立場複雜性。

但正因如此，許多新一代的年輕運動者更積極於跨界對話──其中30歲世代，來自石垣島的宮良麻奈美，不僅是「沖台對話」的講者之一，亦曾被京都大學的「認識台灣」講座邀請，更是沖繩新世代中，對於台灣經驗最感興趣與行動力的新世代運動者之一。

「直到幾個月前，我都很害怕和台灣人接觸。」在接受《報導者》採訪時，石垣島出身的宮良麻奈美坦率地表示：

「因為在沖繩和平問題上，以前只要有台灣人來接近我，常常都會變成專程來『論破』──目的只是為了用自己的意見駁倒對方，卻沒辦法真的理解彼此的不同。」

宮良麻奈美是石垣市公民投票要求會的代表，也是沖繩反軍事和平運動的新一代意見領袖。2018月7月，當時的石垣市政府突襲式批准了自衛隊在島上開設基地。宮良麻奈美與錯愕且極為不滿的市民團體，於是發起自救行動，並於1個月內募集到了全島37%居民簽名的公投連署書，要求石垣市政府依法舉行「自衛隊基地進駐的全島公投」。

石垣島的反基地運動，最初起點是土地開發爭議，因為自衛隊基地的選址不僅涉嫌圖利特定議員，也破壞島上最重要的水源與保育鳥類棲息。根據《石垣市自治條例》的原本規定，只要四分之一島民連署公投，石垣市府就必須尊重人民意志舉行投票。但大力護航自衛隊駐島的保守派市長中山義隆，卻趁著行政審查的時間間隙，強行廢除這條連署規定，全面否決了島民的公投申請。自此之後，宮良麻奈美就一直與石垣市府打官司，希望奪回石垣人被剝奪的公民權利。

但隨著國際局勢的惡化，除了台海緊張讓石垣島同感壓力，自衛隊也不斷在島上增駐各式飛彈，石垣島的基地抗爭運動才從地方自治爭議，快速上升成高度敏感的國家安全問題。但從環境議題演變成政治抗爭的過程，卻讓許多原本的參與者感到巨大壓力，「石垣島畢竟是個小島，大家都彼此認識。年輕人要參與抗爭的心理壓力與代價成本非常大，甚至很多參與運動的人，在媒體前面也都是把臉包起來，」宮良麻奈美說。

但她卻認為，要突破封閉保守的離島政治，就需要更多外來交流的經驗與刺激。而引發爭議且過程一團混亂的「沖台對話」，其實也是宮良麻奈美認識台灣的重要起點。

「沖台對話第一場研討會，就在沖繩本地引發了不小風波。主辦單位當時希望沖繩民眾能搞清楚台灣的想法，於是邀請了兩名不同立場的台灣學者，希望能代表台灣朝野意見。」宮良麻奈美表示：

「其中一名學者再三強調『政黨輪替兩岸關係就會和緩』，這在網路上引發很多台灣人強烈批評；另一名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的學者則強力支持美日軍事圍堵中國，感覺像在暗示『我們只有戰爭這個選項』──這種論點在沖繩人的耳裡就和日本極右翼一樣，完全無法接受。」

2023年2月舉行的第一場沖台對話，讓台灣、日本與沖繩三方在網路上吵成一團，主辦內部對「跨國對話」的效果也有疑慮。因此，4月的第二場沖台對話，主辦單位的邀請方向就轉趨保守，同時也以「新世代年輕人對話」邀請宮良麻奈美出席。

「坦白說，此前我並不理解台灣面對的生存困境。因此在現場聽他們提倡『兩岸和解』、『經濟共榮』、『逐步和平統一』的說法，對當時的我聽來並不覺得奇怪、反而容易理解。」但這種感覺很快就被敲醒，「第二場『沖繩台灣對話』結束後，京都大學的駒込武教授打電話給我，告訴我論壇說法在台灣其實是非常偏頗極端的意見，於是我就被教授拉去京都大學參加的『認識台灣』講座，與中研院台史所的吳叡人老師同台對談。」

在認識台灣講座前，長期研究台灣殖民史的駒込武，就發現「台灣有事」的新聞焦慮感，已引發台灣、日本與沖繩知識圈的彼此緊張、甚至對立情緒。但台灣和沖繩，其實同樣都面臨著「無法自決」的命運──沖繩面臨來自日本的壓迫，而台灣則面臨中國的壓迫，因此在討論怎麼阻止「台灣有事」之前，找到共感、澄清誤會、進而在理解彼此的前提下「真誠確認彼此不能妥協的底線」，反而才是眼下交流最該做的事。

宮良麻奈美強調，京都大學的「認識台灣」講座，對自己而言是相當大的震撼教育，但她收穫最大的原因，並不全來自於吳叡人與駒込武的演講與深厚研究，而更是透過與場內場外的直接互動，進一步與台灣新生代研究者對「沖繩與台灣的自我決定權」的觀點交流。

「在『台灣有事』的話題上，我發現沖繩人與台灣人在交談時，很容易爭論『誰的理解才是對的』，」宮良麻奈美說，「以沖繩人的立場來說，16世紀至19世紀琉球作為獨立國家的繁榮與和平，仍是我們認同裡很重要的記憶；在日本併吞、二次大戰之後，沖繩至今仍無法擺脫『軍事殖民地』的壓力。但台灣人的恐懼亦是真實，否定『台灣有事』並沒有理解台灣人在目睹了中國對於西藏、維吾爾和香港的鎮壓肅清之後，『下一個就會是台灣』的危機感。」

「現在回看第一次的沖台對話論壇，我感覺台灣來的講者一直在找『戰爭會爆發』的原因，而沖繩的講者則一直在找『戰爭不會爆發』的理由──雙方都在尋找、並說服對方接受自己想要相信的理由，這或許就是雙方第一次的試探。」宮良麻奈美表示：

宮良麻奈美表示，她雖理解台灣必須為了對最壞狀況做包括軍事的一切準備，但在沖繩人眼裡，不斷放大「戰爭的覺悟」的抗戰氣氛，卻讓沖繩想起自己的慘痛歷史而不安，「因為戰爭毀滅的不只是生命財產的物質現實，精神性的制度、文化等都會隨著戰爭一起被毀滅。這就是我們在沖繩戰裡，血淋淋的經驗。」

「台灣人當然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宮良麻奈美強調，她並不反對台灣加強軍事力量，亦不針對日美同盟對於救援的戰略立場；如果目的只是要確認軍事保障，在國際現實主義下，台灣只需要和美日對話、根本不需要顧慮沖繩人的問題，但如同吳叡人的著作所提，「在大國權力的宰制下，這種自私的立場是所有弱者的悲劇」，因此宮良麻奈美也非常希望在彼此還有餘裕的現在，透過對話讓台灣人能明白沖繩的絕望：

「沖繩人從來沒有機會為自己而戰，從二次大戰、到現在討論的『台灣有事』，沖繩似乎總被迫為別人而戰。」

與吳叡人、宮良麻奈美同台對談的京都大學博士生張彩薇對《報導者》表示，不僅是台灣有事，沖繩與在面對地緣政治問題時，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島嶼處於「帝國夾縫」的無奈，許多人主張國際政治就是現實主義，但小國一時能靠勢站穩腳跟，對於生存的不安全感，卻無法從大國政治得到踏實的保證，「所以我們有沒有辦法脫離大陸國家的思考方式，建立島嶼彼此的規則與連結？」

張彩薇強調，抵抗中國侵略意圖的手段，除了軍事力量以外，也包含外交、經濟、文化、人民意志的共情與彼此支持。而沖繩台灣對話的交流過程裡，充滿了很多因為不理解所導致的偏差性，但透過不斷的對話、理解與接觸，沖繩知識圈與社會輿論，確實也慢慢能理解「台灣有事」在軍事對抗以外的其他樣貌。

例如，2023年9月的第三次沖台對話，就邀請了多名中國學者出席分享他們理解的台灣問題。演講中，雖然中國學者反覆強調「台灣有事是虛構的」、「中國追求和平統一的心意從未改變，煽動局勢緊張的責任來自於台灣當局」，但沖繩聽眾卻能單刀直擊的提問：「在看到香港的下場後，世界該如何信任中國的和平統一？」、「如果台灣人公投獨立，中國又會如何回應台灣人的民主意志？」

對此，中國學者現場表示，「香港仍是一國兩制的成功故事，就算是在港版《國安法》之下，香港市民依然能『合法遊行』。」至於台灣獨立的公投問題，他們則複誦了中國官方說法──無論有沒有公投，「台灣的前途都只能由全體中國14億人民決定。」

但這樣的回應，不僅當場就遭到沖繩學者批評，共同協辦講座的《沖繩時報》也質疑，中國雖然口頭支持沖繩的和平理念，但在壓迫弱小的態度上，卻讓沖繩人想到自己被美國與日本差別對待的歷史，「這不叫作尊重人民的自決權，而是另一個大國的霸權嘴臉──這種表情，沖繩已經看夠多了。」

「和日本、美國比起來，台灣和沖繩都是力量薄弱的島嶼，所以一旦好像稍微往中國靠近一點，就會被當成『親中派』，搞得我們也戰戰兢兢。」宮原麻奈美表示：

「現在，我也開始有信心能和台灣交換石垣島與沖繩人的故事與想法。」訪問結束後，宮良麻奈美也特別向《報導者》採訪團隊發來一封補充信，她說自己正在積極學習中文在內的其他語言，並很希望能和不同意見持續對話：「我想繼續研究我對台灣的誤解和不瞭解。我也希望台灣人能以同樣的心情瞭解沖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