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氣，O2，除了厭氧細菌之外，幾乎所有生物要生存，都得與這種元素進行某些交互作用。氧氣在地球海平面的空氣之中，約占20.947%，我們平常意識不到它存在的重要性。常有人拿自由與氧氣類比：當失去時，才曉得這種存在有多重要。

登山，尤其是高海拔登山，某程度上就是與這種「失去」做抗爭的運動。

氣壓隨著海拔提高而下降，氧分子的大小則隨之膨脹；於是單位體積的空氣中，氧含量就隨著海拔上升而降低。當海拔超過3,000公尺，空氣中的氧氣降至14.244%；5,000公尺僅11.102%；到了8,000公尺，則剩下7.541%。我們可以直觀的理解，在平地，人平常呼吸一口所得到的氧氣，在8,000公尺則要呼吸三口。

以前我無法理解這種抽象數字，實際反映在體感的效應。也許是體質不錯，除了國中時頭兩次爬高山，在雪山跟玉山曾有頭痛、嘔吐的急性高山症症狀。但往後身體逐漸習慣，就再也沒有異樣感。隨著之後經歷的海拔漸升，我感覺到的缺氧感大概就是線性的提高，每多一千公尺大概會感覺到：喔，空氣又稀薄了些！這樣的進程從第一次海外登山，德納利山（Denali）的6,194公尺，到之後阿空加瓜山（Aconcagua）的6,961公尺。

不過很多事情都有個「檻」，或是所謂的「量變引發質變」。每個人的身體來到某個特定海拔，就會碰到那層難以跨越的門檻落差。對我而言，首次體會到這層門檻是2011年。那年我入選了歐都納的八千米攀登計畫，來到巴基斯坦的喀喇崑崙山脈，嘗試攀登世界第12高峰──布羅德峰（Broad Peak）。這一年有我太多第一次：第一次8,000公尺、第一次喀喇崑崙、第一次觸碰自身的極限。

2011年7月24日登布羅德峰，我們已在5,000公尺以上來回攀登了一個月，將物資向上運送至各營地，讓身體逐漸適應高海拔稀薄的氧氣。那夜10點，我與隊友們自7,100公尺的第三營出發，邁向聳立在頭上視線外，高達8,051公尺的頂峰。

回想起來，那個夜晚就像一場夢魘。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在超過七千公尺的高度活動，在冷冽的空氣以及雪坡反射的微弱月光下，我們穿戴起全身裝備，緩慢地向上攀爬。

時間的流速好像被上帝調整過似的，主觀上才跨出沒幾步，時間就過去一大把。出發才感覺沒多久，回頭還能依稀望見我們的帳篷，月的軌跡卻已悄悄跨越大半個天空。這時如果有一個全知的第三者旁觀，一定會覺得這群人類是在演哪齣慢動作的默劇？

當然那時的意識感受不到這種自體與客觀時間感的落差。對我來說，攀登，尤其是強度接近自己極限的攀登，是一種把部分意識觸角內縮的運動狀態。攀登者得時刻關照自身的狀況：心跳是否太快？肌肉的乳酸是否堆積過多？末梢的血液循環是否不夠？甚至專心致志的做一件平常想都不用想的事情：呼吸。但同時，攀登者又得時刻感受外在，那些來自山與天空的訊息：雪的沉積、岩的紋理、雲霧的流動。才能在第一時間抓住山釋放的信號。

這些都需要頭腦保持在清醒且專注的狀態。可隨著海拔越來越高，我開始無法保持那種清明跟專注。

意識開始間斷地飄掉，有時候一回神，我甚至忘記將身上的自我確保繩，扣到固定在坡面的繩索上。

接著，從偶爾恍神，慢慢演變到意識無法連貫。如果曾經喝醉，而且是那種爛醉如泥，大概就能想像那種狀態：意識好像沉入一潭黑漆混濁的泥沼。往往掙扎許久，就無法抵抗地放任大腦關機，接著在某些片刻，好像憋氣許久後把頭從海面探出來那樣突然醒來。第一瞬間會忘記自己在哪裡、在幹嘛，然後又會重新意識到，我正在喀喇崑崙山脈，海拔七千多公尺的地方，正朝著山頂走去。但走著走著走著，又墜入同樣的混沌中。

這樣的狀態大概維持到天明。期間我翻越了兩道冰壁，但我甚至不太記得爬上來的詳細過程。隨著地平線泛起橘紅的光暈，在某個坐在雪坡上休息的片刻，我突然清醒過來。我終於意識到一件事：如果我一直維持這種快彌留的狀態，那再持續攀登下去是非常危險的。在這個地表上最荒蕪又孤高的角落，只要安全繩索的操作有一個失誤，加上腳步的一點閃失，那就幾乎是個大羅金仙都難救的狀況。

我嘗試著對抗由意識深處蔓延出來的那股混沌，但失敗了幾次。最後一次回神時，我發現我跪趴在雪坡上，額頭頂著地面，喘息。

良久，呼吸終於再度平順下來，風箱般不斷拉扯的肺也暫時放鬆。

我起身，回頭。這裡海拔7,700公尺。

這就是人的身體在極度缺氧下的樣貌。

這也是攀登八千公尺高山之所以困難的其中一個因素。缺氧狀態下，身體的運動能力只有平時一半不到，就算原本不甚困難的地形，都格外吃力。

當缺氧與高海拔的低溫交互影響，就更是惡夢。缺氧時，身體機制會讓氧氣優先供應大腦以及位於核心的重要器官，於是大腦下令減少對末梢的血液供給。當血液不再流往我們的手腳趾末端，也就喪失了體溫的來源。於是末梢組織在八千公尺長年-20°C以下的的低溫中，更容易凍傷。

最危險的情況，則是高山症。高山症除了較為初期的急性高山症（acute mountain sickness，簡稱AMS）外，還有更惡化的高山腦水腫（high altitude cerebral edema，簡稱HACE）與高山肺水腫（high altitude pulmonary oedema，簡稱HAPE）。兩種都是自身器官血管內的液體，因為缺氧與低壓，而滲漏到血管外面，造成組織水腫，最後導致危及生命的病症。若沒有及時警覺處理，二者都是可能在一天之內喪命的高危險病症。

這些因素加起來，讓攀登八千公尺除了困難，更增添了些風險，這也是為何八千公尺以上被稱作「死亡區」（death zone）的原因。也因此，有人選擇使用人工氧氣瓶幫助攀登，以確保安全以及更高的攻頂機率。

當然，風險都是魅惑人心的。自19世紀以歐洲列強為中心的帝國主義，在南亞中亞大肆探索，將任何新發現的土地囊括在自己的版圖與榮耀底下，那些原本遺世獨立的巨峰逐漸走入世人眼簾。探險家與狂人們將自己的生命，前仆後繼的下注在那一座座覆滿白雪的尖峰。

早年，人們對高度造成的影響還所知甚微，對當時的先驅者來說，向垂直世界的極限摸索，其意義等同於對地球最後的處女地：南北兩極的進發。1920年代，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向世界最高峰：埃佛勒斯（Everest，即珠穆朗瑪峰），發起一系列有如近代軍事作戰的遠征。其中最富傳奇性的，當屬遠征隊的核心人物──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他對埃佛勒斯峰的迷戀，譜出了那個大開闢年代最狂野的一場夢，而那句著名的：「因為山在那裡。（Because it's there.）」早已是登山界最被濫用的名言之一。

1924年的第三次遠征，馬洛里已經相信，人類不可能不倚賴當時因戰爭而發明的尖端科技：高壓氧氣瓶，登頂埃佛勒斯峰。可悲劇就在他背著笨重的氧氣瓶攀向頂峰時發生了。就在他攀越埃佛勒斯峰北側著名的天險：第二台階後不久，一片雲霧籠罩了山峰高處，也將馬洛里吞沒。至今，在那片雲霧之中到底發生什麼？都是一場迷。馬洛里是否依仗氧氣的輔助登頂，也成為登山史最大的懸念之一。

30年後的下個世代，是個大放異彩的世代。彼時出身歐陸的頂級登山家，開始將他們在阿爾卑斯山脈的技藝，發揮在對八千巨峰的探索。1950年，由赫左格（Mourice Herzog）率領的遠征隊，在放棄了預定的道拉吉里峰（Dhaulagiri） 之後，輾轉來到隔壁的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納（Annapurna），且竟然在不使用氧氣輔助之下登頂，拉開了未來十多年，八千公尺首登之潮的第一頁。

在這個世代，最耀眼的明星當屬奧地利的赫曼．包爾（Hermann Buhl）。他以無氧，且部分獨攀的風格，完成了兩座8,000公尺峰：布羅德（Broad Peak）與南迦帕巴（Nanga Parbat）的首登。關於他一個人在極高海拔，僅一腳掌寬的岩架上，站著熬過一晚的故事，可說是登山史上最膾炙人口的傳說之一。

儘管如此，人類無氧的極限卻好似停滯了。無氧攀登超過8,500公尺的世界前五高峰，一直是件艱困的事情。1978年之前，沒有任何人類做到，也沒任何人類相信，不依靠氧氣登頂世界最高峰是可能的。直到一位叫做梅斯納 （Reinhold Messner）的登山奇才橫空出世。他將純粹的阿爾卑斯風格，應用在攀登喜馬拉雅的巨大山峰。阿爾卑斯精神強調公平，所以梅斯納多採用兩人小隊，以輕裝、快速的方式攀爬，不倚賴大量固定繩索及氧氣瓶。這是一種純粹的，以自己的身體及心智，與大山對話的遊戲。

他在1978年與彼得．哈伯勒（Peter Habele）一起，不使用氧氣登頂了埃佛勒斯峰。這在登山界掀起了波濤般的質疑聲浪，因為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不可能做到的。他為了平息眾人的懷疑，在1980年又從中國爬了一次，而且只有他一個人。這次大家靜默不語。

他證明了人類有可能不依賴任何輔助器材，站上世界最高點。先知在預言時往往寂寞，但當預言成真後，就成了人們追隨的對象。從他以後，任何將登山視作嚴肅追求的登山家，莫不以無氧攀登作為對自我的要求。梅斯納以一己之力，展開了無氧攀登的時代。

2014年，在兩年特意針對心肺能力做訓練後，我再度重返布羅德峰。

這次，我平平順順的路過了7,700公尺，3年前撤退的地點。當我站在山頂時，我是興奮的，因為我知道，通過適當的訓練，我真的能無氧攀登8,000公尺的山峰。

但那年卻有另外的插曲；在我們登頂成功，正準備下撤時，另一名隊友還在距峰頂300公尺一帶，且體力透支無法自行下山。這種症狀被稱為高海拔急性衰竭。

好在團隊合作與及時救援下，隊友被成功送回基地營，撿回一條命。但這也引出一個疑問：採取無氧攀登，其風險是否值得？

我的夥伴──阿果──台灣唯一堅持採用無氧攀登的男人，有不同的思維方向。

我理解的阿果或許是這樣思考使用氧氣這件事：它意味著這個海拔超過了攀登者的適應能力，於是只能依賴氧氣的供應才能在這個高度活動。在一切都依照計畫進行時，這沒有問題。但如果，氧氣設備意外故障、失效；又或者，行程發生延遲，原本預備的氧氣瓶用完了？這時攀登者就會突然面臨斷氧的處境，而這是非常致命的。

今（2019）年5月，埃佛勒斯峰湧入了有史以來最多的人潮，其中9成9依賴著雪巴人幫他們背著氧氣，緩慢如牛步的登頂。這也讓山上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大塞車，那張著名的在山頂前排隊人龍的照片，正是實際寫照。在這過程中，有十幾人就因為人龍前進緩慢，延遲了下山時間，在氧氣耗盡後死亡。

相反，如果從頭到尾不使用氧氣幫助攀登，那當你慢慢且成功地適應了高度之後，身體在這樣的高度就是安全的；就算行程延遲而被迫在死亡區過夜，也比較容易撐下去。

另一方面，這也十分考驗登山者對自身能力及狀況的掌握，以及最重要的，對登頂桂冠與野心的控制。

無疑，登頂與否，是外界評斷一趟登山成功與否的最直觀判準。尤其在台灣，我們是個著重結果論的國家。體育賽事，如果不在國際大賽得到獎牌，不會有人在意運動選手平日如何刻苦？如何在缺乏資金與專業訓練、防護員的情況下鍛鍊自己？唯有當獎牌入手，鎂光燈才隨之跟上。

登山也面臨一樣的情況，在大眾目光中，登頂本身即是登山價值的最終體現。但甚少人能夠理解，登山者在與山互動的這系列過程中，擁有多麼豐富的光譜。我們採取什麼方法、怎樣的原則與風格，去建構屬於我們與山的獨特經驗。是否使用氧氣、是否仰賴挑夫、採取什麼路徑、滑雪、飛行傘、快速跑動⋯⋯但在登頂結果論下，這些內涵的特殊性，都被化約到了登頂與否的單一標準之下。

2017年，我與阿果攀登世界第八高峰：馬納斯魯（Manaslu）。那次，我們採用台灣較少見的攀登方式：無氧、且不雇用雪巴人。說是挑戰以及對自身能力的摸索，但追根究柢，只是沒錢。

我們計畫速戰速決，從6,700公尺的第三營，跳過7,400公尺的第四營，直接攻往8,163公尺的山頂。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是我與阿果對身體在高海拔表現長期摸索的最後一步測試。最終，我無緣登上頂峰，止步在7,400公尺。儘管這是一座商業山峰，營地一旁就是壘成一落落由氧氣筒疊成的金字塔；儘管我知道，只要使用氧氣，登頂的桂冠就手到拿來。但直到撤退，我都堅持當時設定的原則：不使用氧氣。

雖然嘴巴上說堅持，但其實內心還是很在意的。彷彿一直有人在耳邊喃喃：「沒登頂，說什麼都不重要。」到底是外在的目光、還是自我的心魔，我到現在還想不太明白。

這懸念一直延續到今年。春暖花開之時，我們正在世界第五高峰──馬卡魯（Makalu）進行攀登。因為一些插曲，攻頂日前，我們被迫在7,600公尺多停留一天。

在這個高度停留十分累人。因為缺氧，身體無法進行代謝與修復，在一天的疲累後，好好睡了一晚，隔天卻只有更累。隨著時間流逝，身體毫不停歇的朝衰竭死亡前進。

當我們終於出發，朝山頂邁進，卻發現身體狀況已不像前一天那麼理想，這樣下去很可能無法登頂。幾乎沒有猶豫，我掏出背包裡的氧氣面罩，接上了氧氣鋼瓶。原本，這是如果出了什麼緊急狀況，作為急救用的備用氧氣。

將旋鈕向右轉，讓流量刻度落在1分鐘1公升。幾乎立刻，原本在高海拔稍微昏沉的頭腦醒了過來，呼吸輕鬆了。10秒後，我感到原先麻木的手指末端，有股暖意流過；包在厚重雙重靴中，原先已無法獨立感受的每根腳趾，像活過來般可以個別活動。30秒後，無意間，我與阿果已拉開十幾公尺距離。原先氣喘吁吁好不容易才能踏出的一步兩步，如今輕鬆愜意。我將冰爪爪尖踢入硬冰區的冰面，腳步果斷而有力。1分鐘後，我回頭看著阿果，他的身影已快融入夜色中，只剩頭燈的亮點刺破黑暗向我照來，我想著：「原來，這就是氧氣。」

那天，我成功登頂馬卡魯，這是台灣人的足跡第一次來到這座山巔。開心歸開心，不過卻有種空虛感。感覺，有點像小學時，靠著作弊拿了第一名。

回來後，我開始疑惑。

若不使用氧氣，我有很大機率無法登頂馬卡魯。那今天的登頂，是否是我應得的成就？這樣爬山，公平嗎？就算山不在意，山從來都不會在意什麼，但對其他人，公平嗎？同等狀況下，阿果擁有遠優於我的體能，但我跟他之間的落差，卻被氧氣調節器旋鈕的一格刻度，輕易弭平了。

但另一方面，人們也有登臨山巔的嚮往。如果，無氧成為登山唯一的道德標準，那就意味著8,000公尺高山的絕美與壯闊，將成為菁英登山家的禁臠。

對這些疑問，我尚未有確定的答案。但在這樣繞了一圈之後，我暗暗下了個決定：就我個人而言，氧氣將不會出現在我往後攀登生涯的任何場景。也許人就是這樣矛盾的動物，在登山這條道上，做出什麼選擇都有空間去後悔與懷疑；那，從這些懷疑中，我們能否找出並確立屬於自己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