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植：1950年，由莫里斯．埃爾佐（Maurice Herzog）率領的法國遠征隊登頂了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納（Annapurna），開啟了8千公尺巨峰的首登年代。直至1964年，中國隊登頂希夏邦馬峰（Shishapangma），全數8千公尺山峰頂皆已印上人類的足跡。

自此，以8千公尺為舞台的挑戰分為三個支線：一是以更困難的大岩壁或稜脊為目標的「新路線」；其二則是不使用輔助氧氣的「無氧攀登」；最後則是1980年，由波蘭冬攀教父安德烈．薩瓦達（Andrzej Zawada）率領的聖母峰冬攀為濫觴的「冬季攀登」。這些挑戰都有個共通點：以更為艱困的條件與環境，將攀登的可能性及人類的潛能，推進到更高遠的境界。

新路線的攀登永無止境，只要想像力足夠，永遠能夠找到未有前人踏足的路線。而無氧攀登的年代啟於登山皇帝梅斯納（Reinhold Messner），也終結於他，1986年梅斯納成為首位不使用輔助氧氣、登頂全數8千公尺巨峰的登山家。

1980年代，以薩瓦達為首的波蘭菁英登山者，以「冰峰戰士」（Ice Warrior）之名橫行世界高峰。他們錯過了喜馬拉雅巨峰首登的黃金年代，以「冬攀」這嚴苛的風格詮釋高峰攀登的藝術。自1980年聖母峰冬季首登起、至1988年之間，波蘭人完成了7座8千巨峰的首次冬攀。80年代，波蘭就等於冬攀的代名詞。

可以說，K2冬攀，標誌著8千公尺首登的「Last Great Problem（最後挑戰）」。當這個問題被克服，也就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阿果：完成K2冬攀是令人驕傲的事情，那是尼泊爾人民可以慶祝的紀念日時光，因為他們百年來的歷史，是一直被壓抑的、苦力者的情緒，為了生存、為了世界各國探險家工作付出，他們原本不是一心想站上山頂上的人，但隨著社會價值，學會面對現實生活，也學習拉高對自己的存在意義，最後走向山頂的證明。對我來說，登山沒有對錯、也沒有高低貴賤，他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也隨著時代變遷，找到自己生存步伐。

阿果：冬季K2的環境，平均整月都受強度超過每小時40公里以上的季風影響，幾乎不太可能出現一個星期低於40公里風速的空檔，光是要上去架繩運補之類的，都極為困難。但今年反常，有幾次空檔都小於30公里、甚至更低到10公里以內，是有利的攀登條件。

元植：由於K2所在的喀拉崑崙山脈所處緯度，恰好是盛行西風帶的南緣，當冬季西風帶增強時，喀拉崑崙8千公尺巨峰受到的影響就更為強烈。以往冬季，在山峰的高處還會常態性吹颳起時速每小時80公里以上的強風，加上冬季動輒攝氏零下40度以下的低溫，這讓攀登條件嚴苛到幾近不可能。

而K2在喀拉崑崙的巨峰群中，又是特殊的存在。因為祂是獨立山體，不像其餘高峰有山群阻隔，受到風與天氣系統的影響特別明顯；而且又有遠比鄰山高上500多公尺的絕高海拔，這讓冬季的K2擁有比起其餘巨峰更為狂暴的氣候。

我為曾一起相處過的雪巴人感到開心，也期待台灣人也可以跳脫框架，逐漸跟上國際腳步，不斷反省自己，並勇敢的朝夢想前進。

元植：這次完成首登的10名尼泊爾籍攀登者，分別來自3支隊伍。以下隨他們今年冬季抵達K2基地營的時序做介紹：

阿果：在環境給予合適的天候下，才有盈餘思考登頂意義的決定。 在那麼好的天氣助力下，這些人在秋季都已經做好適應了，當人處在不再太擔心生存的情況裡，就有很多想像可以做了，尤其大家都知道，這是最後一座還沒被攻破的冬攀紀錄。

雪巴長期在這樣的極端環境下協助登山者，走在前面開路架繩，一座8千公尺這樣遠征式的攀登，通常無法以一人之力來完成，這群人最後在峰頂上，一起完成會留名歷史的冬攀紀錄，讓人覺得感動。

就我和雪巴相處的經驗來看，因為他們都是尼泊爾人，從過去服務別人、到現在可以為自己國家留下重要紀錄之一，但心態裡其實就如同我跟元植在2019年在K2時一樣，如果天氣跟情況允許，我也一定會想跟元植「一起」上去，這是我認為自己長期攀登的教育養成，一開始就認為，這樣的探險並不是為了國家或個人紀錄、在角逐14座8千公尺紀錄的競爭下成長的關係。

元植：我跟阿果一直在追這次K2冬攀首登日的每一筆新聞更新，看到明瑪．G的Facebook更新到距離山頂20公尺後遲遲沒消息，還在猜測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結果約一個多小時後看到SST的頁面竟然寫：「大家在峰頂下方10公尺等全員到齊，」我們一致的反應是：「天氣竟然好到能夠等人？簡直不可思議！」而且這個等待不是2～3分鐘，是至少1小時起跳。

這反映的是今年冬季K2的氣候反常，正常情況無時無刻吹颳、常超過時速80公里的巨風消失了，那歷史性的1月16日，整天的風速沒有超過20公里。正是這種外在條件讓冬季首登以及共同登頂成為可能。

值得一談的另一個面向，就是對於尼泊爾攀登者們而言，登頂的意義為何？

其實在遠征初期，這幾支隊伍並非最後看到的「合作」關係，反而類似各大商業攀登公司（SST、明瑪．G的「Imagine Nepal」，以及普爾加的公司「Elite Himalayan Adventures」）的一種「競合」狀態。持續追蹤K2冬攀消息的人會發現，初期完全是各搞各的，明瑪．G先到，所以先完成二號營地以下的繩索架設；之後普爾加將進度推到三號營。

轉捩點出現在1月10日，當日，在一波惡劣天氣迫使攀登者回到基地營等待數日後，普爾加率先回到山上，但在二號營卻發現所有帳篷與儲存的裝備都被巨風摧毀。就在這個時間點，他與明瑪．G的團隊合流，共同團結為登頂努力。

而讓兩方展開合作的契機，除了巨風摧毀營地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兩方都將這次冬攀視作讓尼泊爾登山者、尤其是雪巴協作，在世界面前揚眉吐氣的契機。曾經，雪巴人做為輔助西方攀登者的角色，無論是在8千公尺首登年代──比如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與艾德蒙．希拉蕊（Edmund Hillary）在聖母峰首登時的關係──又或是1990年代大規模商業化後，雪巴人幫助太多人登上峰頂完成夢想，但這些貢獻不為世人重視、亦不曾在歷史留名。K2冬攀正是新世代尼泊爾攀登者對世界的宣言。

也正是在這個前提下，他們才願意在最後關頭，放棄個人的成就與榮耀，在峰頂下等全員到齊後，肩併著肩唱著尼泊爾國歌，登上頂峰。

阿果：對於純商業的攀登和吸氧，我本身是可以接受的，本來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夢想。但是，8千公尺高海拔攀登最有看頭的，其實還是在新路線上的著墨；至於傳統路線上，最後的目標只剩下K2這條路線上的冬攀，而傳統路線的攀登，有沒有使用氧，當然免不了是會被拿出來討論的事情。

討論的方向多半會是：能不能再更少使用輔助工具的幫忙，展現出探險的精神？如果無法走出自己的新路線，能不能用比較純粹的方式，來進行攀登？能否真正以自己的力量面對大自然，在氧氣較少的環境下，完成一座8千公尺的山峰？有氧、無氧一直以來都不是我的重點，重點是「如何選擇一種走得更純粹的攀登模式」，但也不需要為此焦慮不安而帶來壓力，試著努力達成共存關係。

跟我爬過山的人都會理解，我只想找尋一種野性，看到人為了生存而展現的畫面，如同山群稜脈，也是透過造山運動赤裸裸地真實存在。人與大自然之間、人類與人類、山與山，是不同對話模式，我曾與雪巴人合作，在國內外攀登過程中救援過一些人；我也曾和國際朋友一起合作攀登，充滿冷暖極限的生死瞬間，共同創作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也將這些在山中領悟的待人處事道理帶回台灣，那是我向山學習到的地方。

元植：我曾經無氧在8千公尺以上活動，亦曾使用過氧氣。深知無氧與有氧這兩種攀登方式之間有絕大的差異。以攀登速度來說，我的經驗是，氧氣開到常見的1分鐘1.5～2公升流量，我的身體的體感可以降低1,500公尺海拔；亦即，我在8,000公尺高度吸氧時，感受與體能大約回到6,500公尺的表現。這中間天差地遠，而且還不算上氧氣對末梢循環的助益，以及預防凍傷的效果。

曾經有個傳神的比喻：「吸著氧氣登8千，就像騎著電動車跑環法自由車賽」，我完全認同。吸氧本質上就是為了登頂，將山的難度降低，去遷就自己的能力。

有人會說，這是明智的攀登抉擇，人都應該選擇對自己的安全負責的攀登方式。但其實這忽略了一點──就算不使用氧氣，「撤退」永遠是你隨時可以採取的選項。

不過，就算是吸氧氣，冬攀K2依舊十分困難，能成功也是一項壯舉。但對我而言，尚不能算是百分之百的達成這項挑戰，畢竟，吸氧者完成的，只是「被簡單化」的冬季K2，含金量畢竟沒那麼足夠。

當然，以後設的視角而言，普爾加最終仍採取了無氧的方式，完成了K2冬季首攀，這讓來自四面八方的質疑聲浪一致住口。

元植：更精準地說，其實不是東西文化差異，而是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這道光譜的位置。

我們討論的是「攀登到底為了什麼？」當然這個動機絕對不會純粹只有一個目的，或是非1即0的歸類；它是一個光譜，而攀登者可能落在其間的任一位置。

1970年代前，大部分的巨峰遠征或多或少都具有國族色彩。攀登者本人當然熱愛攀登，但登頂插旗，最終是榮耀了國家。這也是為何早年的遠征，是以團體為單位的軍事作戰，由團隊協力送一個人登上頂峰，就算整個團隊的成功，原因即在於，攀登最終彰顯的，還是個人隸屬的集體的價值。

回到這次尼泊爾聯隊的K2冬季首登。從明瑪．G以及普爾加在事前的受訪與社群發文中，不只一次提過，這次攀登是為了「讓國家、攀登社群感到驕傲！」這樣的敘事很明顯近似70年代之前的西方遠征隊。最後，也是對於集體的認同讓三支尼泊爾隊伍聯合起來，在最後的時刻一同唱著國歌，完成了這歷史性的登頂。

對我而言，這明顯偏向光譜中集體主義那端。這不涉及價值判斷，集體主義作為攀登內在驅力的主體並無不好，這邊只是陳述在我觀察下，尼泊爾攀登者與當今西方攀登者之間的文化差異。更何況，除了差異，同樣作為攀登者，尼泊爾攀登者與西方攀登社群還共享了更多相同的價值體系，包括應該要在合理範圍內堅持攀登的純粹性，以及對於人道關懷的堅持等等。

阿果：給我想往前的動力，他們都辦到了，那麼我也可以期待，自己往前推進夢想。

元植：對我而言，這次攀登給我的感受比較是一種「親眼目睹歷史」的震撼感，能有機會見證一個時代終結的瞬間並不容易。我更會好奇的是，在冬攀時代結束，同時也意味著8千公尺山峰的各種「首登」正式完結後，人類與巨峰之間還能夠激發出什麼新的創造力與可能性嗎？這才是我期待的。

阿果：我想是一種牆外有什麼的好奇天性！往外探險是天性，也證明不管生死、是一種想活下去的勇氣。冒險和探險最深層的，不是想做給誰看、也不是覺得自己很厲害偉大，更不是為了紀錄去追逐。但那些紀錄是時代發展早晚問題，它確實已經被刻印在那邊，是讓人想靠近的距離，也變成許多人追逐的方向，或許有一天我們心態方向對了，自然而然也就會站在那裡了。

人們常常為了超越紀錄、系統級數，設立各種對自己、對別人的評價標準，卻逐漸失去控制的批判，忽略走進大自然裡，每個人都需要摸索、期待未知領域來震撼，那勇敢的內在自己；就像在追逐這些紀錄或級數時，總是要親手摸過、努力過、失敗過，才是真實的故事。每個人都會有內在不同的聲音感受，我們會認真尊重自己的探險嗎？那就是為什麼紀錄已被旁人締造了，但我們還是會去完成百岳，不斷不斷會想在一座相同的山林裡遊走，找尋深刻事物的過程。

元植：對我而言，吸引我一再攀登的內在動因有二：一是每次攀登都能帶給我新的生命經驗。可以說，我是透過山與攀登，去認識這個世界。而就像阿果說的，藉由攀登，我能夠一次一次的站在牆垣的邊界，探頭出去看看牆外還有些什麼。

其二，則是對內在自我的觀照。藉由攀登，我成為更好、更完整、我更喜歡的自己。每當完成一個目標，就像人生又拚上一塊拼圖；每當面對失敗，則能引領我發掘自身的不足，從而有繼續往前的方向與座標。

阿果：我還是會再去，畢竟完成14座8千公尺山峰是我目前能做的夢想之一。

2019年我經歷了攀登K2要折返的抉擇時刻，之後思考了一年多，我知道安逸生活的美妙，我知道島內有很多事情可以發展，我知道該擔心的事情還是會擔心，我知道會準備的態度還是該準備，但仍想探索牆外是什麼呢？

人們往往都會設立一道自我的牆，會因為背景、環境、文化、互動、為了活下來，不斷地努力學習以及突破，來找到夢想、找尋存在意義，問著「我是誰？那線邊還有什麼？」遠山的呼喚，就像我喜愛的籃球一樣，看著就會拿起球來，走進球場，拍打著，找尋一個喜愛的弧線，為自己喝采。享受那夜裡香甜的微笑，也享受著窺探後的暖陽，讓好奇引領創造力。

元植：我在2019年的K2發現自己的界線：我的能力還無法無氧登頂K2，這意味著我還無法以我心目中的理想形式去攀登這座大山。在評估自己具備相應的能力之前，我不會重返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