喘著氣，我抬頭望向上方的瓶頸地帶。這是一個百餘公尺高的巨大冰塔，也是登臨世界第二高峰K2前最後的難關。滿月穿透清澈的夜空，灑在K2高處的山麓，再被白雪與冰晶反射為柔和的光暈。就算不開頭燈，周遭山稜的輪廓也依稀彷彿。

此地高度8,200公尺，這是個為數不多的人類到過的海拔。我與夥伴阿果（呂忠翰）正緩慢一步步的向K2山巔前進。只要攀越「瓶頸」（Bottleneck），再往上400公尺，也許再過4到6小時，我們就能成為台灣第一個登上K2峰的登山者了。

抬頭，看得見稀稀落落幾個亮點，正在瓶頸冰崖的雪坡上。那是負責架設繩索的雪巴人組成的先遣小隊。他們的頭燈在閃爍的星夜中似乎稀釋了，不比頭頂正閃耀的北極星亮多少。此時他們正費力地在及胸的積雪中，用身體壓出一條路來，並把確保生命的繩索固定在坡面上。我低頭，繼續著呼吸、邁步、呼吸的循環。

不久，跟上了走在前方的阿果，以及我們的雪巴「小達瓦」，他們正駐足仰首，似乎瓶頸那正發生著什麼事。

「They are going down.（他們正在撤退）」走在我後頭的明瑪說。

我再度抬頭，隨著他們的視線，看到那幾個亮點，正由瓶頸冰塔左側的雪坡，緩緩向下移動。此時無線電也傳出沙沙模糊的語音，大意是說上面的雪況不穩定，有引發雪崩的風險，因此先遣隊決定撤退。

如果對K2有一定了解的人，就會知道瓶頸發生雪崩意味著什麼：必死無疑！

回頭之際，只見腳下的山坡上，由攻頂者們頭燈構成的光海，緩緩如退潮般湧回黑夜的闇處。就像我們累積數年的訓練、半年的規劃，為時一個月的攀登。

6月中，我們甫結束尼泊爾另一座8,000公尺山峰的攀登，帶著調適到最好的身體狀態，以及許多人的期待，飛去了巴基斯坦。經過一個月的攀登，最終我們止步於8,200公尺。

很多人說，撤退比決定繼續前進，更難、更需要勇氣。我覺得這存在某種誤解。對我來說，選擇撤退就只是感覺生命受到威脅，簡單說就是「怕死」。是的，我跟我的夥伴都非常怕死，絕對沒有一般人認為的那種，登山者一往無前笑談生死的豪氣。

比起其他運動，登山運動最特別之處，就是它與生死息息相關。籃球打輸了、跑步跑慢了、撞球沒有進洞，都不會死；但在山上犯錯，死亡就是可能出現的選項。不過熱愛登山的人並不如大家想的，追求遊走在生死邊緣的刺激，簡稱玩命。事實上，登山者往往更懂得生命的價值與珍貴。當生命暴露在狂暴的風雨、崢嶸的石崖、莽莽的野外，直面著死亡的可能時，也是人最能感受對生之熱情與渴望的時刻。

因此對我而言，死亡在登山過程中，永遠只是「可能性」，而非可以接受的「選項」。畢竟，死人是無法感受生命的。所以，當死亡跳脫「可能」而成為即將發生的「未來式」時，撤退就是當下能做最合理的判斷。我們需要的，只是一顆清醒的頭腦，去發現潛伏在身邊死神，當祂準備撲來時，也就是撤退的時刻。

遠離死亡，我想不是什麼特別有勇氣的決定。

不過，在早年，很多人似乎不是這樣看待登山。

拾方方，台灣花蓮鳳林人。1994年5月由北側登頂聖母峰，但在下山途中因來襲的暴雪，就此失蹤，享年28歲。也成為台灣第一位在8,000公尺高山殉山的登山家。由他臨行之前的日記， 也許可以稍加揣測他當年的心境：

「對我自己，我是想在有生命之年，成就自己的心願。登山是我不能放棄的，我也深深瞭解自然力量的偉大，深具完美、創造與毀滅性。我更不能去掌握我是否能在這次的遠征活動中活著回來⋯⋯因為我追求的與別人不同，那就不可用相同的角度與看法衡量，譚嗣同說：『做大事的人不是大成就是大敗。』就算大敗，我也不後悔。」

我常說，台灣在冰雪技術登山領域，落後歐美大約半個世紀。技術面如此，心態更是。

20世紀初中葉，正是殖民及帝國主義的餘暉之時。尤其二戰結束後，歐洲列強懼於戰爭的殘酷，便將展現國力的雄圖大志，發揮在登山領域。1950年代8,000公尺巨峰的首登熱潮，背後都奏著復興民族的激昂樂句。到了1970年代，攀登者們開始把登山由榮耀國族的壯舉，逐漸內化至探索自身極限與自然未知的個人體驗。其中最具代表的當屬1980年，記者問起剛成功無氧獨攀珠穆朗瑪峰（亦稱「聖母峰」）北壁的梅斯納（Reinhold Messner），有沒有帶著義大利國旗？梅斯納表示：「我登山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國家。」

如今的台灣，我們這個世代的登山已逐漸脫離那些外在於個人的崇高因素。我們攀登時不太會想著「為了讓國旗飄揚在山頂！」對我們來說，攀登時對未知地域的探索、視野的開拓；對自身界線的理解、技藝的提升；又或是被自然的壯麗秀美感動的那些時刻，才是讓我們一次次走進山林的動機。

當登山卸下外在於個人動機的包袱後，撤退就成了全然個人的抉擇。但這並不使撤退成為更加輕鬆的決定。

猶記得我第一次在海外登山撤退，那是2010年，年輕的我一人攀登四川的四姑娘三峰。這是一座海拔5,300多公尺，適合入門者的技術山峰。

那天凌晨，我就著月色與薄霜，蹣跚越過凌亂的巨石堆，在日出時分來到4,900公尺的埡口。風凌厲地颳著，陽光隔著一層薄霧，從右側淡淡的瀰漫過來。我仰頭看著通往山頂的岩石稜脊。只是簡單的攀爬，沿途也有安全繩索。但不知為何，眼前這山脊看起來竟如此高聳又遙不可及，我就是不敢踏出向上攀爬的那一步，腦中一直出現各種我被強風吹下山崖的畫面。

回到營地，風已止，晨間的水氣也已沉降，天空一片湛藍。轉頭看去，三峰的山體矗立在那，靜靜的。我這才發現幾個小時前盤旋在腦中那些念頭，也許都是虛妄的幻覺。我開始好奇，如果那時沒有回頭，再往前進，會是怎樣一副光景？這個疑問持續到今天。

登山，或說任何探險活動，都牽涉到面對風險。一段登山行程，若在登山者的能力範圍內，風險輕鬆可控，於是我們繼續向前。但當情境超過了登山者的能力極限，風險就會呈指數增加，甚至失控。此時撤退就是明智的選擇。但這兩條線中間卻有一個灰色地帶，我稱之為人類意識的「保護機制」。

生物的求生本能，讓我們在危險「真正」發生前，就產生排斥心理。大家可以試著找一個懸崖，或一個大樓樓頂邊緣。當我們一步步靠近邊緣，在離真正的邊緣還有兩、三腳掌的距離時，我們就很難強迫自己向前了，掉下去的畫面會不斷在腦海中撥放。但其實這離真正掉下去還非常遙遠，因為如果場景換到人行道的邊邊，我們隨便就能毫不猶豫地讓腳尖貼齊邊緣。這兩件事在物理上是同一件事 （讓腳尖貼齊某個平面的邊緣），但因為「如果」發生的後果截然不同，心理運作的機制也就大相逕庭。

對我來說，如果將「探險」簡化成一個概念，那就是踏出那距離樓頂邊緣的兩、三步。也就是，拉近我們內心舒適圈與真正物理界線的距離，讓那個由自我受限構築的灰色地帶，愈短愈好。如此，人才能真正開始探索未知。若要詳細展開探險的概念，我想日後會是另一篇專文。

在這個脈絡之下看待撤退，就會出現另些況味。對我來說，四姑娘三峰的那次撤退，就是我被保護機制勸退的代表事件。這樣的撤退內心會扼腕，事後回想會很直觀的知道，那個點並不是我真正的極限？我被擊潰了，但那不是山的傑作，真正打敗我的是自己的內心。

但今年K2的撤退，又是另一個感受。回頭後我並不扼腕，因為我知道，某程度上我已經踏到了大樓的邊緣，再向前可能就是通往死亡的虛空。

回來後，很多人問：「離山頂這麼近而折返，不會遺憾嗎？」

先不論垂直落差400公尺並不能說「近」，就算離山頂40公尺，我想我也會做出相同的判斷。登山不是要讓自己陷入九死一生的境地，在真正的九死一生發生前，就要知道停下腳步。但另一方面，又不能讓內心的保護機制，將我們禁錮在安全感構築的保護膜中，如此我們永遠不會對未知開啟探索。這中間是一個平衡，探險就是嘗試掌握這個平衡的藝術。而撤退，就是那個當下，我們所拿捏的平衡點。